就這樣，關於罪以及罪感的討論，把我們帶到對卡夫卡問題的綜合性認識面前。我們看到，卡夫卡的罪感與他"移情英雄詩"的失敗相關。移情對象是我們良心的焦點，是我們整個善惡世界的焦點。它不是什麼輕易能擺脫的事物，因為它體現了我們整個的英雄主義系統。同樣，卡夫卡的罪感體現了他向父親及其世界移情的失敗。

事實上，他所經驗和感受的這種罪感，正是生活中各類慢性自我損害中根本的動力機制。正是在這一點上，又是生存論心理學，為我們指出了問題中最為複雜、晦澀、微妙而又意味深長的關鍵：……［患者］利用自己的罪過感死死抓住移情對象，努力保持自身的處境。他只能這樣做，因為他沒有能力對移情對象進行分析以擺脫和超越這一對象。比起自由和責任的可怕重擔，罪過感要容易承受一點——特別是當那有可能讓人重建生活的選擇來得太遲的時候。如果你不能懲罰他人，如果你由於他人代表了你所認同的不朽觀念因而甚至不敢加以批評指責，那麼，你就最好選擇罪過感和自我懲罰。如果你的神不可信賴，你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價值；因而你必須認定惡必在自己內部而非神的身上，這樣你才能活下去。罪過感使你失去了某種生活，然而避免了死之大惡。……［患者］之所以誇張他的罪過感，是因為它以最安全和最輕易的方式解決了他的困境。他也設法讓旁人對他作出反應，憐憫他，重視他和關照他……貝克爾：《反抗死亡》，第330頁。

卡夫卡和克爾愷郭爾之間的比較，並非我們想在這裏所涉及的問題。不過，談到這兩個人的異同，卻把我們的討論引向關於罪感的問題。眾所周知，在嚴重的不安和恐懼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終折磨著這兩個人的一生。

在生活中，沒有人能完全避免失敗的殘酷打擊。在那樣的時刻，人不可避免地會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罪"本身，而在當事人經驗和感受這"罪"的方式。他可能把"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內部的挫折。如果是後者，那麼，真正的不幸就產生了，因為，如果一個人把失敗之"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內部的挫折，那就意味著：在與這失敗之"罪"相應的某種方面和某種程度上，他中斷了自身內在生命可能的成長。正是對於這后一種情況而言，蘭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產生於未被運用的生命，產生於"我們內部未展開的生命"。事實上，在那些悲哀的日子里，在那為捍衛猶太人尊嚴而展開的"肉搏"中，卡夫卡，這個生來不幸而羸弱的孩子，這個"最瘦的人"，的確難免失敗的悲慘命運，繼而被沉重的失敗之"罪"所壓倒。然而，關鍵在於，他如何去經驗和感受這種失敗之"罪"。卡夫卡可以把這失敗之"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外部的挫折。要是那樣，他就有可能清楚地意識到，作為結果，那沉重的失敗之"罪"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他身上了，但那絕非他本身應得之罪，並非"邪惡、神秘"的"莫名"之罪，從而也不會"令我感到無端的恐懼"。要是那樣，他就會意識到，那是生活向他強加的不公正之罪，是"莫須有"的"名教"之"罪"，是"有名"而絕非"莫名"之九-九-藏-書罪。固然，這有名之罪暫時留在他那"被打得半死"的肉體上了，但它絕不可能"銘烙在心田"。也許，"罪犯"二字可能表現出刻骨銘心的強度，但絕不至於到"無法以任何補贖或悛悔的方式將它剔除"的程度，更不至於讓一個人在即將終其悲哀的一生時，仍被"莫名"之罪所壓倒，仍噩夢般地感到"至今我仍是個ravachol［罪犯］"。

跟在其他類似的場合一樣，有必要指出，我們並非是在就事論事，也不是要為教育者應負的責任辯解或開脫，更不是在指責卡夫卡自己的過錯。在這裏，跟在其他場合一樣，我們剛好是希望儘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卡夫卡不幸的根源。正如剛才提到弗洛伊德，我們並非真是要在小學二三年級的卡夫卡與大學時代的弗洛伊德之間作出對比。弗洛伊德那段回憶讓我們想到的，主要並非他面對殘酷打擊時健全、清醒而堅強的身心狀態，而是這樣一種身心狀態得以產生的幸運根源。很顯然，兩種根源都存在於童年之中。關於弗洛伊德，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已成為母親愛子的男子漢，終生飽含征服者的情感；這種信心會導致成功，往往成為致勝之本。用我們的話說，弗洛伊德自幼享有非常美好的母愛，享有健全的父母雙親之愛，足以保障他與父母實現正常的同化，成功構建兒童期神化工程，從而譜寫出動人的"移情英雄詩"。可憐的卡夫卡卻未能如此幸運。相反，他是不幸的犧牲品。正如我們從不同的側面所反覆了解到，他從小就被父親及其所代表的世界加以程度極深的剝奪和"閹割"，以一個"最瘦的人"的羸弱身心，過早地暴露在那個世界面前。那是一個哥倫布的、雄性的世界，其中盛行著"肉搏"的法則。在那個世界中，對於一個被嚴重"閹割"的孩子，失敗是註定的命運。而失敗之"罪"及其內化而成的罪感，則幾乎是他得以苟活的前提。

本來，如果父親世界對他的"閹割"不是那麼徹底和令人絕望，他還有可能挽救自己，還有可能通過"肉搏"中的鬥智斗勇，去運用、展開和壯大自己內在的生命力，對世界的"閹割"實施漂亮的反擊戰。遺憾的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父親世界和他自身能量的對比太過懸殊了，對於他來說，打擊來得既重又早。事實上，並非是通過那場"肉搏"，而是早在父親及其世界面前，卡夫卡的罪感就已經被內化了。

仔細研究《致父親的信》，可以發現，在控訴父親讓他恐懼和不安的同時，卡夫卡也不斷談及他對父親的罪感，談及在父親面前"孩子獨有的那種內疚"。他反覆談及這樣一種感受：父親在專制、粗暴和野蠻的同時，總喜歡特別表明、暗示或強調：他一生艱苦奮鬥所創造的環境和條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時候，他還原諒或饒恕了卡夫卡，所以後者應該懂得感激。卡夫卡專門指出，在這一點上母親也總是與父親配合得天衣無縫。父母的做法總的說來是要讓他感到罪有應得。

相反，既然是不公正的有名之罪，那就當然可以進行徹底的洗刷，那就是：戰鬥，那就是：永遠不退出戰鬥而不是相反。也許，與生俱來的命運首先就扼住了我們的咽喉，讓我們在生理上那麼羸弱，在心理上那麼難以"挺住"，讓我們"垮掉"，讓我們"出ｒｅad.９9ｃｓw.coｍ師未捷身先死"，……但是，只要我們不向命運低下自己平凡而高貴的頭顱，我們就永遠不會沒有機會去滌盪那失敗之"罪"的恥辱，洗刷那銘烙在我們皮肉和心靈上的紅字，從而反過來扼住命運的咽喉。肉體能量的弱小是事實，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心靈和智慧的創造性運用，去彌補我們肉體能量的缺憾。我們可以"用理論的死亡代替肉體的死亡"。或許，在相當的時間範圍內，我們的身心能量暫時無法成長到能滿足戰鬥需要的程度，但我們可以卧薪嘗膽，發憤圖強，潛心尋找一條強身健體之路。或者，我們可以展開迂迴的自救運動，通過某種自強不息的努力，讓生活償還對我們不公正的剝奪。或者……要做到這些並不十分困難，只要我們堅信自己無罪，只要我們永不抱怨，只要我們永遠不說"不行"或"遲了"；只要我們堅信自己生來不是要給生活打敗：我們甚至可以在肉體上被消滅，但在精神上卻永遠不可戰勝；只要我們鍥而不捨，把努力留給自己，把結果留給上帝；……一句話，只要我們承受住"懸而未決"，只要我們始終挺住、絕不放棄。

無論卡夫卡所感受到的東西是事實還是臆測，最終結果，伴隨著在父親面前的不安和恐懼，他內心深處積累起深深的羞愧、內疚和罪感。整個《致父親的信》中，"內疚"、"罪"、自覺"齷齪"和"污穢"、"羞愧"等表明罪感的陳述和用語出現之頻繁，超過任何其他陳述和用語，甚至超過他用以指責父親專制、粗暴和野蠻的陳述和用語，整封信也就在討論"有罪"或"無罪"以及"誰之罪"的高潮中結束。

與此相反，無神的罪感將使卡夫卡不堪痛苦。在生活的諸多煩惱面前，他無法隱忍，相反將充滿抱怨。的確，過分殘酷的生活壓制卡夫卡的成長，"無神"的罪感則格外地銷蝕他的生命和能量。這種生命、能量和成長的被剝奪、被封閉，使他永遠像一個孩子。這個孩子面對著自己本應擁有的生活和成長，將格外地渴望。的確，卡夫卡的罪感與他在父親世界面前的不安和恐懼相對應，也與對父親世界的潛在渴望相對應。在他身上，渴望、罪感、不安和恐懼交相混雜、彼此依存，最終形成"恐懼－渴望－罪感－恐懼－渴望－罪感……"的循環。這種循環正是卡夫卡遲疑不決、揣揣不安、左右搖擺、三心二意、反悔無常、自我分裂等性格表現的最終原因，是他人格結構中"肉體性"的實質。這種循環將使得他什麼也不是，而只能永遠"是一個孩子"，同時又始終"在成年人中流浪"。他將格外渴望著一份本真、美好、純潔的生活，同時又始終感覺自己是在齷齪、污穢、骯髒中"打滾"，感覺到生活的"異化"。這種敏感又會反過來強化罪感，並加深"恐懼－渴望－罪感－恐懼－渴望－罪感……"的循環。當然，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洛維家族"氣質中的正義感和神經過敏，在這一過程中也起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這雙重的刺|激竟讓他患了一場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說法，廚娘"心腸很好"，並非有意傷害他，後來特地申明是出於玩笑，並向他道了歉，但是，卡夫卡內心卻留下了永久性的創傷。生理上的病雖然好了，九_九_藏_書"罪犯"一詞卻像荊棘一樣扎在他的心理感覺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斷了頭的針在我體內循環"。卡夫卡退出了戰鬥："從此我再也沒有參加孩子們的街戰了。"卡夫卡總結說，從此他產生了深深的罪感，這種罪感不僅刻骨銘心，而且無法懺悔或贖取，因為它是生活強加于他的東西，是"莫名"之物。正是由於這種無法贖取或懺悔的"莫名"之物，他終生成了罪人：沒有比莫名的罪惡感更容易銘烙在心田的了——因為這種罪惡感沒有真正的根據——無法以任何補贖或悛悔的方式將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個ravachol［罪犯］，即使我早就把過去與廚娘的事遺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個字的真正意思。《卡夫卡寓言與格言》，第104－105頁。

與他的恐懼一樣，他的罪感也是一種悲哀而被動的防禦機制。面對強悍的父親世界，他無法安全演出自己的"移情英雄詩"，也無法成功地掩飾"移情英雄詩"的失敗。父親世界不由分說，沒有他的餘地。然而另一方面，"失去權威的力量和認可就等於失去自己的生命"。他只好讓自己還原到一種與嬰兒的孤弱相應的狀態，那就是罪感以及相應的抑鬱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他放棄了自己的勇氣以及相應的防禦機制，然而，"人的防禦機制的喪失，剛好就是一種防禦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宗教薰染和上帝之愛的缺失，必定產生著一種複雜、微妙然而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及其機制，我們尚不十分明了，也沒有條件在此處詳加討論。但是，不難理解，沒有宗教的寄託和上帝之愛的慰藉，人會格外感到無路可逃，人會格外有著"死無葬身之地"之感。至少，生命的斫損和罪感的折磨會格外顯得無可迴旋，人會格外顯得像一個孤弱無助、茫然四顧的孩子。與此對稱的狀態是虛無感。

弗洛伊德剛進大學校園時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他發現，即便大學中那些高雅的知識分子，也對猶太人懷有可怕的偏見。那些人滿以為他會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感到自卑，從而自覺地與大家"劃清界線"。對於這種公開的侮辱，弗洛伊德感到吃驚，但是"並沒有感到太多的遺憾"。相反他認為："對於一個積極進取者來說，再怎麼排擠，他還是能在社會的某個角落，尋得一塊立身之地。……在大學里的這些最初感受對我的影響，後來證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年紀輕輕便已處於反對派的地位，嘗到了被緊密團結的大多數壓制的命運。這為我以後的獨立判斷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傳》，顧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頁。然而，我們的卡夫卡沒有把那痛苦的失敗之"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外部的挫折，而是相反。無論當時是否情願，他接受了"罪犯"的罪名，帶著這失敗之"罪"的象徵退出了戰鬥，並把它內化為幾乎持續終生的罪感。換句話說，他把失敗之"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內部的挫折，從而在相應的方面和程度上，中斷了自己內在生命可能的成長。

從這種意義上說，"肉搏"的背景不過是父親世界正常的展開和延續。他一直是在父親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頭下恐懼顫慄、苟延殘喘。甚至可以說，並非在晚年，而是從一開始，他就處於所謂"向死而生"的絕境——差別僅僅在於，他晚年的&qread.99csw.comuot;向死而生"是一種自覺的認識和義無反顧的選擇，而早年與生俱來的"向死而生"則是生活對他的選擇，是他不自覺的運數，是不可抗拒、無法斡旋的天命。在那孤弱無助的絕境中，罪感的產生不僅必然，而且自然。因為，在父親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頭下，罪感反倒提供了一小片哪怕是那麼可憐又悲哀的陰涼。可以認為，正像生存論心理學所指出的那樣，不是別人，而是卡夫卡自己，把失敗之"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自身內部的挫折，從而讓自身能量遭到外部世界封閉，生命力得不到正常的運用，內部的生命力無法向外部世界充分展開，進而產生無法擺脫的罪感。

在"莫名的罪惡感"這一短語中，正是"莫名"這一修飾詞特別地引人注目。其實，仔細分析還可以發現，卡夫卡所談論的罪感具有著雙重的"莫名"。首先，那是一種強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兒時的卡夫卡還並不知道那個詞的"真正意思"。在生存論心理學看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充分表明：從兒童時代開始，卡夫卡的生命的確受到某種嚴重的損害，其損害的形式表現為生命能量的被封閉。並非偶然的是，生存論心理學的天才人物奧托·蘭克剛好對這個問題發表過卓絕的表述。正是蘭克，代表精神分析對藝術創造心理學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在《意志療法以及真理與現實》一書中，蘭克強調指出：罪感是一種束縛。當人被自身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損害和阻礙，當他被世界封閉在自身能量之內，就會感到罪感的束縛。轉引自貝克爾：《反抗死亡》，第279頁，並參考原書The Denial of Death。

在他眼裡，人際生活和倫理生活中充滿了罪過，而且都歸結于那古老的原罪。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為原罪。值得指出的是，他對自己關於罪的認識顯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這樣說："有時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似乎，他確有資格說出這樣的話，因為在大約五年前，他已經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審判》，關於"有罪還是無罪"的主線貫穿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始終。《審判》一書對理解卡夫卡與罪感問題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將在後面適當的時候作出必要的進一步考察。然而，對於我們來說，他臨終前幾年的一段回憶恐怕更能說明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大約就在寫下《緻密倫娜情書》的同時，他向一位青年友人回憶起兒童時代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當年，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所謂的"小猶太軟蛋"，他也曾拚死參加孩子們之間的"肉搏"。但常常被"打得半死"。有一天，他鼻青臉腫、又臟又爛、哭哭啼啼回到家裡，卻被廚娘罵成是"罪犯"。

就這樣，莫名地把我划入一群連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人類當中。她使我成為邪惡、神秘的一部分，令我感到無端恐懼。我是一個ravachol［罪犯］，這個字給我的感受，就像從嘴裏唪念出的咒語一般，給人一種難以忍受的壓力。為了疏泄這重積鬱，有天晚上，趁著我父母親打牌時，我問他們ravachol是什麼東西。父親眼睛離都沒離開紙牌，說道："一個罪犯，殺人者。"頓時，我直直怔住了，……廚娘竟把我叫成了殺人犯，這使得我全身癱軟……卡夫卡：《卡夫卡寓言與格言》，張伯權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頁。

值得指出的是，這樣一些相關的生存狀態，正是生存論(即存在主義)哲學所關注的要點。就此而言，卡夫卡的ｈtｔｐs://ｒｅａｄ•９9ｃｓw•coｍ生存模式有著一種典型的意義。另外一個與此有關的重要問題是，在一種涵義較為模糊的意義上，與有著宗教薰染和上帝之愛的孩子相比，這樣的一個孩子將相對難以保持他的童貞。也許正因為如此，卡夫卡始終在抱怨生活的"齷齪"、"污穢"和"骯髒"。在這個問題上，卡夫卡與克爾愷郭爾這兩個"絕對單數形式的人格"又一次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比。這不僅意指所謂"堅定的童貞"和"永遠的、流浪童年"之間的對比。基督徒克爾愷郭爾內心充滿堅貞的宗教感，由於這種宗教感，在他眼裡，受苦意味著罪，而罪，那是得救的條件。正因為如此，克爾愷郭爾勇敢地面對生活的一切苦難，帶著自己特有的罪，殉道一般無條件地站在上帝面前。

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肉搏"中生理上的失敗，那只是外來的挫折；同樣，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他人強加的"莫名"之罪，那本質上也只是外來的挫折；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外來的挫折經驗和感受為內在的罪感。實際上，年幼而羸弱的卡夫卡是被生與死的殘酷分量壓倒了。他羸弱的生理無法承受"肉搏"所需要的"粗暴、專制和野蠻"，敏感而脆弱的心理也沒有"挺住"的能力。在那場"肉搏"中"垮掉"，併產生內在的罪感，只是個時間問題。就此而言，廚娘只是一個契機，甚至可以說，廚娘只不過剛好提供了他內心所需要的"莫名"之罪。與其說是廚娘導致了他內在的罪感，不如說是他內在的"罪感動機"與廚娘提供的罪名產生了"匹配"，得到了某種確定的表達。當然，在整個過程中，"洛維家族"氣質中的正義感和神經過敏，也不容忽視地產生著某種程度的影響和作用。用一種近乎殘酷的邏輯可以說，卡夫卡內在的罪感總會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總有人會向他提供"莫名"之罪，不是廚娘，就是別的什麼人。事實上，最初，"ravachol"一詞的意思卡夫卡並不知曉，但卻讓他感到自己遭到"咒語"，從而"成為邪惡、神秘的一部分"，並讓他"無端恐懼"。這一細節，剛好是對上述邏輯的有力證明。

單是這封信本身就會讓人感到，卡夫卡一生為罪感所壓倒，直到致命的打擊猝然降臨，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氣稟筆直書，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後的掙扎。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節我們已經大略談到卡夫卡寫作這封信時的處境，後面我們還將更全面地了解到這一點。

的確，與克爾愷郭爾一樣，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正如《致父親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從兒童時代植入他的身心，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像花朵或傷口一樣綻放開來，呈現在他自己睨顧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在《致父親的信》不久之後，在幾乎同樣重要的《緻密倫娜情書》中，在無窮無盡地討論"恐懼"的同時，卡夫卡也反覆談到"罪"、"污穢"、"骯髒"等問題，並對罪感問題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與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過層層堆積著，無窮無盡地排列著，遙至遠古的原罪。《卡夫卡緻密倫娜情書》，第213－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