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起義前數小時，召集了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北伐軍軍官會議，後來彪炳于史冊的幾位人物主持那次會議，他們宣布了起義計劃，並鄭重地說：願意參与的，留下來；不願參与的，可以坦率地表白，發放路費請速回鄉——當然，不允許做有害於起義的事。七舅舅出人意料地當場走上前去，冷靜地清晰地表白了他的意願。他不參与，他將於第二天返鄉當一個牙科醫師，他絕不會投靠國民黨或別的什麼政治派別，他將永遠從政治中退出。他不領所發放的路費，因為他自己有足夠的錢供他退出。說完，他便一步一步地退出了會場，人們給他閃開一條路，許多目光逼視著他，他卻雙眼不看任何人，勻速運動地走出了大門，消失在蒼茫夜幕中。

我：這……

我父親對七舅舅的鄙夷，不僅有一般政治道德標準的依據，更多的，是他以自身及另外一些親朋的遭遇與之作平行對比，而切膚般地感受到一種不平。

不知道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上海時七舅舅是怎樣的一種心情。當他的歷史污點曝光后，而社會又處於穩定而開放的狀態時，他們醫院中的一些人，乃至我們家族中的一些晚輩，都曾發過這樣的議論：倘若那一天七舅舅不是從會場上退出而是依然保持一種昂奮的狀態，那麼也許率領解放軍進城的將領中就有一位是他。但七舅舅似乎從未流露出過他對這一巨大歷史進程的心情。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埋頭為患者精心治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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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這地方說實在的除了吃館子進戲園子以外，也就只能是逛商店，風景真是沒什麼風景，於是七舅舅七舅母逢到休假期間，照例是走出上海去逛風景，他早在60年代初就自費乘飛機游過海南島，以那個時代的總體風氣及他胖大的身體而言，真不可不稱之為壯舉。據說他每去過一處就在他保留的旅遊地圖及旅遊指南書上在該處畫上一個圓圈，頗有某類高級幹部圈閱文件的架勢——永遠只是畫圈，而並無一字一句的批語。

我爺爺和七舅舅隨著勝利的北伐軍進入了武漢城。那時候我還遠未出生。後來我從教科書上和老師講述中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國共分裂，「四·一二」大屠殺，白色恐怖。我爺爺同一位「馬日事變」后從湖南逃出來的女赤衛隊長(幾乎比他小30歲)，一起前往上海同居並開闢新的局面，七舅舅則輾轉到達江西南昌。後來就有歷史上著名的南昌起義，並使我們在以後的每一年8月1日永誌不忘這一壯舉。那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七舅舅生命歷程上的一個轉折點。

但不管怎麼說，爺爺同七舅舅一起去廣州了。北京的一大家子人，並不能及時得到爺爺從廣州匯來的錢，後來更乾脆一個子兒也收不到，恐怕是爺爺根本就沒有再寄，我父親，當時也不過才20歲的樣子，便在對爺爺愛恨交加的感情衝擊中，咬著牙挑起了越來越沉重的家庭重擔。

「文革」使得七舅舅無古裝戲可看，並且也無法外出遊山逛水，連上飯館大吃大喝也受到抑制，但他依然有著他的樂趣——就是在家裡自己燒菜自己吃。「文革」畢竟革不到餐桌上來，反正七舅舅有錢，只要一早挽著菜籃子上菜市上耐心地一轉，他家餐桌上的雞鴨魚肉便川流不息，他燒的菜比七舅母燒的還要可口。我住在他那裡「串聯」的十多天里，就吃到他的拿手菜紅燜肘子、紅燒獅子頭、麻婆豆腐、白斬雞、樟茶鴨子，以及椒鹽田雞腿、怪味田螺、清燉乳鴿等以往我從未吃過的東西。因為他品嘗的經驗十分豐富，所以他燒菜的路數不拘一格，並且常常按自己的愛好加以發揮創造。我說肥豬肉簡直沒法兒吃，他不是像我母親那樣，以「三年困難時期」的情況來壓服我：「餓你幾天，你就要搶著吃了！」而是默默地埋頭操作，他把肥多瘦少的豬肉白煮之後，又放進冰箱(他恐怕是上海市民中最早使用冰箱的；那冰箱記得是醫用冰箱，七舅母說是醫院要進新冰箱，淘汰下來折價給他們買下的)擱放一陣，然後取出來，切成小小的薄片。然後用醬油、醋、精鹽、白糖、味精、麻醬、蔥花、蒜泥、辣油，少許白酒調成汁液，把那肉片一拌，端到我面前，讓我嘗，我一嘗真叫可口！瑤表妹一旁自豪地說：「這可是七舅舅的一絕！白煮、冷凍、切片和調料都要掌握好火候分寸才行！真是人見人愛，百食不厭！這樣的肥肉片，不吃飯的時候，當零食吃也行，再佐以一杯熱滾滾的綠茶，真是神仙一般了！」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口有餘香。從那以後我對肥豬肉不再一概排斥了。

女郎：當然。可惜你父親和母親也都過世了。我們修這段縣誌動手太晚了！不過你要是能提供一點從你父母那兒聽來的資料，對我們多少總有點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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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舅舅和七舅母那一回是利用休假時間來北京遊覽。他們來自上海。父親因為天天要去機關上班，不能陪他們，母親雖是家庭婦女不用上班，但一來體力不支難以天天陪同，另外也須在家裡安排飯菜，所以陪得也有限；我很想天天陪他們，但父母和七舅舅七舅母都要我好好上學、用功，所以也只能是在課堂上托腮與他們一起神遊。

但七舅舅終於還是受到了專門對他而來的衝擊，那是在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我在北京接到了瑤表妹的信，她在信里簡單地說：「原來七舅舅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他1927年在江西脫黨！現已被醫院『革委會』隔離審查。」所謂「隔離審查」，在北京當時俗稱「辦死班」——即被指定在一個不許回家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里交代問題，又借用託兒所的名詞，叫做「全托」，要由家裡人送去被褥臉盆牙刷牙膏糧票飯費之類的物品，非探視時間不許見面。我九_九_藏_書見信大吃一驚。我之吃驚倒還不在他的脫黨，而在難以想像他那麼一個人怎麼會一度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50年代初，我已隨父母定居北京。正上小學。一天放學回家，見家裡來了兩位生人。一位胖胖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朝我眯眯笑。我覺得他處處都是圓的。圓圓的腦袋(他不留長發，我每次見到他，他總像剛從理髮館里理完發出來，不是時下時興的那種有稜角的「板寸」，而是隨頭形而保持等長的短髮），圓圓的光下巴；圓圓的肚皮；圓圓的手；圓圓的鞋頭。他的五官似乎都是圓形的。母親一旁對我說：「快叫七舅舅！他跟你七舅母剛下火車哩。」我叫過七舅舅，便去親熱七舅母。七舅母的形象沒有什麼特色，但我記得母親多次談過，我落生時是七舅母接的生。七舅母是個助產護士。七舅舅是個牙醫。

我很早就發現父親不喜歡七舅舅。七舅舅被揪出來以後，父親對七舅舅的鄙夷溢於言表。我不願意轉述這些更多的倒不是因為怕傷害了母親一系的家族感情，而是因為怕人們誤解了我的父親，以為他是一個落井下石或者思維偏激的人。父親對我講到七舅舅的種種事情時，他的心情十分複雜，他潛意識深處激蕩著的因子不僅繁雜而且相互撞擊，而這又與他本人及他們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一些人的命運遭遇直接有關。我或許永遠不能深入到父親的思路和意緒中去，因而我如轉述很可能都是些無意的歪曲。我最好還是憑藉我自己的想像力來勾勒一切，把父親提供的材料糅進去，當然，也有母親及其他人提供的某些材料。

6

下面是我們的對話——

又據說上海解放不久，一位很著名的共產黨領袖人物被引到七舅舅面前治牙，那秘書正向那領袖人物介紹七舅舅是怎樣高明的一位牙醫，那領袖人物卻突然快活地大叫一聲，把秘書撇在一邊，呼喚著別人都不知道的七舅舅當年的名號，一把抓住七舅舅的手，同七舅舅敘起舊來——他向七舅舅提及了他們在北伐進軍中的幾樁往事，七舅舅含混地應答著，只管笑眯眯地請他的這位故舊坐下來看牙。這以後發生了一系列連七舅母也難以理解的事——要安排七舅舅當政協委員，七舅舅拒絕了；要給七舅舅掛醫院副院長的名(並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七舅舅拒絕了；後來又有統戰部的人來動員七舅舅到「民革」中當個什麼(因為當年在廣州同許多中共黨員一樣，也同時加入了國民黨，有國民黨員的身份)，七舅舅也拒絕了；派報社記者來採訪他，要表彰他的醫術醫德，他稱病擋駕了；請他出面會見招待來訪的外國醫務界人士，他推脫了；就是每逢「五一」、「十一」等節日送來請柬請他出席市裡的大型宴會、集會或觀看演出，他也都沒有去過。更為古怪的是，醫學方面的協會、聯誼會之類的組織他也不參加，醫學方面的雜誌向他約稿他也從不投稿，後來院里打算讓他的徒弟記錄他的臨床經驗整理成書，他也搖頭說：「寫下來有啥子用喲，我教給他們做就是了嘛，他們日後再教他們徒弟就是了嘛！」七舅舅終於不曾掛過任何職務，不曾有過任何頭銜，報紙書刊上也不曾出現他一次名字，他也沒有留下一篇論文更別談留下一本專業方面的著作。但七舅舅自那個歷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後來去世的半個多世紀中，生活平穩而安適。「文革」的衝擊對他而言是短暫而且也並不怎麼猛烈的。據說他被「解脫」而放回家中后，見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話是：「快去買個蹄來燉，我潮得很喲！」「潮得很」是我們家鄉話，意思就是久未見到葷腥的一種強烈嚮往。七舅母即刻提著籃子奔向菜市場，並且果然買了好大一隻蹄，燉得爛爛香香的讓七舅舅吃了個夠。七舅舅吃蹄的這個生活細節傳到我父親耳中以後，尤其令他憤懣，他對七舅舅有著一種超常的嫉恨，我想這大約是因為他認為命運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親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確實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當年父親留在北京，眼睜睜地看著七舅舅興高采烈地隨我爺爺去廣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認為犧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並不能從一而終，在革命的關鍵時刻當了逃兵，這倒也罷了，這位逃兵直到全國解放以後，依然堅持脫離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親呢，他挑著沉重的生活重擔(開始是維持爺爺扔下的一大家子，後來他同母親結婚後又養育了五個兒子一個女兒)，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終於同地下黨掛上了鉤，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幹革命，領受了黨給他的職務、頭銜、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卻要他為此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他既被判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更有一系列文章和言論被列為「毒草」慘遭批判，最後竟被「複員」到對他來說極為陌生的故鄉，這怎麼能讓他想得通呢？為什麼七舅舅「逍遙法外」，而他卻在劫難逃呢？我父親還向我提到了一串親朋的遭遇，他們當中大有與七舅舅同時參加革命並且一直堅持下來的優秀之士，卻挨斗的挨斗，受罰的受罰，甚至慘死的慘死……其實父親也用不著跟我講那麼多，我當然知道有一位叫賀龍的元帥是怎麼死的，當七舅舅啃那隻燉得爛爛的香香的蹄時，賀龍元帥連乾淨的飲用水也沒有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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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對，兩年裡一共三次了。您怎麼不回我們一封信呢？

七舅舅呢？他是快快活活地革命去了！一身輕鬆地弄潮去了！據父親告訴我，七舅舅年輕的時候不但不是個猥瑣的胖子，竟是個身材頗顯修長的健壯男子。他蓄著一頭濃密的長發，並且蓄著一腮一下巴的鬍鬚。父親曾擠在人群中聽過七舅舅演講。據他形容，這位與他同年九*九*藏*書齡的布爾什維克顯示出驚人的成熟與雄辯。他縱論天下事，橫掃當世雄，像一支火把在劈劈啪啪地盡情燃燒，不打手勢時，他兩手手背貼在後臀上，打手勢時，他的一隻手或雙手突然伸向斜前方，手掌立起來，五指用力地張開，「赤潮澎湃！」「惟我工農！」當這類詞語從他口中噴出時，聽眾中的一部分會狂熱的鼓起掌來，而一些剪著短髮、穿著月白肥袖短衫、深黑百褶短裙、長統厚襪子、帶絆布鞋的新女性，便會從仰望著他的眼睛里，閃出異樣的光芒，連我父親的戀人——我的母親，當時國立女子師範大學附中的學生，七舅舅的從堂姐妹——也是如此；父親回憶起這類情景時，心頭肯定是五味交織。

一切還得從我爺爺講起。我爺爺一度是故鄉最有名氣的人物。他到省城參加清末最後一屆科舉考試，考中舉人。這樣他就來到了北京，以圖進一步的功名。當時西方已敲開中國這座巨大廟堂的殿門，連朝廷也認可派舉子出洋深造是一種有益於加固中國殿堂的措施。於是將兩條路擺在眾舉子面前供他們抉擇：一條是像老規矩那樣在京等待委派官職，另一條則是出洋留學。我爺爺選了后一條路。他去了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的是人類學。結果他同許多留洋舉子一樣，不但沒有通過留洋成為朝廷的棟樑之材，反倒滋生了猛烈的掀翻古老殿堂的激進思想。他參加了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回到北京后，他又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過從甚密。他的精力主要用於各種家裡人不甚清楚的社會政治活動，他的公開身份則是在蒙藏院(清朝覆滅之後國民政府的一個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衙門)任僉事，這也是他掙錢養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不知道為什麼憑藉這樣的身份和經濟來源他能一度生活得那麼好——父親把那一時期稱為「朴園時期」，朴園是爺爺租住的一所位於北城凈土寺街的大宅院，宅院的格局次於王府貝子府貝勒府，但絕對高於一般闊人的四合院。據父親形容，住房部分有精緻的穿堂倒廳、穿山走廊、迴廊別院。其中央部位的房屋是歇山頂帶卷棚的高大軒昂的建築，有著花雕金邊靛藍底子凸起金字的廊柱對聯，並在氣派十足的正屋正門之上懸有一塊大匾，匾上書有「朴園」二字，這所大宅院的總稱謂即由此而來。宅院前部及一側有土山太湖石及無數高大的樹木和叢生的花草灌木，其間點綴著舊亭荒榭、石桌石凳、古井燈台，由於久未刻意收拾而任其生滅，因而充溢著神秘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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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可是你七舅舅1924年也到北京來了，追隨你爺爺。並且在1925年同你爺爺一起去了廣州，投入了大革命……

瑤表妹見到我興奮不已，不住地問北京方面的這個那個，打探小道消息，同時也不停地告訴我上海方面的這個那個，散布許多的傳聞。七舅母偶爾插|進來問一句說兩句，七舅舅卻既不問也不說這類時事，只簡單地問問我父母的身體，特別是牙齒的狀況。

七舅舅是我母親的從堂兄弟。七舅舅的胞妹中有一位我喚做八娘，八娘的老伴我本應稱為八姨父，因為覺得繞嘴，他姓曹，我便稱他為曹叔。按說「七舅舅」這麼三個音節的稱謂也夠繞嘴的，但不僅是我，我們家族中與我平輩的，也都不簡化為「七舅」，都一律叫他「七舅舅」，就是我父母以及八娘曹叔他們，提起來也是說「你七舅舅」如何如何，而不說成「你七舅」如何。多一個音節少一個音節值得這麼細交代么？值得。細細推敲，「曹叔」、「七舅」這類雙音節稱謂，似乎體現出一種陽剛之氣，而「七舅舅」，就化為柔曼的韻味了。的確，回憶起來，我的這位七舅舅，無論形象、性格、做派，都絕少陽剛之氣而只使人聯想到天鵝絨一類的東西。

父親向我披露七舅舅的這段政治隱私，已是在「文革」的後期。當時父親已從一所軍事院校被強行「複員」回到遙遠而偏僻的故鄉。其實父親早在幼年時期就隨我爺爺奶奶遷到了北京，後來幾十年間從未回過老家，並且他調到軍事院校任教已是60年代初，是從北京國務院一個大部調去的。他之被強行「退休」回鄉自然是受極左路線的迫害，「四人幫」被粉碎后他才得以平反，這是后話。父親遭難時，七舅舅卻依然安安穩穩地住在上海。前面講過七舅舅在「清理階級隊伍」時也受到過衝擊，被「揪出來」送進了「死班」「全托」，但那時間很短，很快就為他落實了政策——認為他的歷史問題早已查清，他也早已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只算是脫黨而不能算作叛徒。確實也是，他畢竟是在主持起義的共產黨領袖宣布了可以退出以後，當眾明明白白退出的。他退出以後確實回到故鄉、後來又到上海當了一個只給人看牙絕不參与政治的牙科醫師。據說國民黨在「剿共」時期也曾派特務嚴密監視過他並騷擾過他，但他確實沒有再同共產黨保持任何聯繫並且也確實沒有向國民黨提供任何關於共產黨的機密；又據說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及抗日戰爭后表示要實行政治協商期間，派大革命時期與他交往過的要員上他家去動員過他，讓他出來在某種花瓶性的政治組織中充任某種插花角色，而都被他婉拒，他見到這類造訪者都只熱衷於為他們全面檢查牙齒，並提供口腔牙齒保健的切實可行的建議，所以最後人家也便聽任他當他的牙醫。

七舅舅原只不過是眾多跑到朴園來趕飯的故鄉青年之一。他究竟是來朴園時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抑或是來朴園后、甚至是經我爺爺認識了陳獨秀、李大釗或別的未在青史上留名的哪位早期共產黨人後在北京加入的，還是他在幾次往來於故鄉——北京——上海之間的過程中九九藏書在故鄉或上海或別的什麼地方加入的。這我就不清楚了，相信七舅舅在自己的檔案材料上是寫得一清二楚的。這一點來自故鄉的縣黨史修撰者也毋庸我來考據證實——但有一點父親告訴過我：我爺爺很喜歡七舅舅，甚而從喜愛發展到寵愛。

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得到的信息都說明七舅舅是個絕對不問政治的人。過往北京的親友們，特別是我這一輩的，常常傳說一些關於七舅舅的笑話，比如他家中雖然既訂有《解放日報》又訂有《文匯報》還加上《新民晚報》，但這絕不是因為他對時事有一種超乎常人的興趣(很長時期里這些報紙的時事報道是大同小異乃至於完全相同的，最關心時事的人也訂一份足矣)，而是因為這些報紙的廣告欄中戲曲演出的廣告常可互為補充，如有一兩份報紙因故未登完全，則另一份報紙上必可鉤沉，便於他遍看諸戲。上海最常演出的戲曲是越劇和滬劇，儘管七舅舅始終不會說江浙話並且不能完全聽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對越劇和滬劇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飴。

我：我想他並不知道，他從沒提到過這一點。1923年的時候我父親已經到北方求學，並不在故鄉了。

女郎：你母親，你父親，會知道他許多情況，難道你從來沒聽他們說起過？

有一則軼聞大約過分誇張，屬演義性質，但聽完細想，倒也恰能傳神。據說60年代初，大約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中蘇兩黨的分歧已通過報上刊登的「公開信」暴露於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飯桌上聽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幾乎每餐總要留親友乃至偶然造訪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飯——大聲議論時事，不禁難得地開口問道：「怎麼？蘇聯把專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覷，老天爺！他怎麼才知道！都撤了一兩年了！大家爭先恐後、你一嘴我一嘴地向他灌輸了一番，他表情如故，輕鬆而閑適地吃飯，也不知道他聽進了多少大家講的政治時事。

七舅舅他們醫院，自然也有如火如荼的運動，也確有人按運動的邏輯自然把他列入「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範疇之內，但他沒有絲毫的民憤，因而引不出一張大字報來。當昂首的「造反派」把醫院里的高薪大夫們集合到一起，並「勒令」他們每天一早必須到醫院清掃廁所時，他們望到自動入列的七舅舅，卻都禁不住一愣——原來七舅舅多少年來就是一個最愛主動幫助勤雜工打掃廁所的人，曾廣泛地被視為有潔癖和怪癖的怪人——他不能容忍醫院任何一處的廁所——包括那些他自己並不會去使用的廁所——有一點髒亂差的景象和飄出異味，而且他並不是用提意見或提建議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而是身體力行地去打掃消毒和保潔，這感動了醫院所有的勤雜工，他的徒弟以及一部分大夫和護士乃至於科室人員，最後並帶動了院長和黨委書記，使他們那所醫院成為廁所最清潔的醫院，一個地方的廁所既然清潔了，其餘的場所的清潔程度便不言而喻了。這情況也使得他們醫院對「牛鬼蛇神」的這種懲罰變得遠不像其他單位那樣顯得屈辱和難堪。「造反派」出於某種可以理解的心理，反過來好言勸喻七舅舅這時候不要再參与清掃廁所的勞動。於是七舅舅自動提出來去院落里幫助勤雜工收拾花木。當然，除了這種「改造」性質的勞動，大夫們也照常給病人們看牙，七舅舅亦然。兩派「造反派」武鬥，雙方都有人打爛了嘴巴，他們都願意讓七舅舅及其徒弟們來處理，七舅舅及其徒弟們對雙方一視同仁，耐心、細心、精心地給他們治療，該拔的拔，該補的補，該鑲的鑲。

4

我：收到了。大概有三次吧。

我：「文革」當中，1969年，七舅舅被當作「叛徒」揪出來的消息傳到我們耳中以後，我才聽父母，主要是我父親，講到七舅舅的一些往事……可是，那恐怕並不具有什麼史料價值，因為你該知道，我父親從來沒跟七舅舅共過事，他講的那些七舅舅的事，只有小部分是從旁觀察得來的印象，而大部分也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輾轉相傳的東西，恐怕變形得厲害，難以當作歷史的……

2

北伐軍節節向北推進。據說我爺爺和七舅舅都擔任隨軍的軍醫。爺爺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主修人類學時便上過醫學課，後來又專門去修過外科，七舅舅從十幾歲起就跟著一位教會醫院的洋醫師學牙科，因而他們擔任隨軍醫師自然相宜。據說終日處於激昂亢奮狀態中的七舅舅面對著送入野戰醫院的鮮血淋漓的傷員，常常一邊心疼地搶救，一邊大聲地用家鄉話中最刻薄兇狠的髒話罵軍閥及其走狗，還常常不顧我爺爺及其他軍醫的勸阻，跳著腳要去參与前線的衝鋒陷陣，並且在汀泗橋一戰中，果然擅離野戰醫院的職守，跑去強行參加了敢死隊。據說他高舉著一面北伐軍的戰旗(我想像不出那是一面什麼圖案的旗幟)，在烽煙中冒著槍林彈雨，沖在最前列，並終於把那面旗幟插在了所攻下的屋宇上，他的英勇、熱情、浪漫、豪放，一時傳為佳話。

我：這我當然聽父親講到過。但是你也該知道，大革命失敗后沒幾年，我爺爺就去世了，我在那以後十多年才出生，根本沒見過我爺爺，所以關於七舅舅追隨我爺爺參加大革命的事，光憑聽我父親那麼一說，能有清晰的概念么？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時間，據說大多用在兩件事上，一是吃館子，一是進戲園子。他終於吃成了一個圓滾滾的大胖子，但始終沒有看戲看成一個行家。他吃東西絕不忌口，各種風味各種菜肴他都樂於品嘗，並且還親自在家裡同七舅母一起自製水豆豉和豆豉，這是兩種我們家鄉的家常佐餐食品。製作過程中都要刻意讓黃豆瓣長上黴菌，按說九九藏書他們兩位大夫應該最忌諱這種食品，但他們幾乎是無一日不食這類東西，還有糟蛋、腌肉、熏魚等等。說來也怪，他們吃了一輩子時下保健書中諄諄告誡不宜食用的這類含有「致癌物質」的食物，卻都沒有患上癌症。

我很不願意對那故鄉來的女郎講述從我父親那裡聽來的一切。

瑤表妹總結性地對我說：「七舅舅沒人衝擊他，固然是因為人緣好，無民憤。可最重要的還是他並非當權派，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個政治白丁，他不是共產黨員！」

9

7

別看七舅舅那麼富態，似乎行動不那麼利索，他的遊興可真濃得出奇。天天早出晚歸倒也罷了，他的一大特點，是要按照旅遊地圖和指南上所標示介紹的一一游遍。沒幾天以後我就發現七舅母寧願留在家同母親折豆角、擀米粉、聊閑天，也不願再隨他出遊了。七舅舅的旅遊地圖和指南不止一種，有解放后也有解放前的，至於當時新出版的，有多少種他就買多少種。一天吃早點時他問我父親：「利瑪竇墓怎麼個去法哇？」我父親稱得上是個「北京通」了，在這個問題面前卻也張口結舌。但傍晚時七舅舅興沖沖地回來了，滿面紅光地向大家宣布，他終於在阜成門外的一個什麼旮旯里找到了利瑪竇墓。我母親問他風景究竟如何？他說有一塊碑，他見到了。

到了上海，自然要去看望七舅舅和七舅母。按地址前往時，心中不禁惶然。我平時並不同他們通信，依北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標準而言，七舅舅很可能被指認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而受到衝擊，真不知我能否順利地看到他。他和七舅母住在離市中心並不太遠的近郊新居民區中。我竟很順利地找到了他們的住處，並很順利地見到了他們二位。

七舅舅和七舅母大約屬於上海市民中最早住進單元樓房的幸運兒。他們的住房寬敞而整潔。七舅母見到我是「驚呼熱中腸」，七舅舅呢，卻淡淡的，彷彿我們不是十多年未見，而是昨天才剛剛見過。我見他們的傢具擺設十分質樸，問他們是不是因為「破四舊」時把那些礙眼的東西破掉了。正巧六娘的女兒瑤表妹住在他們那裡，遂告訴我，他們這裏原來也並無什麼稱得上「四舊」的東西。我在那裡住了幾天，漸漸知道多年來七舅舅七舅母就是那麼過的。他們過得很舒服很實惠，應有的盡有，但避免一切多餘的「符號」。比如他們的床雖是寬大的席夢思床，但床欄絕無新奇的樣式與裝飾，鋪的床單、枕巾、枕套以及罩單，質地優良但一律素色或僅有條紋或格子，沒有一點花朵或其他的圖案；沙發坐上去很舒服，但式樣單調而古板；牆上不掛任何照片、圖畫或裝飾品，沒有花瓶及其他任何純裝飾性的擺設；暖水瓶有好幾個，但也都是素色外殼的；走進衛生間，所有的毛巾也都是沒有圖案的；書架上除了醫學書和字典之類的工具書沒有任何一種文藝作品；七舅舅的那些旅遊圖和旅遊指南其實算不得什麼「四舊」，但「文革」一起來都當廢紙賣掉了。瑤表妹端起一口大瓷茶壺給我看，笑著說：「惟一有點『四舊』的就是這隻壺，是六娘給七舅舅他們買的，上頭原來有牛郎織女渡鵲橋的圖畫，可是我拿張白紙往這上面一糊，就連這點『四舊』也沒有了。『紅衛兵』也來查過，連他們都說：『呀，沒想到這家人真連一點『四舊』都沒有！』……」再後來我進一步了解到，七舅舅連舊照片也一張未保存過，打開他的衣櫥，也找不到西服、領帶，他都是中山裝——當然質地都很好，但樣式絕無問題，襯衫都是白的；他也不愛穿皮鞋，有的是一大堆舊的、半舊的和新的布鞋。

女郎：我們給您寄出過好幾次徵集資料的信，都收到了吧？

七舅舅來京時，的確幾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飯便趕往戲園子看戲。話劇對於他來說不算「戲」，他只看古裝戲曲。我父親陪他看過梅蘭芳的《霸王別姬》，我小哥陪他看過程派青衣趙榮琛的《荒山淚》，我母親和七舅母陪他看的場次就更多了，我總是鬧著要跟七舅舅去看戲，多半是讓母親強行留下，讓我在家溫書，但總算也看了一些。七舅舅好看戲，但並不懂戲。京劇、崑曲、河北梆子、蹦蹦兒戲(就是評劇)、曲劇(當時剛剛形成)以及恰逢進京演出的漢劇、豫劇、贛劇、花鼓戲……他都一視同仁而並無偏愛。一流劇團大名角兒演的戲和末流劇團四流演員演的戲，他都一樣地坐在位子上不知是同樣地認作享受還是同樣地當作消磨時間。記得有一回我同母親陪他和七舅母看一出場面瘟得不行的梆子戲，一位嗓音沙啞的小生在紙片搭成的「望鄉台」布景上唱個沒完，我打完個瞌睡，一睜眼，那小生還在唱；再打完個瞌睡，再睜眼，還在唱！但我斜眼一看旁邊的七舅舅，他坐姿不變，但雙眼合攏，他不僅在打瞌睡，而且還在均勻地打鼾。顯然他比我更難享受那小生的綿長詠唱，但散戲以後，登上三輪(那時七舅舅出遊及上戲園子多半雇三輪)，摟著我坐定，七舅舅卻悠悠地自言自語一聲道：「唱得好啊！」

女郎：你父親知道你七舅舅曾是縣裡第一屆黨支部的第一任支部書記嗎？

那是個大革命的時代。1925年年初，我爺爺決定拋棄朴園，把奶奶、我父親和當時尚未成年的幾位姑姑移到遠比朴園狹小簡樸的四合院中，前往廣州參加革命。他決定把七舅舅當作他鍾愛的弟子及親密戰友帶走(其實就七舅舅方面而言，無需誰把他帶走，他是把我爺爺視為可愛而可敬的辛亥革命老前輩，願推動他進一步加深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利革命事業)，這大約引發出了我父親與爺爺同時兼及七舅舅之間的尖銳矛盾——須知我父親當時也是一位血氣方剛的激進青年，憑什麼他read.99csw.com就得留在北京挑起維持一家的生活重擔？憑什麼他就不該前往迸發出誘人的革命魅力的廣州，也成為一個驚濤駭浪中的弄潮兒？難道七舅舅就真比他強么？難道爺爺同七舅舅在一起，就真比同自己親生兒子一起更感到昂奮而快樂么？

「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來臨時，我驚嚇成了一隻傻鴨。但到1966年秋後，因為出現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階段，我所在學校的黨組織和工作組以及第一茬「革委會」相繼被「造反派」轟垮。而「造反派」又很快分裂，故而出現了一種絕對混亂的局面，絕對的混亂造成了權力真空，因而大家都反倒鬆了一口氣，適逢「革命大串聯」之風興起，因此我也便裹挾在「大串聯」的旋風裡，擠進了沙丁魚罐頭般的硬座車廂，鑽到座椅下躺了二十幾個小時，串聯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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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剛才講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來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為我父親和母親談及的話題。但七舅舅畢竟是我三親六眷中的一員，所以等我上到大學以至工作以後，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況。據說七舅舅的醫術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頭幾把交椅，解放後頭一回評定工資他就掙200多塊人民幣，這樣的工資直到十幾年前聽來還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沒有子女，因此他們的生活相當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輕易直接給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養徒弟，他的徒弟總是同他建立起一種類似父子至少是類似叔侄的親昵關係。有幾位乾脆就拜他為乾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後來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醫。據說上海的高級幹部、社會名流都經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給治牙鑲牙，倘若他親自出馬，則更覺榮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們還有兩點廣泛地為人稱道，一是對普通的市民患者與對上述人士的態度絕無差別，二是絕不靠醫術謀求額外的好處，小禮品有時收下一點是因為不收似乎過於絕情，貴重禮品則堅辭不收。

家裡來的那位不速之客——來自故鄉的女郎，坐在我面前，自稱她是縣委下面一個專設的縣誌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她具體負責縣誌中黨組織的創建和發展史料這一部分的搜集、整理與記錄成文工作。

我：當然，這不禮貌。可我也實在提供不了你們需要的資料。據你們來信說，我七舅舅竟是1923年入黨的中共黨員，而且還是縣裡第一屆黨支部的第一任支部書記，這真讓我大吃一驚！可是，我比他晚生三十多年，又不曾長期生活在一起，我怎麼會知道他的這些事呢？況且，他也去世十來年了……

父親望望他，不問什麼也不說什麼。後來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聽父親向母親議論七舅舅說：「他那個人呀，連利瑪竇墓那樣的小風景也不放過，可他根本是豬八戒吃人蔘果，哪裡品得出滋味來？他是急匆匆地把旅遊圖和指南書上提到的地方都轉上一圈，滿足於到此一游罷了。比如利瑪竇，他究竟知道這位義大利傳教士多少事迹呢？」母親夫唱婦隨地說：「是呀！不光逛風景如此，就說看戲吧，他是什麼戲都要看，可他連好戲孬戲都分不清，好的也不見他感動喝彩，孬的也不見他厭煩皺眉……」

朴園時期，我爺爺享受著一種特殊的尊敬，那就是來自遙遠故鄉的進京士人的崇拜與投靠。據說那一兩年裡，幾乎每個來自故鄉的讀書人都不僅一定要來拜望我爺爺，爭取當面聆聽他的教誨，而且常常就留宿在我爺爺家中，那大宅院中的一些偏房幾乎成了同鄉會館式的免費宿舍。開飯時就更熱鬧，不僅留宿的人都坐下來白吃，更有並不住在朴園而特意從老遠的地方跑來趕飯的。所以據說爺爺家那時候雇傭的廚子就有四個之多。白米撈飯和白面饅頭每頓都是用大笸籮往飯堂里送，菜肴和熱湯一般情況下並不特別高級，但分量頗大，大盤大碗地往桌上端，還總有泡菜和霉豆腐佐餐。據說每頓開飯時人們並不固定座位，隨便亂坐，一般當然都願與我爺爺同桌，但我爺爺在外面吃飯的時候多，回家吃飯時候少，所以很難獲得與他同桌的榮幸。但我爺爺因為一腦子新派思想，所以並無架子，他回來吃飯時，常常端著碗，主動移到這裏那裡，邊吃邊同故鄉來的年輕人攀談，有時候突然來吃飯的人過多，菜供應不上，我爺爺就用筷子，敲著桌上的霉豆腐碟子，樂呵呵地說：「你們莫忙，莫忙啊，把這個留給我啵！」而也就偏有調皮的年輕人連那碟子也端走，笑嚷著：「先生吃白飯！我們白吃飯！」我爺爺便仰脖大笑，常常把嘴裏的飯噴了出來。也有時候突然某頓並沒有多少人來吃飯，我爺爺便皺眉，顯然心裏在嘀咕：今天是怎麼回事呢？那時候還沒有冰箱，廚師怕做多的飯菜餿掉，也唉聲嘆氣，也確實經常餿掉許多，只好便宜了來撿泔水的郊農。

家裡來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輕的女性。自稱來自遙遠的故鄉。她拿出工作證給我看，我沒有在家裡檢查別人工作證的習慣。我細細打量她，我真懷疑她來自那遙遠的縣城。她的衣著很入時，那衫、裙和露出的木耳領襯衣顯然是價值不菲的來料加工然後又「外轉內」的三件套；只是腳上的一雙半高跟鞋樣式落伍而且做工粗糙，透出一股土氣；不過在我們這個大都會中，七成以上的摩登女性也是衣衫不讓港台而鞋襪大為「露怯」。據說有位境外的攝影家來大陸后專門拍了一組都會女郎的照片，裁為兩截刊載在雜誌上，小腿以上的部分說明詞是：「猜一猜，她們行走在香港、台北還是新加坡？」小腿以下部分的說明詞則是：「不用猜，全是大陸靚女。」來客落座後進一步說明來意，是為了了解我七舅舅的情況。我不免發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