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告奮勇。此後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規律：不論在哪個單位，當你第一次站出來自告奮勇時，領導會驚訝地表揚你，但隨即，自願便成了義務。他們覺得這是你分內之事。更糟的是領導會利用你的榜樣，對別人施加壓力，讓人人都成為「自願者」。幾個月後，豬號里所有女職工都「自願」參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們中好些人是出於無奈。我開始後悔，覺得我這麼做實在有點對不起大伙兒。

在這樣的夜晚，我手中的馬燈織出一個昏黃的光環，閃爍晃動在北大荒無邊無際的黑暗裡，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澤。天風呼嘯，月色慘白，有如一個鬼魂在漫遊。豬號周圍的草到夏天長得有一人高，覬覦獵崽的餓狼常常躲在草叢裡伺機進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會像狼一樣地厲聲嚎叫，引得村裡其它狗和它們遙相呼應；又或者呼應的根本就是馳過荒原的狼群，我著實分不清究竟是狗群還是狼群在這磐石般的黑夜裡引頸長嗥。

在農場，白天幹活幹得暈頭轉向，幾乎無暇回味夢境。晚上，我們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兩張大通鋪，各睡五人，中間隔條四五尺寬的走道。在這樣的房間里要想點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夢醒時。

我還聽說不久前中央情報局曾派人來麻州大學調查我，當時我們系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詩人，他不但拒絕回答特工人員的問題，而且指著對方鼻子讓他們從大學滾出去。聽了這話，我不勝懊惱，又不便對人言說我其實私心希望這位教授能為我美言幾句，好讓我從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睞。

冬日來臨，長夜漫漫了無盡頭。下午4點我就得點起馬燈，直到次日9點。戶外的平原積雪茫茫，總有二尺多深。第一場大煙泡刮過之後，豬場茅屋的南邊就會形成一面堅硬的雪坡，坡頂幾齊屋檐高，整個冬天都不會完全融化。午夜后的氣溫往往降到零下40度，只要一出屋門，朔風撲面，媽媽給的那件厚實的羊皮大衣立刻變得像一張薄紙。

在我看來，這種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嚴刑拷打還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屬於剝削階級無疑。中國的農民曆來以大糞為肥料，喜歡它還來不及。所以我認為改造自己的九九藏書思想感情，去豬號工作是最好的辦法。

此刻周圍沒有警惕的眼睛和豎起的耳朵，我盡可以在夜色保護下們心自問：我到底是什麼人？是奶奶那樣頑固不化的舊貴族，還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有文化的新農民？是共產主義的可靠接班人，還是骨子裡極端反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為人民服務，做革命的螺絲釘，人生才有意義？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兒？為了理想，我情願作出哪些犧牲？又有什麼是我幾經反覆才明白，即使為了父輩和我們的理想，我也決然不能放棄的？為使夢想成真，我們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鑄成大錯，上天是否會寬恕我們？縱能逃過報應，一個人又如何面對自己良心法庭的審判呢？

於是我任思緒回返故國，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養豬場。對一個在伯爾尼、日內瓦和北京嬌生慣養長大的17歲的女孩來說，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頭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樣干足10小時的活兒，把豬群趕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來再喂它們飼料，清掃豬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飯休息了，等最後一個人一走，我就只能孤零零與幾百頭豬為伍。我的任務是保護它們在夜間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們打起來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點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們在圈外「方便」，免得這幫傢伙把自己的「卧室」弄髒。

可是鬧鐘哪裡是說買就能買得起的？當時，我一個月32元的工資得應付所有的日用開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來買衣服、鞋子、勞動手套、郵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紙衛生紙、蠟燭電池，再加幾聽令人絕難抗拒的水果罐頭。這還不算，兩年內我還得攢下至少30元作為回家探親的路費。我掐指算算，10塊錢一隻的鬧鐘還是買不起。看來我得像別人一樣不用鬧鐘自己醒。

日復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終於把自己訓練得能在半夜3點準時醒來，就像有誰在我腦袋裡裝了一隻看不見的魔鍾。開始我對這一成就興奮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嘗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這隻魔鍾准在半夜3點把我鬧醒。3年後我離開豬場下大田幹活，可我不知怎樣才能將此消息通九*九*藏*書知這永不停擺的魔鍾。

又過了兩年，我離開北大荒回父母身邊讀書，仍舊甩不掉這個該死的習慣；80年代，我發現即使遠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邊，這習慣仍像一個幽靈跟定了我。無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給我的這件推辭不掉的紀念。

出事時正趕上我第一次回家探親。等我從北京回村時，老眯子已經調走，調到一個極遠的農場去了。當時領導常採取這種做法，說起來還是為她好。不過因此我一直都沒機會聽她本人講起這件事的本末。

豬號茅屋的牆上不知誰留下一面鑼。我衝著這面鑼開心了一陣，琢磨它能派上什麼用場。村子里離豬號最近的房子起碼也有一里多，由於天氣寒冷，這兒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覺也關著門窗。嚴冬時節更是把木屑填在兩層玻璃窗中間保暖，也就是說冬天的屋子幾乎處於全封閉狀態。要是夜裡豬號真出什麼事，敲鑼打鼓放鞭炮都無濟於事。所以我最好面對現實，別抱什麼幻想。

1981年我離華赴美之際，直想把我們這代人昔日做過的夢通通拋卻腦後。這些我們從父輩那兒稟來的夢，當年曾使我心血翻湧，熱淚長流，而今卻已化作一堆惡魘。踏上美國的土地，我發誓要翻開生活的新篇章，讓舊日的恐懼、憤怒和錐心的悔恨隨風飄去，化解人我之間的防範與隔閡，在麻省這座美利堅的文化大熔爐中再造一個新我。但不久我就發現：這願望不過是另一場美夢。

如今我重溫舊事，儘管有著酸澀的無奈，卻也覺得半夜3點醒來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夢回之時我還清楚地記得那醒來前的夢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過的許多白日夢，我開始思考，我不會再遺忘。

我離開中國時被迫無奈改換了J－1簽證，因此我畢業之後必須回國工作兩年。這規定使我根本無法和世界各國來的留學生平等競爭，在美國謀個好職業。

說起來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奮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願不留北京而來到了北疆。當時我之所以決定這麼做，是覺得城鄉差別對千千萬萬的人太不公平，為什麼我和我的同學們生來就享受中國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進重點學校，用一流圖書館，逛各類書店，參觀博物館，https://read.99csw.com以及假日去公園遊園和觀看各種歌舞戲劇演出，而另一批年輕人只能在窮鄉僻壤自生自滅，永遠得不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新中國理應人人平等。我們若真立志改造社會，便須先從自己做起，放棄我們已有的特權，把進城上大學的機會讓給貧下中農的子女。至於我們自己，則應到農村去艱苦磨鍊，一如革命戰爭曾經磨鍊了我們的父母。最終我們定能消滅中國的城鄉差別。我就是抱著這樣的信念來到烏蘇里江邊一個叫做涼水泉的小屯。

村裡的老鄉們則說這事不可能是強|奸，老眯子準是當時半推半就而事後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陳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豬號的頭兒，平日裏手把手教她幹活哩。晚上大伙兒也常見她去老陳家吃個飯，用縫紉機補個衣服什麼的。

有時暴風雪籠罩著整個地區，我就會想起老鄉們講的故事：有些人在風雪裡轉了向，恐懼使得他沒命地狂奔，跑著跑著終因體力耗盡倒在雪地上，長眠不起，他們的屍體被冰雪封存，顏色如生。來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顧，人們還能在荒原上再度見到這些失蹤者的遺容。

後來，村裡又傳開另一種說法，說老眯子忒傻。頭一件，她不該跟老陳發|生|關|系，老陳有妻有子，歲數恐怕比她爹還大；再說了，就是有了這事，也犯不著逢人就說老陳把她給強|奸了。看看結果好了，領導把她調哪兒也無濟於事，這種事一傳十，十傳百，早晚會傳到她的新單位。將來誰還要娶她？她將來名聲掃地，沒臉見人，也怪不了誰，只能怪她自己不聰明。

除了這場風波，另一件事也讓我對打夜班頗為懊喪。此事起因極小：豬號沒有鬧鐘。這對別人似無大礙，但對我來說，半夜3點讓我醒來真比登天還難。

還有更倒霉的。有時遇難者距家門僅數步之遙，但因漫天狂風暴雪打得人睜不開雙眼，辨不清東西，這些人明明覺得在往前走，其實卻在一個地方打轉，當地人稱之為「鬼打牆」。此時，若無他人及時援手，迷途者難免死路一條。

一向心高氣做的我有時簡直對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懷疑我的頭腦是否天生不如別人。

事實上我真正悔不當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時候。老眯子是當ｈttps://reａd.９9csｗ•ｃom地老鄉給豬號的一名哈爾濱女知青取的外號，意思是說她的腦子頗有些迷糊。像多數北方姑娘一樣，老眯子長得高大豐|滿，18歲已發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豬號打夜班，事後誰也不知道那天夜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對村裡的人說老陳把她給強|奸了。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覺得自己簡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後的歲月里，任我多麼努力，也永遠難以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只能做一個孤獨的邊緣人。

於是老眯子事件就這麼不了了之。最後人們把她的閑話說膩了，她也就漸漸被遺忘了。也許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離開后再沒回來過，也不給任何人寫信，完全從我們的生活中匿跡銷聲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記憶深處，幾年之內，時時出現在我的夢裡：紅撲撲的臉蛋，粗手大腳，一個初長成人的妙齡姑娘。她飛紅了臉在笑，開開心心的，我確實從來沒見她哭過。

連綿不斷的憂思明白無誤告訴我此時此刻身在異國他鄉。再造一個新我談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過往的回憶，儘管時時使我愧悔，倒又顯得實在。

我獨自打夜班的時候，腦子裡閃過的儘是這些怪異的傳說，耳邊豬群的鼾聲氣勢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馬燈，在豬圈間巡行。貼身的衣兜里還藏了把鋒利的剪刀，這是用來防身的最後一著。

當時我雖只有門歲，也還沒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襲擊，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呢？我曾經想過放鞭炮，這倒是個高招，但如何保證既不讓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點著它，我實在想不出個好辦法。

來涼水泉不到3個月，我又自告奮勇了一回，要求去最髒的豬號工作。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戰，因為從小我就習慣住整潔的房子，用乾淨的盥洗設備。我所做的惡夢中最讓我恐懼的莫過於被劾稠腥臭的糞便所圍困。一腳踩下去，熱烘烘的大糞滲透鞋幫，蒸騰的臭氣令我幾欲暈去。驚醒時，周身都是雞皮疙瘩。

這固然不假，不過豬號的女知青誰沒跟老陳一起干過活，向他學過手藝？晚上我們也都去他家串過門兒，吃過飯，這在當時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正是領導大力提倡的。老陳出身貧農，又當過志願軍，九*九*藏*書堪稱我們「結合」的首選人物。

其實我若一開始不主動請纓，誰也不會讓我來豬號打夜班，我也就用不著傷這份腦筋了。在我來豬場以前，這兒從沒人想到女人還能在豬號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男勞力不夠了，我便向豬號的陳頭兒自告奮勇說我也可以參加打夜班。這話開始他聽了也沒當真，後來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鬧著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認識我一樣。

多少次半夜醒來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鄉」，惱得我掉眼淚。1973年我開始自學英文，這之前有整整7年時間我沒摸過課本，當時我已經22歲了，重整學業對我殊非易事。我實在不願夜裡失眠，缺了覺我第二天準保頭重腳輕，腦袋成了一桶漿糊。這種時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達成一筆交易：寧願少活10年，只要有誰讓我不再受此煎熬。

往事殊難忘懷；就像我在凌晨3點會不由自主地醒來，那是我70年代初在東北養成的習慣。夢回時，我渾不知身系何鄉。空氣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慘淡的夜色滲人簾攏，湧上心頭的是陣陣憂慮。

事發之後，老陳也曾讓村裡的第一把手趙指導員盤問了一番，後來他就被調到基建隊蓋房子去了。有人見此便評說趙指導員袒護老陳，因他倆都是揚州人，是老鄉。又有人不以為然，說你還能把老陳怎麼著？在中國，一個臭農民你能怎麼懲罰他？開除黨籍？可他又不是黨員；降級撤職？他本來就是平頭百姓一個；吊銷城市戶籍？也不可能；乾脆開除國籍，哪個國家又會要他呢？正應了一句俗話：死豬不怕開水燙。

我聽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豬號的其他女知青告訴我，老眯子那幾天哭得很傷心，一邊哭一邊反覆叨叨：「這我可怎麼辦呀？我沒臉見人了。我把我爸我媽的面子都丟光了，以後還怎麼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有時一睜眼發現已是紅日當窗，這種睡過了頭的惶恐我至今記憶猶新。結果所有豬圈都一塌糊塗，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頂下忍受著蚊子的襲擊和臭氣的熏蒸，數小時才能把豬圈都清乾淨。唉，這紅著臉向同伴連連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說什麼，他們的眼神卻讓我無地自容。這種場合，解釋是於事無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