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人生(1)
這段時間內他仍沿用「林歡」的筆名，創作了《三戀》、《不要離開我》、《有女懷春》、《小鴿子姑娘》、《午夜琴聲》等劇本。另外，他與程步高聯手執導了由陳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懷春》，和胡小峰合導了由夏夢、李嬙主演的《王老虎搶親》，都相當賣座。
著名學者夏濟安先生，也非常愛看武俠小說，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出世之前，已認為武俠小說許多人愛看，卻沒有人好好寫過，是一門大有發展前途的文學形式。他說，將來要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動筆寫武俠小說。後來在台灣讀到《射鵰英雄傳》，他就寫信給朋友說：「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只好到扶桑國去了。」借用《虯髯客傳》中虯髯客見李世民的典故，將金庸稱為武俠小說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評價和肯定。
這個時候，隨著中國國內「反右」運動的開展，《大公報》身為左派報紙，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思想控制也越來越嚴格。對於一生都「以多受拘束為苦」，始終重視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的金庸來說，這樣的壓力漸漸使他難以忍受。這個時候，他依靠寫武俠小說和影評散文等的稿費，經濟條件已經相當優越，在報紙內部的工作成績也獲得肯定，但是他始終感到與這樣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於是，他選擇了辭職之路。由於之前有劇本創作和撰寫影評的經驗，他便進入長城電影製片公司擔任編輯。這是1957年。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舉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後。但他之前從未寫過武俠，一時不免棘手，苦思之下，決定從自己最熟悉的家鄉著手，選擇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謎。
然而或許是由於江南土地富饒，風致秀麗，而海寧倚江依海，士氣和煦，所孕育的俊傑，也多是多思多慮，深沉憂鬱的性格。金庸曾說：「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國維、蔣百里、徐志摩等，他們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陳家洛身上，或許也有一點這幾個人的影子。但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
而他所見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這點我們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略窺端倪。
心懷溫情，寬厚待人，這樣的思想，此後影響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時候，他對家中的僕役和下人便抱持著同情與友愛之心。他從他們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許多人的命運和悲劇。他家有一位老長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鏞小時負責接送他上學。後來金庸聽他說了他的故事。他年輕時被財主少爺陷害入獄，未婚妻被奪去作了繼室，他出獄后復讎刺傷那財主少爺，復又入獄，受害幾死而幸為任丹陽知縣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辭官之後，便帶他回了海寧。
而在這種情況下，創業初期，金庸的武俠小說，便成為《明報》維持生存的基本支柱。從創刊第一日起，他就在報紙上連載他的新作《神鵰俠侶》。
《新晚報》輕鬆愉快的風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當的舒展。在這裏，他遇到了兩個重要朋友：一個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另一個，便是與他志趣相投，才華並稱，日後也成「一代大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廣西蒙山人，小金庸一歲。他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系，當時也是《新晚報》副刊編輯。他與金庸都愛好下棋，閑來無事常擺局對弈，並同在《新晚報》上撰寫棋話，皆十分精彩。
這兩位拳師，一個是太極派的吳公儀，另一個是白鶴派陳克夫。武無第二，兩位拳師既要分出高下，便選了擺擂比武方式。然而因為當時香港禁止打擂比武這類事，而澳門不禁，擂台便設在了澳門新花園。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辦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俠小說為主的小說周刊，但在沈寶新建議下，改周刊為日報，而《明報》作為報紙的定位，也走嚴肅社評政評和輕鬆通俗文學兼容並包的中間路線。
到金庸本人這一代，查氏又添輝煌，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穆旦，本名查良錚（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為現代詩歌第一人。這對兄弟，文名可說是超過了祖輩。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於浙江海寧縣袁花鎮，生肖為鼠，星座是水瓶座。據說這樣的人思維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與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適宜成為新聞記者、政治家與文人。這固然也不過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然而金庸其後的一生，似乎正印證了這樣的說法。
而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從第一部小說起，金庸的武俠中「俠情」結合的特徵非常鮮明，在他的作品中，情愛給人留下的印象極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俠中，雖然並不具備很高的地位，卻是花費大量筆墨描繪的對象。後來儘管有人批評金庸對於女性的描寫過於淺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認，金庸筆下的女性角色，可稱得上各式各樣，豐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金庸以本名寫了一篇名為《白象之戀》的小說，以新文學的形式寫泰國華僑的生活，獲得重慶市政府徵文比賽的二等獎，這或許是查良鏞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作品。
辭官還鄉后，親手編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寧查氏詩鈔》，書未成而去世。
對弈之外，兩人更有一個共同愛好，便是武俠小說。書生論武，分外興緻勃勃，如《蜀山劍俠傳》、《十二金錢鏢》等舊武俠作品，兩人一旦談起，都是興緻勃勃，口若懸河。此時，金庸或許還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項重要事業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俠出世，也已經呼之欲出了。
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
在經過充分策劃與準備之後，1959年5月20日，《明報》註冊后在香港正式創刊，刊名請到當時香港著名書法家王植波題寫，沿用至今。註冊資金十萬元，金庸佔百分八十，沈寶新佔百分二十。
《明報》誕生了，然而創業起步，困難重重，剛起步時，編輯部不過四人而已。沈寶新管經理髮行業務，金庸負責主筆和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還有一位詩人何達，做不滿一個月後便自行離去。而報紙也不過是一張四開大的四版小報，第一版主要為時事新聞，第二版娛樂消息，第三版小說連載，第四版社會新聞。
這樣的性格帶著中國傳統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帶著他們的憂思冷寂，帶著他們的沉靜和平。後來金庸筆風轉變，所寫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傑英爽的北地壯士為主，然而江南的明麗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靜悲哀，卻也時不時地在作品中出現。
這一段悲劇便是金庸小說《連城訣》的原型。在他所寫的武俠小說中，始終貫徹著這樣對弱者的同情。後來金庸說，他認為的善良，主要還是兩個字「俠氣」，也就是揚善抑惡，為弱者打抱不平，這成為金九*九*藏*書庸的「俠」的基本理念。
《天津條約》簽訂后，大量西方傳教士擁入中國，依恃本國勢力，欺壓中國百姓。光緒十七年，丹陽百姓忍無可忍之下，圍攻焚毀了當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以向外國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燒教堂的人民，便預先通知那兩人逃走，而回報上司，則說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擁而上，焚毀教堂，並無為首之人。隨之辭官，而為朝廷定為「革職」處分。
人生充滿了這樣的轉變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終於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種閑適態度，回想議論過往的種種機緣，而當時的困窘尷尬，數十年後看來，也成為平添趣味的逸事。
日後看來，這部小說身上，仍然不脫許多舊武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筆法無一不『舊』，甚至部分故事情節、人物亦明顯套自白羽《十二金錢鏢》」（葉洪生語），但是，對於當時讀者來說，卻令他們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說中曲折的情節，生動的打鬥，激烈而又悲傷的感情，引起了他們強烈的興趣，報紙銷量大幅上翻。《龍虎鬥京華》這一炮打響，頓時在香港報界掀起武俠熱潮，梁羽生聲名日隆，各大報紛紛前來約稿，分身乏術，於是，羅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為《新晚報》新寫武俠小說連載。
而小小海寧一地，於人文上，也是名士輩出，學風鼎盛。晚清以來，局勢動蕩，舊學新知，傳承交流，更是人才濟濟：文有王國維，理有李善蘭。金庸的近親蔣百里、徐志摩，皆是現代史上的名人。
此時，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已經擁有了不可動搖的成就，但是作為報人事業，才剛剛開始。那就是金庸一生傳奇的另一半：創辦《明報》。
幸而有原校長張印通先生，雖然由於訓導主任是國民黨員，權力凌駕于校長之上，未能為金庸請得較輕處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幫他轉學。在張校長與舊同學好友余兆文的幫助下，金庸得以轉入衢州中學。金庸對張校長這段恩情始終難忘，數十年後猶對人提起；1994年張校長的紀念銅像在當地揭幕，金庸親自為之書寫碑額。
《新晚報》隸屬《大公報》，但是性質有所不同。在這個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為了提高報紙的受歡迎度，開始撰寫一些娛樂性較強的影評專欄。金庸對於影藝本是門外漢，但是由於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閱讀了大量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於在相當短的時期內成為這方面的「半專家」。雖然當時他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面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了解與認識，甚至已經超過了普通的電影和戲劇工作者。
這個問題問過許多人，也許答案各異；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許多人會把票投給通俗小說，投給金庸。
這個時刻，大家或許還都沒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為新武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誕生了。
1937年，抗戰爆發，金庸平靜的少年生活就此結束，不得不隨所在中學輾轉遷徙。歲月動蕩，求學不可謂不艱苦，然而金庸憑藉天賦與努力，不僅數理化成績優異，英語、國文更是出色，寫得一手好文章。從小學到中學，他每年成績都是班上第一名。
《書劍恩仇錄》1955年開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連載，剛剛開始連載的時候，並未特別受人關注。這也是金庸武俠小說的一個特徵：開局往往平平，之後大幅鋪敘，漸入佳境，讀者如入寶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興緻既起，長盛不衰。一個多月後，《新晚報》洛陽紙貴，婦孺皆聞。在《書劍恩仇錄》的讀者中，既有高級知識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嫗，也有總角小童。在南洋一帶，《書劍恩仇錄》甚至被用作說書和廣播的題材。金梁並稱，一時瑜亮。
起初，《明報》的銷量並不如人意，當時不少人都認為，這份報紙維持不了多久。在創業最艱難的時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寶新二人苦苦支撐，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
對於之前之後寫過無數的痛苦矛盾的金庸來說，這樣的說法多少是個託辭。假如他想要給胡苗一人一個了斷，無論是悲是喜，都應當會是一個讀者能夠接受的結局。但是他卻選擇這樣一種寫法，似乎要告訴讀者，人生中總有無數次可能面臨兩難而又不得不抉擇的困境，這個時刻，能做選擇權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臨的問題，更是「我」與「他人」的孰輕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鳳的命運留給了讀者，也就給了讀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餘地。
機緣巧合，此時他在異鄉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學，當時從事印刷業務的沈寶新。談論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從此開始他們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後來金庸回憶：「和我共同創辦《明報》的沈寶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級時的同班同學。1938年開始認識，二十一年後的1959年同辦《明報》，精誠合作地辦了三十幾年報紙，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辦報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現在也還有。但我們互相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前年我因心臟病動大手術，寶新兄在醫院中從手術開始到結束，一直等了八個半小時。」人生之可貴者，莫過於得良師益友，金庸與沈寶新這樣根深蒂固的友誼，令他們贏得了他們的事業，也成為金庸傳奇生涯的一段佳話。
這一年，金庸三十一歲。
其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報館忙到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此船有個規矩，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而當時為了省下包船費，金庸夫婦寧願捱著冬夜寒風等人，其慘淡可想而知。
武俠小說的誕生，與商業完全聯繫在一起，有許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節走某些套路，迎合讀者的口味需要，以及報紙連載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後，對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創新，實屬難能可貴。雖然《書劍恩仇錄》一舉走紅，他卻不願因循老路，而一直試圖探索出新的寫作手法和表現手段。不斷創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後能獲得如許大的成功，與他這樣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時候，金庸也開始寫作社評，創刊初是兩三日一篇，到當年年底達到幾乎每天一篇。只是他這時的社評，篇幅既短，觀點也未尖銳，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還沒有後來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的魅力和影響。
《書劍》走的是野史傳奇的路子，《碧血劍》中，金庸卻開始試圖在「正史」與「武俠」的結合上做一個突破。寫袁崇煥，完全是用正史的筆法，將他當作一個歷史人物來定；而寫金蛇郎君，則完全是一個武俠奇人，身
九_九_藏_書負絕世武功和深仇大恨，並與仇人之女發展出一段凄美的戀情，這則完全是武俠傳奇中的浪漫故事了。「你或許是我寫的《書劍恩仇錄》或《碧血劍》的讀者，你或許也看過了正在皇后與平安戲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這部影片是講一位美國歌唱家的故事，和我們的武俠小說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們這個專欄卻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所以今天我談的是一部電影。也許，百劍堂主明天談的是廣東魚翅，而梁羽生談的是變態心理。這一切相互之間似乎完全沒有聯繫，作為一個隨筆與散文的專欄，越是沒有拘束的漫談，或許越是輕鬆可喜。」
金庸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歲時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對母親的回憶與深情，仍時不時地在文字中流露。在《書劍恩仇錄》中，寫到陳家洛「回憶兒時母親多次攜他的手在此觀潮，眼眶又不禁濕潤起來」。這樣的句子，也寄寓著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此刻金梁二人談俠論劍，雖然興緻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創作的經歷，卻尚無操筆親自上陣之心：新派武俠小說的「藥方」已齊，但「藥引」未備。到1953年，終於「引子」到來，當年香港兩位拳師的一場比武，成了新派武俠出世的導火線。
這部百萬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偉氣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俠小說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俠大宗師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轟動，倪匡說：「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鵰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曼谷的中文報紙為了搶先轉載，甚至用地下電台來拍發香港當天的登載內容，這可謂是小說史上的奇聞。
中學畢業后，金庸沒有忘記他童年的夢想，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希望將來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這是國民黨培養幹部之地，而外交系出來的學生也多被派為外交官，本可實現金庸的理想。經歷高中一場風波，金庸鋒芒有所收斂，打算一心向學，儘力做到少聞政治多讀書，第一年便獲得全校第一的優異成績。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樁麻煩。
從結果來看，無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煥來得成功。金庸在歷史創作方面未能如願，深有憾焉，1975年修訂《碧血劍》時，猶補寫《袁崇煥評傳》附在小說之後。史傳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說，但是《碧血劍》卻展示了金庸真正把歷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說故事之中，在虛構人物的一人一身之愛憎之後，隱藏著一時一代之興亡。從《碧血劍》開始，才真正體現金庸引歷史入武俠的大手筆與大氣魄。修改之後，歷史感尤為厚重。
海寧本非繁榮大城，據金庸本人說，「海寧在清朝時屬杭州府，是個海濱小縣，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卻當得人傑地靈四字，于景觀上，東臨江海，西南則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風光明媚，更擁有洶湧澎湃，雄偉磅礴的海寧潮，年年8月，大批遊客聚集海寧，觀賞江海相激而生的滾滾怒潮，金庸曾提過，他小時候做童子軍，曾在海寧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營，半夜裡瞧著滾滾怒潮洶湧而來。
它的名字是《射鵰英雄傳》。
而金庸傳說中一段相當浪漫的情史，也發生在這一時期。據金庸當年在電影公司的同事回憶，他曾愛上一位美麗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睞，則說法不一。傳說，這位美麗的女明星，便是當年「長城」的一號當家花旦夏夢。而後來金庸創辦《明報》后，為夏夢所寫的報道和評論，似乎有意無意地印證了這一點。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認為，在金庸之後的小說中的美麗女主人公，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黃蓉，《天龍八部》里的王語嫣，《神鵰俠侶》里的小龍女身上，都可看到夏夢的影子。
又一次行俠受挫之後，金庸只好借表兄，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蔣復聰的關係，到中央圖書館謀得一份閑職。圖書館工作薪水不高，卻擁有大量的安靜和閑暇時間，金庸因禍得福，在此盡情飽覽古今中外名著，而對於那些具有緊張曲折的劇情，精彩的打鬥場面和生動鮮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義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遜劫后英雄傳》，大仲馬的《俠隱記》、《基度山恩仇記》等，他更是情有獨鍾。後來他說，「我年輕時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他將同情之心給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關注的目光，卻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業、行俠仗義的英雄們身上。
我們要儘力幫助這社會公正與善良，那就是我們的立場。」
不停地在創作實踐中尋找創新突破，是金庸作為一個作家最可貴的地方，也是他成為一代武俠宗師的重要原因。這一次，他把在《碧血劍》中通過人物語言的倒敘和插敘手法發揮到極至，並借鑒了《天方夜譚》中的一個故事由許多人說出的方法，與芥川龍之介小說《密林中》和黑澤明據之改編的電影《羅生門》的表現手法有同工之妙，整個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補全，而每個人又由於自身的主觀原因而對故事作有不同的闡述，產生相互矛盾悖離之處。這樣，一方面把故事講得撲朔迷離、曲折搖曳，一方面每個講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與故事中人的關係、感情，也在講述過程中栩栩而現。這部作品表現風格深受西方文學和電影的影響，可說是金庸小說中結構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個被人傳誦多年的「開放性」結尾——主人公胡斐迫於誤會，不得不與父親好友、愛人之父苗人鳳決戰，最後一刀，砍則殺死對方，不砍則自己送命，在這個節骨眼上，金庸竟此擱筆，留下無限空間任讀者想象——一時間整個香港都在議論：「胡斐那一刀，究竟砍還是不砍？」
然而作為一部武俠小說，筆下虛構的人物，其發揮餘地自然比歷史實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達作者的獨創性。於是，金庸便虛構了他的第一個主人公——書生俠客陳家洛。
當時校內國民黨學生特務橫行霸道，學校對此縱容包庇，不加理會。一日，金庸看到這些學生特務又在校園中毆打其他同學，終於忍無可忍，打抱不平，向學校投訴這些學生，並進而對校方也加以指責，「態度極其惡劣」。與壁報事件不同，這次金庸或許已從「只是少年時代的一股衝動，沒有考慮到嚴重後果的魯莽行為」變為有意識地反抗。不過結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學，金庸在政治學校的學習生涯，就此結束。
當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俠小說家百劍堂主，既都寫武俠小說，又是同事，平時來往甚多，於是在香港武俠小說界有「文壇三劍客」之稱。《大公報》一位編輯便出了一個主意，開闢一個專欄《三劍樓隨筆》，請他們合寫一些散文隨筆性質的文字在報上發表，輪流刊載。
而接下來乾隆皇帝的侍衛白振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則窮盡作家想象描繪之力，更是雄奇神異之至。有人論金庸筆下最出色的景色九九藏書描寫，推海寧潮為第一，也要拜這少年經驗所賜。
這本書的名字叫作《給投考初中者》，是金庸與另外兩位同學，根據自身報考初中的經驗，「只是搜集了當時許多學校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於翻查的方式來編輯」，來教升初中的學生怎樣考試答題獲得高分。
不過他被派往香港，這件事相當偶然：據說當時報社預備派去的是另一個人，只是那個人當時剛剛結婚，不願遠離，才由金庸臨時代往。聯想到大陸此後數十年間風雲變幻，連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嘆，當年若他留在上海，命運就將完全不同。
於是《三劍樓隨筆》於1956年10月開始，在《大公報》副刊上刊載，每日一篇。
「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
我們辦這張報紙的目的，是要為上述這些目標盡一點微薄的力量。如果我們報道戰爭與混亂，報道兇殺與自殺，我們是很感遺憾的，如果我們報道和平與安定，報道喜慶與繁榮，我們是十分高興的。
日後看去，這可說是金庸少年時一次挑戰師長、反抗壓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讚譽為打抱不平、反抗強權的「俠客」行徑。而這種「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學中暢所欲言」的品格，於他後來獨立辦報事業，也堪稱一個獲得成功的關鍵。
三十一歲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俠小說，三十五歲創辦自己的報紙，一支筆寫武俠，開創江湖，縱橫天下，一支筆縱論時局，享譽香江，少年遊俠，中年遊藝，老年遊仙，為文可以風行一世，為商可以富比陶朱，為政可以參國論要，金庸一生的傳奇，可謂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數千年的夢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實現，而這樣的金庸，也顯得更加神秘而讓人難以把握。有人稱他為大俠宗師，有人卻以為他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
他接下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對新聞報業有著濃厚興趣」。但是，金庸並不以在這個小城市的一名新聞記者為滿足，而更希望去上海發展。依然懷抱外交官之夢，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辭職前往上海，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而當時中國外交部的負責人喬冠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社長時，與《大公報》交往頗深，也相當欣賞金庸的才幹。金庸見過梅汝璈后，便去找喬冠華。喬冠華自然表示歡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於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國民黨的政治學校接受過教育，恐怕很難被紅色政權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受訓，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圍機構人民外交協會工作，等適當的時候爭取入黨，再被決定能否轉入外交部工作。
海寧陳氏，也是當地望族，清朝雍乾時期，尤得榮寵。於是，海寧流傳有這樣的傳說，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寧陳閣老之子，出生之時，被雍正的皇後用自己的女兒換進宮去，於是便成了清朝的「漢人皇帝」。這樣的民間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這其中的滿漢血統的矛盾，權位與人倫的掙扎，卻是金庸深感興趣的話題。
「這時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掩沒，只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移來。驀然間寒意迫人，白線越移越近，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天際而來，聲勢雄偉已極。潮水越近，聲音越響，真以百萬大軍衝鋒，于金鼓齊鳴中一往直前。」
而在辦報的宗旨上，金庸則明確貫徹了他長期的獨立知識分子理想。後來他說：「《明報》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傳媒界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在《明報》當日的發刊詞里，金庸即表明這張報紙要維護「公平與善良」的立場，而半個月後，他在為《明報》撰寫的第一篇社評里，又這樣說：
情由心生，本是無可確證的事，但是在這些美麗的女性身上，卻的確反映了金庸對於理想女性的傾慕，假若他果真有過全心傾慕的女子，將對於所愛的理想投射于筆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別是黃蓉，容貌出眾，聰穎靈動，具有豐富的性格魅力，被譽為金庸筆下眾美之首，或許，也得益於這段朦朦朧朧，不為人知的感情。
如他所言，金庸在這個專欄里信筆揮毫，無拘無束，看似東拉西扯，其中卻蘊涵著他對人生對世事的觀察與思考。在輕鬆瀟洒的文字背後，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華。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開始了金庸「身無半文走香江」的傳奇。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關於這個專欄的性質與定位，金庸曾在他為這個專欄寫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與小說》中做了這樣的闡述：
這段經歷給金庸一個很大的收穫，便是他學會了「即學即用」，並以此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說：「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知識面極廣。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內行』。」
但在當時卻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個大挫折。金庸回憶說：「給學校開除，不但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生死繫於一線的大難」。
但是，政局混亂，無論是學法或從政，希望都變得非常渺茫，學校許多學生，未曾修滿便不得不提前畢業，金庸也不得不為未來另做打算。此時，正好出現了一個機會。
《聖誕述異》，亦譯為《聖誕頌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說。這部小說寫的是一位冷漠無情、刻薄寡恩的守財奴在聖誕夜做了一個夢，夢見三個聖誕精靈帶他遊歷，看到別人的溫暖相愛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獨，而終於幡然悔悟，成為一個有愛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充滿了狄更斯式的溫情和愛，而對金庸的影響也相當大。他說：「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這是一個偉大溫暖的心靈所寫的一本偉大的書。」
而在《書劍》中，陳家洛與兩位少女的愛情悲劇，更是作品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情節。這兩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異非常典型：才幹出眾、個性鮮明的霍青桐，和美麗絕倫、天真純潔的香香公主喀絲麗。在這部小說中，金庸通過陳家洛在兩位少女中的抉擇，寫出了他個人性格悲劇；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筆下最受喜愛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雖被譏為「花瓶」、「木頭」，但是，對她的「美」的描寫，也令人難忘——這樣完美無瑕，純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開金庸小說中的女性「美」之先聲。
於是，故事圍繞著陳家洛領導的反清復明組織「紅花會」與乾隆皇帝間的矛盾衝突展開，1955年九-九-藏-書，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誕生了，而「金庸」這個筆名，也第一次公之於世。
金庸父親查樞卿是有名鄉紳，心地純厚，對人客氣而隨意，在金庸當時看來，「他似乎覺得交朋友比業務成功更重要」。查樞卿受過西洋教育，對金庸相當寵愛，也很注重對他的教育。金庸曾在《聖誕節雜感》里提到這樣一件軼事：
不久后，家鄉傳來他父親的死訊，對金庸又是一個沉重而悲痛的打擊，直到大半年後他心境才漸漸平復。1952年，或許是想要換一個環境，金庸轉到了剛創辦不久的《新晚報》編副刊。
雖然以電影編劇為職業，但在這段時間內，金庸的創作重心仍在武俠小說上。一方面，這種創作給他帶來相當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試鋒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覺到了創作的愉悅和興奮，因此，《碧血劍》剛剛完稿，他又立刻為《新晚報》開始寫另一部武俠小說《雪山飛狐》。
時年為1958年，金庸三十四歲。
而誕生金庸的海寧查氏，也並非凡門，稱得上是當地望族，代代書香。查氏先祖源出於羋（ｍǐ），乃楚人之後，史稱「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時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親筆題封：「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名拳師比武的消息傳出，立刻引起了好熱鬧喜獵奇的香港人的注意，報紙傳媒更是以此為新聞熱點大肆宣揚。《新晚報》自然不甘落後，立刻為此出了一個「號外」，結果是「瞬間賣空」。儘管比武當場，並無報界事先渲染的緊張刺|激，數分鐘便分出勝負，但市民對於比武打擂，爭鬥勝負的愛好，卻引發了《新晚報》主編羅孚的靈機一動——在報紙上開始武俠小說連載。
在《碧血劍》中，金庸運用了倒敘、插敘等諸多手段，塑造了兩個「不出場主角」。雖然貫穿全書的人物是袁承志、溫青青這對情侶，但是，如他所說，「《碧血劍》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其次是金蛇郎君」。一個青史名將，一個虛構奇人，是他這部書中著力表現的人物。
家門世代書香，自然藏書甚多，而由於金庸的伯父、父親、大哥都是大學畢業生，新書也不少。金庸從小與書為伍，一生好讀不倦，古書、新書之外，他自稱小學時代「得益最多」的是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遊記及其所主編的《生活周報》。
據說當時他登上開往香港的飛機后，才發現自己竟然身無一文，頓時失色。幸而鄰座是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見他窘態，問起緣故，借了他十塊港幣，才使金庸渡過難關。四十五年後功成回望，當年困窘已不復存，而代之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的志得意滿之心。然而當時，香港尚非後來光彩閃耀的「東方明珠」，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與上海相比甚至給金庸「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他也只把香港當作自己人生的一個小小中轉站，尚無在此長期紮根，開基立業的目標。對於涉足政界，成為能夠周遊天下，舌戰列國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強烈的嚮往。當時他在《大公報》做的是電訊翻譯和編輯國際新聞版的工作，業餘翻譯他所深深崇拜的湯因比博士的著作《歷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識地運用自己所學過的外交學知識與法律知識，在報紙上撰寫社評，分析論證時局時事。1949年11月，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餘人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領導，而國共雙方即就鐵路部門在香港的資產的歸屬問題發生爭執。而金庸根據他的國際法知識，寫了一篇題為《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的長文，闡明這些資產應歸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這大概是這一類型的書在中國的首例，因此大受歡迎，十分暢銷，金庸與那兩位同學，也獲利匪淺，其時，他年僅十五歲。從這一件事中，已能發現他日後在辦《明報》過程中，賴以大顯身手的過人才華和敏銳的市場感受力。而武俠小說的成功，也不能說不與這「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有密切的關係。
不但電影，這段生涯中金庸對各種藝術形式都產生了濃厚興趣，甚至學過芭蕾舞，並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當時羅孚是《新晚報》的負責人，後來在他回憶中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時間去學過芭蕾，在一次報館的演出中，他還穿上工人服，獨跳芭蕾舞，儘管在藝術上那是不合格的，卻是使人能夠留下印象的。」
查文清是光緒丙戌進士，曾任江蘇丹陽知縣，因政績加同知銜，不久發生著名的「丹陽教案」。
在對金庸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有梁氏小說在前參照，《書劍恩仇錄》已經基本擺脫了舊派武俠的路子，雖然仍然沿用舊體詩詞回目，但是遣詞造句，已經開始走西方小說和新文學的路子。
「在中學讀書時，爸爸曾在聖誕節給了我一本迪更斯的《聖誕述異》。這是本極平常的小書，任何西書店都能買到，但一直到現在，每當聖誕節到來的時候，我總得翻來讀幾段。」
這對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頓時滿腔熱情化為烏有。他後來回憶說：「我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樂觀。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黨。而且，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做出貢獻……」
孔慶東陳 珺 呂少剛
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儘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響，並不十分得志。當時「長城」在「左」傾思想指導下，拍電影注重思想教育，對於一向注重率性獨立的金庸來說，在這樣的壓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縛重重，創作意圖得不到發揮。據金庸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後來，我所編寫的劇本好幾個不獲通過，興趣自然大減，到了1959年，對電影製作的方針越趨嚴格，有時整年間也拍不到一兩部戲。」
在故事中引入歷史上的真實人物，給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披上傳奇的外衣，虛實轉換之間，既令讀者心理上感到親切可信，又令讀者隨作者想象馳騁翱翔，金庸熟讀《三國》，自然知道這種虛實之間的妙趣。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史學家查繼佐。查繼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別號東山釣史。他是崇禎舉人，明亡后回鄉講學著書，沈起《查東山年譜》說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冊，約八千余頁」，而惟《罪惟錄》、《魯春秋》、《東山國語》、《釣業》數種傳世。
抗戰勝利后，金庸隨家人一同返鄉。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歸童年平靜安適的生活，而是開始人生中的冒險與開拓。於是不久之後，他便到了杭州，到《東南日報》找到一份擔任外勤記者的工作，金庸數十年報人生涯，從此開始。
金庸此後一生，始終追求的思想獨立、言論自由、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傾向於獨往獨來，我行我素，隨意不羈。因此他後來也認為，未能走上從政之路，此後多年
九九藏書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說家」，更加適合他的個性發展和真正追求。後來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說：「我對於嚴守紀律感到痛苦。即使作為報人，仍以多受拘束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這一生恐怕是不會感到幸福快樂的。年輕時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動機是周遊列國，現在我可以隨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絲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現在獨立的從事文藝合作，作學術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揮。只憑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三劍樓隨筆》刊載三個多月後即停止，後來另有結集出版。後來梁金二人繼續創作武俠小說，各開宗派，而百劍堂主則轉行寫政論，三人分道揚鑣。但他們聯手創作這樁往事，不但留下了許多質量相當高的隨筆，也在文壇上留下了一樁佳話。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聯合高中讀書。當時學校有一個任學生自由編寫的壁報，金庸因在壁報上寫了一篇《阿麗絲漫遊記》，以亂噴毒汁，大言嚇人的眼鏡蛇形象諷刺嚴厲苛刻的訓導主任沈乃昌，遭學校開除，被迫轉學。
初中三年級時，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
後來的許多傳記，都把這件事當作金庸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從此，金庸紮根在香港的土地上，開始他身為報業巨子和通俗武俠小說家的傳奇生涯——當時局勢動蕩，這兩支筆只有在香港這一片相對平靜獨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顯身手。
然而當時金庸並未想到這一點，只是抱著失望之情怏怏而歸，而在這次失敗的北上求職的過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關於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與金庸相識，後來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於工作，冷落夫人，相處關係逐漸惡化，而這次失敗的北上，正做了他們分手的催化劑。
在陳家洛身上，仍與「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是江南陳家的兒子，他是乾隆的親兄弟，他是反清復明組織的首領——這樣互相矛盾的「複雜身份」帶來了他的「複雜性格」，陳家洛在金庸小說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愛，但是性格的豐富性上，卻毫不遜色。
金庸，到底為何許人也？
據金庸回憶，他讀武俠的啟蒙，乃是八九歲時偶然讀到的舊派武俠小說家顧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俠》。這部書寫方玉琴為父報仇，並與同門師兄岳劍秋相偕鋤奸的故事。顧名道原為言情小說家，因此《荒江女俠》既寫「俠」客鋤奸，又寫男女劍俠之間的「情」，為言情武俠小說開山之作。這樣曲折的劇情描寫，豐富的情感張力，對童年金庸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而伸張正義、維護弱小，正貼合了他從小以來的夢想。此後，金庸到處搜尋古今中外的武俠作品，如《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記憶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誰是讀者最多的當代作家？
這部書以南宋抗金、蒙古興起的歷史為背景，描繪了一個氣勢恢弘的江湖世界，「歷史」與「傳奇」完美結合，擁有最生動精彩的一對主角——郭靖與黃蓉，他們的個性的差異與互補始終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話題；擁有最豐富鮮明的江湖人物群像——「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為武林高手代名詞和之後武俠小說競相效仿的對象，甚至被加以再創造，發展出他們各自的歷史和恩怨；甚至連歷史上的真實人物鐵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後來寫的許多作品，技巧有過於它，但是，在「創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鵰英雄傳》應當是奠基者。
這段期間內，金庸不但經常以「姚馥蘭」和「林歡」的筆名發表影評，並且也自己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如《絕代佳人》、《蘭花花》等。《絕代佳人》由長城電影公司拍成電影，1957年還獲得了中國文化部頒發的1949~1955年的優秀影片榮譽獎。
二是康熙、雍正年間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詩人，因才受康熙帝賞識，曾入值內廷，有「煙波釣徒查翰林」之稱。他的詩作宗法宋詩，「詩風宏麗穩愜，亦有沉雄踔厲處」，亦有不少反映戰爭和民眾苦難之作，著有《敬業堂詩集》等，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記》全用查慎行《敬業堂詩集》集句為回目，既體現了他相當高的詩文造詣，也示他對先祖的景仰嚮往之心。查慎行與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當時號稱「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後來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題「維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為影射他「雍正」去頭，於是遂興起一場文字大獄。查嗣庭父子死於獄中，查氏一族皆受牽連，查慎行其時已老，仍不得不率領全家進京投獄，歸鄉不久，也即逝世，可稱封建時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劇。
這篇長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論文被譯成日文在日本發表，而為著名國際法學家梅汝璈先生讀到並相當賞識。他曾任東京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並親自參与判處戰犯東條英機的死刑，因此在國際上聲望頗高，因此，雖然他是國民黨員，新中國成立后盛情邀請他為外交部顧問。於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發電報邀請金庸到北京來協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請，正中下懷，於是興沖沖地隻身北上，赴京求職。
而金庸本人對此的說法是：「寫到最後，胡斐的矛盾，就變成了我的矛盾，同時苗人鳳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這兩人如何了斷恩怨情仇，連我也決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無法知道……」
金庸說祖父對他影響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國人欺負中國人，二是要多讀書。
深知平素手下這群幹將對於武俠的愛好，羅孚決定就地取材，令他們變「說」為「寫」，必受讀者歡迎。於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詣頗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應從。比武第二日，《新晚報》便刊出即將連載武俠小說的預告，讀者自然大感興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負厚望，僅僅醞釀一日，《龍虎鬥京華》便開始見報並一路連載下去。
《書劍恩仇錄》的連載，從1955年一直延續到1956年，在這期間，金庸又被調回《大公報》編報紙副刊。《書劍恩仇錄》走紅之後，武俠小說家「金庸」名聲鵲起，多家報社都向他約稿，1956年，金庸開始為《商報》撰寫他的第二部長篇武俠小說《碧血劍》。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報》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而應聘者多至三千人，競爭率至於1000∶1。經過筆試和面試，金庸最終脫穎而出。
後來金庸始終懷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動機是遊歷世界，觀光各國，但于報國建功的事業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衛國家民族的尊嚴之意，這不能不說與祖父的教導有密切關係。
當時金庸依靠寫作武俠小說和翻譯等收入，已經有相當積蓄，不願再受固定機構限制，開始籌劃自立門戶。權衡之下，「乾電影時工作未見順利，自己又沒有能力搞電影公司，相反地，辦小型的報紙，需款不多，但給我發揮的機會較大，故轉而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