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說家來說，金庸本不必承擔筆下人物的教化功能。當年回答論難時所理直氣壯地堅持的「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來已經有所修正和改變。後來他封筆多年之後，號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沖，不要做韋小寶，則更是以說教代小說，作為文化名流，這樣的號召本無可厚非，但是身為人物的創造者，還要做出這樣的號召，就不免顯得虛弱無力，顧盼躊躇了。

會見過鄧小平后，金庸偕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三十年的家鄉。故人相見，自有一番感慨唏噓。而後，金庸遊覽各地風光，飽賞了許多他曾在筆下描寫過，卻長期無緣得見的奇麗景色。在新疆天池邊上，他驚喜地從維吾爾族孩子的手裡，看到了他曾在小說中描寫過的，陳家洛冒著生命危險為喀絲麗采來的天山雪蓮，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塊錢買了兩朵，帶回香港。

從《神鵰》到《倚天》，說這幾部武俠小說為《明報》打穩了基礎，應不為過。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卻是依靠它的社評——之後，《明報》成為華文報紙中的著名大報，金庸和他的社評起著決定性的關鍵影響。

在事件早期，《明報》保持著平靜和觀望的態度。對於與政治關係密切的問題，金庸出於小心不希望介入。隨後，事情越來越大，《明報》也開始以比較客觀和淡漠的態度來做少量一般報道。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采寫新聞的記者們深入底層看到移民的悲慘生活時，都異常激動，要求對移民給予更強烈的關注和幫助；金庸在深思熟慮后，做出了真實報道這樁事件一切真相，並爭取為移民提供幫助的決定。《明報》在這場移民潮中，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資，對移民給予了大量同情與援助。

《神鵰》最大的主題是「情」，強調個人的情愛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較之以前加大了許多。這部書以失戀之李莫愁、武三通開始，引出層層人物，而到楊過、小龍女二人。楊過是其父母愛情悲劇的產物，而小龍女之師祖林朝英與王重陽，亦終生因愛情而痛苦。到了楊過、小龍女，由於師徒相戀，不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後方成眷屬。這個主題是《射鵰》的主題的反寫；強調的是一種個人的、自我的慾望，楊過最後放棄了「大俠」的功業而和愛人隱居，是遵從了小龍女的個性和願望，比起《射鵰》所堅持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神鵰》更突出一種屬於女性和弱者的聲音。

其三，一些武俠技擊寫得太過離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脈神劍這樣的設計，已經近於神怪之道。

我以為小說主要是刻畫一些人物，講一個故事，描寫某種環境和氣氛。小說本身雖然不可避免地會表達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將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而後來金庸修訂的時候，仍然覺得自己當時的感受太過膚淺；經歷了更多年的風風雨雨後，他感傷地道：「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我還不明白。」

在此期間，發生過一件金梁「筆戰」的往事，可以說是兩大武俠作家在創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藝》創刊號發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署名佟碩之（後來知為梁羽生的筆名）。這篇文章比較了金梁作品的異同，說：

除去刪掉《天龍八部》中倪匡代寫的文字外，在情節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當大的改動。一種是對於過於離奇的情節的刪減，如《倚天屠龍記》中的「玉面火猴」，《射鵰英雄傳》中的「捕捉血鳥」、「蛙蛤大戰」。另外一種是對於故事發展因果和人物行為的再解釋和再敘述。如《書劍恩仇錄》鐵膽莊周仲英殺子一事，由原來的小兒周英傑受千里鏡誘惑告密，周仲英為義親手殺子，改為周英傑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誤殺親子。舊版中這個情節，與梅里美的小說中某情節很相似，金庸或許是因為此原因才將它改去；但是這樣一改，固然消減了原來的殘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這個情節失去了原來的衝擊力，顯得頗為多餘。又如《射鵰英雄傳》中，楊過的母親本為捕蛇少女秦南琴，為楊康強|暴生子，而楊康所愛的穆念慈則在楊康死時自殺殉情。新版則改去殉情一節，將她們二人合而為一，使情節更為緊湊，但也有人認為，卻使這段情孽失去了舊版的哀婉動人的色彩。

在人民大會堂，金庸與鄧小平進行了長淡。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對歷史和現實的清醒與明察，給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中國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但是在態度上，《明報》則站在港府一邊，金庸認為，對於整個香港的實際利益來說，大批移民的湧入，無疑是一場災難，假如不予解決，便會給港民帶來極大災禍，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並批評大陸政府對移民潮的縱容。這便與《大公報》的左派立場產生了分歧，《大公報》也多次發表文章批評金庸與《明報》。由於這場爭論關係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報》的發行量直線上升，自移民潮和筆戰《大公報》之後，發行量從一萬幾千份上升到四萬份，報紙也由小報規ｒｅａd.９９ｃｓw•ｃｏm模擴展為兩大張。

《明報》事業穩定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事業也隨之並進。1963年，他在《明報》上連載《天龍八部》，這是他結構最龐大，人物關係最多樣而複雜的一部小說，非具有強大操控力不能為。

關於寫作《笑傲江湖》的動機，金庸曾這樣說過：「寫《笑傲江湖》的那幾年，『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現。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

這種「正邪轉化」的觀念造成金庸筆下人物形象的豐富與複雜性，而在他寫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參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龍記》里，殷素素、楊逍、趙敏這樣的形象，遠比正派的張翠山、張無忌父子令人喜愛而印象深刻。也許，這類在性格上不失真誠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約束，有任性放縱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實恰恰是武俠小說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們身上，既體現了武俠小說放縱性情，超凡脫俗的魅力，又體現了武俠小說對抗法治，濫殺無制的危險。這種「危險的放縱」是武俠帶給我們的一個夢，也是武俠最常遇到的一個質疑；到底武俠能夠將這個夢發揮到什麼地步，又需要什麼底線為限制，事實上，也是武俠小說至今仍然面臨著的問題。

這段期間內，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頂峰。

後來，在許多宴會場合，金庸都會遇到林三木，他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闆直呼舊職員的名字。

「文革」結束，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明報》密切關注大陸的改革政策，大量報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對改革開放政策和經濟建設表示了支持。因此，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大陸。

其二，詩詞修養不夠，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學上的毛病，如《書劍恩仇錄》的回目不合古典詩文平仄，《射鵰》中黃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倪匡自己說他當時的想法：「這等於是說：千萬不可損及原著，你自管去寫你自己的好了！換了別人，或許會生氣。但我不會，高興還來不及！若是連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間有好幾百萬光年距離這點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還算聰明，所以一點不生氣，連連點頭答應。」而金庸又說：「老董的文字，較洗鍊，簡潔而有力，文字的組織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寫好之後，我想請老董看一遍，改過之後再見報！」而倪匡的想法是：「這等於說：倪匡你的文字不好，雖然任由發展，還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監督，以防萬一出毛病。換了別人，又可能會生氣，但我不會。因為金庸所說是實，董千里先生文字之簡煉有力，海內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幫助，對我今後小說創作的文字運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進，所以欣然答應。」

這個主角韋小寶，用一句話概括說，是一個「市井小混混」。他經歷奇特，但是本質平凡，與從前的俠客們相比，他不具備遠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標非常簡單：第一，生存，第二，金錢與美女。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違背一切理想原則，卻符合一切現實條件。他雖然不符合武俠的國家理想，卻滿足了人們在閱讀武俠小說中寄託的一切私人慾望：財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權力、成名……他雖然在「道德」上，違背了許多俠客的基本信條，卻因為在「人情」一面異常周到而討人喜歡。因此，甚至連金庸自己都難以對這個人物進行定位了。他寫《韋小寶這小傢伙》，既承認他身上可愛重義氣一面，又強調他違反道德的一面。而他對於韋小寶的態度，恰恰體現的便是這種「道德」與「人情」的矛盾。他既稱韋小寶為「這小傢伙」，口氣自然是異常愛護：「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傢伙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但是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庸已頗有道德教化之心，對於人性與現實之外，需不需要承擔道德職能，顯得動搖困惑起來了，所以又要強調：對於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其後，金庸頻頻涉足高層政治活動。1984年，他再度應邀訪問北京，與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會談，這些黨內高級領導人，也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看到大陸的經濟與民生狀況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後，《明報》對大陸的態度開始從對立向友好轉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報道，對大陸的感情傾向也改為褒多貶少。

《明報晚報》前身為《華人夜報》，20世紀60年代末創辦不久后金庸便把它交給了王世瑜。據《明報》老職員說，王世瑜初入《明報》，職位只是信差。但這個信差，聰明勤勉，甚獲金庸歡心，很快就由信差，升為校對，助理編輯，編輯，而到最後，更被升任《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堪稱一時無二。但是由於辦報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對，爭執之下辭職，轉投《新報》。當時他年少氣盛，便常在報上拿金九-九-藏-書庸開玩笑，語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後來王世瑜自辦《新夜報》，大賺一筆，賺錢后便賣掉報紙，舉家移民加拿大。金庸聽說他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重新加盟《明報》，任《明報晚報》和《財經日報》的社長，重新收歸旗下。王世瑜後來對金庸的評語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他辭退過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的同事對他都很尊敬。」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金庸無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圍繞阿紫眼睛，失而復得，得而再還，把她與游坦之之間的情愛糾葛寫得更加動人，「凄楚、戀情、偏激、浪漫，都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竟成一個意外收穫，金庸功力，可見非凡。

「武」的方面，其一，情節跌宕起伏，變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時便不免於不合理情節，而有些更是傷於人物，並非必要。（當時金庸尚未寫到段譽身世之謎，故而此文將木婉清和段譽的戀愛以為果然亂|倫，於是也算在其中。不過段譽身世之謎太過離奇巧合，縱然梁羽生後來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詬病。）

隨著《明報》事業蒸蒸日上，武俠小說風行於世，中年以後，金庸成了社會文化名流，于新聞界與文藝界皆有重要影響，也是大陸和台灣都想結交的文化朋友。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金庸數次受邀訪問台灣與大陸，與政要進行會談，並漸漸參与高層政治活動。

「梁羽生的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

而《鹿鼎記》一出，則在讀者中掀起一場大騷動，甚至有許多讀者寫信來提出這部書是否金庸所寫的疑問。金庸自己覺得：「《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它是歷史小說。」《鹿鼎記》最令人困惑之處，便是這本書的主人公，已經不是傳統武俠小說中的大英雄大俠客，而武林在皇權和官府面前，也顯得異常無力，「武俠」的英雄氣概，洒脫胸懷，一下子間，彷彿被顛覆掉了。

隨後，在分析二人各自優缺點的時候，此文對於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評：

1965年，為了適應面向文化層次較高的讀者的需要，金庸創辦了《明報月刊》，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標榜「獨立，自由，寬容」。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明報》抓住了這個時機，發表大量報道和評論來詳細討論「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質，並以其準確的透視力和預測力成為「中國報道權威」。金庸也成為與左派對立的右派媒體代表，而贏得「香港第一健筆」之稱。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林三木在《明報》，起初只是資料室的小職員，得到金庸賞識而被保送到英國留學，歸來立刻出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後來總編輯潘粵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報》，林三木又升任總編，恰值股市狂潮，《明報晚報》時為全港獨一無二的經濟報紙，於是一紙風行，銷路達好幾萬份。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頭，另開事業，最終脫離《明報》，自創《信報》，成為《明報晚報》的最大競爭對手。因此，許多人都認為林三木對於金庸，太過忘恩負義，然而，金庸卻反而替林三木辯解：「人望高處，水望低流，林三木有這麼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1967年，在「左」傾思潮和「左派」勢力影響下，香港的勞資糾紛逐漸擴大成為與政府和社會對抗的暴動事件，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動」。而金庸也成為「左派」攻擊對象，不得不遠走瑞士避難。然而，禍福相因，在這種衝擊中，《明報》的銷量也從五萬份激增到八萬份。

而《明報》手下，更是人才濟濟，如潘粵生、陳非、雷煒坡、汪濟、王琳、司馬長風、孫淡寧（農婦），張續良、胡菊人、王司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夢妮等，皆先後在金庸麾下衝鋒陷陣。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識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處；有「識」——眼光遠大謀划全局；有「度」——寬宏大量不計小怨，尤其為人所稱道。

「情」的方面，金庸的愛情描寫較為單一，常常發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戀愛，沒有深厚的心理基礎。

我們無法猜測金庸當時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金庸的名望日重，他開始將他本來所輕視的武俠創作當作正經文學來對待，或者至少，儘管他仍對通俗小說這種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輕視，認為武伙小說本身「算不了什麼」，卻也在試圖使「金氏武俠」成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俠小說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沒有什麼意外，《鹿鼎記》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了。」然後，金庸用了十年的時間，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1973年，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嚴家淦進行會淡。當時他聲稱自read.99csw.com己是以《明報》新聞記者的身份，而非《明報》社長和武俠小說家的身份。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會談中涉及問題，皆是關係到海峽兩岸未來的重大政治問題。回港之後，金庸在《明報》上連載了他的名為《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的旅行散記，記錄了他在台灣的見聞，也闡發了他關於台灣地區乃至整個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思考。

這其實是武俠小說長期面臨的一個質疑：武俠是不是在「誨淫誨盜」？武俠小說自出生始，是否要為其中的負面因素負責？讀者接受作品中的什麼，跟作者是否有關？當金庸是個商業性作者的時候，他可以完全不顧及這些，只在意自己的創作藝術；但是，當他一旦成為社會名流，被尊為武俠大宗師之時呢，他是否會改弦更張，皈依「正」途？

不過在初期，金庸的武俠寫作，仍是報紙的主要支柱：後來倪匡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然而一方面是體悟與升華，懺悔與救贖；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變與痛苦；在無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兩類人不能為佛法所超度：一種是如蕭峰這樣的大英雄大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為心中的問題尋求簡單的答案，最終不得不為此付出悲劇的代價；另一種是阿紫、游坦之間或慕容復這種執著于「情」或「欲」的凡人，他們寧願選擇與他們的愛情或者慾望共生，或者共滅——阿紫與游坦之選擇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譽也放棄將慕容復接至大理的念頭：「我覺得他們可憐，其實他們心中，焉知不是心滿意足？」

「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無龍八部》中，金庸捧「大殺宋國忠義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喬峰為英雄，不知為何。

金庸對這批評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沒有提起，但是對於梁羽生批評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這點上，金庸當時顯然是不服氣的。在《海光文藝》第四期，他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小文《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白》，雖然含蓄，卻可看出是對《合論》的一個回應。在這篇文章里，我們也可看出金庸在創作武俠時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說：

在和鄧小平、廖承志等人會談之後，金庸逐漸了解到中國政府對於香港的態度，並決定通過自己和《明報》的力量，為香港回歸祖國儘力，投身於香港回歸祖國的事業之中。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成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這樣糾纏轉化，難判難定的愛欲之謎，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神鵰俠侶》是承接《射鵰英雄傳》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上一部的設定；不過《射鵰英雄傳》的主角郭靖、黃蓉在這本書里已經年屆中年退居二線，書中主要寫的是前書中人物楊康之子楊過的成長，和他與小龍女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同時寫作兩本武俠小說，是金庸最艱難的時期。這兩本小說都與金庸早期作品有關，《神鵰俠侶》是「後續」，而《飛狐外傳》則是「補完」。在《飛狐外傳》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飛狐》的情節，將在那本小說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補充得更豐|滿而完整，如果說郭靖是金庸筆下的「為國為民」的「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則是金庸「鋤強扶弱」的理想的化身。他可以為素不相識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為所愛之人的求懇所動。

1962年，正是中國大陸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當時中國民眾面臨建國以來最大的生存困難，在飢餓的逼迫下，大批大陸人，特別是廣東一帶，採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當時香港居民已經有三百多萬，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帶來的壓力，為了緩和越發緊張的港內經濟矛盾，香港當局用強硬手段將大陸移民押運回深圳，但是仍然無法阻攔移民持續大批湧入。這便是香港歷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舊版新版優劣之爭，歷來是永恆話題，爭論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話來調和。而論實際喜愛，則大半與感情有關，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為主。金庸在報紙上連載時的老讀者，便大多鍾情舊版，認為舊版率性而來，生動自然；而讀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則多鍾情修訂版本，覺得新版用心良苦，嚴謹精密。

有趣的一點是，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主角，為生於海寧世家的書生俠客陳家洛，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的主角，則為生於揚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俠」韋小寶。儘管兩人個性、品格、成敗都完全形成鮮明對比，卻都是出身於金庸所眷愛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俠生涯，從寫「書生救世」到寫「玩世不恭」，也始於斯而終於斯。後來，雖然多次出現他要重拾俠筆的傳聞，以及他也曾說過，有寫一本歷史小說的打算，但是，最終都再也未成事實。

對於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壇，金庸的解釋是：「我認為我應該為我所愛的香港出一番力。我於1948年來到香港，身無分文，此後在這裏成家立業，過了幾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給予我的實在極多。我在香港社會中受到愛護尊敬，能有較好的物質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覺得我比九*九*藏*書別人所得為多，而回報不足。這一次有機會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後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

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趙敏和周芷若，金庸以為，都是心機太深而不討人喜歡的。不過，這部作品中描寫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卻是男子之間的情義。張三丰的武當派成為金庸筆下最富有溫情和人性的門派，也為武俠小說世界里所少見。

然而，這並不是一部影射攻擊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說，他想要做到的是「通過書中的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歷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這樣的寫法，正要闡釋，這本書里所寫的，不是一朝一代的興亡離合，而是主宰中國三千多年的普遍慾望。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派別林立，各執己見，爭吵不休。基於他的一貫立場和「報答香港人」的願望，金庸始終在尋求一條調和的道路，既堅持為香港六百萬人謀福利，又不損害回歸事業的大局。

我以為武俠小說和京劇、評彈、舞蹈、音樂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統一或關聯。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從這篇小文里，我們可以看出金庸創作期間對於武俠的態度：對他來說，武俠小說只是一種娛樂手段，而他致力而為的，也只是提升這種作品的藝術價值而已。他想要寫的，不過是「求美，求感動人」，而不願意將它納入教化體系而成為苦差。之後他在《天龍八部》里對於喬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對這個觀點的一個闡明：當時梁羽生沒有預料到，被他批評過的喬峰，身上的異族血統和暴烈個性，使他的個性和面臨的處境更加深刻而複雜，而最終喬峰（蕭峰）以殺身取義之行為，用自己的生命為宋遼換得短暫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華到金庸筆下當之無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在喬峰的身上，契丹和漢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這個人物跨越了狹隘的民族觀念，而具備了更高的意義。

在武俠之外，金庸對於「歷史」和「學識」非常執著。當年《金庸梁羽生合論》批評他在文史修養方面的不足，金庸當時並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訂的時候，他便十分在意。《書劍恩仇錄》中的回目被重新寫過，而《神鵰》中黃蓉唱曲的部分，雖未刪除，卻多加註釋解說。《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詩詞加以重新寫過，而金庸對於歷史考據的癖好和為此加上的許多註釋，則幾乎到了令人詬病的地步，如《鹿鼎記》中，對於人物形象完全虛構的建寧公主實有其人的考證，就頗不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小說中的歷史感的增加，對小說的藝術水平有所補益，例如《碧血劍》中加入大篇幅關於歷史的思考，成為《碧血劍》的重要藝術價值所在。而李自成縱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寫得尤為沉痛，常被認為是《碧血劍》一書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20世紀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趨於成熟，創作因為擺脫經濟壓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對於人性和政治、社會、文化的思考。這個階段他寫出了他的最後兩部長篇：《笑傲江湖》與《鹿鼎記》。這兩部長篇小說無論在新派武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創作史上，無疑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這是一部關於「權力」的小說，主人公令狐沖，是一個「權力」的旁觀者，他對權力沒有慾望，然而卻置身於許多權力鬥爭的中心，參与了華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許多門派的權力之爭。通過他的眼睛，我們看到一幅政治旋渦中的人物長卷：貪婪者為權力欲控制而墮落為惡；弱小者為強權迫害而身家難保；上位者為慾望迷惑，失權奪權皆如一夢；邊緣者為權力播弄，求離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滅門破家、夫妻懷恨、師友相殘的悲劇。《倚天屠龍記》的正邪困惑，在此發展到極致：一旦被貪慾所控制，無淪是「正派」還是「邪教」，都無法逃脫這一人性的枷鎖，左冷禪、岳不群、東方不敗、任我行，無論怎樣的君子掌門，英雄梟傑，都為了權力二字，成了自己慾望的可憐、可悲、可笑的犧牲品。有人說，讀《笑傲》令人心冷，誠然。而令狐沖，則是在這場悲劇中，幾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動的人，最終得以退出旋渦，攜愛隱世。然而，這種退隱的代價，也是他失去了本來如同親人般的師父、師母和滿門師兄弟，失去了曾經深愛過的小師妹，失去了許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長，在令狐沖和任盈盈終成眷屬、曲終奏雅的另一面，是無可奈何獨善其身的悲涼。

《天龍八部》連載期間，金庸受邀赴倫敦參加國際新聞協會主辦的會議，並預備順便在歐洲做一次長途旅行，而此時《天龍八部》尚在連載中，不可能長期停載，在這種情況下，金庸決定找人代筆，這個人便是著名武俠、推理、科幻小說家倪匡。倪匡對金庸推崇備至，曾經說過「沒有人可以代寫金庸小說」。於是，金庸找到倪匡，read.99csw.com而當時在場的還有著名作家董千里先生。

金庸當時說得很技巧：「倪匡，請你代寫三四十天，不必照原來的情節，你可以去自由發展。」

與此同時，《飛狐外傳》也在《明報》的附屬刊物《武俠與歷史》上連載。這份雜誌上兼顧武俠小說和歷史小說，也連載過很多不錯的作品，除金庸的《飛狐外傳》外，還有他的中篇《鴛鴦刀》、古龍的中期轉型代表作《絕代雙驕》等。由於種種原因，它後來停刊了，頗為可惜。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齊，金庸將他十四部長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聯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包含他十四部中長篇小說，依次為《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白馬嘯西風》、《鹿鼎記》、《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鵰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鴛鴦刀》，再加他惟一的一個武俠短篇《越女劍》，共十五種三十六冊。此時，金庸五十八歲。

《天龍八部》為陳世驤評為：「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寫「情孽」寫到極致的一篇小說，也是他對於「情」的一次探討之旅。在這部書里，充滿了人性的掙扎與矛盾，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慾望和感情所困擾，而金庸用來解決的方法，則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脫——一些人物因為深受佛法熏陶而擁有心靈平靜和完滿人格，獲得幸福圓滿的結局，例如段譽、虛竹；一些人物則在懺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脫。甚至，這本書里，幾個最大的「惡魔」，都獲得了在佛法中悔過的結局：如慕容博、蕭遠山、鳩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六七」之後，香港政治經濟趨於好轉。金庸開始投入發展明報事業。此後金庸在《明報月刊》之外，又先後增辦了《新明日報》星馬版、《明報周刊》、《明報晚報》、《財經日報》等報紙雜誌，後來又創辦了明窗、明河、明遠三家出版社，把《明報》拓展成一個報業集團。其中，《明報周刊》以娛樂周刊起家，在著名娛樂新聞采寫人雷煒坡手下蒸蒸日上，成為明報集團除《明報》外贏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龍死亡事件后，已穩坐香港娛樂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我只是一個『講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說話人』，近代的『說書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我自幼便愛讀武俠小說，寫這種小說，自己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餘，復以娛人（當然也有金錢上的報酬）……

最初幾月內，金庸便忙著招兵買馬，聘得幾位出色人才。其中有雷煒坡，當時在《晶報》當記者，被金庸拉來做採訪主任，他以柳鳴鶯為筆名寫的「伶星專欄」，專寫明星的愛情生活等花邊新聞，很受歡迎。另外《明報》早期的「招牌菜」還有簡而清以簡老八筆名寫的馬經，汪昆以「識途老狗」為筆名寫的澳門狗經。

後來倪匡一直以此經歷為得意，曾自撰一聯，上聯是：「屢替張徹編劇本」，下聯是：「曾代金庸寫小說」。其實倪匡本人，作為小說家也享有盛名，這樣一副對聯，只是表示他對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神鵰俠侶》告捷后，金庸開始寫他的另一部小說《倚天屠龍記》。《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小說按時間先後而下，有內容的延續性，因此後來被合稱為「射鵰三部曲」。前一部書中的人物和他們的後代在後一部書出現，而推動后一部書中主人公命運的發展，使金庸的武俠世界變得更完整而豐富。

於是「代寫」之事，終於敲定，倪匡雖得了這個「自由發揮」權，但是自言寫得也是戰戰兢兢，等金庸歐遊歸來，大概寫有六萬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響原著進展的範圍內，後來修改時，金庸為保持他本人一貫風格統一，徵得倪匡同意，將這一部分完全刪除。不過倪匡為人，喜出奇招，見到金庸第一句話，便是：「對不起，我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來他說他討厭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說來，倪匡代寫之時，必定還是有其任性發揮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則是其中影響全局最大的一處了。

《倚天屠龍記》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對於「正邪」的融合與思考。武俠世界中從來正邪不兩立，邪不壓正是武俠的根本原則。然而，金庸試圖從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實的層面上，來考察「正邪」的觀念和現實的矛盾，人性中善與惡的矛盾。這種正邪的辯難在他從前的作品中已經出現過，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黃藥師等。但是，這些人都只是「個體」，把它放到群體和社會的範圍來考察，探討正邪與人性的關係和轉化，則是至《倚天》始大成。當時這樣的小說，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殺人無數的金毛獅王竟與正派主角張無忌感情深厚，張無忌又當上了被認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並與敵國的郡主趙敏發生戀愛，而正派的滅絕師太剛愎好殺，周芷若暗藏心機……金庸後來解釋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確是我對人生一種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壞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人生其實很複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將人生簡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