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加身，但是金庸對於自己年齡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學術領域真的開疆拓土的事實，也看得很清楚。回港之後，記者採訪金庸在英國的感受時，問到「你這半年還有什麼抱負，希望在餘生中達到」時，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時，是希望能夠做些學術工作，但我的個性不適合，學術的基礎也不好，現在才開始，已經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學者了。我還是比較適宜做創作的工作，我沒有積極的抱負，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首發炮彈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絕金庸》。在這篇文章中，對於金庸和武俠小說最強烈的批評，就在於「武俠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他認為，武俠強調虛幻的個人力量，不符合歷史真實，又鼓吹反社會意識，與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俠小說是「精神鴉片」。

經過多次醞釀，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協調各方意見而偏於保守，在發表時遭到激進派的批評。但是金庸堅持認為，這個方案是最適合於香港現階段局勢，能夠逐步推進的協調方案，而此方案也於1989年2月2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

心事既了，又由於種種原因，金庸於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報》創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並宣布卸任《明報》社長職務。

隨著金庸小說風行於世，學術界也受到了震動，開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說，乃至通俗小說整體的價值。葉洪生先生寫於1992年夏的《「偷天換日」的是與非——比較金庸新、舊版〈射鵰英雄傳〉》中便提到，「近年來在有心人士的推動下，港、台兩地甚至大陸，又掀起了所謂『金學研究熱』」，語雖含貶，事實難避。

在討論中，金庸小說在學術界的影響越來越擴大。同年10月，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在授予儀式上，金庸為北大師生作了關於中國歷史的演講https://read.99csw.com。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嚴家炎先生在儀式上作了題為《一場靜悄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詞，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標志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金庸現在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並於2002年5月受聘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如今，他已經招收了他的第一批博士生，並且在訪談中，透露出寫一部中國通史的計劃。隨著央視投拍的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播映，金庸再次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而重新修改他作品的計劃，則又引發了讀者的大規模爭議。看來，「隱」亦不易，年過八十的金庸，依然暢遊于名與利、文與商、個人與公眾、政治與藝術之間，而諸多是非功過，也只能留待後來人評說了。

針對這篇文章，嚴家炎寫了《答「拒絕金庸」——兼論金庸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對《拒絕金庸》的邏輯進行了反駁，另有童志剛在《今日名流》上發表《且慢拒絕金庸》，針對鄢文中說他拒絕讀金庸作品的行為，建議鄢先生先去讀完金庸作品和金學研究著作后再來發表高見。

與本文同時刊出的，還有著名金庸研究家陳墨先生的文章《金庸小說長盛不衰值得研究》，對王朔的觀點進行了批評。數天後，在《中華讀書報》上刊登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袁良駿的《再說雅俗——以金庸為例》，指出傳統武俠小說五大弊病，在肯定金庸小說比起舊武俠的四點進步后，筆鋒一轉，抨擊金庸小說從根本上，仍然沒有脫離舊武俠的局限，仍然是一種陳腐落後的作品。

平心而論，這篇文章衝擊力，是在它語氣的「罵」上，並提了「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稱為四大俗」。而在基本論點上，實際並未超出鄢烈山的指責。但ｒeａd.99cｓｗ.cｏm是由於王朔的名氣大大超過鄢烈山，曾經也影響過一代青年，而網路的推廣使大家自由、迅速地發表和交流意見成為了可能，因此，此文一出，立刻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兩邊的支持者在新浪上的「金庸客棧」和「王朔個人聊天室」中，發貼爭論，硝煙滾滾。其中，許多金迷由於感到自己心愛的作者作品被侮辱謾罵，感情受到傷害，因此非常憤怒，乃至口出粗言鄙語，種種有之。王朔這篇文章本身並非是嚴肅的學術探討，因此這場論爭主要發生在讀者之中，意氣成分較重。這也可以看出，通俗小說的地位提高，不但改變了通俗文學的命運，而且也使從通俗文學出發，沒有強大學術基礎和文化背景，只是單純抒發身為讀者的感受的「通俗評論」，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聲音。

對於金庸小說的論爭，由此擴大到學術界內。隨後，嚴家炎先聲撰文捍衛金庸小說的價值，而袁良駿先生則再撰文反擊。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網友也參与了討論，對論爭發表了他們各自的看法，對於金庸小說的爭論，還會長期一直延續下去。

卸去一身重擔，金庸開始圓他多年的學者之夢。1992年，金庸到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院士半年，並榮膺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而他的宗教情懷，則是另一重推動力。1976年金庸的長子查傳俠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自殺身亡，金庸在長期悲痛之後向佛法尋求解脫，從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輕視身外的慾望，求索精神的升華，使金庸進一步堅定了放手名利事業，毅然退隱的決心。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與江澤民會談，中國的第三代領導人，給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歸來寫有長文《北國初春有所思》，記錄他在大陸的見聞，以及他關於大陸和香港未來的思考。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改任名譽主席。從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報》。

也就在這一九*九*藏*書年，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以「全世界讀者最多的小說家」的評價，授予他文學博士稱號。

在金庸的內心中，他對於歷史上為國建大功、立大業，又能不貪權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張良，始終懷著嚮往效仿之情。這種由「儒」入「道」，在「兼濟天下」后「獨善其身」的思想，貫徹於他的武俠小說之中。

此後，金庸在中外各地遊山玩水，飽覽世界風光。此外，則讀佛經，聽音樂，下圍棋。

儘管自己希望輕鬆無礙，卻不能將一生心血隨手拋棄。退隱之前，金庸所最為掛心的，自然便是《明報》的著落。子女們全對新聞事業不感興趣，繼承家業恐不可行；從前那些老友，又出國的出國，倦世的倦世，面對著如何能保持《明報》的長期繁榮發展，金庸可謂殫精竭慮。於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他做出讓《明報》企業掛牌上市的決定，減少自身對於《明報》的控制和責任；同時，他在上門求購者中精挑細選，選中了智才顧問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了解，我覺得於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賣出《明報》，退隱江湖。

金庸本人對此的反應，卻顯得比較平靜，接受採訪時只是泛言「王朔先生與我不會有個人恩怨，我的小說既然是文藝作品，總會有人說好，有人說差。我非常歡迎有人批評我的小說」。隨後在《文匯報》上發表一篇短文《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意思相近。

這次回鄉，他拜訪了中學時代的數學老師，也是20世紀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標先生，此時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歲的老人。師生敘談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歡。

但是，在金庸開始進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爭論也就隨之而起。正當一批學者驚喜于文學史學作品中的新血，認為金庸作品為「九_九_藏_書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義的時候，另一批堅持傳統文化立場的文化界人士則站出來反對，宣布「拒絕金庸」。

1998年，在美國召開了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1999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評點者為大陸多位金庸研究專家。同年，金庸被聘任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隨著「金庸熱」的升溫和網路的普及，世紀末終於爆發了一次涉及社會各文化層次的大論戰。這場論戰的起源，是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

1994年3月，北京三聯書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不過，雖然他選擇了逍遙退隱，但仍然沒有不聞外事，對香港的政治十分關注。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獲得最後通過。這次訪問回到香港后，新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違反中英之前的協議，引起了國際上的爭端。金庸向彭定康勸說無效，便再次援筆撰寫政論，對彭定康方案中違背實際情況的一意孤行進行了批駁。不過，金庸此時也已沒有當年筆戰群雄的精力和熱情了，寫了兩篇社評表達清楚自己的觀點后，他便離開香港，再次返鄉。

沸沸揚揚的爭論過後，隨著學者呼叫，通俗文學越來越受關注，在文學史中占的分量越來越大。「雅」、「俗」的對立統一，也成為許多文學研究者關心的問題。而金庸作為當代通俗文學作品的成熟代表，自然被作為典型受到最高的關注。

有趣的是，對於金庸的批評，基本是對武俠小說的「整體意義」作評價，而為金庸小說正名，則重在強調金庸小說「個體」的藝術價值。隨著「金學研究」的越來越深入，許多學者對於金庸的態度，也由當年的驚喜開始向反思轉化，金庸小說和武俠小說到底應該被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而金庸之外的武俠作家，如古龍、溫瑞安等，又應該被如何評判，金庸的創作是不是真的「超越於一般武俠小read.99csw.com說」，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打通雅俗」的可能，而支持武俠的一方是支持「武俠小說」的生存發展，還是僅僅將「金氏武俠」送上文學史的高位，看來還是一個有無窮開拓領域的話題。

此外，金庸決定捐款300萬人民幣，為自己曾讀過中學的嘉興市建造一座圖書館。

這篇文章並非無懈可擊，但是卻觸及了武俠的根本存在價值問題：武俠作品中的武俠，到底是作為什麼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話」，還是使人陷入夢幻的精神鴉片？或者說，這仍然是金庸曾經回答過的問題：武俠小說要不要為它的教育功能負責？文學需不需要規定基本傾向和立場？文學的「社會意義」是否僅僅依靠它的現實意義來判斷？消遣文學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價值？等等。

就在這一年的8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組織策劃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中，把金庸列為20世紀小說大師之一，名列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位列第四，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而之前聲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選。頓時，在文化界乃至新聞界，都掀起軒然大|波，在報紙「金庸取代茅盾」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下，一時眾說紛紜。在《中國青年報》為此專發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話說：「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體現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雅俗共賞。」時年他三十五歲，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聲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滿四十歲的大學教授、副教授或博士。在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由於好奇和興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說，併為其藝術魅力所感染。這不僅僅是對金庸一人的評判變化，也是歷代以來對於文學的評估標準、價值測定既有規則的反思和顛覆。

就在這同一天，金庸又重遊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鎮中心小學。應校長邢祖康之請，金庸為學校揮筆寫下了這樣幾句話：「重遊母校，深感當年教誨恩德。袁小舊生查良鏞（金庸），1992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