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批判性」，也是「金學家」們拿出來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現代精神」的重要證據。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中，嚴家炎說：「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義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作為例證，嚴家炎首先舉了《射鵰英雄傳》中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一事。岳飛的死因，即便在當時的有識之士和熟悉朝政者，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現代，則更成了史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的一種常識。在通俗讀物里賣弄一點學術常識，也是一種有效的包裝術，對於作品的暢銷，對於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都大有裨益。但若說這是一種「獨立批判精神」，是一種「現代意識」，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了。是趙構而不是秦檜害死了岳飛，這是一種對歷史真相的認定，不關乎「意識」和「精神」的時代性。嚴家炎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另一個證據，是《笑傲江湖》、《鹿鼎記》影射了其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即使金庸在寫作這幾部小說時，真的有意與大陸的「文革」聯繫起來，那也同樣是發現了對於招徠香港讀者，大陸的「文革」中有可供「利用」的素材。如果說金庸有意以武俠小說的方式面對香港的大眾讀者批判「文革」，這事情本身就是滑稽的。如果大陸的「文革」真的給了金庸以靈感，那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金庸拿大陸人民的苦難博取其時的香港人茶餘飯後的一笑。在沒有「文革」的地方批判「文革」，充其量也就像楊過在古墓里反叛了禮法一樣，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不是說金庸小說全無一點「批判性」，作為一種暢銷策略，「大眾文化」顯出一定的批判姿態是必要的。但並不是真的要批判什麼東西，關鍵是要做出這種批判的姿態。這樣一種批判姿態，其限度在於與大眾觀念相吻合。倘若批判姿態過於激烈，就可能失去大眾讀者的支持。金庸深知其中奧妙，因此他的小說總是把批判的姿態設計得十分精確。批判師徒不能結婚的「禮法習俗」，批判「貞節觀念」，都是這種精確性的表現。對於金庸小說的所謂「批判性」，還是方愛武先生在《「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中說得好：「在一定條件下運用『批判』正是文化工業的現實策略。文化工業目的是取得商業利潤，而體現的實質是維繫主流意識形態的統治，方式是通過對現文化的認同，手段是借傳媒等現代技術手段。所謂對現文化的認同包括對流行社會觀念、社會價值觀的認同。一個社會在上升時期也有改革與批判的要求，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就處在這樣的時期，金庸小說要迎合消費者心理，批判是使其商品增值的手段之一，關鍵是看如何批判？設若香港或國人強調『貞節』，而金庸通過思考認定貞節有礙兩性關係的自然交流，於是在小說中施行之，即使理由充分怕也不得商品利潤，《明報》或許早就辦不下去了。但設若不批判，金庸怕也要失人之口味，味不對口，利潤亦是不得，於是就有了批判，但批判死去了的觀念又不會拂逆活人的心意，商家的聰明、政治家的敏銳同時在這一步中實現了。」作為一個現實生活中人，查良鏞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與以「金庸」為筆名寫下的武俠小說中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是兩回事。即使查良鏞具有「獨立批判精神」，但當以「金庸」為筆名編製武俠小說時，他的「獨立批判精神」也無由表現。因為每天刊載武俠小說的那塊版面，是用來賺錢的地方，而不是供人發表個人見解的地方。

(一)總體構思上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構思武俠小說，首先要設置矛盾衝突。這種矛盾衝突不可能是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矛盾衝突的反映，不可能來源於作家對現實生活的研究和感悟，而只能憑空杜撰。最常見的當然也是最能有效地推動武俠故事向前發展的，是武林世界中不同派系的舊仇新怨。舊武俠小說是這樣設置矛盾的，金庸小說也是如此。正如何滿子所說，這不關乎作家才能的大小，而是武俠小說這種類型所決定的。再有才華的人，只要選擇了武俠小說這種類型，就只能這樣來編造故事。

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一文結尾，嚴家炎先生語帶遺憾地寫道：「金庸小說有沒有非現代意識，有沒有陳舊觀念、滯后思想呢？有一個現象也許可以討論。那就是：他小說里的男主人公，總是被好多年輕美麗的女性包圍著。……在古代，中上層男子三妻四妾並不稀奇，小說中寫到也屬正常；但是，一個男主人公四周總有那麼多女性在圍著他轉，這類現象在他作品里又出現得那麼多，那麼集中，我以為還是說明一點問題，即金庸小說積淀著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於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連對金庸珍愛異九_九_藏_書常的嚴家炎先生也不得不于論列金庸小說中「現代精神」之餘，嚴肅指出金庸的這種「非現代意識」，可見這種現象在金庸小說中確乎異常「嚴重」了。對這種「一男數女」的故事模式，推崇金庸的「金學家」也都往往像嚴家炎先生一樣，于稱頌金庸之餘，遺憾地將其指出。而對金庸持否定態度的人，則難免在這—點上對金庸嚴加攻擊。坦率地說，如果真正按照現代文明的標準衡量，尤其是如果按照現代女性主義尺度來要求，僅如此明顯和嚴重地歧視女性這一點，就可以說明金庸在「現代精神」上，是—個不及格的人。周作人曾說：「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法以及對女人如何說法，即已瞭然無遁形矣。」（見周作人《捫燭脞存》，轉引自舒蕪《串味讀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金庸小說里也大談佛，談得如何，姑且不淪。但金庸小說對女人的「說法」甚為低俗，該是不爭的事實。倘按周作人的標準，即使他談佛能得滿分，他的總體「見識」也只夠五十分。與此相關的，是金庸小說往往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卻極為乾淨，非但談不上誨淫，簡直是在極力維護傳統的貞節觀念。仍以楊過與小龍女的關係為例。當誤失「貞節」后，金庸對小龍女有這樣的描寫：「小龍女……心中凄苦到了極處，只覺得便是殺一千人，殺一萬人，自己也已不是個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深愛楊過。」一個在與世隔絕的古墓中長大的女子，竟也有如此強烈的貞操意識，不說明「禮法習俗」對這個其實生活在「禮法習俗」之外者，也同樣施行著有力的制約嗎？而在「古墓兩個人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楊、龍耳鬢廝磨而產生愛，同室而眠而遵守禮教之大防，乃至他們決定作為夫妻但未行儀式前仍同睡而各守貞操。楊、龍這兩個不經傳統熏陶、不習禮法、不知『名節』而自然生情者，如許行事及思想，如何能稱呼人性或愛情？稱禮法可也」（見方愛武《「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載《世界華人文學論壇》1999年第1期）！愛得這樣深的兩個人，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里，用古書上的套話說，卻「終不及亂」，如此懂得「發乎情，止乎禮義」，如此善於以「天理」來克制「人慾」，這不是蔑視「禮法習俗」的叛逆者，而是遵守「禮法習俗」的楷模。如果真有這樣一對相愛極深的男女，長期生活在遠離人世的古墓中卻又「終不及亂」，那是完全可以在他們生活的古墓前立起貞節牌坊的。金庸熱衷於寫數女戀一男，金庸如此寫古墓中楊過與小龍女在「性」上的「乾淨」，如果體現的是金庸真實的男女觀和性觀念，那隻能說金庸的兩性觀還是很陳腐的。或許把楊過與小龍女之間的關係寫得那樣「乾淨」，恰恰顯示了作者內心的不幹凈。

對必須先讀過然後才能發表看法這樣一種一般性的準則和常識，何滿子們並沒有表示否定，而只是說，這種準則和常識，「未必置之四海而皆準」，也就是說，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即使對具體作品不看或不細看、全看，也可以表示非議和拒絕，例如對某部具體的武俠小說，就可以採取這種態度。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其特性十分明顯，其「家族相似性」十分突出，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判斷，也基本適用於任何一部具體的武俠小說。而—個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採取批判、拒絕態度的人，就完全可以對每一部具體的武俠小說都表示批判和拒絕，不必要看一部才能說一部，這正如拒絕毒品者可以在任何一種毒品面前都背過身去，而不必要一一嘗過後才能作決定。何滿子們認為不看金庸小說也能對之表示非議，並未構成對只有讀過才能批評這樣一種一般性規則的否定，也正如肯定金庸武俠小說的人，一般說來也並未打算由此上升到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進行一般性的肯定一樣。推崇金庸的人，往往也承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乏善可陳，也即在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看法上，他們與何滿子、鄢烈山們往往並無根本差別。他們只是強調金庸小說相對於一般武俠小說的特殊性，強調金庸武俠小說的「新」，強調「關於武俠小說的泛論是不適用於金庸的」。（見孔慶東《金庸小說的文化品位》）這也就是在認可了一般性觀念的同時，又主張對特定的作品，這種一般性觀念是不適合的。而這與何滿子們在認可先讀後批評這種一般性規則的同時，又主張對金庸作品可不遵循這種規則，是一樣的道理。實際上，何滿子和在這個問題上反對何滿子的人，都在強調金庸小說的「特殊」。何滿子的邏輯是：金庸武俠小說是特殊的，因此即使不看也可以批評，先讀後批評的一般性規則在此並不適用。反對何滿子者的邏輯是：金庸小ｒeａｄ.９9cｓw•cｏｍ說是特殊的，因此，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評價在此並不適用。將何滿子針對金庸小說所說的「看沒看過都一樣」視作大逆不道者，恰恰是在「一般」與「特殊」的關係上，實行著「雙重標準」，即允許自己主張有突破「一般」的「特殊」，卻不允許別人也這樣做。主張對金庸小說即使不讀也可以表示非議和拒絕的人，其實未必完全不讀，而往往只是沒有全讀或細讀而已。試圖讀一讀然後再說話，然而，實在讀不下去，便在硬著頭皮讀了半本一本后，將其餘的大略翻一翻，或者乾脆棄之如敝屣，這種情況恐怕是很普遍的。然而，讀不下去，不是表示非議和拒絕的最好理由嗎？

再回到何滿子關於金庸小說特性的概括上來。前面所引的何滿子對金庸小說的概括，與一些深研過金庸小說者對金庸小說的概括是基本一致的。何滿子是依據對作為—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的判斷來概括金庸小說的特性的，深研過金庸小說的人是通過對金庸小說的具體分析來總結出金庸小說的特性的，二者竟基本一致，也說明金庸小說確實未能超出武俠小說的一般範疇。

被「金學家」們作為金庸小說之「新」的標誌而加以論列的東西，有的其實是很陳舊的。而有些，新則新矣，但卻已是一種常識性的觀念。我發現，「金學家」們在研究金庸小說時，時時被一種「也有意識」所驅使，即強調：「五四」新文學中有的一些東西，金庸小說中「也有」，從而證明金庸小說「也是」新文學之一種。相對於大陸「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金庸小說作為新一輪的武俠小說，從手法到觀念上，當然會有些新的因素。但這樣一些「也有」的東西，並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金庸小說作為大眾「迷魂湯」的實質。有位論者說：「要說他(金庸)沒有什麼創新也不公道，至少他生活在一個禮教已經失禁的時代，允許自由戀愛、男女私奔、婚前同居……這樣，他就比以往的武俠作家多了一份幸運，可以把這些東西也寫進去。我想，如果說金庸的小說是一種新武俠小說，那麼，它的『新』就主要體現在這些地方。」（見馬俊華《胡鬧里的一片小小花絮》）另一位論者針對嚴家炎先生的《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一文評說道：「嚴家炎先生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探討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這些分析都是十分正確的，問題是假如金庸小說思想的深刻性只能達到這個程度，為金庸小說的偉大隻能做出這樣的辯護，那實在令人感到遺憾。金庸小說……無疑是正確的觀念，也正是金庸小說欠深刻的地方。它們作為本世紀啟蒙主義者早已解決了的問題，金庸的功績至多不過是在改造舊武俠小說時將它們普及化了。」（見朱國華《關於金庸研究的一點思考》，載《文藝評論》1997年第3期）我覺得，這幾位論者對金庸小說之「新」的基本判斷，是很準確的。

正像金庸武俠小說不過是民國時期舊武俠小說的延續一樣，對金庸小說的吹捧以及吹捧方式，也並不新鮮。把金庸小說與中外一些名著相比附，是今日「金學」研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手段之一。同樣的手法，民國時期的論者也曾用於對那時期的武俠小說的吹捧。姑舉一例。金庸的《鹿鼎記》被今日「金學家」們視為瑰寶，尤其其主角韋小寶，似乎可與古今中外最成功的文學形象相比。將《鹿鼎記》比作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更是一些「金學家」樂此不疲的，並自以為一大發現，而《鹿鼎記》對所謂「反俠」形象的塑造，則成了金庸突破和超越舊武俠的無可辯駁的證據。（見陳墨《「反俠」韋小寶》，發表在《通俗文學》1993年第4期）但同樣的比附，同樣的腔調，也早有過了。當年，對宮白羽，就有人做過這樣的評價：「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他武俠故事不同——他借鏡于席文蒂思(王按：塞萬提斯)，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見葉冷《白羽及其書》，收入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不但金庸武俠小說翻不出什麼新花樣，連對金庸武俠小說的吹捧，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

三、孫悟空的跟頭與如來佛的手心

(六)同舊武俠小說一樣，金庸武俠小說也有著不良的社會影響。對於金庸小說的社會影響，可以從多方面看。作為一種「文化工業」，正如前面指出過的那樣，它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以引導人們逃避現實的方式來肯定和維護現實，起著「社會水泥」的作用。從對青少年心智的影響來看，它不利於青少年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也不利於青少年現代公民意識的建構。金庸所虛構的武林世界，是一個非邏輯的世界，現代生活的邏輯在那裡往往不管用。沉溺於九-九-藏-書這個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現實生活中顯得思維混亂。而這個武林世界也是一個與現代民主與法制社會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於這個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腦子裡裝了一大堆與現代公民意識冰炭不可同器的東西。而這樣的青少年在中國一多起來，對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與法制化，絕非幸事。

不過，事情也許更應該從另一個方面來理解。應該看到，金庸將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卻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這樣一種有情無性的故事模式，其實也非金庸獨創，而仍然是對當年「鴛蝴派」的一種繼承。有論者說：「五四作家批評鴛蝴派作家『誨淫』，可以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誤解。幾個主要的鴛蝴派作家，其言情小說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盪，而且是太聖潔了——不但沒有性挑逗的場面，連稍為肉|欲一點的鏡頭都沒有，至多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一點『非分之想』。後代人可能很難理解這樣『無情』的愛情小說何以當時能引起讀者那麼大的興趣。正是這種相當朦朧的愛情追求，這種有點非分而又不過於越禮的男女之情，這種只有思念之意而無肌膚之親的精神戀愛，最能適應那個時代半新不舊讀者的審美情趣。」（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4頁）在性描寫上，「五四」新文學的確比「鴛蝴」舊文學更大胆，這也構成對傳統的貞節觀念的有力衝擊。而在與「五四」新文學的論戰中，「鴛蝴派」作家也曾以「五四」新文學在性描寫上的越軌為口實，對新文學施以攻擊：「不料那些以提高小說藝術價值的新文化小說家(？)，竟會專門提倡性|欲主義。專門描寫男女間的情事。甚麼提倡獸|性主義。描寫男和男的同性戀愛。簡直說一句。描寫『雞|奸』。讀者不信。請看《創造》雜誌第一冊內郁某的小說。和郁某的專集《沉淪》一書。——新式圈點的小說。他們不是說小說在文學上佔據很高的地位嗎。然而到底誰是做黑幕小說的。」（見張舍我《誰做黑幕小說？》，收入芮和師、范伯群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郁達夫的《沉淪》對性心理的大胆越軌的描寫，是其時的大眾讀者無法接受的。而「鴛蝴派」的有情無性，恰好吻合了其時大眾讀者「半新不舊」的心理。同理，金庸一再寫數女戀一男，金庸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而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卻能博得大眾讀者的喜愛，說明大眾讀者的思想情感仍處於「半新不舊」的狀態。與其說金庸的兩性觀還陳腐骯髒，毋寧說廣大華人的兩性觀還是陳腐骯髒的，金庸只是看準了這一點並極力地迎合了這種觀念而已。嚴家炎先生認為，「金庸小說積淀著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為依附的文化心理意識」，這樣一種小說竟能風靡華人世界，這樣一種「愛情」竟能讓許多「金學家」也感動不已，那隻能說明金庸小說中那非現代的「文化心理意識」，還在華人世界普遍存在。

鼓吹者的核心論調是，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是「新」武俠小說，因此不能與古代甚至民國年間的武俠小說等同視之。在現代社會活著，當然要沾染點現代社會的「新」，賣弄點時代之「新」，這不假。可是，武俠小說這一文體，它的敘述範圍和路數，它所傳承的藝術經驗，規定了這種小說的性能和騰挪天地。看沒看過都一樣，無非是寫幾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俠士，有超凡的武功和神奇的特異功能(令人想起吹噓得荒唐透頂的氣功大師和李洪志之類)，煉成人無法想象(他愛怎麼胡編就怎麼胡編，反正牛皮揀大的吹)的絕技和高精尖武器；俠男俠女們又都是些多情種子，三角四角要死要活；天生有深仇大恨要報，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尋釁打鬥；這宗派那山頭的俠士們也因國恨家仇乃至互不服氣都要比試比試；各逞祖傳的或新修鍊成的絕技和奇器克敵制勝；如此等等。變來化去，情節不論如何翻新，都遁不出這些祖傳招數。又因為這些奇談怪論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無法想象的，因此只得找點某朝某代的歷史故事來依附，緣飾些歷史掌故，生髮些人生議論以示其淵博和高明。其實對歷史也無異於「戲說」，清代武俠小說中就有攀附雍正奪嫡的「血滴子」故事之類的傳說，更不說再古老的公案武俠小說之依附歷史人物包拯、謀叛的寧王朱宸濠等類的稗史了。即使在情節的敷述中有點人生諷喻甚至是哲理性的點染，就算是很高明的，在奇聞怪事、刀光血影、濃情蜜意的整個武俠故事的框架中，也不過撒上點調料、胡椒面之類，怎麼也新不起來。這不決定於作家才能如何。

深研過金庸武俠小說，並且將之與舊武俠小說做了比較研究，從而認為金庸小說仍未能從根本上突破武俠小說這種「類型」的，是袁良駿先生。在《再說雅俗》（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11月1hｔtｐｓ://rｅａｄ•99cｓw.ｃoｍ0日）一文中，袁良駿先生首先列舉了舊武俠小說的數種通病，然後充分肯定了金庸小說在人物塑造、故事結構、細節描寫等方面對舊武俠小說的突破與超越。在這個前提下，袁良駿先生寫道：「然而，十分遺憾的是，金庸本領再大，仍然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武俠小說這種陳舊、落後的小說模式本身，極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學才能的發揮，使他的小說仍然無法全部擺脫舊武俠小說的痼疾，仍然無法不留下許多粗俗、低劣的敗筆。」這些無法擺脫舊武俠小說痼疾的地方，表現在：

當金庸小說的稱頌者極力強調金庸小說「新」的一面時，往往迴避了金庸小說仍有「舊」的一面；當金庸小說的稱頌者極力列舉金庸對武俠小說這種類型的「突破」時，往往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固有的缺陷在金庸小說里的延續視而不見。上面，論證了金庸小說所謂的「新」的表現，所謂的「突破」的方面，要麼不值一提，要麼壓根兒就是「金學家」的誤認。下面，則試圖說明，金庸小說基本上仍在作為—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的窠臼里翻滾。正像孫悟空再怎樣騰雲駕霧、一個跟頭翻出十萬八千里，也仍在如來佛的手心裏一樣，金庸小說再怎樣添加了些舊武俠小說所沒有的調料、彩頭和敘事技巧，也仍然無法撐破武俠小說這種「類型」而成為非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必然具有的通病，一樣地在金庸小說里找到了存身之所。

針對金庸小說的鼓吹者所謂的金庸等人的小說是「新」武俠小說，因而應與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區別對待的觀點，何滿子寫有《破「新武俠小說」之新》（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12月1日）一文予以反駁。其中說道：

(四)金庸小說將武俠置於歷史背景之下，具有以假亂真的副作用。給武俠故事安上一個歷史背景，也仍然是金庸從舊武俠中學來的。但金庸在「戲說歷史」方面，也比前輩武俠小說家更大胆。《射鵰英雄傳》、《鹿鼎記》里的種種以真實歷史人物點綴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一些「金迷」，尤其是一些文化不高的「金迷」，不知會從金庸小說里接受多少錯誤的歷史知識。金庸口口聲聲說自己有歷史癖，張嘴閉嘴都談歷史。而我從他對歷史的恣意戲說，看出他並不真愛歷史，並不具備史學家的修養與操守。

(二)所虛構的武林世界仍然是嚴重脫離現實生活的。在這方面，金庸不僅僅是沿襲了舊武俠的傳統，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舊武俠小說雖然也嚴重脫離現實，但往往也還與現實生活保持一點聯繫，往往還有絲絲縷縷的人間煙火氣。而金庸小說「在不食人間煙火方面可以說超過了古往今來一切武俠小說」。金庸武俠小說雖然在某些方面對舊武俠小說的毛病有所矯正，但卻將脫離現實的毛病大大地發展。而脫離現實可以說是武俠小說最根本的毛病，其他一些毛病，如公式化、概念化，都與這毛病有關。

何滿子先生在這裏並沒有對金庸的武俠小說進行具體的文本分析，只是就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發表看法，但何滿子先生認為，這種看法也必然適合於金庸小說這個個案。即使根本不讀金庸小說，也同樣可以對作為武俠小說的金庸小說做出這種評價——「看沒看過都一樣」。在這篇文章的開頭，何滿子先生還說到，雜文家鄢烈山在表示拒絕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的武俠小說時，因聲明自己「從來不看這類玩藝」而遭到「暢銷書拜物教徒的教授」的「申斥」：「既然沒有看過，怎麼有資格妄加評論？」何滿子認為，這種「申斥」是沒有道理的：「沒有讀過，怎麼能憑空批評？這道理似乎很過硬。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準。」對文學作品，必須閱讀過，研究過，然後才能發表看法——這是一種準則，也是一種常識。但何滿子認為，在對待金庸小說的場合，這種準則，這種常識，未必合理。對金庸小說，即使不看，也能基本知道是什麼貨色，也能表示拒絕，做出批判。在對金庸、梁羽生、古龍一類人的「新武俠小說」表示非議時，其實不止何滿子一人顯示出這種不看而「罵」的態度。而推崇金庸的人，往往也抓住何滿子們的這種「破綻」不放，以不看就亂批評為證據，證明何滿子們對金庸小說的非議態度本身就是很惡劣的。有位論者甚至宣稱《破「新武俠小說」之新》等文章中表達的對金庸小說「不讀也能批評」的觀點，連同文章的標題和行文方式，都是「『文革』式招式」。（見徐建融《精神文明建設中的豆腐渣工程》，載《粵海風》2000年第5—6期）嚴家炎先生也把何滿子的這種說法與「20年代末期」創造社的「『左』得可笑又可怕」的諸人對魯迅的謾罵相提並論。（見嚴家炎《以平常心看新武俠》）不讀金庸武俠小說是否能對之發表看法，換言之，是否只有把金庸小說至少通讀一遍才能說一聲「不喜歡」，在https://read.99csw.com關於金庸小說的爭論中其實是一個並不算小的問題，也值得辯一辯。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何滿子、鄢烈山們的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妥，而以「不讀就不能批評」的一般原則來指責何滿子、鄢烈山的人，恰恰是自己在「一般」與「特殊」的關係上，實行著「雙重標準」。

(三)金庸小說所虛構的武林世界，依然是一個刀光劍影、血流成河的世界。這絲毫不奇怪。既然寫的是武俠小說，當然就得有打打殺殺。在這方面，變化的空間也有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仍是用「舊招數」。「金學家」們每每強調金庸小說不只有打打殺殺，還有別的東西。然而，這打打殺殺之外的東西，其實往往不過是一種調劑。每一頁都打打殺殺，也容易讓讀者疲勞，在兩次打殺之間，來上點別的東西，可使神經得到鬆弛，為更好地欣賞下一場打殺做準備。有時候，寫打打殺殺以外的東西，是為打殺做鋪墊。總之，武俠小說就是要寫打殺。人們看武俠小說，也是衝著打殺來的。金庸小說倘沒有足夠的打殺，絕不會有那麼多讀者。

一句話，武俠小說的文體及其創作機制決定了它變不出新質，猶之吉卜賽算命、西方新占星學，和老式的《麻衣》、《柳庄》、「五星子平」，花樣雖不同，都是宣揚定命論的謬說一樣。如果比喻得再通俗易曉一些，也略為刻薄些，則就是，三陪女、髮廊女、洗腳女，誠然是新花樣，但和舊式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姑娘」，上海會樂里的「先生」一樣，其提供特種服務的實質則同。

「金學家」拚命要用一個「新」字在金庸與平江不肖生、趙煥亭、宮白羽之間掘一條鴻溝，恐怕是難以被公認的。如果說，何滿子、袁良駿們還只是強調金庸並未能突破武俠小說的類型，提高武俠小說的品位，那施蟄存則乾脆認為，從小說藝術看，金庸的「新武俠」尚不如平江不肖生的「舊武俠」，也不如中國古代的《三俠五義》等經典武俠作品。（見雲起《作家到大學講什麼》，載《文學報》1999年6月24日）如果從金庸小說較之舊武俠小說更脫離現實、更缺乏藝術真實性的角度看，施蟄存的觀點是不無道理的。

(五)拉雜、啰嗦、重複。這一點，其實也極能說明武俠小說與一般所說的「純文學」的區別。所謂「純文學」，其創作的目的是藝術性的，作品的整體結構、篇幅，都取決於藝術性的需要。當創作者意欲表達的情感、思想已經表達，當人物性格的塑造已經完成，作品就應該結束。而民國以來的武俠小說，其創作的目的是純商業性的，作品的整體結構、篇幅，都取決於商業性的需要。這—點，在本就是為報紙服務的金庸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很典型。只要還有起碼的藝術感覺、文學知識和文化良知，就應該承認，從表達情感、塑造人物等角度看，金庸的那些多部頭小說，都沒有必要寫那麼長。而之所以寫那麼長，原因就在於其目的本就是非文學的。用好看的故事填滿每天的版面，這是金庸的全部動機。袁良駿先生說：「金庸是靠武俠小說發家致富的，正因為有了他的武俠小說，他才敢於創辦《明報》；他的《明報》的暢銷不衰，主要也是依賴他的武俠小說撐門面。武俠小說寫得越長，《明報》的壽命越長，金庸的財源越廣。他怎麼可能注意精練，注意刪節？不客氣地說，有些作品簡直是有意重複，有意拖長。按照嚴格的純文學創作，這是絕不可以的；即使小學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許的。這個簡單的道理，難道金庸不懂嗎？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複，不能不拖沓。這是金庸的聰明處，也正是金庸小說的悲哀處：為了財富，金庸只好『背叛』才華了。」袁良駿先生這段話說得很沉痛，大有為金庸糟蹋了自己的文學才華而痛心疾首之意。這既顯出袁良駿先生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真誠，也顯出其迂腐。我以為對金庸這樣的武俠寫家，指出其毛病就足夠了，為之而痛惜卻是看錯了對象。坦率地說，金庸本人並沒有錯。作為一種「文化工業」，他的武俠小說具有拉雜、啰嗦、重複的特性，本是題中應有之意。他從一開始就是為報紙招徠讀者而寫作，他嚴格地遵守了「文化工業」的規則，因而他獲得了成功，硬要用藝術的標準去要求他，本身便是不明智的。正如一個風塵女子嚴格地遵守了煙花場上的規則並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有人硬要用良家女子的標準去要求她併為她的淪落而痛惜，往往會顯得可笑一樣。當然，袁良駿先生的這番話，與其說是對著金庸說的，毋寧說是對著金庸的吹捧者說的。正因為有人無視、迴避金庸小說那明顯不過的毛病，才有袁良駿先生嚴正地指出金庸小說的毛病；正因為有人把金庸小說吹捧成「純文學」中的精品，才有袁良駿先生沉痛地指出它不是「純文學」併為此而痛惜。倘若沒有人把金庸小說吹捧得那樣高，我想，袁良駿先生或許根本就不會去談金庸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