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藏書

《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麼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迹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

在總體計劃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迹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迹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

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

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

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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