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從烏鎮回上海不久，去參加蘇聯十月革命紀念酒會，魯迅也去了，史沫特萊特地叫計程車去接茅盾和魯迅，然後換車進蘇聯領事館。

「大概是關於『左聯』的事吧。」鄭振鐸也不明底里，說道。茅盾想了一下，同意了，便對鄭振鐸說：「明天上午在你家裡與他見面如何？」

但憑一封信，畢竟不能有什麼動作的，況且茅盾和魯迅看法還不盡一致。

第二天，茅盾去魯迅家裡轉達夏衍的意見。魯迅對中共是十分欽佩的，也十分尊重中共的意見，同時對中共也十分坦誠。他聽了茅盾轉達夏衍的意見以後，爽快地說：「他是想組織文藝家抗日統一戰線的團體我贊成，『禮拜六派』參加進來也無妨，只要他們贊成抗日。如果他們進來以後又反對抗日了，可以把他們再開除出去。」說到這裏，停一下，吸了一口煙，又說：

1936年春節里，鄭振鐸告訴茅盾：「夏衍有重要的事要與你說，時間由你定。」

但是，9月下旬《今代文藝》上發表《戲改魯迅茅盾聯》后，又惹出一番風波，戲聯稱是郭沫若寫的：「魯迅將徐懋庸格殺勿論，弄得怨聲載道；茅盾向周起應請求自由，未免呼籲失門。」而提供者金祖同，又別出心裁地說在郭處見到茅盾寫給郭沫若的一封長信。這個《戲改魯迅茅盾聯》發表后，文壇議論紛紛。茅盾也捺耐不住怒火，專門寫了《談最近的文壇現象》，刊登在10月10日《大公報》上。

茅盾這篇文章發表時，魯迅正是病情日漸沉重時。茅盾曾和史沫特萊等朋友為魯迅的病而奔波過。但都因魯迅的固執而未能及時治療。終於在10月19日逝世。當魯迅逝世的消息傳來時，茅盾正在故鄉烏鎮養病和寫作，當收到妻子孔德沚從上海發來的「周已故速歸」電報時，茅盾的痔瘡已發得厲害，躺在床上不能動彈，茅盾手捧電報，淚水潸然而下。茅盾本想趕往上海，參加魯迅葬禮，不料疼痛難熬，母親也勸他，等病稍好些再去上海。於是，茅盾過了兩三天後，急速趕赴上海，與夫人孔德沚和女作家陳學昭等去墓地寄託哀思。茅盾原打算在烏鎮寫長篇小說《先驅者》的計劃，也中斷了。茅盾連續寫了《寫于悲痛中》等三篇文章，紀念悼念魯迅。

「這是民族文學，詠贊民族自救的文學。然而這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文學。」作為茅盾，當時也是憑直覺憑經驗來審視國防文學這個口號，而沒有直接受到中共的指示。但茅盾的責任感、使命感驅使他去投入這個口號的討論。在魯迅沒有同意的情況下，九-九-藏-書左翼文化人胡風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中，又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這使本來趨於緩和的左翼文化人內部矛盾，又趨向白熱化。因為胡風這篇文章，隻字不提國防文學這個口號，而另外提了一個口號，這樣一件事，原本是魯迅、茅盾在當時的中央特派員馮雪峰的幫助下共同策劃的，為平衡情緒採取的一個措施。不料，後來背著魯迅，胡風發了這篇文章，使本來的糾紛，更加複雜了。但作為茅盾仍在為此努力，6月7日下午，中國文藝家協會在上海成立，茅盾被選為常務理事和召集人。

此後，茅盾沒有再和魯迅商量此事。但茅盾知道中共方面確實收到過署名魯迅茅盾的「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的電報。

在烏鎮有了這幽靜的居所，茅盾便把上海的一些書及沙發、床、桌子等日用傢具運回故里，還專門讓木工做了一個可以把房間前後分隔的書櫥，把上海帶回的線裝書，放在這別緻、實用的書櫥里。一切安排好后，茅盾讓母親住在裏面，又從鎮上買回花草，又移來天竹、棕櫚和葡萄樹；把這三間平屋的環境點綴得極有生氣。

對故鄉一往情深的茅盾，回到烏鎮時，發現故鄉觀前街老屋後面原來作倉庫用的平屋十分幽靜，可惜年久失修，已經破爛，「如果翻造一下，讓母親住在這裏，比臨街樓房還清靜；自己在裏面創作，也可少些在上海的喧鬧和嘈雜。」茅盾起了翻修平屋的念頭。1934年春暖花開時，茅盾到烏鎮，請「泰興昌」紙店經理黃妙祥一起來商量翻修後面這三間平房的事。黃妙祥竭力慫恿茅盾趁現在工料便宜的時候，翻造這三間平房。茅盾聽后，對黃妙祥說，「我也這樣想。不過這件事還想聽聽我媽媽的想法。」回上海后，茅盾便向母親彙報：「上海雜事太多，應酬太多，不能定下心來寫東西，我打算將老屋後面的三間平房翻造一下，這樣，就可以躲起來寫小說了，平時，你可以搬進去住。聽黃妙祥講最近的工料也便宜。」茅盾母親聽后沉吟一會兒，覺得兒子講得有道理，便同意了。於是茅盾寫信給黃妙祥，讓他去請木匠估價。並寄去日本式風格的草圖。後來，在建造過程中，黃妙祥又一再給茅盾去信，說木料漲價了，石灰不夠了，瓦片嫌少等等，要求追加經費，結果花了近千元，才算造好。三間平屋造好后，在烏鎮這樣的小鎮上引起小小轟動，一些人好奇地來「參觀，『沈家少爺親自設計的」小洋房「。hｔtｐｓ://reａd•９9cｓｗ.cｏｍ黃妙祥還煞有介事地領了茅盾去」驗收「。茅盾一看這房子的通風和採光條件都不錯，大為滿意。其實在建造過程中，承包商在暗地裡大大偷工減料，直到50年以後，才發現茅盾生前喜歡的這平屋，用料竟是這麼扣克和單薄！

後來，魯迅經徐懋庸的說項，同意解散「左聯」了，但提出必鬚髮一個宣言，申明「左聯」的解散是為了把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而不是自行潰散。當時周揚他們也同意這樣做。但結果，「左聯」解散了，「宣言」卻沒有發。

我們認為，它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應該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為新組織就是變相的『左聯』，有些人就害怕，不敢來參加，那麼統一戰線的範圍就小了。我們還準備去報上登個啟事，宣布『左聯』解散。不過，這事要徵得魯迅同意。「

1935年秋，茅盾下決心離開上海這喧囂的地方，回到烏鎮，躲進這剛剛落成的平屋裡，開始寫作他那構思已久的小說，在烏鎮住了兩個月後。茅盾帶著一部中篇小說《多角關係》回到上海。《多角關係》以上海附近的小縣城為背景，以地主兼資本家唐子嘉1934年年關時節的債務糾紛為線索，引出一連串故事，反映了金融危機下面的人情變化和人情糾葛，形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多角關係。

已經癱瘓，各自為戰。現在黨中央號召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文化界已經組織起來，文藝界也準備建立一個文藝家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不管他文藝觀點如何，只要主張抗日救國，都可以加入。

夏衍雖然早幾年將茅盾的《春蠶》搬上銀幕，但因上海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加上茅盾這幾年搬家頻繁，相互已久不聯繫。於是茅盾便問道：

後來，茅盾把夏衍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魯迅，魯迅一聽，笑道：「對他們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言外之音是，有周揚他們在新組織裏面作核心，這個新組織是搞不好的。茅盾見魯迅態度十分明朗，不好再說什麼，再多說，恐怕會引起魯迅誤解。於是茅盾便把魯迅堅持不解散「左聯」的意見，托鄭振鐸轉告夏衍，避「說客」之嫌。

「至於解散『左聯』，我認為沒有必要。文藝家的統一戰線組織要有人領導，領導這個組織的當然是我們，是『左聯』。解散了『左聯』這個統一戰線組織就沒有了核心，這樣雖然我們把人家統過來，結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統了去。」

氣氛輕鬆的酒會上，史沫特萊把茅盾拉到一邊，悄悄地對茅盾說：「我們大家九-九-藏-書都覺得魯迅有病，臉色不好看，孫夫人也有這個感覺，蘇聯同志表示如果他願意到蘇聯去休養，他們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全家都去。我們也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說到這裏，史沫特萊停了一下，瞥了一眼在不遠處的魯迅，有些為難地說：「上次我給魯迅講過，但他不同意。所以我想，你沈先生出面，勸勸魯迅先生，讓他同意去蘇聯養病。」

「這些想法和意見都是很對的，至於具體怎麼進行，讓我再考慮考慮。

第二天上午，夏衍如約來到鄭振鐸家裡，與茅盾晤面。夏衍與鄭振鐸是朋友，所以與茅盾說話，也不避他。夏衍告訴茅盾：自從上海黨組織破壞以後，「左聯」

於是，夏衍希望茅盾再去魯迅那裡解釋一下。

「沒有，魯迅不肯見。所以想請你把這意思轉告魯迅。」夏衍說了一句，沒等茅盾答腔，又問道：「我們這些想法，不知沈先生你以為如何？」

在抗戰前，茅盾在論戰紛呈，風雲多變的時代里，他依然勤奮創作，寫了《大鼻子的故事》、《兒子開會去了》等兒童文學，以及《煙雲》、《送考》、《官艙里》等小說。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為日本《改造》雜誌寫的小說《水藻行》，這是茅盾以故鄉為背景的，反映人性覺醒的一個短篇小說，也是茅盾一個唯一先在國外發表的小說。寫這個小說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個真正的中國農民形象，他健康、樂觀、正直、善良、勇敢，他熱愛勞動，他蔑視惡勢力，他也不受封建倫常的束縛，他是中國大地上真正的主人。」

同時，我還將與魯迅商量一下再說。「茅盾說。

茅盾笑笑，問道：「那麼你們去問過魯迅么？」

同時，茅盾還寫了不少散文、評論和譯文，同時他也系統地總結自己的創作體會，寫了3萬字的一本書：《創作的準備》。這是他第一次系統地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

馮雪峰經過研究后，認為「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與此同時，當時文壇上還正在熱烈討論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當時上海文藝界地下黨組織在與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根據第三國際刊物上的一些口號，推出了一個「國防文學」的口號，與政治上的抗日統一戰線相呼應。但口號推出后，由於理論上的不成熟，內涵十分模糊，而另外又有人把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罵得一文不值，說成這個口號是放棄無產階級利益向資產階級投降的口號。而徐懋庸等卻沒有解釋清楚。因而文壇上的討論還十分混亂，但又十分熱烈。據說當時，魯迅曾私下對茅盾說：「國防文九*九*藏*書學這個口號，我們可以用，敵人也可以用。至於周揚他們的口號內容實質到底是什麼，我還要看看他們的口號下賣的是什麼貨色。」後來一些評論家認為夏衍的《賽金花》是國防文學的「標本」，魯迅見后哈哈大笑，對茅盾說：「沈先生，他們的國防文學原來是這樣的？」魯迅是從階級觀點來審視這個國防文學的口號的。

「魯迅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見再告訴魯迅，我只作個傳話人。」

茅盾在魯迅家裡看到「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蕭三給「左聯」的信，信中肯定了「左聯」的成績，也批評了「左聯」關門主義的錯誤，同時也建議解散「左聯」而另外成立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文學團體。茅盾見到這封信，深有同感，覺得蕭三是看到了「左聯」存在的問題的。但魯迅看了這封信以後，卻不同意解散「左聯」，認為「左聯」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幟。

「我們也考慮過了，既然要成立新組織，『左聯』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魯迅大為惱火，認為他們言而無信，同時也遷怒新成立的文藝家協會。茅盾被列為文藝家協會發起人後，一度與魯迅的關係十分尷尬。當周揚他們希望茅盾從中調解魯迅與周揚、夏衍他們之間的關係時，茅盾婉言推掉了，茅盾覺得自己處在這種境地，已是「沒法調解」。

兩個口號可以並存，這個意見得到魯迅和茅盾的同意。魯迅為此還寫了文章，並讓馮雪峰請茅盾交《文學界》發表，結果《文學界》沒有給予重視，發表時沒有放在頭條。文學界依然是一片反對聲，反對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而繼續宣揚國防文學的口號，用貶一褒一的做法，使得文學界雙方在雜誌上爭吵不休。對此，作為雙方的調解人，茅盾感到十分為難。

鄭振鐸點點頭，忙說：「可以呀。」

「那末『左聯』這個名稱和組織呢？」茅盾看到過蕭三代表共產國際的信，便問夏衍。

不料，與茅盾的文章同時登出來的還有周揚的一篇反駁文章《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茅盾十分納悶，原來《文學界》收到茅盾的稿子后，先送周揚看了，因而文章沒有印出，反駁文章卻寫好了，因此茅盾看到出版的《文學界》雜誌后，又寫了《再說幾句——關於目前文學運動的兩個問題》，發表在8月23日的《生活星期刊》上。這篇文章，茅盾直接參与爭論，闡述了什麼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等三個問題。筆意銳利，坦然而又深刻。文章發表后，周揚曾私下託人向茅盾解釋。從此，茅盾與周揚他們的論九-九-藏-書爭，也就告一段落。

於是，茅盾在7月下旬與馮雪峰談話，並由其妻舅孔另境幫茅盾整理成文，題目為《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並交徐懋庸在《文學界》上發表。

魯迅深刻的見解，茅盾向來佩服，魯迅的擔心也不無道理。因此，茅盾在次日又和夏衍在鄭振鐸家裡見面，茅盾把魯迅的話告訴了夏衍。夏衍一聽，連忙辯解道：「解散『左聯』不會沒有核心的，我們這些人，包括魯迅先生在內，都在新組織裏面，這就是核心。」聽到這裏，茅盾也替魯迅說了一句：

茅盾和魯迅、和史沫特萊的友誼是非常深厚的。1936年春節里，茅盾去魯迅家裡拜年。告辭時，魯迅送茅盾下樓，走到樓梯中間，魯迅忽然止步，悄聲對茅盾說：「史沫特萊告訴我，紅軍長征已抵達陝北，她建議我們給中共中央拍一份賀電，祝賀勝利。」「好啊！」茅盾一聽，立即贊同說，然後轉念一想，又問魯迅「可是電報怎樣發出去呢？」魯迅邊走邊說：「交給史沫特萊，她總會想辦法發出去的。」

末了，夏衍說：「這件事想請你徵求魯迅的意見。」

茅盾對此討論，一開始保持著觀望和沉默態度。後來，為了文藝界的團結和廓清理論界的誤導，茅盾寫了一些匡正謬誤和正面闡述國防文學口號的文章。在《文學》雜誌上連續寫了三篇短文，即《中國文藝的前途是衰亡么》、《悲觀與樂觀》、《論奴隸文學》，匡正了理論界的一些模糊認識。後來茅盾和周揚談過一次后，茅盾認為應該寫文章正面闡述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於是連續寫了《需要一個中心點》、《進一解》等文章，正面闡述國防文學，認為「國防文學」是順應時代的潮流而產生的，「這是謳歌為祖國而戰，鼓勵抗戰情緒的文學。然而這不是默武的戰爭文學。」

「夏衍找我有什麼事？」

在兩個口號文章論爭期間，鄒韜奮發起、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這本仿蘇聯高爾基的《世界的一日》而成的書，以1936年5月21日這一天所發生的事作為全國徵文的內容。這本書于同年9月由生活書店出版。

茅盾聽罷，深為感動，並表示願意去說項。第二天，茅盾到魯迅家裡，轉達史沫特萊的話，並希望魯迅去蘇聯養病。同時認為魯迅去蘇聯養病可以把《漢文學史》寫完。起初，魯迅心動了，表示可以考慮。不料過了一個星期，魯迅回話又不同意去蘇聯養病了，表示「輕傷不下火線」。

後來，《多角關係》這部中篇小說，發表于《文學》1936年6卷1期，1937年5月由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