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羅店「四清」工作隊中調過去時，已經是五月初了。我在下鄉搞「四清」之前，曾經教過現在這班二年級學生的課，——那時他們還是一年級新生，與我關係相當不錯，但此次重見，卻顯得相當隔閡了。略住幾天，我就悟到，這並非時間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勢變化之故。教師之中，仍有處於指導地位的，如政治指導員之類，而另一些，則處於被指導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還被列入另冊，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當時的心態是力求避禍，豈敢教人。

至於農村，則從1963年開始，就分期分批地進行「四清」運動。復旦師生，也分期分批地參加「四清」工作隊，深入到階級鬥爭的第一線。就我們中文系而言，一共參加了三期運動：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寶山縣顧村、劉行等幾個公社，為期50天；兩期大「四清」，第一期從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賢縣胡橋、盛橋等幾個公社，為期約7個月，第二期從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為期將近一年，在寶山縣羅店、羅涇等幾個公社。當然，各人參加的期數並不一樣，有些人參加一期，有些人參加兩期，有些人則接連參加三期。當我參加過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後，中文系一位總支副書記胖大姐在通知我參加第二期大「四清」時，很坦率地對我說：「像你這樣的人，就應該多下鄉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話語，捅破了那些美麗言辭組成的包裝紙，說出了問題的實質：參加「四清」工作隊，本身還帶有思想改造的性質，也公開表示出領導上對我的歧視。

大概我這個秘書實在太不稱職，領導上要求的東西寫不好，卻常常要自作主張，寫些不合要求的東西，所以幾個月之後，就免去我的秘書職務（正式名稱似乎叫做材料員），把我下放到一個邊遠的生產隊去。而我自己，則覺得與這種「官場學」實在有點格格不入，難以適應秘書工作，也樂得一走了之。

其實，即使不是研究歷史的人，對姚文元文中將海瑞的「退田」、「平冤獄」之舉，與現實中的什麼「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也覺得非常牽強。但這類意見，也只有在信得過的朋友間私下裡談談，而在公開場合，則再也沒有人敢講的了，算是做到了輿論一律。何況，對我們這些人的監視也更嚴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時的心態，頗有點像魯迅筆下的迫害狂患者，時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我怕得有理。」

但是，房子還未及封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配發評論文章《歡呼一張革命大字報》，氣氛一下子就異常緊張起來。開始，孫保太還算沉得住氣，一面鼓動學生貼教師的大字報，一面還高姿態地表示，歡迎對系總支和他本人提意見。但當6月20日學生貼出了《向黨委開火》的大字報，他就有點慌了手腳。開始還想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控制局面，壓住學生，後來很快就處於被動狀態。

我們還在農村上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時，階級鬥爭的主戰場卻早已轉移。

我們下鄉辦學的地方叫做山灣大隊，屬於朱家角公社。現在的朱家角，已經是旅遊勝地。那高聳的石頭拱橋，那古舊的青石板街，還有當年開風氣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園洋房，都吸引著許多遊人，每當節假日，熙熙攘攘，熱鬧非凡。但在當時，卻是一個寂寞的小鎮。復旦之所以選在那附近辦學，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我說我不知道選擇依靠對象的情況，因為我們復旦師生雖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隊員，但其實不過是實習生，真正有決定權的是從黨政機關中抽調出來的幹部。隔壁大隊就有原安徽省委書記、時任華東局第三書記曾希聖在蹭點；我們龍王大隊的「四清」工作隊骨幹，大都來自公安局和高級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一位長征幹部；與我同在一個生產隊的工作隊小組長，則是一位公安預審員。不過這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開始時，連工作隊員的原來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們師生間也是老吳、小王這樣相稱，不準再叫老師。我的房東就判斷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幹事，我問他何以說我是初中生呢？他說：「我是從你『戇』的程度來猜的。我有一個親戚，是高中生，戇頭戇腦，你也有點戇，不過比他戇得好一點，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這倒是衡量知識水平的新標準，十分有趣。但農民也在打聽我們的情況，後來知道工作隊中有很多人是大學生，覺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學生來找我，不經意間脫口而出叫我「吳老師」，使得我的房東大吃一驚，說：「原來你是大學老師，勿象勿象。」在他看來，大學老師還要戇些才是。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廠製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幫周同慶教授製造電真空管，深受周同慶的賞識，周同慶從交大調到復旦時，就把他從工廠里調了過來。作為一名技工，蔡祖泉的確有較高的技術水平，而且也有鑽研精神，但畢竟缺乏科學理論上的修養，在電光源的創造上，受到許多限制。把他樹為理科教師的榜樣，實在無法令人信服。但復旦黨委大樹特樹蔡祖泉，提倡全校師生向老蔡學習，其目的就是為了用他來打壓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出一條工人階級自己的科研和辦學道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不得不來一點弄虛作假的東西了。比如，有一種水銀汞燈，其材料和製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師幫他從俄文資料里翻譯過來的，但卻被說成是老蔡的創造。好在那時知識產權的意識不強，而且中蘇交惡，不相來往，蘇聯人也不知道我們的研究情況，否則打起產權官司來，倒也麻煩。但在我們這裏，此類事件是不足為奇的，就像後來種種工人註釋小組，實際上都是知識分子在後面操作、把關，卻必得由工人掛牌一樣。

我們的大隊離海邊很近，我到金絲娘橋外調時，汽車是沿著海邊開的，一路風景著實令人陶醉。但平時我們誰也不敢到海邊去欣賞美景，生怕被批為小資情調，在當時，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東西。但臨結束的前兩天，我們九-九-藏-書實在經不住誘惑，幾個師生還是相約到海邊去玩了一次，開始是在海邊散步，後來大家索性脫了鞋襪，赤腳走到海水裡，放鬆地玩了半天，覺得頗為盡興。看來這半年多的農村階級鬥爭教育，並沒有把我們原來的生活情調改掉，可見思想改造之難。好在馬上就要開拔回校，領導上也來不及對我們進行批評幫助。回校之後，略事休事，許多人又奔赴新的地方進行第二期「四清」運動了。

山灣辦學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勢隨之大變。

而這時，在辦學方向和辦學方式上，也正在進行新的試驗。復旦一向是得風氣之先，走在時代前面的，還在早兩年，就在理科樹立了一個工人專家蔡祖泉為模範；到得196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個下鄉辦學的試點。

不過這次我沒有下生產隊，而是留在大隊部做秘書，與一位本系學生一起，負責整理材料、寫彙報、寫總結。金星大隊是復旦黨委副書記鄭子文蹲點的地方，工作組長又是復旦校長辦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書出身，所以對材料工作要求特別高，有用的、沒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說是寧可備而不用，不能等到領導要時來不及準備。

奉賢當時還是血吸蟲害地區，而農民的生活習慣卻又很不講衛生。那裡地處海邊，地下水位很高，打井應是容易之事，但農村裡水井卻很少，即使有幾口井，也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們每家都搭有一個水埠，洗菜、淘米、洗衣、刷馬桶，都在這個埠頭裡，燒飯、洗碗的水也在這裏打，一不留心，就會把水底的髒東西翻上來，其污染情況可想而知。而為了節省柴禾，他們經常食用的鹹菜，並不燒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來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據下鄉「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原則，我們只能跟著吃，不能提出改進的意見，更不能另起爐灶，所以一直是硬著頭皮堅持下來。開春之後，市裡要在這裏開展防治血吸蟲病的工作，除了調動人力消滅釘螺之外，還動員各村各戶打掃衛生，規定在每個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與浜里的洗用水分開。既然是領導要求，我們就可積極貫徹了。但農民們長期形成的習慣，要改也難，總是嫌打井水麻煩。我們在時，還可督促一下，聽說我們走後，很快就恢複原狀了。

但依靠對象似乎也並不純正。後來才知道，我們生產隊中一對貧協積極分子兄弟，他們的父親原是鹽警，因為喜歡賭博，家道早就敗落下來，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時，兄弟倆早就沒有了家產，所以成為貧農。哥哥顯得很無能，不善營生，弟弟則喜歡喝酒，好吹牛，帶點流氣，在揭發隊長時，表現得非常積極，但做起正經事來卻有點靠不住。我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要將他們選作依靠對象，大概選擇餘地不大之故罷。其實，社會是不斷變動的，古人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可見社會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態，截取一段時間的生存狀態，將它凝固下來，以此為據，不可變易，倒是有點形而上學。後來又提出要三代貧農，才算根正苗紅，大概是為了彌補這方面的缺失，然而卻更走向極端。而且，要找這樣的人，就更加難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與老蔡有過一定接觸，覺得這個人雖然很走紅，待人接物倒還平和，他其實也是一個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時期搞得很被動。「文革」初期，他被黨委推出來做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實際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來給黨委做擋箭牌；黨委靠邊之後，又被造反派抬出來掛上一個什麼頭銜，隨著運動的變化而翻來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緣較好，別人也不願為難他，又是工人階級的模範人物，軍宣隊和工宣隊也不好找他麻煩。而且，他畢竟有技在身，改革開放之後，還能成立一家蔡氏電光源照明公司，仍舊搞得相當紅火。

但靠空手道來逼供，畢竟難以定案。交代問題的高潮過去之後，就處於膠著狀態。正在為難之際，工作隊突然召集我們學習新的中央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這個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說是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我們還搞不清楚這個提法的真實含義，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才揭開謎底。但文件中認為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說是對他們要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防止簡單粗暴的做法，嚴禁逼供信，並說對那些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的，要儘可能早一點解放出來，這些，卻對「四清」運動起了糾偏的作用，政策顯得寬鬆得多了。不久，大多數幹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樓來，重新領導生產。我們工作隊員則一面整理結案材料，一面參加農村的日常勞動。

大概因為有這種思想動態的緣故，所以下鄉之後，對讀書一事防範得很嚴。剛到奉賢參加第一期大「四清」時，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為農村習慣早睡，工作隊員必須隨俗，我覺得時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後，點起蠟燭來看書，那時不敢帶業務書籍，看的當然是馬列著作，但不料此舉卻撞在槍口上，被帶隊的總支書記作為典型事例，在大會上提了出來，進行嚴厲的批評，說是有人下鄉來搞「四清」，還是念念不忘他的業務，秉燭夜讀，堅持走白專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個典型事例，教育群眾，而典型創造則常常要進行藝術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實說出我讀的是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評力量，也可避免別人反抓辮子，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為這批評沒有點名，我也不好站出來申辯。而不點名批評，也表示他是對事不對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鄉，就不要再抱著書本不放了。這批評果然有效，從此大家有空時寧可打撲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書本來讀了，這倒反而成為正常生活，——當然，分散住宿之後，偷著讀書的人還是有的，但別人不易知曉，而只要不彙報上去，也就相安無事。

大凡有此類新舉措時，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照例是試點單位。北大是歷史系在京郊搞了個教學點，復旦則抽調中文系一、二年級學生在滬郊進行辦學。後來又增加了九九藏書南京大學一個農村教學點，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動增設的，還是南大自己爭取的，但學生們似乎並不情願，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學生們為了要求回校，就給匡亞明校長大貼大字報，那是后話。

天氣漸漸地熱了起來，生活上隨之遇到新的麻煩。奉賢地處辟野，農村多蛇，我們在冬天平整墳地時，就常常挖出一團一團糾結在一起的白花蛇，當時天冷，蛇類不大能活動，幾鐵搭下來，都被農民打死了，等到驚蟄之後，這些爬蟲就出動了。有些同學在埋頭整理材料時，蛇會游到他的身邊來，有位女同學放下筆站起身來，一腳踩在蛇身上，嚇得大叫。我自己有一次在農民的飯桌上整理材料，抬起頭來想對窗遠視，調節一下眼神，卻看見一條花蛇從窗框上倒掛下來，正昂著頭在對視我。我忙閃身躲開，想找把鐵搭來打，它卻很快遊走，轉眼間就游到宅邊水浜里去了。

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這篇文章的背景，但聽楊西光在一個座談會上說，這篇文章發表時，他是通宵坐鎮在《文匯報》編輯部，親自看大樣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時，楊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主管文教衛生工作，他以一個文教書記之尊，去做報社夜班編輯之事，可見這篇文章來頭著實不小。

1966年初的下鄉辦學，為的是要落實劉少奇關於兩種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傳統的常規學制之外，另外開創一條開門辦學的路子，突出教學的實踐性與應用性，強調|教育的政治性與階級性，——這也就是1958年提出來的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勞動生產相結合方針的落實。

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每到朱家角遊覽時，總想要到山灣去看看這些房子，這裏畢竟流過我們的汗水，消磨過我們的歲月，但因為都是集體行動，終於未能如願。

在我們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中文系未參加「四清」運動的一、二年級同學，已開赴青浦縣，在農村建立教學基地了。

整理材料之類的文字工作，當然要偏勞大學師生。這工作並不像挖掘材料那麼難弄，本身並不複雜，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卻也很難把握。我們所在的大隊，原先辦有一家小工廠，頗有效益。做工當然屬於體力勞動，這不成問題，但辦工廠還得有採購和銷售這兩頭，屬於流通領域，難免就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嫌了。再加上負責採購和銷售的人，是富農家庭出身，這就牽涉到階級路線的問題了。大隊幹部的理由是：這個人出身成分雖然不好，搞營銷卻很有路道，能幫隊里賺錢，這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當時是階級路線高於一切，這理由當然不能成立。好在大隊幹部還夠不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檔次，只能算是階級路線不清的錯誤，至於隊辦企業，也就早早收攤了。此外，將自留地上的產品上市銷售，多養家畜家禽變賣等等，是否屬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都很討論了一陣子。可見，社辦企業、商品經濟，在上海郊區早就出現了，只是在歷次運動中被硬壓下去罷了。

復旦中文系一、二年級同學是1966年春節之後下去的，此時，復旦黨委派副書記鄭子文來兼任中文系總支書記，直接督陣，又從機關總支調來幹員孫保太擔任中文系總支常務副書記，下鄉坐鎮，而且還從哲學系、國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調了好些教師下去，計有李繼宗、余源培、陳玉清、郁明亮、章培恆、翁世榮、吳歡章等，具有相當實力。

工作隊進村之初，著重在清經濟，首當其衝的是生產隊長和會計。但我們這個隊在查賬之後，卻並沒有發現什麼大問題，只是在隊長的誤工補貼上有些疑點，還有一筆賬目不大清楚，工作組長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個叫金絲娘橋的小鎮上去調查，卻也查不出什麼名堂來。我很犯愁，賬目上查不出問題，「四清」怎麼進展？工作組長叫我找生產隊長談話，動員他自己坦白。我用談心的方式，先說明大道理，后曉之以政策，但生產隊長一口咬定自己沒有經濟問題，談不出什麼結果。談話結束之後，組長從隔壁房間走了出來，說：「你這樣文質彬彬，哪裡能敲得出東西來！」過了兩天，他親自出馬找生產隊長訓話，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來就聲色俱厲地將生產隊長訓了一頓，以十分肯定的口氣指出，隊長是犯有四不清錯誤的，而且彷彿已經掌握了確實的材料，就看對方是否肯主動坦白交代了。這樣一來二去，果然把他嚇得面孔變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問題。但進一步去查核這些問題，卻又落實不下來。我本以為這是因為我們的工作組長做預審員做得久了，習慣於對罪犯以審問的方式對話，所以會得這樣凶，後來私下裡問其他隊的同學，說對待幹部都是這樣嚴厲的。那麼，問題也許不在於職業習慣，而在於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因為在學習文件階段，已先入為主，認為農村幹部大部分已經爛掉了，所以一上來就進行有罪推定，認為他們肯定有四不清的問題，於是千方百計地進行逼供。我也學著演空手道，虛虛實實，故布疑陣。只是學得不像，收效甚微。談話下來，自己也覺得很滑稽，彷彿在演戲。但有此一番經歷，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為審查對象，當別人也用這種方法來對付我時，我立刻看出，他們玩的也是空手道，不足懼也。

不久，鄭子文來抓階段總結報告了。為此，我查閱了本大隊所有下屬生產隊的材料，而且還到各生產隊去實地調查，非常認真地寫出一份報告。可是鄭子文看后，卻全盤加以否定，因為不合上面的精神。我說，我是經過調查研究，根據本大隊的實際情況寫的；他說，寫總結報告要按照上面的精神來寫，不能自己看到什麼就寫什麼。於是，他按照他所理解的上級精神，口授了一個提綱，叫我重寫。但等到我按照他的提綱，重新寫成總結報告之後，卻又被他否定掉。不過鄭子文總還算是講道理的，不像搞小「四清」時那位總支委員那樣蠻橫，自己不通知我編寫材料的要求有所改變，卻指責我為什麼不按照改變了的要求去編寫材料。鄭子文則說：「照我上次所提的要求看，你這個總結報告是寫得可以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西光同志在西渡蹲點的總結出來了，我們得按照西光同志總結的幾個問題來寫。」我說：「楊西光同志蹲點的九九藏書西渡公社在奉賢，情況與我們羅店並不一樣，我們怎麼可以拿來套用呢？」鄭子文很不耐煩地說：「西光同志是我們全市「四清」工作隊的負責人，不照他的精神辦怎麼行！」隨手將一張上海社教運動簡報丟給我，上面登有西渡公社的總結報告。我自然只有照辦。依樣畫葫蘆其實是很簡單的工作，但這樣畫出來的總結報告有什麼用呢，從中能看到當地的實際情況嗎？原來各地的情況彙報和總結報告，都是這樣套用領導蹲點地方的經驗寫的，也就是說，是迎合上意寫出來的，上級領導怎麼能看到全面的實際的情況呢？

也就是在這段時期，有一本新的文學作品隆重推出，這就是金敬邁描寫英雄人物的小說《歐陽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總理陳毅元帥，還特地為此發表談話，對此書倍加推薦，把它奉為革命文學的新方向。我認真拜讀了一遍，實在看不出好在何處，新在何處，問問其他教師的意見，他們也說看不出好處來。在回校的車子上，有一位青年教師還發牢騷說，以後下鄉辦學，倒也輕鬆，只要帶兩套書就好了，一是《毛選》，一是《歐陽海之歌》。金敬邁因寫了這本書，一時飛黃騰達，「文革」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組文藝組的組長，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關入監獄，真是變幻莫測，命運弄人也。

蛇，還有葯可防，而血吸蟲就防不勝防了。

訪貧問苦，紮根串連

不久，我與別的幾位教師也奉命從羅店提早回校，馬上轉到青浦去參加這個下鄉辦學的試點。

在生活上，羅店要比奉賢那邊好得多了。下鄉后，常聽農民們說，上海附近有四大名鎮，叫做：金羅店，銀南翔，銅江灣，鐵大場。羅店居四大名鎮之首，商業發達，居民富庶，是金字招牌。我們的生活也方便得多了。這裏農村用的是井水，鎮上還有自來水，不會有嚴重的污染，河浜里也沒有血吸蟲，夏天可以下浜洗澡。我在艾家宅過冬時，貧協主席老朱就每星期到鎮上澡堂里去洗一次澡，我也跟著照做，自然不能算是脫離群眾，而在奉賢時，因為附近鎮上沒有澡堂，農民冬天都不洗澡，我們也只好等到每月一次休假時回復旦再洗。

為什麼第一期大「四清」時，工作隊不直接進村住到農民家裡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的確，我到山灣時，中文系就已經開始在離村不遠處動工造房子了。當時系裡沒有安排我的教學任務，領導上大概想多用勞動來改造我這個「走白專道路」的知識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建築工地上度過。那時正在提倡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大慶的房子因陋就簡，是干打壘式的，我們領導上說，下鄉辦學，物質條件不宜太好，要學習大慶精神，所以也準備用干打壘的方式來造房。所謂干打壘者，即造房不用燒磚，全用干土打壘而成。這種方式在北方還可以行得通，因為那邊雨水稀少，而且土質堅硬，打得結實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土質鬆軟，要靠干打壘來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這一點，中文系領導和基建處的工程師自然心裏明白，但學不學大慶，是個原則問題、方向問題，這就令人十分為難了。好在孫保太極其聰明，他腦子一動，終於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即用磚頭和干打壘相間而成，向上彙報時可以說是學習了大慶經驗，用的是干打壘方法，實際上則在緊要處嵌了磚頭，又不至於很快倒塌。也真難為他想出這條妙計。記得當年有些地方上的領導人，為了積極響應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在沒有現實必要性的地方，硬要到處開荒，到處壘梯田，其智商與保太同志就差得遠甚了。

從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大學師生下鄉勞動雖然已是家常便飯，但除幹部下放勞動的時間較長之外，一般參加三夏、三秋勞動，都是兩周左右，最長不超過三周，而且，下放幹部限於教職員工，學生是不算在內的，現在三、四、五年級的學生都要長期下鄉，思想問題當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覺得下鄉的時間長了，耽誤了學業，許多人都有些顧慮。這一點，領導上很明確地回答道：「我們到農村搞『四清』，是去上階級鬥爭這門主課，這是最重要的學習！書本知識則是次要的。」雖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這樣一來，誰也不敢再說三道四了，否則，就要犯政治性的錯誤。

同學們還利用大字報的形式，紛紛要求回校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並把這種要求說得非常重要。校系領導試圖勸說同學留在農村鬧革命，當然不能為同學所接受，到得6月下旬，實在頂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學校參加運動。可見學生們對於這種下鄉辦學的方式，其實也並不熱情，而且心有抵觸，只是迫於形勢，不敢公然反對罷了。現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題目，可以藉此來進行反駁，別人這才無話可說，而他們自己也就撐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動權。這是一種極其巧妙地藉助于政治形勢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做法，雖然當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謀略意識，但此種做法其實倒是我們生活中的一種常情。明乎此，才不至於看事過於懵懂。

這種學習方式，對於提高學生的文化水平來說，自然會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時領導上認為，文化知識是次要的，主要是應提高學生的戰鬥能力，說這樣做是培養戰士的方法。而且說，培養戰士還是培養院士，應提高到兩種教育路線鬥爭的高度來看，這就使人無話可說了。

那時，我們有幾個教師還能私下裡在一起談談，常常議論形勢的變化，比如，從點名批判田漢、夏衍的文章里，我們感到周揚快要被揪出來了；從姚文元《評「三家村」》文章的語氣和《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同一日發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們看到了吳晗和「三家村」背後的人物，看來，彭真要倒台了。雖然這些大人物離我們很遠，但政治風雲的變幻又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勢的發展，而形勢的發展，又使我們感到惘然。今後學校怎麼辦？文藝界向何處去？文藝課程又怎麼教？都直接牽連著我們的生活，不能不使人憂慮。

我與那位同學搞了幾個星期下來，覺得這些材料實在沒有什麼意思，並不能說明本大隊的實際情況，我們所做的都是無用功，於是就向組長建議，寫材料也要精兵簡政。但組長很不以為然，仍舊堅持他的煩瑣哲學。那時正在提倡學習毛主九*九*藏*書席著作，我們倒是學得很認真，而且聯繫實際，覺得他寫的那些戰爭總結和作戰方針，很是簡潔明了，沒有廢話套話，非常實在。我們也學著他的方法寫，把諸如「在毛主席、黨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在《二十三條》精神的指引下」之類的套話，以及從《人民日報》社論上抄下來的那些泛論，一概棄之不用，只寫幾條實在的東西，倒是頗能說明本大隊的實際情況。但組長看了，皺皺眉頭，把它給否定掉了，他還是相信那種充滿廢話套話的程式化的總結報告。我們實在無法忍受，於是就摘抄了《毛選》第四卷《關於建立報告制度》中的一段語錄，作為抗爭的武器。這段語錄說的是：

我們下鄉之前，先學習了兩個中央文件：《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前一個文件叫《前十條》，后一個文件叫《后十條》，合稱《雙十條》，同時還聽了王光美《桃園經驗》講話記錄稿的宣讀。給人總的印象，是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非常嚴峻，農村幹部有很大一批爛掉了，而且說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已經不在共產黨手中。這樣一來，進村之後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就成為一個大問題了，而敵我友的界線，歷來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園大隊的做法，則需要進行訪貧問苦、紮根串連，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我們分片集中住宿，就是為了避免住錯人家，造成被動也。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還留人看守著，準備運動結束之後回來續建。後來運動的發展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愈來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長久，復旦校方和中文系的領導知道不可能再回去辦學了，就把這些房子送給當地公社。聽說朱家角公社曾在此辦過一家社辦工廠，後來就不知派何用場了。

不久，上海就組織教授學者們討論姚文元的文章。這些學者倒是很有正義感，他們死守住學術規範，對姚文元在文章中亂用史料的做法進行指責，特別是對他的影射史學更表示反感。誰知上面組織這場討論，並非真是為了學術爭鳴，而是預設計謀，撒下誘餌，意在引誘這些學者上鉤，希圖釣出大魚。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裡，還真從學術的角度對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評，一下子就被釣鉤卡住了。這些學者上鉤之後，組織者興高采烈，立即把他們的發言公諸報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於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報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為限，除特殊情況外，至多不要超過兩千字。一次不能寫完全部問題時，分兩次寫。或一次著重寫幾個問題，對其餘問題則不著重寫，只略帶幾筆；另一次，則著重寫其餘問題，而對上次著重寫過的只略帶幾筆。綜合報告內容要扼要，文字要簡練，要指出問題或爭論之所在。……

不稱職的秘書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寶山縣羅店公社金星大隊。因為有了第一期「四清」的經驗，而且《二十三條》下達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調整，所以就不搞得那麼神秘兮兮的了，與公社和生產隊幹部也不處於對立地位，我與一位學生還被安排到一個會計家吃飯。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農村搞「四清」運動的同時，還決定要在城市進行「五反」運動，——後來又規定，無論農村和城市，通稱為「四清運動」。有些工廠、街道已經動起來了，文教系統則在北京大學進行試點，還從復旦抽調了一些幹部去參加工作組。上面的意思，本來是準備在北大試點取得經驗之後，再在全國各高校全面推開的，復旦唯恐落後，也唯恐將來處於被動，就預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兩個小試點，審查了一大批教師和幹部，排摸情況，以便工作組來時有所應對。後來之所以沒有搞下去，是由於還來不及將「四清」運動全面推開，更加激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就已經發動起來了。

我所去的這個生產隊叫做艾家宅，但居民大多不姓艾，大概是經過歷史變遷的結果。羅店地區是當初日本兵登陸後進攻之地，燒殺甚多，所以人口變動很大。我先是吃住在貧協主席老朱家，他家吃得倒不壞，只是住房緊張，我的床鋪搭在廚房兼客廳里，顯得十分擁擠，對我、對主人家都很不方便。不久，老朱對我說：「我看儂夜裡喜歡看書，給儂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住好不好？」我當然很高興。他說：「倪宅上有個老太婆住到外村兒子家去了，要好幾個月才回來，儂可以住到伊的屋裡，也好幫伊照看房子。」這老太太住的倒很寬敞，兩間房子分前後兩進，前間是一個大客廳，但廳里放著一口空棺材，是她本人的壽材，后間是卧室，中央夾著一個小天井，卧室卻沒有門，冬天很冷，怪不得別人不肯去住，留給我住。我明知這是一口空棺材，心想，如果當初打造時改變一下形狀，不就是一隻大木箱嗎？但每晚開會或家訪之後回來，經過這口棺材旁邊時，總有點嚇絲絲的。那時，剛讀過果戈理的小說集《狄康卡近鄉夜話》，其中有一篇小說里描寫一口棺材會繞著牆壁飛，我也覺得這口空棺材彷彿要在我面前飛起來了，很是怕人。不過進到卧室之後，立刻又感到獨居的好處，在這裏可以自由地閱讀，讀到半夜肚子餓了，還可以吃些點心，不怕被人看見，亦是一樂。第二期大「四清」比第一期的時間拖得還長，真是曠日持久，其實並無多少事情可做，正可以躲在這裏讀書。但讀了幾個月之後，又被調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是領導上發現了我在艾家宅大讀其書，還是真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也只好服從命令聽指揮。

這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有關。

「四清」運動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之後，貫徹抓階級鬥爭理論的一個重要舉措。它的正式名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等四項內容，故稱「四清」運動。

家裡都有蛇，田野里的蛇就更多了。平時走在路上，走在水渠邊，經常有蛇出沒其間。有時與農民一起撐船到鎮上去，水邊的樹梢上都ｒｅaｄ•99ｃsｗ.ｃoｍ會有蛇倒掛下來，很是可怕。好在有農民在一起，他們習慣了，也有辦法對付。但晚上單獨出來開會或串門時，就有點危險了。我們許多人都買了季德勝蛇葯帶在身邊，以防萬一。

既然要開創辦學新路，原來的教材當然是不適用的了，課程體系也要改變。基礎課程大量壓縮，教學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寫作課，寫作的基礎知識自然不宜於多講，寫作教師就帶著學生到農家採訪，準備編寫社史、村史、家史，寫的文章也要請農民一起來評閱，將農民請到課堂上來；文藝理論課也不講文學的基礎理論和基本常識了，而是根據上面布置下來的「戰鬥任務」，寫「戰鬥文章」，如批判「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之類；現代文學課則批判電影《林家鋪子》、《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連外語教學也不能用原來的教材，而要強調政治性、應用性。

那時，「四清」工作隊有如握有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凌駕在地方幹部之上，對公社和生產隊的幹部完全採取對立的態度，一上來就把他們撇在一邊，用秘密工作的方法紮根串連，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其作派，很有點像小說、電影中所寫的敵後武工隊和土改工作組。我們每天上下午到定點生產隊去參加勞動，晚上則到貧下中農家中去串連，在勞動和串連中打探情況，然後再回到住處加以分析研究。這樣排摸了幾個星期，終於確定了依靠對象，組織起貧下中農協會，我們也就搬到生產隊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對象家中。

聽說在我調去之前，他們還上過一些課，雖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課之外，就不見他們再上別的課了。一則農忙時節已到，勞動時間加多，同時又開始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動手；再則，「戰鬥任務」也日見其多，勞動之外，大家就忙著按上面布置下來的批判專題，來寫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為上面擬訂的批判計劃，準備一些資料。當時正處於批判高潮之中，「戰鬥任務」自然很多，有時還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為大家都住在農民家裡，農家的習慣，大白天是不作興關門的，決沒有朱永嘉為姚文元準備批判《海瑞罷官》資料的那種保密條件，所以他們在搞些什麼，一望便知。記得有一次，看見有幾位同學忽然看起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來了，這自然是為了批判朱老作準備。果然，「文革」初期復旦黨委拋出來批判的十大「反動學術權威」中，就有朱東潤先生在內，而撰寫《張居正大傳》，即是他的罪狀之一。

不準買東西吃的規定雖然還有，但已執行得不是那麼嚴格了，很多人都在違規，只要不是大吃大喝，農民也不以為有什麼不對，只是學校的有些幹部卻還要盯著管。剛下來時，有一次我到鎮上辦事，天熱難當，就買了一塊一毛二分錢的小冰磚，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過的一位本系總支委員看見了，就在會議上提出批評，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買東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別人看得習慣了，或者覺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評。那時蔣孔陽先生也在金星大隊，不大有人與他交往，很是寂寞，我們就常常在一起抽煙，聊天，有時還一起上街下館子，——當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湯麵或肉絲麵，但覺得味道特別好。

這時，「四清」運動實際上已經停頓下來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們也全副精力注意著形勢的發展，而且學會了從字縫裡看文章，從報刊文章的措辭中，猜測上層政治風雲的變化。前幾年看到北京大學王瑤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寫的悼念導師的文章，說到王瑤在「文革」結束之後的七八十年代里，還經常花大量時間分析政治形勢，表示對此頗不以為然，那是因為這些年輕人沒有經過歷次運動的磨難，不能理解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的心態之故。

我極為欣賞這段語錄所表達的幾層意思：一是寫報告要由書記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二是報告中要寫出本地區所存在的問題和傾向，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要言不及義；三是寫報告必須內容扼要，文字簡練，而且還規定了字數，以千字為限，這就可以杜絕許多套話、空話。我們把這段語錄放在工作組長辦公桌的玻璃板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有一場爭論也好。但這個期待卻落空了。雖然當時已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提到各項工作的首位，但領導人其實並不認真對待，只是把這種號召當作套話來講，口頭上是每會必講學習毛主席著作，實際上做的是表面文章。他們所看重的還是頂頭上司的要求，所遵循的則是官場上習慣性的工作程序。我們的組長修養極好，看了這張語錄，只是對我們笑笑，表示知道了，既不接受意見，也不反駁，還是照老樣子布置我們做些他認為要做、而其實是無用的文字工作，使你簡直無可奈何。

但即使要培養文化戰士，在農村裡也極其不便。信息閉塞，尚在其次，因為所有的戰鬥任務都是上面布置下來的，用不到自己去尋找和發現；而資料的欠缺，卻使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過領導上卻有自己的說法：資料愈少，束縛也愈少，可以在生產勞動中找立場，應該向貧下中農尋觀點。這類政治性很強的話語，還要教師出來附和，實在是很使人為難，雖然學生心裏未必信服，卻也不敢公然反對。同時，四周的環境不利於學習，也是眼前的事實。當時大家都還住在農民的客廳里，白天農民下地幹活，家裡雖然比較安靜，但學生也不能老是上課看書，總得安排相當的時間來勞動，晚上是休息時間，農民們熱情好客，常抱著孩子來串門，如果不理不睬，只顧自己學習，則不但有脫離群眾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沒有相當的時間，是完不成戰鬥任務的，這很使學生們苦惱。我因為去得遲，住房條件就更差了，被安頓在村邊的一間倉庫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這裏殺一兩口豬，那種凄厲的尖叫聲實在刺耳，每次都將我從睡夢中驚醒。好在我那時睡眠狀況極佳，在被豬的尖叫聲吵醒之後不久，當四周復歸於寧靜時，仍能迅速入睡，還不至於影響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學們因這種苦惱而反映得太多了，領導上就安慰他們說，等我們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後，就可以隔開一些了。可見他們自己也在無形中承認：在生活上與農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於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