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是重點大學，先進單位，在大躍進年代里，更是一馬當先，時常有點創造發明，影響所及，遍於全國的文教陣線。往事雖然只越過四十幾年，人們卻早已將它遺忘。然而歷史卻是無法迴避的，如果你不肯認真地對它加以總結，那麼它必然會化為一種惰性，影響今天的行動。與其讓歷史左右現實，還不如對它加以正面的認識。

說起來，現在的年輕人簡直無法想像，我們那時幾乎是每天都在開會，或寫大字報，早中晚三班，一班不缺。開會時，大家輪流發言，一個都不能少。不發言自然是不行的，發言太簡短也是態度有問題，於是大家都練就一付啰哩啰嗦的八股腔，能夠不著邊際地長篇大論。有位學長聽得打起瞌睡來了，小組長突然點他的名，叫他發言，他睜開惺忪睡眼，馬上就能滔滔不絕地講上半個鐘頭，毫不離題，因為有許多話套到隨便哪個會上，都可以用的。這樣的會，當然毫無意義，說等於不說，聽等於不聽，但不出席是不行的。即使第二天有課，也不能回家備課，頂多隻能獲准晚上提早退席，在吃過夜點心后回家備課。這時，已近午夜時分，身體早已疲憊不堪，哪裡還能認真備課，也只好拼湊個講課提綱，第二天在課堂上臨場發揮。好在那時學生們也躍進得非常疲勞，有些人還在課堂里打瞌睡，他們也沒聽清楚我到底講些什麼，大家都糊裡糊塗過去了。後來又在新聞系教了兩個班級，直到1961年回來教本系的「文學概論」，才有時間坐下來認真備課，詳細地寫講稿，因為此時已經開始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會議開得少一些了。

當然，這些並非復旦的主要躍進成果。復旦領導很明白，正如農業上要抓糧食產量，工業上要抓鋼鐵產量一樣，教育上也必須有自己主要業績，才能站得住腳，這就是教學與科研。而復旦，正是在這兩個方面躍居全國領先的地位。

至於那些被趕下台的老教師，後來雖然大都陸續回到講台上，但已沒有1957年之前那種盛況了，這對教學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高薪（相對而言）養著一批教師，卻不讓他們好好上課，真不知是哪一家的經濟學！

我參加過三四回這樣的紅專辯論會，雖然知道正確的結論應該是又紅又專，但始終搞不清「紅」的內涵是什麼。有人說，只要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就是「紅」，但左派們認為這隻是社會主義公民的基本準則，還夠不上「紅」的條件，連陳毅副總理所說，飛行員首先要技術過硬，政治上只要不飛到台灣去就好了之類的話，也不被認可。有人說，「紅」就是多參加政治工作和社會工作，不能怕工作耽誤業務學習，——這種說法自然有一定的針對性，我們系的教師那時就極不願意擔任行政工作，生怕影響業務。但政治工作和社會工作是由領導上分派的，不是誰要參加就能參加，哪來的自主權？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應培養各類專家的，各系所訂的培養方向上，也有培養本門學科專門人才的規定，而且國家的建設也正需要各類專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就是不再培養專家，更加不要名家，這與辦學目的豈非矛盾？

復旦的青年教師要走上講堂，原先是有很嚴格的一套程序的：先給老教師做幾年輔導工作，再寫好講稿，由主講教師審閱后試講一部分，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獨立開課。就職稱來說，也總要講師才能講課，顧名思義，他們是講課的教師嘛。這套程序，原是為保證教學質量而設置的，但在大躍進年代看來，卻是少慢差費的做法，非加以突破不可。所以當時是不給一點準備時間，一下子就把一批青年教師——有許多還是助教——推到講台上去，美其名曰：邊干邊學，在戰鬥中成長。並且還把這種做法，作為一種培養青年教師的經驗向外介紹。

但到得1960年，這免費就餐券沒有了，夜班也逐漸取消了。因為物質供應日益緊張起來。開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著，就鬧起飢荒來了。

大躍進是1958年從農業戰線開始的，但很快就帶動起各行各業，出現了全面的躍進局面；而且時間上也不止於1958年，接著還有「繼續躍進」，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了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之後，更是躍個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面大飢荒的出現，才被迫停頓下來，轉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階段。

大概為了解決這一明顯的矛盾，接著就重新討論培養方向的問題。別的系怎樣調整，我不大清楚，在我們中文系，則經過反覆討論之後，提出了一個以辦黨校的精神來辦系的方案。也就是說，中文系不再培養語言、文學學科的專業人才，而要培養能夠積極貫徹共產黨的各項政策任務的黨政幹部。這個方案得到了學校黨委的肯定，中文系也成為先進單位，向全校介紹經驗。

一本書同時有許多人在寫，當然寫得很快。當時以為這是符合多快好省精神，但其實快是快矣，卻未必就好。時隔不久，這些著作就為人所遺忘了。試問，現在的中文系學生和中青年教師，還有誰記得北大紅皮本《中國文學史》和復旦黃皮本《中國文學史》？倒是當時受批判的劉大傑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又出了新的版本，說明它至今還有存在價值，——當然，現在重印的是40年代中華書局的初版本，而不是70年代以儒法鬥爭為綱的修改本。

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日子

《魯迅評傳》是現代文學組的項目，由鮑正鵠先生指導，承他看重，把我借調過去做輔導教師。參加人員是56級同學。這部書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鮑先生還派我與九-九-藏-書王繼權、盛鍾健兩位同學到北京進行調查訪問，我們除尋訪魯迅在北京的故居和常去的地方之外，還訪問了周作人、周建人、許廣平、孫伏園、常惠、錢稻蓀、馮雪峰、許欽文、章川島、唐弢等十多位親屬和知情人，回來后又在鮑先生指導下研讀原著，討論大綱，然後幾易其稿寫成。在當時看來，寫得還算認真，可惜錯過時機，也未能出版。

大躍進時代總要有大躍進的氣氛，凡事總要搞得熱火朝天，才能像個樣子。最容易造成氣氛的，是挑燈夜戰。那時，整個復旦校園裡每夜都是燈火輝煌。聽物理系的朋友說，黨委副書記王零常常半夜三更跑到實驗室里來檢查工作，我們文科各系，也天天晚上由系領導督陣。每到半夜時分，每人還能領到一張就餐券，大家可到食堂免費就餐。

《文學概論》編寫組的主力是57級同學，在確定大綱之後，各人分頭編寫，幾個星期就寫出初稿，再討論，再修改，大家工作得非常緊張，有一次討論時，金子信同學突然昏倒在地，把大家嚇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蘇醒過來，說是連日勞累，睡眠太少之故，並沒有什麼病。由此可見當時的躍進精神，是何等高漲。但這部書定稿時，統編教材的工作已經啟動，此書當然不能出版。系領導讓我與57級同學顧希恩一起，將書稿送到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交給《文學基本原理》編寫組，作為前期工作成果。但後來該書出版時根本不提此事，大概覺得我們的書稿質量太差，根本不值一提吧。

郭沫若一向是緊跟形勢的人，他的話無疑是一個信號，表明文教界在科學研究方面也將與鋼鐵生產那樣地大躍進了，而且要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挑戰。

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狠批知識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剝奪掉知識分子最後一點資本——業務專長的資本，斷絕青年學子向這方面發展的路，而且把知識分子憑腦力勞動而獲得的高於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說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在考慮取消工資制，恢復供給制的問題。張春橋那篇《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文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出籠的。這篇文章深得毛澤東的讚賞，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后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張春橋從此開始飛黃騰達。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文藝界的一些老積極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費的要求，把本來就不高的稿費標準，又降低了許多，並且取消了版稅制度。姚文元還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費的猛將，而傅雷是沒有工資只靠稿費生活的自由翻譯家。

還在1957年下半年，復旦就組織中青年教師開展紅專大辯論，目的在於清算教師中的單純業務觀點。因為在領導上看來，這種偏重業務的觀點，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但是，教師本來就是從事文化科學專業工作的，業務不好，何以教人呢？這一層意思，無論如何總是想不通。不過大家鑒於反右運動的經驗，不敢明確地說出罷了，只有數學系一位姓徐的教師，因為得過一個什麼數學獎，1956年參加過全國青年積極分子大會，還有些政治資本，他發言說，大學教師首先要把業務搞好，在專業上應該成為拔尖人才，否則，就談不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至於政治上，只要不反黨反社會主義就行了，一般教師不可能花太多的時間去做政治工作。此論很受教師們的歡迎，不料卻被一位政治課教師批評為中派觀點，——還好，沒有當作右派觀點。據這位左派教師的意見，教師首先在政治上要紅，其次才是專業知識。不過他始終沒有說明，缺乏專業知識如何能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問題。到得1958年，在學生中也展開紅專大辯論，聽說辯論得很熱烈，當然也是「紅」字派佔上風。

我不知道紅專關係的辯論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但不久就開展了雙反運動，直接轉入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批判。《人民日報》在1958年4月13日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5月8日，該報又發表了黨內著名理論家馮定的文章：《知識分子在大躍進》，文中指出：「個人主義的最普遍的表現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資產階級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這就把矛頭指向說得非常清楚了。

過去是學有專長，多年積累，才能著書，但大躍進時期必須打破一切常規，而且當時還認為，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就是因為他們有業務專長，這也是他們與共產黨對抗，向黨討價還價的資本，必須加以剝奪，才能徹底改造。現在要組織一些初學或未學過該學科的人來寫書，就是一種佔領陣地的革命行動。

那個時候，是以1949年為界來劃分知識分子群的。1949年以前畢業的，是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1949年以後畢業的，則是共產黨自己培養的新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還被作為新生力量，而重視了一陣子。雖然有許多人不久就被作為走白專道路者來批判，而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則1949年至1966年這17年間所培養的大學生，又都成為修正主義路線的知識分子，而化為異己的力量了。

與新的形勢相適應，在課程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比如，「文學概論」被認為太偏重於介紹文學理論基本知識，政治性不強，就以「毛澤東文藝思想」和「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批判」兩門課來替代，——這時，姚文元正出版了一本遍批許多右派和准右派作家的《論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著作，批判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是一個極為時髦的課題。同時，語言、文學兩個https://read.99csw.com專業也各自選中靶子，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開初，語言學專業的批判靶子是張世祿先生，說他宣揚的是高本漢的資產階級語言學思想。文學專業選的是劉大傑先生，集中批判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還出了一本專門批判這本書的論文集。後來，文學方面又增加了一名蔣孔陽先生，說他有超階級文藝觀，是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到得1960年春夏間，在中共上海市委策劃的、由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持的持續49天的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大會上，蔣孔陽先生又被作為三大重點之一受到批判——另兩名重點批判對象是華東師範大學的錢穀融先生和上海師範學院的任鈞先生。

這樣倉促上陣的，大概還不止我一個人。剛畢業不久的、臨時改變學科方向的——如古典文學研究生臨時改為現代文學助教，大概都不會比我更從容。所以有些課是幾個教師合上，被稱為合夥抬轎子。

當時中央領導的看法，認為超英趕美，就是要在鋼鐵產量上超過他們，所以號召全黨全民用最大的努力，來提高鋼鐵產量。1957年我國的鋼產量是535萬噸，1958年生產指標是1070萬噸，翻了一番，毛澤東希望1959年的鋼產量能達到2500萬噸，再翻一番。要完成這樣的高指標，原有的設備當然是不夠用的了，於是就發動群眾，搞起了全民大鍊鋼鐵運動。不但鍊鋼廠要煉，而且機關、學校、農村都築起小高爐來鍊鋼，這叫做土法上馬，全民鍊鋼。復旦自然不能例外，校園裡也築起小高爐，火焰日夜不熄。沒有原料怎麼辦？就發動同學到處揀廢鐵，這叫做工業抗旱。外文系學生一直找到江灣機場，在廢墟里挖出一架國民黨軍敗退時丟棄的汽車殼，大喜過望。但這樣的機會畢竟不多，一般揀到的大抵是些零碎的小件。而且學校周圍的廢鐵是有限的，沒有幾天就揀完了，於是就把各種可拆的鐵器拆下來做原料，一直拆到陳望道校長家門口的鐵門。歷史系學生還到學校後面的鐵路上拆下一段備用的鐵軌。而煉出來的成品呢，則連原來的鐵門也打造不出來，更何況鐵軌。這時，大鍊鋼鐵的目的性已經沒有了，只是為完成指標而完成指標，至於煉出來的鋼鐵質量如何，能否有用，就在所不計了。這其實也是我們生產統計的老毛病：只計產量，不管銷路，完全違背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將生產與流通聯繫起來考察的觀點。

其二，提倡集體著作，組織大兵團作戰。

不過在那時，卻另有一種說法，叫做：不能只算經濟賬，而是要算政治賬。大鍊鋼鐵，在經濟上顯然是得不償失，這一點不必等到彭德懷指出，誰都能夠看得出來，但領導上卻以為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就是最大的成績，賠幾十億錢，只是交學費而已。毛澤東最崇尚群眾的積極性，說是人多議論多熱氣高，所以無論幹什麼事情，都要搞群眾運動。全民趕麻雀就是一種群眾運動，雖然動用的人力甚多而轟斃的麻雀很少，但除四害的聲勢卻造起來了。後來雖有科學家為麻雀正名，將它從四害名單中除卻，不再加以圍剿，但除其他四害，仍舊用的是人海戰術。我還記得1959年夏天全校滅蚊的情景：每臨薄暮，大家都在面盆里塗上一層肥皂水，然後到樹叢、草坪、屋角等蚊蟲出沒之處去撲，不一會，就能沾滿盆底，於是再塗，再撲，效果的確不錯。滅蚊當然是好事，但何以不用藥水噴射，而要動用那麼多人力，當時只覺得時間可惜，事後思之，大概也仍是要發動群眾，製造躍進氣氛吧！

不過比起外地餓死人的慘況來，我們總算是幸運的。雖然大家餓得肚子難受，有不少人還生起浮腫病來，但畢竟還是挺過來了。

在大躍進時期，這種奪取工作，同樣表現在科學研究領域。

大躍進時期的著作，不但內容非常革命，而且在寫作方法上也突破常規，創造出自己的特點：

要有躍進氣氛，就不能按照常規辦事，更不能搞得冷冷清清。領導上一再強調，「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多、快、好、省」的靈魂是一個「快」字，這種快的速度，就如馬克思在描述共產主義社會時所形容的：「一天等於二十年」，於是就拿這句話作為行動口號，響遍全國。

那時對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還是有些照顧的。因為教授另有肉、蛋之類特供，講師也有些黃豆補助，所以被稱做豬肉教授，黃豆講師。後來見到196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的報告中的材料，才知道其中一些具體數字：知識分子一級人員（按：指一級教授、一級研究員、一級作家、一級演員等）和行政7級以上人員，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級煙2條、雞蛋3斤；知識分子二、三級和行政11級以上人員，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級煙2條、雞蛋2斤。至於我輩小助教和廣大職工，則不屬補助之列，雖然我們早已做著講師的工作，但到這種時候，還是按級論價的。

那時，從報紙上、從廣播中是得不到災難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傳播，但也到處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學分配在蘭州工作，回滬探親時約了老同學到我家夜談，他講了一些甘肅餓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極情緒；有朋友從安徽探親回來，說起安徽餓死人的事，卻受到了批判，說他是對大躍進的攻擊。

我雖然很想做到又紅又專，但一直被認為是只專不紅的人，當時也頗感苦悶。後來有一位學長私下裡給我說了一句掏心的話，他說：「你的問題在於太喜歡寫文章，文章發表read.99csw.com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當然，不寫文章也會被人看不起，你看我，發表過兩篇文章之後，就不再發表了，這樣，別人既不敢說我不會寫文章，我也不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無事。」這是經驗之談，很有幾分道理。但有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說：「寫文章不一定都是白專道路，要看怎麼寫。」他雲里霧裡談了一通大道理之後，結末說：「我們可以合作寫文章。」我知道他與別人合作的經驗，那就是他出點子，別人執筆，然後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歡這樣做，當場就拒絕了，於是就成為白專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這是后話。

果然，小將們聞風而動。他們在批判了老師的資產階級學術著作之後，就自己動手來編寫無產階級思想指導的學術著作，用以在學術界佔領陣地，真是「當仁不讓于師」了。

已出版的幾部書，其實也並非完全由學生編寫，都有一些教師參加，《中國近代文學史稿》則是鮑正鵠先生將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貢獻出來，指導同學編寫而成，還請青年教師章培恆參加工作。因為當時正提倡學生編書、集體編書，所以教師的名字都隱而不提了。

上海總算得天獨厚，發的各種票券，基本上都能保證供應，但品種好壞之間就差得遠了。平時賣的都是很差的秈米，糧店裡偶爾到了一點好米，大家就奔走相告，排起了一字長蛇陣來；為了買一點稍微像樣的魚、肉、蔬菜和豆製品，也要起早排隊，有時天不亮就起來，也買不到好的。

大躍進帶來大飢荒

但中國的事情，往往要看形勢而定。到得《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好，大躍進已經落潮，編輯們的熱情受到上面的批評，他們的頭腦也冷靜了下來，結果是這部書只出了上冊，還是內部出版。而更遲一些編成的幾部書，如我所參加的《文學概論》和《魯迅評傳》，則根本不能出版了。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和「大批判開路」等口號，雖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正式提出來的，但實際上卻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國的大躍進運動是以批判「反冒進」思想開路的，農村的大躍進運動是以拔白旗來清除障礙的，高校要開展大躍進運動，除了拔幾面白旗之外，還全面開展紅專大辯論，深挖個人主義思想，準備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徹底。

鍊鋼煉鐵，本來是鋼鐵廠的工作，但這時卻變成了全民的任務。因為毛澤東在1957年11月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代表會議上與蘇聯相約，提出了超英趕美的任務，即在15年時間內，中國要超過英國，蘇聯要趕上美國，這樣，社會主義陣營就可以戰勝資本主義陣營了，——後來，毛澤東又認為：「我們中國趕上英國，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趕上美國。」但到得楊西光在復旦黨代會上傳達時，卻說是：「趕上英國不是10年，也不是8年，而是5年！趕上美國，也不是十幾年，而是8年！」這當然不會是楊西光本人的創造，肯定也是從上面傳達下來的。因為不久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報告上批示道：「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可見決策者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是非常樂觀的，所以計劃指標一提再提。

復旦大學躍進大會現場。大躍進從農村開始，不久就遍及全國各行各業，文教戰線自然不能落後。躍進大會上動員、誓師，熱氣異常高漲，會後就開始通宵苦戰。

後來者常常對這一輩人的業務水平有所非議，其實這是特定時期文化政策的產物，當然也與當時的選才標準有關。

1958年，郭沫若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豪言壯語，說是中央提出，我國在鋼鐵生產等方面要在15年內超過英國，他在史學研究方面，也要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叫「當仁不讓于師」。

其實，反右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清路工作。周揚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發表，捧場者就出來贊道：地基已經清理出來，道路已經開闢好了，文藝上的千軍萬馬可以縱橫馳騁了。

副食品供應一緊張，肚子里油水不足，人們的飯量就大起來。本來，教師的運動量小，糧食定量一般是吃不完的，現在卻大大的不夠吃。每餐都要算著吃，如果哪一天吃得超額了，就得在第二天省回來。但在當時，多吃幾兩容易，少吃一兩就非常困難了。有時一頓多吃，就得好幾天扣緊。為了應付糧食不夠吃的局面，復旦食堂想出了一種辦法，使得飯的體積增大，當時的說法叫做增加出飯率。即先將米煮得半熟，再放在大蒸籠里蒸一次，使米粒充分膨脹開來。這其實只是騙騙自己的肚子，剛吃下去時感到飽了，不一會，很快就餓了。但在那種時候，能夠暫時欺騙一下肚子也是好的，所以這種做法還得到了上級表揚。復旦還自己養豬，以彌補食堂豬肉供應之不足，但是飼料缺乏，無法多養。雖然也曾動員師生去採摘樹葉來發酵作飼料，但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後來又用人糞餵豬，效果也並不佳。

為了深挖個人主義思想根源，於是又掀起一個貼大字報的高潮。復旦曾經規定，每人每天要貼上一百張，才算完成任務，大家只好把大字報紙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後是大字報變成了小字報。不但貼滿走廊，而且貼滿寢室，甚至連床架、書櫥上都是。這回不是幫助共產黨整風了，而是群眾性的自我整風和「向黨交心」，即教師之間和同學之間的相互批評、學生對教師的批評和各人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叫做「自畫像」，即自己畫出自己的醜惡形象。內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ｒeaｄ.9９ｃｓw.com思想和名利觀念，旁及享樂主義和談情說愛現象等等。談戀愛在當時雖然並不犯規，而且許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與別人談戀愛時，卻要算是小資情調，喪失革命鬥志的表現，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強的女生，雖然入學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時她的男友來找她時，她卻裝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當時我還在葑溪鄉勞動，算是躲過了這一運動，但高雲卻因談戀愛而受到批評，也作了自我批評，畫了自畫像，當然就牽涉到我。好在當時幾乎是人人過關，也就並不顯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頭貼了個「佛」字，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邊放有餅乾罐，有時吃些小點心，則是享樂主義的表現，都被貼了大字報。總之，那時是一點私人空間都沒有，大家拿著放大鏡來觀察別人，同時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競相上綱上線，竭力醜化自己，醜化別人，這叫做「自燒」和「互燒」，務求將個人主義思想搞臭、燒凈。復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級的表揚，《人民日報》還特別報道了復旦大學舉辦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畫像展覽。

但當時的領導，卻認為這是奪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佔領的教育陣地，是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偉大勝利。

大躍進的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當時的集體著作也已風流雲散，但由於我們對這段歷史沒有好好地加以總結，其中許多想法和做法，還是作為集體無意識遺留了下來，對今天的科學研究工作仍舊產生影響，為害不淺。比如，不肯潛心研究學問，喜歡做表面文章；不講究質量的上乘，只追求數量之多；不願個人付出長期的勞動，喜歡拉班子集體速成。這些做法，其實都是大躍進的遺風，目的還是追求轟轟烈烈的效果。只不過現在不再用「大兵團作戰」之類的軍事術語，而改為「某某工程」等工科用詞。

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必須集中力量打擊重點對象，不可能全面鋪開。待到反右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全面深挖個人主義思想的工作也就開始了。

在全國文科方面領先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他們組織55級學生集體編寫了一套紅皮本《中國文學史》，出版之後，風靡全國，表現了文教戰線的躍進成果，而且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學子的信心。復旦大學自然不甘落後，緊接著就組織學生編寫出黃皮本《中國文學史》，同樣產生很大影響。而且，復旦中文系還有後來居上的勢頭，因為它不滿足於單本著作，而是配套成龍，搞起一組系列教材。除《中國文學史》外，還有《中國近代文學史稿》、《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藝思想鬥爭史》等。因為這是大躍進時期的新生事物，而且又顯示出革命的力量，所以領導上大力鼓勵，出版社也十分支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還剛開始編寫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就派出三位編輯進駐復旦，直接介入編寫工作。這在編輯史上也是超常規的。

其一，組織學生寫書，打破著書的神秘感。

本來，自從1953年下半年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政策以來，這三樣東西就開始定量供應了，但一則當初定量較寬，像我輩男生，糧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則其他副食品供應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飽飯是不成問題的。而實際上，我在1953—1957年四年上學期間，食堂根本不用飯票來買飯，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則隨意取用。1957年畢業后在教師食堂用餐，開始時也是飯菜票不分的，就是說，將糧油票交給食堂之後，即可隨意購買飯菜票，這飯菜票既可買飯，亦可買菜，只要有錢，隨你吃多少。我已記不清何年何月開始將飯票和菜票分開來，飯票以兩計算，菜票以分、角計算，兩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說，你付出多少斤糧票，就買多少斤飯票，不能多買飯了。而感到糧票不夠用，則是在1960年初。因為那時大部分農產品都要憑票供應了。除原有的糧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魚票、蛋票、豆製品票等，而且供應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兩，油是每人每月半斤，蛋以戶計，大戶每月2斤，中戶每月1斤半，小戶每月1斤。過舊曆年時則增加一些分量，並增發家禽券之類。糧食定量也減少了，我從34斤減到28斤，數年後再加到30斤，婦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還不時要動員上交。還有其他一些日用品也發票，如線票、煙票、火柴票、肥皂票等，買牙膏則要用舊牙膏管去換，買電燈泡亦要用廢燈泡換。還發有一種工業券，用來買其他緊缺物品，如鋼精鍋之類。這些票券，是直到「文革」結束之後好幾年，才陸續取消。

既然要快，於是什麼事都講究速成，連體育成績也不能例外。那時體育鍛煉實行一種勞動衛國制，簡稱勞衛制，各項運動成績都訂有較高的指標，要達到並不容易，只能根據各人情況量力而行。但那時各個班級卻要限期全體通過，當然就要採取許多超常規的措施。比如，學開摩托車，一般總要先會騎自行車，能夠在兩輪車上平衡住身體，再掌握摩托車的性能，慢慢學開，但這樣按部就班地學起來時間太長，不符合躍進精神，於是有些不會騎自行車的，就直接跨上摩托車飛馳起來，一下子撞到籃球柱子上，撞得頭破血流且不說，有人還撞掉了門牙，——好在他們還是在體育場上學騎，如果騎到馬路上，就更危險了。跑一百米也有新的措施：將那些跑得不好的人拉到橋頭上往下跑，利用斜坡的衝力來提高速度，如果再達不到標準的，食堂里還準備了許多豬尾巴給他們吃，據說吃豬尾巴有助於提高速度，——於是大食堂門口出現了一張漫畫，畫著九-九-藏-書豬八戒面對一群沒有尾巴的豬，並附有一段對話，豬八戒問道：「孩兒們，你們的尾巴哪裡去了？」群豬答道：「到復旦大學食堂里去了。」但也有人提出，說是老是供應豬尾巴，是因為膳食科有人貪污，把便宜的豬尾巴當肉來供應了。學校還對此追查了一陣子，後來把中文系的一名調干生派去做膳食科科長。

在1957年以前，復旦的教學工作一直是老教授唱主角，中年教師為輔，以我們中文系53級為例，專業課程的任課教師是：文藝學引論——蔣孔陽講師；語言學引論——吳文祺教授；現代文學作品選——鮑正鵠講師及余上沅、方令孺教授；古代漢語——張世祿、鄭權中教授；現代漢語——樂嗣炳教授、胡裕樹講師；寫作實習——濮之珍、王運熙、杜月村講師；先秦兩漢文學史——蔣天樞教授；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文學史——劉大傑、王欣夫教授；宋元明清文學史——朱東潤、趙景深教授；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教授；漢語史——吳文祺教授；俄蘇文學——原任課教師賈植芳教授因胡風案被捕，請外文系楊烈教授講授；西方文學——外文系伍蠡甫教授；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課因排在四年級，原任課教師在人事上有很大的變動，除賈植芳教授被捕外，余上沅教授又因潘漢年楊帆案被捕，方令孺教授正忙於出席各種會議，鮑正鵠副教授則被派到埃及和蘇聯去講學，一時竟無人上課，臨時請華東師大許傑、徐中玉二位教授各做兩次講座。這四年的課程，除中國現代文學史無人系統上課，略有欠缺之外，總的說來，師資陣容是相當強大的。但到得1958年，隨著拔白旗運動的開展，許多老教授都下崗了，而由青年教師頂上第一線。

反右運動以後，多次進行紅專問題辯論，不斷批判白專道路，要求師生樹立又紅又專的思想。圖為復旦教授們在擬訂紅專規劃。

即使在這樣嚴酷的現實面前，大家還得眾口一詞地說「形勢大好」。領導上教導我們，不能從菜籃子里看形勢，不要看現象，要看本質。本質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濫下去。黨委副書記徐長太在登輝堂做大報告時，說了一句廣為傳頌的名言：「目前形勢大好，比任何時候都好。什麼叫大好呢？它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所以是大好！」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教師的感受如何，在我自己是被搞得非常狼狽的。

學問應是沉潛研究的結果，著作乃個人勞動之結晶，但當時卻認為，個人寫作是個人主義名利思想的表現，而集體著書則可以培養集體主義精神，所以總是組織編寫組來集體寫作，幾個人分工負責一個章節，許多人分頭進行，這叫做大兵團作戰。

大躍進時期的各種活動也真多，任務一項接著一項，不但後輩難以想像，連我們這些過來人也難以一一備述。

到得1961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時期，中文系黨總支才奉命對這三位受批判者賠禮道歉，並將中文系培養規劃重新調整到接近原來的軌道上來。也就是說，不再提以辦黨校的精神來辦系，而仍要培養專業人才。但是，經過雙反運動，經過重點批判，再加上不久之後情況又有反覆，中文系又推出新的白專道路典型人物來批判，怎能不教人警惕呢！於是許多青年教師就不敢踏實地搞業務，更不敢寫學術論文，有些人甚至課都上得很少，整天忙於社會工作，以求將自己塗成紅色。而到得「文革」結束以後，學校的工作一旦轉向以教學科研為主的時候，有些人就跟不上形勢了，因為業務知識不是一下子能夠補得上的，學術論文也不是馬上能寫得出來的，而另一些人，在情急之下，則利用別人的勞動，來墊高自己的學術地位。

不過，畢竟出現了普遍的飢荒，不能不有一個說法。當時官方正式的說法，叫做「三年自然災害」，原因是天災和蘇聯逼債。天災自然是有的，蘇聯逼還抗美援朝時購買武器的債務，也是事實，但大家心裏都很明白，這並不是主要原因，只是鑒於彭德懷事件的教訓，誰也不敢直言而已。後來傳聞，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一句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家覺得這還算是老實話。但後來打倒劉少奇時，這卻是罪狀之一。

而且，糧票的用量也增加了。本來，到飯店吃飯是不用付糧票的，現在也要付糧票了；本來，到食品店買糕點也是不用糧票的，現在也要付票了。當時，上海市區戶口每月還發有若干就餐券和糕點券，復旦是郊區戶口，這一切都沒有，就相差得很大了。在1959年上半年以前，復旦原屬楊浦區，也是市區戶口，偏偏到了經濟困難時期，卻隨著五角場地區，划給了寶山縣。陳望道校長為此覺得有負于復旦師生，一直到臨終前還在為復旦划回市區而向市委市府領導力爭。但等到復旦終於劃歸市區時，這一切差別早已取消了。

紅專辯論與深挖個人主義思想

大概是因為只專不紅的緣故（當時還未給我戴上白專道路的帽子），我在鄉下鍛煉的時間特別長。理科的許多教師，下放勞動只有半年就調上來了，文科的大部分教師也只下放一年，而我則在鄉下勞動了將近一年半時間才調回中文系。回來之後，系領導就通知我，說系裡新成立了一個文藝理論教研室，已將我的名單劃歸這個教研室了。我是作為現代文學助教留下來的，對文藝理論並不感興趣，但那個時候一切都要聽從組織安排，不能講個人興趣，也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所以只好服從。而當我的感覺還沒有調整過來的時候，系領導就通知我要給外文系學生上「文學概論」課了，我雖然很感困難，但也只好應命。我提出了一點要求：給點備課時間，卻無法得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