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王造時敢於在批鬥會上據理爭辯，立即被斥為態度惡劣，遭到圍攻。在市政協政法組、在復旦登輝堂，都出現了圍攻場面。雖然報紙上把王造時描寫得狼狽不堪，但據當時參加會議的人說，他倒很佩服王造時的鎮定，有政治家的風度。王造時抗議道：「你們是壓服，還是說服？周總理也不是這樣對待我的。」但那時正是大家競相表現革命積極性的時候，這些話當然是絲毫不起作用。王造時因為前不久剛與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談過話，受到周恩來的鼓勵，認為周恩來能夠理解他，就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訴說家庭的不幸和目前的處境，並表示願「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後，作一磚一瓦之用，而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此信真是寫得「哀而動人」，但仍無濟於事，王造時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政協政法組和復旦的批判會不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對他進行揭發。7月4日的《解放日報》上還發表了一篇抹黑文章：《請看偽「君子」的嘴臉！》，副標題是：「王造時，太臭了。他的親戚、鄰居、學生、同事群起揭他的皮，他如果不舉手投降，還要更臭更臭」。

夾雜著政治因素的辯論，照例不是靠辯論本身所能說服人或被人所說服的。總要等到形勢大變，才會出現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局面。但以勢取勝，並不等於真理在握，真理還需要靠實踐來檢驗。不過等到實踐終於檢驗出真理時，時間已經過去幾十年了。

王造時是位政論家，曾經寫過不少揭露國民黨腐敗統治的銳利文章，又是為堅持抗日而下獄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可以說是民主陣營中的風雲人物。但1949年以後，卻一直不被重視。七君子中除鄒韜奮病故，李公僕被刺，其他幾人：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均任中央要職，只有王造時被投閑置散，雖然在華東局和上海市掛了幾個委員的虛銜，但是並無實職，他提的建議也無人理睬，使他鬱郁不得志，所以朋友們說是「蓋冠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後來還是陳望道校長愛才，親自登門，請他到復旦大學做教授，但在官本位的中國，這也是一個不被看重的位置。據說其中的過節，是出於對蘇聯的態度上。蓋因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宣稱「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在蘇聯，據說是一種外交策略，而對於正在進行艱苦的抗日戰爭的中國人民，卻是一個嚴重的打擊。特別是條約所附《宣言》中說「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顯然是拿中國的領土主權來做交易，更加引起中國人的反感。救國會的同仁為此發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以示抗議。但在當時，凡對蘇聯有意見，即被認為是反蘇，而反蘇即是反共，所以算是一個大問題。但救國會是一支有影響的政治勢力，不能不加以團結，於是責任就落到這封信的執筆者王造時身上，從此對他就有了看法。雖然史良曾經提出，這是大家的責任，不能由王造時一人負責，而且王造時也對周恩來作過解釋，但看法既已形成，就會有一種思維定勢，要改變也難。所以在反右運動中他本來就在劫難逃，再加上他在各種座談會上又鳴放出不少意見，便都變成嚴重的右派言論。

復旦的反應相當迅速。

但右派分子是有指標的，保了一個，就得用另一個去填補。比如，楊西光保了蔣學模，保了蘇紹智，卻把洪文達頂了上去。其實，就資歷和業務水平而言，洪文達與蔣、蘇都是同一檔次的。洪文達的罪狀是，他在《文匯報》上發表過一篇筆談，說是「幾年來，主觀主義主要是教條主義的傾向，結合著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聲威，浩浩蕩蕩，大有罩蓋一切之勢」。這裏所說的主觀主義主要表現為教條主義的看法，其實並非洪文達的發明，原是最高領導的意見，但後來又說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所以洪文達的話就是右派言論，洪文達也就成為右派分子。

接著是中文系二年級學生黃任軻、張瀛等人貼出大字報，指責學生會扣壓北大葉于泩同學來信。學生會兩位副主席出面進行了回答，說是這封信充滿了謠言和污衊，充滿了惡意和推論，公布這樣的信對整風不會帶來什麼好處。但後來終於公布了這封來信，而且開會辯論。

二、「一邊倒」政策是否正確？

……

而在這之前，形勢就有了變化的徵兆。5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時，說了幾句看似平常，實則意味深長的話：「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最後還強調說：「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各報對這幾句話的重視程度不一，版面安排的位置也很不一樣。姚文元大概已從柯慶施—張春橋這條線上得到了消息，就寫了一篇雜文《錄以備考》，對《文匯報》在排版上不突出毛澤東這幾句話的重要性，提出了批評。姚文元的雜文得到毛澤東的表揚。

當時，社會學家費孝通撰文宣稱，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已經來臨；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紛紛發言指責共產黨領導的缺失；電影評論家鍾惦棐敲響了「電影的鑼鼓」；文藝界流行著揭露社會弊端的寫|真實作品；《文匯報》上還發表了與周揚商榷的文章，雖然所提出的只不過是關於英雄形象塑造這樣的小問題，但敢於在太歲爺頭上動土，意義卻也非同小可；具有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早已動了起來，物理系學生譚天雄貼出了大字報，自稱是《第一株大毒草》、《第二株大毒草》、《第三株大毒草》……而北大學生葉于泩乾脆把火燒到復旦，他給復旦學生會寄來一封信：《我的憂慮和呼籲》。在這種形勢下，學生怎能耐得住性子呢？

復旦打出了這些大右派，在上海，在全國，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那些左派們打得上了癮，只想再打些大的。歷史系有些黨員就提出了要打周谷城，理由是：周谷城在各種會議上鳴放出來的材料，不比那些右派少，而且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判右派分子的會議上，他一句都不批右派，卻大談什麼發展學術的大好時代，這說明他對反右運動有抵觸情緒。於是他們整理好材料，上交黨總支，總支書記不敢定奪，直接向黨委書記楊西光請示，楊西光笑笑，也不表態，說要請示一下市委。一周以後，他在一次會議休息時，找到歷史系總支書記，說：你們想搞大人物呀？算了罷，市委的意思是不要動他。這事也就作罷了。

這些人之所以成為右派分子，罪名雖然一律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但具體情況卻大不一樣。

孫大雨和王造時在民主革命時期都有過貢獻，但也與共產黨產生過一點誤會，或者有過一點過節。

當時教師們對學術思想批判普遍有不滿情緒，但還不敢說不應該批判，只是說批得太粗暴，用政治概念來代替學術評價，亂貼標籤，不允許談不同的意見。批判電影《武訓傳》時，陳守實教授正在上近代史，——那時他還沒有被固定在上古史上，學生要他對武訓作出評價，陳守實說：武訓的精神是對的，辦法未必對。結果受到學生質問：精神對為什麼受批判？還ｒeaｄ.９9csｗ•ｃｏm有學生問道：你說武訓精神好，那麼希特勒的精神是否好？問得陳守實大光其火。同時這個批判也牽涉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進步性問題。許多教師都認為，政治和學術應該分開，在學術界，有些人政治上是跟國民黨走的，但是學術上還是有成就的，對這些人，就不能一筆抹殺。

現在看來，王造時的一些意見，實在算不上尖銳。例如，他在5月20日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云：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般說來，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越多。又如，他在復旦歷史系鳴放會上說：希望共產黨不要吃老本，老本是要吃完的；基層也應搞大鳴大放。這些話都成為右派言論，上綱為攻擊黨的領導、火燒基層論，等等。

據當時的校內中層黨政幹部回憶說，在鳴放期間，上面倒並未打招呼，只是由於他們自身處於被提意見的位置，為要保持一種高姿態，所以不進行辯解，而且那時很強調黨內外有別，界線較為分明，黨員們認為自己有意見應在黨內提，不宜在群眾面前提，所以大抵沉默的居多。但也有思想較左的，認為這種鳴放很不正常，說遲早要算賬。甚至還有當場反擊的，如孫大雨指責楊西光時，就遭到復旦大學黨委委員徐常太的反擊。

他必須採取對策。

那時也有主動進行鳴放活動的，這主要是學生中的一些活躍分子，他們大抵少不更事，為報紙上的鳴放氣氛所感染，也為別的學校的民主精神所激動，所以急欲爭相一鳴。

但對持反對意見者這樣批評一下，而沒有撤職查辦，還算是輕的。我有一位中學時代的同學，在別的高校讀書，做了年級黨支部書記，在當時算是很突出的人物，因為對同班同學深有了解，在打右派時有點手軟，即被批評為「同情右派」，在同班同學畢業之後，叫她留下來辦學習班，也被定為右派，再遣送出校門。

物理系的鳴放會開得很熱烈，吸引了許多外系師生，他們受到會議氣氛的感染，也有站出來發言的，當然一併被記錄下來，秋後算賬。中文系的施昌東，就是在這個會上發言，訴說自己因胡風案被拘留審查的冤屈。但他還是很虔誠地將共產黨比作父母親，說是：我是共青團員，好比是黨的兒子，小孩子有錯誤，父母用巴掌打一下也就夠了，為什麼要用拳頭打得那麼重呢？結果卻是遭到更沉重的打擊，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有人提出，共產黨也有錯誤，蘇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個人崇拜現象？中共受到蘇共哪些方面的影響？

如此層層動員，造成鳴放氣氛，許多人終於打破顧慮，直言提出意見。這些座談會上的發言，每次都作有記錄，牆上貼的大字報，也有專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據，實則作為「反攻」時備查之用。這些會議記錄和抄存的大字報稿，想來現在應該還是保留著的罷。但是復旦雖說建立了檔案館，而這些40多年前的歷史檔案卻並不開放，所以我只有摘錄一些當時校報上的記載和根據對過來人的訪談記錄，來說明那時復旦的鳴放情況。

這一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出了「向科學進軍」和「獨立思考」的號召，這種方針和號召，切合文化科學工作的特點，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因而激發起知識分子最大的積極性。

現在看來，楊兆龍的意見是何等正確呀！「文革」以後，經過再一次的思想解放運動，終於出現了一些討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文章，得領時代之風騷，其實，卻只不過是重複了楊兆龍的意見而已。但楊兆龍的意見，在當時卻被認為是極端錯誤的右派言論，而遭到狠狠的批判，不但楊兆龍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連復旦的法律系也一併被端掉了，——現在的法律系，是「文革」結束以後重新組建的。

許多教師認為，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對手工業和小商業的改造，到底有多少成績，有多少缺點，應該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

有人說是油水關係，有人說黨群之間有溝，有牆，有鐵絲網，認為許多黨員脫離群眾，不是先人後己，而是假公濟私，命令主義，盛氣凌人，不願聽取不同意見。陳仁炳提出，要反「鄉愿」，認為黨員幹部很欣賞「鄉愿」，實際上護了短，掩蓋了問題。他還提出要發揚賈誼精神，要敢於給皇帝上書。

談家楨因受到毛澤東的眷顧，屬於保護對象之列，但他的學生就不受保護了。他有一個從浙大帶過來的得意門生，因為堅持學術自由，被打成了右派。此人骨頭很硬，從不買賬，監督小組的人與他談心，他說：我現在所有的，唯有一張床而已，不怕失去什麼；帽子嘛，戴著不感冒，不摘也罷。改革開放以後，他的女兒出國留學，學的也是遺傳學，有些美國教授解答不了的問題，還是父親為之解答。美國的教授知道后，大吃一驚，說中國有這樣高水平的教授，真了不得。然而，這位了不得的高水平人物，現在是老病纏身，拄著拐杖走路，走十多步就氣喘不止。

6月初，復旦黨委召開各種類型的座談會，動員鳴放，號召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有全校性的鳴放會，如6月3日和7日兩次教授座談會，也有黨委派人到各系召開的鳴放會，約有幾十次之多，有些會議，如物理系、歷史系的會議，都有黨委副書記王零到場，聽取意見。

形勢的遽變是在1957年6月8日開始的。那一天，《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發出，《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示是內部的，而社論是公開的。這篇社論，就是反右派鬥爭的信號。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後，蘇聯進入了解凍時期，文學藝術和理論領域都出現了新的動向。1956年的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問題，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更是曆數斯大林的罪惡，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震撼。在西方，有許多共產黨人紛紛退黨；在東歐，則產生了波蘭和匈牙利的改革運動，即所謂「波匈事件」。這種形勢，不能不引起中共領導人的思考。

對於國際上的這場變動，毛澤東曾以很輕鬆的口吻，引用南唐詞人馮延巳的詞句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但實際上，他對蘇共20大以後的國際變動，特別對於波匈事件，是極其重視的，深慮這股風吹到中國，將不是吹皺一池春|水，而會激起巨大|波瀾。後來他又將文化界的改革分子們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即是這種意識的表露。

我們可以排一個大致的日程表：

當時圖書館有一份英國《泰晤士報》，教師憑卡可以看，從中陸續透露出不少消息，如波匈事件、鐵托在普拉發表的三次演說，這些都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他們提出了上面的問題。

雖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變化，但知識分子畢竟經歷過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和1955年的反胡風鬥爭和肅反運動，仍舊心有餘悸，並不是馬上就肯大鳴大放。為了造成鳴放局面，上面可以說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從中央到基層，層層動員，毛澤東還親自出馬，在天津、山東、江蘇、上海等地發表講話，這才將群眾發動起來。

1956年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心情最舒暢的一年。

復旦多名人，自然也會有許多出名的大右派。孫大雨、王造時、陳仁炳、王恆守、楊兆龍ｈtｔｐs://ｒead.9９ｃsｗ•com、陳子展、王中……都是報上點名批判的人物，很為復旦擴大了影響。雖然後來也搞不清到底是因為復旦打出了這些大右派而顯得戰果輝煌，還是因為這些大右派的名氣為復旦增輝生色。

然而，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卻正是發展科學文化的必要條件，批判了個性主義，打擊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殺了科學文化發展的生機，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陳子展在1949年以前原是個左翼作家，革命教授。他20年代在湖南自修大學里與毛澤東、謝覺哉、李維漢等有過革命友誼；30年代在上海與魯迅等人並肩戰鬥過，在文化界很有些名氣；40年代在重慶差一點被國民黨CC派從大學里除名。但是，他有一股湖南人的犟脾氣，所以與新當權者難免有所衝突。最初是為「公館派」的事。所謂「公館派」者，是指當年時常進出於校長章益公館的一批人，而章益與國民黨CC派有關，所以陳子展與之鬥爭甚力。後來，章益雖然調走了，而圍繞著章益的一批人又圍繞著軍代表、黨委書記李正文轉了，這使陳子展很憤憤，又重新展開新的一輪鬥爭，這就與新的領導對立起來。其實，魯迅早就說過，舊的猛人倒掉之後，包圍著這個猛人的一批人，必然會去包圍新的猛人；猛人可倒，而包圍者是不會變的。陳子展之所以憤憤者，是由於他對世情遠沒有魯迅參得透的緣故。但這樣一來，他的命運也就決定了。

其實，陳子展在1957年並沒有參加鳴放，因為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受到傷害之後，就拒絕到校上課，同時也不參加任何會議。但學校卻並沒有放過他，派了一位民主黨派頭面人物去逼他到校開會。那位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狐假虎威，對他申斥道：「我代表黨，通知你到校開會。」這很激怒了陳子展。因為陳子展一向很看不起此類溜須的人，現在此人居然以「黨」的名義命令他，他不禁脫口而出：「你是什麼狐群狗黨！」這句話應是指這個人所在的黨派，不料此人彙報上去，成了陳子展罵共產黨是狐群狗黨了。這當然是十足的反黨罪行。但陳子展根本就不承認他是右派分子，也仍然不到校開會上課，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才被學生逼著到校。

但這一切，似乎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有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實在缺乏政治經驗，敏感性不足，一時還覺察不出形勢的變化，繼續大鳴大放。中文系二年級黃任軻等人的大字報，就是在6月11日上午貼出來的。

在歷次運動中，凡是要打倒一個人，總要動員他的親戚、鄰居、學生、同事來編造材料，落井下石，不但弄得他眾叛親離，孤立無援，而且還潑他一身糞水，弄得臭名遠揚。儘管這種做法很引起正直人士的反感，但後來不但不改，反而愈演愈烈。在這次反右運動中，報上就發表了許多右派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的文章。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奇怪的是，王造時的小女兒王海容，不但不肯揭發父親，而且還公開宣稱：「我是非常愛我爸爸的。揭發他的那些鄰居、親戚都不是好人！」她當時是復旦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與其父親同在一校，所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結果，她是以同情右派父親，划不清界線罪，再加上還曾幫助父親抄寫過鳴放文章，於是也一併被打成右派分子，——此事說起來還有一點戲劇性，有一個星期天，王海容的男朋友來找她出去玩，恰好報紙催索王造時的鳴放文章，急著發稿，這一對情侶就留下來一人幫他抄寫半篇文章，結果是雙雙被打成右派。王造時後來死在看守所中，王海容則因心情抑鬱得了癌症，也很早就過世了。王造時的前妻在反右前一年去世了，兩個兒子和大女兒則因患精神病而亡，全家只剩下一個後來續娶的妻子，景況實在凄慘。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十一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並在會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這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它提出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社會矛盾學說，正式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定為文藝學術的方針，並提出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這個文件在沒有正式發表之前，就破例將記錄稿傳達到各文化單位，起到全面動員的作用。

本來，在這個基礎上，是可以出現一個文化繁榮，科學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況卻發生突變。整風運動原先是號召大家提意見，鼓勵鳴放活動，但當人們經過一再動員，開始鳴放時，卻突然一轉而為反右鬥爭，將積極鳴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為敵我矛盾，而且說，這本來就是一個「陽謀」，目的在於「引蛇出洞」。這真使人驚詫莫名，突兀萬分。但現實又是這麼殘酷，這些中計落網者，從此走上了悲慘的人生之旅。

孫大雨在解放前是大教聯（大學教授聯誼會）中的頭面人物，做過代理主席，在開闢反對蔣介石的第二戰場上有過貢獻。1949年以後，仍想在政治舞台上一顯身手，也是人之常情，但原大教聯幹事中的共產黨員李正文隨軍回到上海之後，主持大教聯改選，卻把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從領導崗位上選了下來，孫大雨也從代理主席降為候補幹事，從此孫大雨不滿於新的現實。恰恰李正文又擔任了接管復旦大學的軍代表和第一任黨委書記，摩擦自然難免，後來由於工作安排等問題，意見更大。鳴放活動一開始，孫大雨倒不需怎麼動員，就帶頭鳴放起來，結果不但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由於一直不肯屈服，還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孫大雨發言批評黨委時，中文系教授徐澄宇說了一句「快人快語」，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見孫大雨問題的嚴重性。但孫大雨卻很頑強，受盡磨難而仍活到92高齡，晚年仍致力於莎士比亞研究。但大概因為得罪的人太多之故，反革命平反、右派改正之後，仍未能按照慣例，回到原工作單位復旦大學，卻為華東師大所羅致。

反右運動時，我們是中文系四年級，黨支部書記是同班同學唐維生，他是一位南下幹部，學歷不高。進城之初，領導上要提高幹部的文化素質，就調了一批人入學讀書，先從工農速成中學讀起，再進入大學學習，叫做工農調干生。老唐就是一名調干生。他本來跟班就有一定困難，後來又忙著談戀愛、結婚，學習成績當然不是很好，班級工作也時有疏忽，在鳴放時難免被同學提意見。但老唐為人善良，胸襟也很開闊，對這些意見不以為意。反右運動開始后，他認為本班沒有右派分子，只有些錯誤言論。至於對他個人的意見，他覺得都是善意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是了。不料這樣一來，卻受到低年級左派們的攻擊，說中四如果不打右派，我們就要來沖，我們就不相信中四沒有右派！結果中四黨支部只好自己動手，打出了葉鵬、王禹之、馮可文三名右派。葉鵬是我們班級的才子，在讀書時就發表了好幾篇文章，又與低班女生相愛，才子佳人，同進同出，很受人注目，打成右派后發配到河南山區教小學，三年災害時差一點餓死，不過總算挺過來了，80年代當了洛陽師專校長，退休后重理舊業，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王禹之志在研究古典文學，因為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上學時就買了不少線裝書，還自己帶來一張小書桌，放在擁擠的宿舍里，認真地在那裡做學問，當然也談戀愛，但不問政治。他是獨生子，母親是寡婦，本應照顧在上海工作的，但打成右派之https://read.99csw.com後，還是分配到外地，後來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發配到青海勞改農場，病得差一點死掉。後來平反、改正，回到上海，他來看我，坐下來就問我知不知道他當年那位愛人的下落。我雖然也多年未見那位女同學了，但情況是知道的，就如實告訴他，這位女生早已結婚生子，他聽了很失望，只好頹然而返。馮可文一向獨來獨往，很少與人交談，不知何以也有右派言論。至於唐維生，大概因為右傾，畢業后也留校了一段時期，但因為出身成分好，而且還有革命經歷，所以沒有打成右派，但檔案里還是塞了材料，分配到山東《大眾日報》之後不久，就被定為右傾分子。

6月21日，校行政會議會同各民主黨派復旦支部，協商后決定，從24日起停止一切教學活動，「組織全校師生員工認真深入地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開展擊退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鬥爭。」從此復旦的反右派鬥爭全面展開。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說法，即由此而來。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當時雖然沒有說明這篇社論是毛澤東所寫，但口氣之大，一看便知來頭不小，決非報社的秀才們所能寫得出來的。從這篇文章中，誰都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性。「陽謀」云云，就是在這篇文章中透露出來的。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動員鳴放。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時、陳仁炳等都參加這次會議，並且做了發言。

這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

但是，要通過鳴放、協商來解決社會問題，是必須有相應的民主制度的保證才行。而如果只把民主當作是一種手段，而否認它作為制度的重要意義，這就會使得雙百方針從根本上就無法實行。同時，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義思潮，也難免使他憂慮。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也有相當大的勢力。1948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時，就有些自由主義者出來提倡第三條路線，也就是想在國共兩黨之外，建立第三種政治力量，頗有問鼎之勢。1949年發表的五評《白皮書》文章中雖然將「自由主義即民主個人主義者」敲打了一下，但從當時的形勢出發，還是要對他們採取團結、爭取的方針。現在，政權已經穩固，而自由主義者的潛在威脅還很大，就準備對他們放手一擊。否則，萬一形成波匈事件，局面就難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陽謀」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者，即為此之故也。

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各報一律轉載，作為反右派鬥爭的理論根據。但這次正式發表的文章，與幾個月前傳達的講話記錄稿，卻大有區別，側重點已轉移到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這一點上來了。除了語氣和側重點的不同以外，文章里還特別提出了區分言行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是原來講話稿中所沒有的。這六條標準是：「（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毛澤東還特彆強調：「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

與北大一樣，復旦最先動起來的也是物理系同學，而且還出現了一員女將：馬明敏，她非常活躍，勇於挑戰，在鳴放會上直指黨委書記楊西光質問道：「請你回答，復旦的肅反運動究竟搞錯了多少人？」弄得楊西光非常尷尬。當然，後來她就成為極右分子，吃盡苦頭。但據她的丈夫張靜甫說，馬明敏其實並非主要角色，只因為北京出了個女生大右派林希翎，復旦也要搞出個女生大右派來，才能南北相稱，所以有意把馬明敏抬舉起來，作為重點來整，並且還上了《解放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弄得遠近聞名。當時在物理系四年級唱主角的是何新民、羅憲祖和張靜甫三個人，他們輪流主持鳴放會。大約在學習《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物四同學就對這兩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而對鐵托的普拉演說卻很感興趣。黨委常委、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主任吳常銘覺得物四的思想很活躍，可以作為典型來抓，就在這個班級組織小型辯論會，說是真理愈辯愈明。這些學生不知其中厲害，就鳴放了起來，提出一系列尖銳的問題，如：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私人信件能否隨便公布？能否據以定罪？肅反運動有沒有擴大化？統購統銷政策是否好？人事檔案制度好不好？蘇聯出兵匈牙利是不是干涉別國內政？等等。到得反右階段，這些當然都成為右派言論。

這一年，人民政府實行工資改革，知識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類地區計算，一級教授的工資有360元，副教授和講師相交叉的六級工資是156元5角，比原來多出幾倍，有些剛工作四年的新講師就有92元，最低級別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當時的物價，雖然已經上漲，但還算低廉，一個大學生每月的統一伙食標準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飯是2角錢。所以這次工資改革，對知識分子的生活的確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們在經濟上的後顧之憂。

以政策來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年間，政策會如此多變，而且變動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卻是值得思考之事。

楊兆龍從法制的觀點質疑歷次政治運動的合法性，要求處理問題應有法律依據，而不能光憑政策行事，可悲的是，他這回所遇到的是更大的政治運動，他自己被定為右派分子，卻仍然不是根據法律，而是根據政策條文。這個《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總共只有一千多字，條文訂得非常籠統，執行起來伸縮性很大，加上本人沒有自我辯護的權利，也就必然帶有很多的主觀隨意性了。

五、對學術批判的看法。

楊兆龍是法律系教授，從法制的觀點來看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他在5月9日《新聞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立法問題》，文中說：「社會主義的建設並不是單純的物質建設……非物質建設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有人用『法制』這一名稱……）和社會主義的民主。」他指出：「我們的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進展得慢的主要原因是過去在我們中間對這種工作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或片面的看法」，並列舉了10種看法，如：「認為自己有一套」；「認為中國的情況特殊」；「認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可以解決法律問題」；「認為在國內外現階段的動蕩局面中，政府應該有可能靈活地應付各種局面，現在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的應付事情的靈活性」；等等。

七、黨群關係問題。

與黃任軻一起押到葑溪鄉勞動改造的，還有物理系的一些右派。其中有一位曾經逃跑，於是領導上發動同系的下放幹部回市區追捕，read.99csw.com偌大一個上海，怎麼能追捕得到？後來聽說他衝進了英國領事館，要求政治避難，但卻被當作暴徒，通過外交途徑要了回來，其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即後來公布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這裏，進一步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打消顧慮，鼓勵鳴放。這是一個中央級的鳴放動員會。

既然政策條文富有伸縮性，可以根據主觀意願來保，那麼也就可以根據主觀意願來打，其中難免夾雜著個人好惡和個人恩怨了。政治課教師朱元寅先生是因為有點抗上思想而被打成右派的。反右運動的前一年，復旦開黨代會選舉黨委委員，楊西光沒有獲得全票，政治課教研室主任很憤憤地說：有人竟不投西光同志的票，黨性到哪裡去了？朱元寅也是黨代表，他說：我是選楊西光同志的，但有人不選也是可以的，這是他的權利，無可指責。主任認為他的黨性不強，立即對他進行幫助，但朱元寅那時年輕氣盛，偏要認死理，不肯認錯，而且還辯論起來。這種抗上思想在當時是一大忌，也就種下了禍根，反右運動中就被羅織了罪狀，加以批判。儘管在他的五六條材料中沒有一條夠得上劃定右派標準的，而且他所屬的黨總支里，也有幾位委員不贊成將他划為右派，但上面執意要划，他也就終於被划為右派了，那幾位持反對意見的委員，還吃了批評，說是思想右傾。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了13次座談會，傾聽他們的意見，推進整風運動。

聽說，楊西光在「文革」以後曾多次對復旦的教師說，他是懂得辦大學是需要很強的師資力量的，所以在反右運動中還是保了一些業務骨幹。這話不假，復旦的確沒有像華東師大那樣，將一大批骨幹教師都打成右派，打得元氣大傷；復旦雖然也損傷不少，但畢竟還保存了相當的實力，為以後的發展留有餘地。

六、對三大改造運動的看法。

王中的革命資歷雖然沒有陳子展那麼老，但他是隨軍南下幹部，是接管上海報業的軍代表之一，也算是老革命了，而且還做著現官：復旦黨委常委、統戰部長、副教務長，兼新聞系主任。聽說復旦黨委並沒有主動想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是由於外界的壓力太大，不得不打。王中之所以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是由於他擔任復旦新聞系主任以後，矢志搞新聞改革之故。他提出報紙的二重性理論，即認為報紙既有宣傳性，又有商品性，所以辦報必須照顧群眾的口味。他批評《解放日報》一片機器聲，一副寡婦臉。他還帶了一批人到各地去進行新聞改革的調查，準備寫作《新聞學原理》；同時也一路做報告，宣傳他的新聞觀點。他的新聞觀點，在鳴放期間當然是受歡迎的，而反右運動一開始，就成為眾矢之的。有家權威報刊，竟然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目叫做《大家都來批判王中》。復旦大學雖然並不是主動發起者，但批判起來，卻也毫不手軟，校刊上做出通欄標題：《堅決和右派分子王中鬥爭到底！》。在發表批判文章的同時，還配以漫畫，其中有四幅連續畫給人印象甚深，題目是：《剝開右派分子王中的四層畫皮》——1.革命十年的招牌；2.反教條主義的幌子；3.學術問題的外衣；4.自由主義的帽子。這就是說，王中的問題，決不是學術問題和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的問題；而是掛著老革命的招牌，打著反教條主義的幌子，乾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當。這種將批判人物漫畫化的做法，在復旦，大概就是從王中開始，至少在正式的印刷品上是如此。

這方面老教授的意見相當集中。首先是對1952年的院系調整很有看法，認為這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拉郎配，使許多學校元氣大傷，將有些學校積累了幾十年的學術傳統一夜之間一掃而光，比如浙大就是如此。其次，對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也有意見，認為學習蘇聯要有選擇，適合我們的才可學，不能樣樣照搬。而當時則從培養方案、課程設置、教科書，一直到學術觀點，一律照搬。這很引起教師的反感。還有人對教研室的設置也提出了意見。以前的教師大都是通才，能教各類功課，按照蘇聯模式的教研室設定之後，就把教師的專業範圍限制得死了。比如：周谷城能教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後來編在世界上古史組，就只教世界上古史了；陳守實的專長是農民運動史、土地關係史和明史，後來編在中國上古史組，也就只能教中國上古史了；蔣天樞、劉大傑、朱東潤、趙景深原來都能教文學通史，後來也各自被固定在先奏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宋元和明清的分段文學史上。這種人為的分割，對學術上還不成熟的青年教師，影響就更大了，局限了他們，難以全面發展。

從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到1955年反胡風及肅反運動，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很大。有些教師認為，思想改造等運動傷害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譚其驤教授對發動他的弟子來揭發他，特別不滿，認為這是道德敗壞。有些在國外放棄了優厚的待遇，衝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的人，感到不被信任，被看作外人，像個邊緣人物。有位在建國前發表了不少文章的教師，說吃不準共產黨對他是怎麼看的，所以抱定宗旨不再寫文章，說是「不留隻字在人間」。

6月6日，《復旦》校報以通欄標題《繼續「放」「鳴」，揭露三害，提出建議，幫助共產黨整風》報道了各系鳴放的情況。其中報道了新聞系副教授舒宗僑對共產黨的指責：「你們講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楊兆龍說：「法律系辦得最壞，是公安機關，法院作風。所以不能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如果肯定成績，還檢查什麼錯誤。要檢查錯誤，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全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此外，對評級評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認真檢查一下，有那麼多安排不當的人。」生物系教授劉咸說：「黨群之間為什麼有牆溝？是因為將全中國看作黨天下。希望不只對黨員作風檢查，同時對國家的科學學術方面的發展不平衡，要作深入的檢查。我學的是人類學，冷門的。國民黨反動派時，在國內有三個人類學系：浙大、暨南和清華，解放后說人類學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我為了這個學科，在復旦倒霉至今。蘇聯也有這個學科，我們卻始終不承認。」

……

反右運動之後，學校風氣大變。民主思想受到打擊之後，群眾再也不敢向領導提意見了，失卻監督的權力自然會更加霸道。人與人之間也失卻了信任，不敢再講真話。師生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師不敢傾誠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隻語，上綱上線。實際上也的確出現了一批以打小報告為晉身之階的左派積極分子。反右運動以前，我們這些學生是常常到老師家去聊天的，在閑談中所受到的啟發，往往比課堂中聽課得益更大。反右之後，教師對學生不得不加提防，師生關係一直沒有恢復到以前那種密切程度。而且，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大受摧折，這也影響到社會正義的培養。這些變化，正應該深入認真地加以總結才是。

層層動員，大鳴大放

6月18日，全校同學在登輝堂集會，「痛斥反黨反社會主義謬論」。這是展開反右派鬥爭的全校誓師大九*九*藏*書會。

但自由主義即民主個人主義，並不只存在於民主黨派中的幾個頭面人物身上，作為一種社會思想，它幾乎滲透到所有現代知識分子的意識中，這就是為什麼要把知識分子看作修正主義溫床的緣故。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周揚那篇文藝界反右鬥爭的總結報告《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把個人主義（即個性主義）稱作萬惡之源，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場運動的鬥爭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這場運動的打擊面會這樣廣，而後來仍要不斷地尋找題目來批判知識分子的緣故了。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個整風運動指示。

毛澤東在1956年4月所作的《論十大關係》講話和1957年2月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在總結蘇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設法尋找自己的路徑。前者針對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缺點，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後者則針對蘇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而提出了兩類矛盾的學說，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大量存在的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把什麼都歸結到階級敵人的破壞上去。正是在這種理論基礎上，才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來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

四、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意見。

三、對解放后高等教育的成敗得失如何估價？

據《復旦》校報報道，葉于泩的信中說到：「毛主席提『鳴』『放』方針之初，有90%高級幹部不同意。貫徹『鳴』『放』方針至今，在省市一級還沒有普遍動起來。」「蘇聯輿論對我國『鳴』『放』冷淡。」這些話，雖然說的是事實，但在當時，卻算是分裂中央、破壞中蘇團結的大逆不道之論，所以有些積極分子就出來反駁。新聞系四年級有一張大字報說：「赫魯曉夫最近對美國新聞記者說，蘇聯支持中國的看法。這不是明白地表明葉于泩在無事生非，挑撥中蘇關係嗎？」這反駁，在今天看來，是多麼幼稚可笑，違背事實，但在當時卻是義正詞嚴的革命言論。

據一位黨政幹部向我介紹說，當時鳴放出來的意見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從《復旦》校報的這些報道中，可以看到當時校內鳴放的一些實況，但是並不全面，而且，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論都沒有報道。

一、黨的領導是否一貫正確？

但這之後，形勢就急轉直下了。

有些教師提出：一邊倒倒過頭了。大家感觸較深的還是學校里的事，比如：對停止學習英語，一律改學俄語的措施，就認為不妥，因為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而俄語的使用範圍並不廣，不能用政治傾向來左右外語教學；對學時安排的六時一貫制，也認為學得太機械，沒有什麼好處。有些教師還從國際關係問題上提出意見，認為與英美斷絕關係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王造時認為，尼赫魯的外交政策就比我們高明，印度原是英國殖民地，一向親英，但他並不一邊倒倒向英國，而是走中間路線，與蘇聯也有較好的關係。這種中間路線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是有利的。

紛紛落網不勝防

基層黨員畢竟政策水平不高。他們沒有悟到，既然右派分子的劃定，不是根據法律條款，而是根據政策，那麼由於政治上的需要，當然可以打一些，也可以保一些，不可能一律平等。這層意思，到得「文化大革命」時期，就被點透了。連彭真所說的學術討論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都被批為資產階級觀點，更何況是在法律面前或是在政策面前要求平等呢？

其次就是中文系二年級（60屆）的黃任軻、張瀛等人。黃任軻是烈士遺孤，父親為共產黨打天下而犧牲了，母親當時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員。黃任軻受批判時，他母親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兒子犯錯誤的思想根源，並要求兒子認真改正錯誤，文章寫得很有感情，令人看了著實感動。卻不料這封信受到中二左派的轟擊，說她在包庇兒子，弄得黃任軻的母親非常尷尬，還作了檢討。黃任軻成為右派之後，被押送到復旦的下放勞動基地葑溪鄉從事體力勞動，與我和其他兩位教師同住在一個房間，由一位黨員負責監督。我們有半年時間的接觸。我看他是書獃子一個，根本不懂政治。據說他是因為從小喜歡讀魯迅著作，讀得對現實不滿起來，而且對現實批評得非常尖刻。但那時他已不讀魯迅的書了，勞動之餘，在看錢鍾書的《談藝錄》。他勞動很認真，不久便成為一名強勞力。後來調回學校繼續讀書，畢業後分配到外地，他母親對此事很傷心，而且由於感情上的需要，又認領了一個乾女兒。黃任軻是直到右派改正之後才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但似乎已沒有先前那股靈氣了。張瀛的命運更慘。他是公認班級中古典文學基礎最好的學生，深受蔣天樞教授的賞識，但畢業後分配到邊遠省份，又處於基層，不但沒有發揮專長的餘地，而且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議論林彪的短長，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實在受不了折磨，據說在一次勞動中跳進煙囪自殺了。哀哉！

共六人舉行了座談，黨委王零同志也參加了這一座談會。物理繫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說：「過去黨做錯了事，總不肯公開地向群眾承認錯誤。只是個別的道歉，群眾不知道。這就不能發揮人的積極性。黨又不願意接受群眾的意見，直到碰了鼻子，還說有理，群眾很不服氣。而且以前一味強調蘇聯怎麼好，怎麼好，這實際上是一種洋教條。」在「以黨代政」方面，他舉出與自己有關的三件事情：系裡請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調某教師到安徽師範學院去教書，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勛先生到北京去開什麼會，也不告訴他一下。他說：「現在有人覺得，國家是黨的國家，好像只有黨員是愛國的，群眾是不愛國的，群眾是被雇傭的。……」在回憶歷次運動時，王恆守教授說：「有些人無中生有，打擊別人，抬高自己。這是要不得的。肅反後有些人入黨，很多人不服氣。認為這種人入黨，使真正好的人不願入黨了。」他還說：「抓別人辮子打，永不會虧本，打中了得獎受賞；打不中也有獎，這比資產階級做買賣還『穩』。」

可見，現在政改和教改中的許多問題，當時即已發現，即已提出。應該說，這些意見，大都是切中時弊的，如果當時能夠認真整改，為時還不算太遲。可惜這些意見不但不被接受，而且還要進行反擊、批判，於是毛病就愈來愈嚴重了。

那時，不但教師中打出許多右派，而且在學生中也每個班級都有右派名額。北大學生中打出了譚天雄、葉于泩，人大學生中打出了林希翎，都具有全國影響，復旦自然不能落後。首當其衝的是物理系四年級（57屆），何新民、張靜甫、施偉達、馬明敏、王海容等12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佔全班總人數36名的三分之一。畢業之後，還要留校考察，亦即勞動改造，分為一年、兩年、三年三等。馬明敏是考察三年，但實際上直到1961年才分配到上海科技大學，「文化大革命」中被剃了陰陽頭遊街，弄得她幾乎自殺；王海容分到華東師大二附中教英語；張靜甫先是在電光源實驗室勞動，後來分配到復旦附中；施偉達則一直沒有分配，在實驗室里做一些打雜工作，每月發生活費30元，直到右派改正。

這種座談會一直開到基層。在學生中，各年級黨支部也都召開年級座談會，鼓勵鳴放，聽取同學對黨支部和上級黨組織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