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亂，當然不是通過一部電影的討論就能解決問題的。繼續尋找題目來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他還告訴我，在胡風案子平反之後，有一次章培恆進京開會，見到楊西光，楊西光叫章培恆帶話給他，說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楊西光不送，也會有別的人送的；並說，賈先生如果願意見他，下次到北京時打電話給他，他派車子來接。他還抄了電話號碼托章培恆帶給賈先生。

遺傳學問題，與復旦關係更加密切些。因為這裡有個摩爾根學派的代表人物談家楨教授。在「一邊倒」年代，我們對學術問題的看法也是緊跟蘇聯的。蘇聯學霸李森科將遺傳學分為米丘林和摩爾根兩個對立的學派，認為前者是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的，後者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而基因學說更被說成是捏造的偽科學。復旦生物系談家楨教授是摩爾根的入室弟子，曾經從事果蠅種系進化和亞洲瓢蟲色斑變異研究，提出了「異色瓢蟲斑鑲嵌顯性遺傳理論」，在國際遺傳學界很有影響，現在當然是首當其衝了。1950年，蘇聯遺傳所副所長努日金來華，就指名要與談家楨討論，1952年，國內生物學界又一再強調堅持米丘林方向，公開批判摩爾根學說，這對談家楨形成很大的壓力。1952年5月27日《復旦》校報上登有一張談家楨看顯微鏡的照片，文字說明是：「生物系主任談家楨教授學習米丘林學說研究遺傳學。左圖為談教授用顯微鏡觀察果蠅。」這顯然是對外界壓力的一種應付，因為從照片上，實在看不出來談家楨是用米丘林學說來研究遺傳學，還是用摩爾根學說來研究遺傳學，反正順著形勢來說就是了。

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點，文藝界也是改造的重點，中文系處於兩界的交叉點，所受衝擊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而不久形勢就發生突變。《人民日報》公布了胡風給舒蕪的信，標題是《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而且加了許多非常嚴重的按語。接著，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來時，標題已改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由反黨而反革命，問題當然是愈加嚴重的了。接著，就是停課搞運動，並且由反胡風集團進而發展成全面的肅清反革命運動。

抓重點是為了推動全面。那一年知識分子特別興奮，覺得發揮作用的時機到了，都有點躍躍欲試的樣子。我印象較深的有：周谷城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一文，引起了持續數年的形式邏輯問題討論；王中在新聞系提出新聞改革的觀點，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在我們中文系，一些曾經在反胡風運動中被批判的觀點，又提出來討論，如寫|真實問題，文學的藝術特徵問題，蔣孔陽還在校慶科學報告會上提出了一篇長文：《論文學藝術的特徵》，——當然，這與蘇聯文藝界的新變化也不無關係。這年的科學報告會，辦得特別熱鬧，不但教師提供論文，學生也另闢專場。此後每年舉行一次，持續了很多年。應該說，這對復旦的科學研究，是有推動作用的。可惜到得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的時候，就在無形中中斷了。後來雖然恢復，可已不再有當年的盛況。

施昌東則是直接從學校里逮捕的。不過公安員還算講文明，用一塊手帕將他手上的手銬遮住，算是顧全他一點面子。但關的時間卻很長。聽到他回校的消息，我到淞庄宿捨去看他時，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後來他就留在系資料室做資料員。把他關得很長的一個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聽章培恆說，那時這個問題已經調查清楚了，知道他是九_九_藏_書冒名頂替，用了一個叫施昌東的人的文憑報考學校，他原名本叫施昌驥，托派嫌疑是文憑的真正主人那一個施昌東，不是他。這樣看來，只不過是藉著這個因頭，把他逮捕，實際上還是要審查胡風案件。章培恆在被審查前是黨支部書記，這些事應該是清楚的。我記得在反胡風運動中，施昌東不但沒有為胡風辯護，而且在運動初期還寫過一篇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發表在《文藝月報》上，影響很大，與姚文元同列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運動一深入，情況就改變了。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正是毛澤東所抓到的另一個題目。這個題目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俞平伯本身，而是由於他的《紅樓夢研究》（原名《紅樓夢辨》）是胡適所開創的新紅學派的代表作，通過對這本書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可以打開批判胡適思想的大門，而胡適的學術思想和學術影響，正是當時傳播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障礙。正因為如此，所以毛澤東才會為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兩個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受到壓制而大動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來反對大人物，利用青年人來衝擊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種策略，這一點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更為突出。只是，在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還看不出其中奧妙，難免有些隔膜，行動起來就要撞在槍口上了。

賈先生卻說，在家裡捕還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實都是一樣的。他認為楊西光對他還算客氣，在去高教局的路上，還送他兩包中華牌香煙；到了高教局，陳其五宣布對他停職審查時，楊西光還說：「賈先生，我們學校里缺教師，你把情況弄清楚了，就趕快回來教書，我們需要你。」

賈先生說：「他所說的倒也是事實，不過我沒有去見他。」

賈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對他做過一點好事，或講過幾句好話的人，他都記得，永遠表示感謝。

但是，到得1956年，情況就有了很大的變化。

更有甚者，則以言論定罪，或以社會關係定罪，被打成為反革命分子，就更是冤哉枉也。當時「肅」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比如，中文系的余上沅教授，只不過是楊帆的老師，他做戲劇專科學校校長時，對楊帆這個學生頗為賞識，將他留校工作，後來國民黨政府潰敗時，教育部指令戲劇專科學校遷至台灣，余上沅在楊帆的影響下，抗命不遷，將學校保存下來，交給共產黨的軍代表，而且自己也拒絕國外的高薪聘請，留在大陸。這些行動，應該說是對革命有貢獻的，但潘漢年楊帆事件出來后，余上沅就被作為這個集團的同夥捉將進去，一年之後才放出來，已經是毫無生氣了。新聞系的趙敏恆教授，是一位相當活躍的名記者，曾擔任過一家外國新聞社遠東分社的負責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做過許多重要的報道。他留在大陸不走，應該說是一種愛國行動，但卻被懷疑為潛伏的特務分子，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在學生中也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我們中文系有一位兩手殘疾的學生，被揪了出來，說他當過還鄉團，手持大刀殘殺農會幹部，自己的手也被砍傷了，因而被關進了監獄。「文革」結束之後重新複查，才證實他的手是患小兒麻痹症而致殘，而且那時他才十二三歲，不可能參加還鄉團，也並沒有殺人，參加還鄉團的是他的父親，並不是他，因而得到平反。但此時他已年老，而且與社會脫節太久，無法正常工作了，聽說是讓他領退休金了事。

第一教學樓，建於1953年。直到它建成，我們才有了像樣的教室。由於學生日益增多，有很多課就移到臨時搭建的平房裡去上。在這幢大樓里，https://read.99csw.com我聽過郭紹虞、蔣天樞、劉大傑、王欣夫、吳文祺、張世祿、鄭權中、方令孺、余上沅、鮑正鵠、蔣孔陽、胡裕樹諸位老師的課；朱東潤、趙景深、濮之珍、伍蠡甫、楊烈等老師的課，則是在平房教室里聽的。這些課程，為我打下了治學的基礎，給我留下終身難忘的記憶。

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並且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次會議還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

我們入學時，54屆已提前畢業，55屆是三年級生，卻算是老大哥了，一些熱心的同學常對我們這些小弟弟加以指導，施昌東、范伯群、曾華鵬都與我們較熟，後來我留系任教后，又與章培恆熟悉起來，所以對他們的情況也較為了解。我原以為當年受牽連的大概只此四人，頂多再加上一個潘行恭，他曾以章培恆為模特兒，寫過一篇小說，發表在《人民文學》上，大概與他們關係較深。直到近年，我才問賈植芳先生：「除了章、施、曾、范四位以外，你的案子還牽連了多少同學？」賈先生說：「一共牽連了20多位。比如，張德林、陳秀珠夫婦，已經畢業，分配在華東師大工作，也受到審查，陳秀珠是黨支部書記，也被撤職，後來又開除了黨籍。還有兩位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也定為『控制使用』，不過他們自己並不知道，我是在胡風案平反之後，我哥（賈芝）告訴我的，他是文學所的領導，掌握內部情況。」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又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復旦于當年5月份借校慶51周年之機，舉行了第三屆科學討論會。照片上，陳望道校長正在會上作報告。之後各系分場討論，學生亦有專場，連續數天，熱鬧非凡。

雙百方針與向科學進軍

在復旦，除了賈植芳和他的學生受到拘留和審查之外，作為反胡風運動領導小組成員，曾送章培恆到高教局去審查的校黨委副書記王零，他自己在不久之後也受到了審查。據說有一次市高教局召開各校反胡風運動領導小組成員開會，王零也接到通知，但到得會場，主持人卻宣布王零不得參加，這無疑給他當眾難堪。王零是因為與劉雪葦的關係而被審查的。他與劉雪葦原是華東革命大學的同事，劉雪葦後來做了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曾到復旦大學做過報告，王零略盡地主之誼，請劉到家裡吃過飯，為這事就審查了將近一年，但不久也就官複原職了。大概王零與劉雪葦只不過是工作關係吧，否則怕是難以過關的。王零原是新四軍軍部的作戰參謀，一向從事「武化」工作，與文藝界本來並不搭界。不過在「文革」結束，劉雪葦復出並繼續研究魯迅時，卻仍找他的老朋友王零幫他查找資料。王零還特地跑到我家來要我幫忙，後來又轉來一本劉雪葦的贈書。胡風案平反以後，有一次與王零坐在一起開會，我曾問及此事，王零很超然地說：「唉，那個時候，總要審查一下的。即使沒有這件事，也會找別的理由來審查的。」遂一笑了之。

美學討論是由朱光潛的自我檢討開始的。他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否定了自己原有的美學觀點，表示願意接受大家的批評。然後在對朱光潛的批評中，形成不同美學見解的爭鳴，有主張美在主觀的，有主張美在客觀的，朱光潛也參加爭鳴，他提出了新的美學見解，主張美是主客觀的統一，還有人從蘇https://read.99csw.com聯引入新的理論，強調美的客觀性在於它的社會性，一時間爭得很是熱鬧。我們系的蔣孔陽先生也參加了討論，在復旦帶動起一股美學熱。後來蔣孔陽的文藝思想受到批判時，他就轉入美學，特別是西方美學的教學與研究，使復旦中文系的文藝學學科形成一種特色。聽說組織這次美學討論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後來對《美學概論》編寫組的人說過：讓他們主觀客觀地爭論去，反正不涉及現實問題。他無意間透露了百家爭鳴的底線：不能涉及現實問題。可見，文科學術研究之脫離現實，實乃有意為之，是一種政策導向。而胡風、馮雪峰的文藝思想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為現實性太強之故。一方面批評大學教師的學術研究脫離現實，另一方面又深怕別人接觸現實問題，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大學教師之受到責備，實在是冤哉枉也。

反胡風運動雖然牽涉到很多人，但畢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捲入。因為並不是人人都與胡風和「胡風分子」有交往的。接著而來的肅反運動就不同了，它幾乎與全校師生都有關係，誰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先是學習公安部長羅瑞卿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用以武裝思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接著就展開檢舉揭發運動。不但要揭發反革命的事實，而且要揭發反動言論。而這「反動言論」又無明確的界限，於是弄得人人自危了。比如，譚其驤教授在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書時，很受到該繫系主任張其盷的器重，有此知遇之恩，自然會說他幾句好話。張其盷是歷史學權威，尤長歷史地理，與譚其驤是同行，他著作等身，影響很大，譚其驤說他是有學問的人，而且對浙大很有貢獻。這原本沒有錯，但張其盷的身份卻使這幾句話成了問題。蓋因陳布雷自殺身亡之後，張其盷接替了陳布雷的工作，做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秘書長，成為蔣介石的又一個文膽，後來又擔任台灣的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這就成為反革命人物，在政治決定一切的年代里，譚其驤肯定張其盷的學問，就是為反革命分子叫好，這當然被認為是反動言論，受到批判是難免的。雖然後來並沒有給他定罪，但當事者心情是很不愉快的了。

1956年8月間在青島召開的遺傳學座談會，是在蘇共20大之後。那時，蘇聯已經開始對斯大林進行批判，以斯大林為靠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起來的李森科，也開始遭到蘇聯科學界的清算。這不能不對中國生物學界產生影響。所以在雙百方針的推動下，摩爾根學派就有了翻身的機會。對於談家楨說來，無疑是一次精神解放。次年，毛澤東又兩次接見，鼓勵他把遺傳學搞上去。有毛澤東撐腰，事情當然就好辦了，復旦在1959年成立了遺傳研究室，后又擴建為遺傳研究所，終於在遺傳學上搞出了成績來。

馮雪峰在《文藝報》奉命轉載兩位小人物的文章時，寫了一個較為實在的按語，結果受到毛澤東嚴厲的斥責和《人民日報》公開的質問；胡風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站出來發言，指責《文藝報》壓制路翎、阿壠等新生力量，結果引來了一場反胡風運動。

文藝界的思想改造是與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進行的。還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天，即11月24日，胡喬木、周揚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藝界學習動員大會上作了關於思想改造的動員報告，12月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胡喬木的講話：《文藝工作者為什麼要思想改造》，意在將思想改造運動推向全國文藝界。而在這之前半年，則已經九*九*藏*書進行過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了。從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所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看，此次討論的目的，顯然不在於評價一部電影的成敗得失，而是藉此來澄清文化界的混亂思想。毛澤東從電影《武訓傳》和對於武訓及《武訓傳》的眾多歌頌里，看到的是：「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我當時很缺乏法制觀念，沒有意識到這樣不經本人同意就將私人信件公布出來，是違反憲法所規定的通信自由原則的，而且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著《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去理解問題。雖然覺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變成了國民黨的特務，很是費解，但既然黨中央機關報這樣說，總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懷疑了。只是《材料》里將我們的老師賈植芳先生定為胡風骨幹分子，覺得很是吃驚，而且學校里還將四年級的幾位同學也牽涉進去，更是覺得可怕。

「這不是誘捕嗎？」我問。

賈植芳先生愛才，而且慷慨大方，頗有江湖俠氣，所以許多同學都喜歡與他接近。賈先生也常常請學生吃飯，接濟金錢，幫他們看稿，介紹發表之處，接洽出版事宜。然而這樣一來，卻就成為拉攏學生、腐蝕青年的罪行，有人在全校大會上聲討，有人在報刊上進行揭發。這些文字，就收在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編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一書里。

另一些受影響的同學，如曾華鵬、范伯群等，則是在學校里審查，他們當時都是畢業班學生，本班同學畢業后，他們還集中在一間平房裡學習。曾華鵬在反胡風運動初期，也寫過一篇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很引人注目，但也無濟於事。本來，曾華鵬、范伯群和施昌東一樣，都是班上的業務尖子，應該留校做教師的，但因此卻被開除團籍，曾、范二位分配到外地去教中學。不過，他們到工作崗位以後，也都恢復了團籍，而且不久，曾華鵬調到揚州師院任教，范伯群調到《雨花》雜誌做編輯，後來又到蘇州大學任教，都成為很有影響的專家學者，此乃后話。

為了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馬上抓兩個重點：在文科，組織了一場美學討論；在理科，召開了一次遺傳學會議。

5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認為文藝上應該提倡百花齊放，學術上應該提倡百家爭鳴。

復旦凇庄（第六宿舍），和當時其他幾個宿舍一樣，原是日本佔領軍的兵營，矮小、簡陋、潮濕。1953年我入學時，這裡是學生宿舍，前面還住著幾戶助教。1954年成為教工住房。我在1959年結婚之後，幾經周折才分到了樓下一間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

但是，「獨立思考」的口號，與「馴服工具論」卻是針鋒相對，不能兼容的。要獨立思考，就不可能盲目地服從；要做馴服工具，就不能進行獨立思考。兩者衝突的結果，當然是「馴服工具論」取得勝利，凡認真進行獨立思考者，無不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作為中文系的學生，我們對於文藝界的這些論爭，一向是很關心的，因為它與我們的專業有關。但真正重視起來，則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袁水拍《質問〈文藝報〉編者》之後。這篇文章，明顯是針對馮雪峰的，因為他是《文藝報》主編。但馮雪峰在我們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藝理論權威，怎麼為這一點小事就受到公開質問，而且被撤掉主編職務呢？實在有點想不通。但文藝界將有一個大變動，是看得出來的。待到展開對胡風的批判之後，特別是周揚發表了《我們必須戰鬥》的講話，我們很多人都認九-九-藏-書為這是30年代左翼文藝陣營兩派鬥爭的繼續。大概正是為了要引起學生們對反胡風運動的重視，市領導特地派了一些作家來做報告，加以引導。我記得其中有吳強和靳以。靳以在復旦中文系教過書，大家都知道，吳強那時還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紅日》，不太有名，當時會議主持人對他的介紹是：《高高地舉起雪亮的小馬槍》的作者，但我們大都沒有讀過這部小說，所以對這位作家也並不怎麼重視。

章培恆當時雖然剛畢業，但已是中文系黨支部書記了，——那時，各系還未設立總支部，他這個支部書記，就相當於後來的總支書記，就是領導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規格比賈植芳略低一級，是黨委副書記王零坐汽車到他家中來接，也說是到高教局開會，是舒文把他留在高教局裡寫檢討，兩三天後，再把他隔離到一個什麼地方，——因為車窗掛上窗帘，他也搞不清這是何處，但憑他老上海的經驗，覺得這也許是建國西路什麼地方，不過十多天後即放回復旦，當然仍是寫檢討。他的罪名是給賈植芳通風報信。其實，他只對賈植芳說過：「反胡風是中央的決定。」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勢有誰看不出來呢？當然，他還有別的一些可以上綱之事。因為他曾經說過，他在學術上想研究三個專題：一是魯迅思想，二是胡風文藝理論，三是屈原作品。這第二項，在當時已經是一個大問題。而且，章培恆雖然擔任支部書記，做著政治工作，卻是書生氣十足，不大能領會政治行情，在周揚發表《我們必須戰鬥》的聲討檄文之後，他竟然寫文章到《人民日報》去與之商榷。文章當然不會發表，但賬還是記著的。而且，他還寫過一篇文章，批評《文藝月報》上對於路翎小說《窪地上的戰役》的批評，這篇文章雖然沒有寄出，但曾與老同學王聿祥說起過，王聿祥在新文藝出版社工作，回去講了出來，有人就寫了《感情問題及其他》加以批判，並且趕著加料出了書，這一切很快就反饋到復旦來，都成為章培恆的罪狀。後來，王聿祥也因胡風案被關了進去。審查的結果，章培恆不但被撤掉支部書記的職務，而且被開除了黨籍，調到校圖書館去工作。

那時，使我們特別興奮的，是領導上還提出要鼓勵「獨立思考」，這是以前所沒有過的。本來，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正是知識分子創造性工作的基本要求，在1949年以前，復旦學子還將「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寫入校歌。而百家爭鳴與獨立思考更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獨立思考，何來不同意見的爭鳴？既然要百家爭鳴，當然需要獨立思考。但在多年強調思想統一、形成輿論一律的形勢下，這種精神已經失傳了，現在重新提出獨立思考問題，的確是鼓舞人心。當時不但領導上鼓勵獨立思考，而且教授們也都現身說法，強調獨立思考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復旦》校報上還登著一大篇郭紹虞教授談獨立思考的講話，很具說服力。

賈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後不久，就被捉將進去。據他自己後來告訴我，說是黨委書記楊西光用汽車送他到高教局裡去開會，局裡有陳其五等三個幹部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賈先生說沒有什麼好交代的，態度很篤定，吃過午飯後還在沙發上睡了一覺。陳其五等人說他態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裡交代問題，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這一去，就關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來，仍舊是監督勞動。

當然，胡風也不過是以此來作為一個突破口而已，而對胡風的清算，也只是遲早間事。因為胡風在文藝界有相當的實力和影響，而胡風的文藝思想又確有與毛澤東文藝思想不合的地方，這是決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