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不但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來改造思想，而且還要求以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業務學習。不過，對於中文系說來，馬克思恩格斯直接論述文藝問題的文字並不很多，而論述語言問題的文字就更少，所以我們學的其實是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語言學理論。我們班是吳文祺先生教的「語言學概論」，理論部分完全講的是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而「文藝學引論」的主要參考教材，則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這門課還沒有上完，任課教師蔣孔陽先生就被抽調到北京大學去參加蘇聯專家畢達柯夫的文藝理論培訓班了。高教部辦這個培訓班的目的，是要把全國高校文藝理論課程都統一于蘇聯的理論規範。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白封面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同時又出版了同樣格式的《蘇聯文學藝術問題》，裏面收的是聯共中央關於文藝問題的決議、日丹諾夫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還有蘇聯作家協會章程。這兩本書參照學習的結果，就把蘇聯的文藝政策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正確詮釋。而新文藝出版社又以類似活頁文選的形式發行「蘇聯文藝理論小譯叢」，一篇一兩萬字的文章，就印成一本小冊子，以其價錢便宜，在學生中非常風行。其結果，是使得我們的理論觀點完全跟著蘇聯走。

大家背得非常投入，如醉如痴。俄蘇文學已經融入了我們的生活。此情此景，我至今難忘。

……

但課程改革仍在進行。聽說在我們入學之前，課程體系已作過很大的變動，不過我們並不了解變革以前的課程組合，所以也無從知道作過哪些變動。反正那時剛考ｈttｐs://ｒeａd.９９cｓw.ｃoｍ入復旦，一切課程都很新鮮。只是有一門課改了之後，卻很不適應，而且害處很大，那就是在各系的公共外語課中，一律取消英語課，而改學俄語。我們那時大都在中學學過6年英語，有些人從小學三年級讀起，那就學了10年，水平雖然不能算高，但也都打下了相當的基礎。倘能在這個基礎上再繼續學習4年或更多一些時間，至少在一般的閱讀和應用上應該是可以對付的。現在一律從頭改學俄語，就得從字母學起，雖然大家都學得很認真，有些同學還對著鏡子不斷練習俄語字母中那個特有的捲舌音——р，但大學生的記憶力已不如中小學生，而專業功課卻很緊張，也沒有多少時間可用在外語學習上，因而除外文系俄語專業之外，俄語學得好的同學就很少了。再加上畢業之後，不斷地下鄉下廠，更無法堅持外語學習。所以我們這一輩人，大都把英語拋荒了，而俄語又沒有學好。至少在中文系，就表現得比較突出。外語水平差，當然要大大地影響學術視野，而英語的應用範圍，實在要比俄語廣泛得多，當初這一改，不能不說是因政治傾向而帶來的教學改革的一大誤區。

到得60年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蘇聯的影響，但管理愈來愈緊，思想愈來愈革命化，情侶們只好轉入地下活動了，這使得復旦校園減色不少。

我們入學之初，正是執行「一邊倒」政策的時候，各行各業都要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大學教育自然不能例外。院系調整隻是在大學組成結構上從歐美模式轉為蘇聯模式，這遠不是教育改革的全部。當時學習蘇聯是非常全面的，全面到巨細不遺。比如，https://read.99csw.com在每天的課時安排上，我們一向是分段制，即上午四節課，下午三節課，然後是課外活動，但有一段時期，卻要按照蘇聯模式，實行六時一貫制，即上午連上六節課，下午不排課。我不知道蘇聯學生早上吃的是什麼東西，精力如此充沛，能夠長久不衰，一直支持到午後。我們則上到五六節課時，總是精力不濟，聽不進課去，雖然在第三節下課時，每人可領取一隻麵包或饅頭，使我們這些窮學生很高興，但吃過之後，仍支持不到最後。好在此項改革措施沒有維持多久，也就取消了，不知是因為教學效果實在太差，還是因為長期供應饅頭麵包支出太大，——那時，大學生的伙食費是由國家包下來的。

我們的光榮的土地不用犁來耕，

當時學生中的共產黨員人數不多，主要活動通過共青團開展。不但團日活動講究多樣化，就是團委書記做報告也力求生動活潑，否則就不受歡迎。以致有一次團市委的幹部來做報告，簡直像是說書先生在表演，連我們也覺得有點太過分了，但這也是他迎合青年特點的一點苦心。周末常常有交誼舞會，團支部還要動員我們這些不會跳舞的鄉下人去學習，直至反右運動之後，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下令禁止跳交誼舞為止。但那時，男女同學間談戀愛的事尚未禁止，所以校園裡成雙成對的很多，而且都是公開的。只可惜復旦校園狹小，除了燕園的小橋流水之外，別無優美的景點，遠不及華東師大的麗娃河畔那麼幽深雅緻，這是一大缺憾，以致當時有人感慨道：「復旦連談戀愛的地方都沒有！」好在那時周圍房屋不像現在這麼多，校外的田野很開闊，略可彌補，而且在夜色ｈttpｓ://rｅaｄ.99ｃｓｗ.ｃoｍ掩映之下盪馬路，也是別有一番情趣。

靜靜的頓河內的波浪全是父母的眼淚洶湧。

在課外閱讀上，蘇聯文學仍是主流。不過已由中學時代爭相傳觀的那些直接宣傳蘇聯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作品，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兒子奧列格》、《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等，進而閱讀俄羅斯—蘇聯文學史上的名著了。賈植芳先生給高年級開的「俄羅斯蘇聯文學」課備受學生歡迎，除了教師講得好之外，也與當時蘇聯熱的形勢有關。我們低年級還沒有開這門課，但同學們也自己開始閱讀這些名著了。我們班級不知從哪裡傳來了一份俄蘇文學名著的書單，按作家的年代為序，從普希金的《文集》和《歐根?奧涅金》，到契訶夫的《櫻桃園》、《三姐妹》和短篇小說集，從高爾基的《母親》、《克里薩木金的一生》，到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靜靜的頓河》，書單開得相當完備，我們就照單閱讀。這種閱讀熱情，一方面自然是由求知慾所驅使，另一方面也有點為形勢所迫。清代文人有言：「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我們那時候中文系的學生，如果不熟悉俄蘇文學，在許多場合也就插不上嘴，有點自慚形穢了。我們不但常常談論奧涅金和泰吉婭娜的愛情、安娜?卡列尼娜的命運，而且還學著《死魂靈》中乞乞柯夫與瑪尼羅夫的虛偽動作，在進宿舍的房門時，常常要彼此謙讓一番，先說幾遍「您先請」，「您先請」，然後兩人稍稍地擠了一下，同時擠了進去。大家對《靜靜的頓河》的內容更加熟悉，不但記得葛利高里與阿克西尼婭故事的詳情細節，而且read•９９cｓｗ•cｏm還背得出該書的《卷首詩》。在我們宿舍里，只要有誰朗誦了一句：「噢咦，你，靜靜的頓河！噢咦，靜靜的頓河，你為什麼這麼混濁？」大家都會齊聲地從頭背誦起來：

光榮的土地，用哥薩克的頭顱播種，

當姚文元還在上海灘上做文學批評家時，就常對大學里的師生和研究機關的科研人員加以奚落，說他們是關在高牆深院中做學問的人，藉以反襯出他自己是個社會鬥爭的戰士。其實，1949年以後的中國校園裡，從來就沒有平靜過。

但由於精力過於「偏注」的結果，對於西方文學，就讀得少了些，雖然西方文學歷史更加悠久，內容更加豐富，而且講授此課的老師也是名家：伍蠡甫教授。但時代的影響遠勝過理性的分析，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我們的領導，始則把知識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毛，為要把他們移植到無產階級這張皮上來，就得不斷地進行改造。後來，又發現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義的溫床，為了反修防修大計，更須徹底地加以整頓。所以，學校往往成為政治運動的中心，而知識分子也就難得能坐下來研究學問了。

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耕，

我們的爸爸，靜靜的頓河靠孤兒繁榮，

蘇聯模式的移植

比較起來，在我做大學生的那幾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學秩序還相對地穩定一些，不像後來那樣，動不動就「停課鬧革命」，或者長期下鄉搞運動。在那四年中，我們沒有下過工廠、農村，總共只停過兩次課：第一次是1955年夏天由反胡風運動進而進行全面的肅反運動；第二次則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運動。但不停課並不等於不革命，不下鄉並不等於不搞運https://read.99csw.com動，那四年，學校仍進行了許多變革。

只有古代文學史課程，似乎跟得不太緊。雖然有些教師也使用「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等標籤來貼一下，但以應付的成分居多，所講的內容，還是各人原來那一套。比如，蔣天樞先生講先秦兩漢文學，重在訓詁；趙景深先生講明清戲曲小說，則偏於材料。但這也正是被認為是落後的地方，在當時算是一大缺點，需要在學習中加以提高的。到得反右運動以後，茅盾在《文藝報》上連續發表《夜讀偶記》，在批判右派文藝觀點的同時，又將蘇聯流行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鬥爭」的模式引到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中來，並由大躍進中產生的幾本文學史加以闡發。郭紹虞先生也曾試圖用這一觀點來重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沒有完成。劉大傑先生卻並不贊成此說，他認為文學現象比較複雜，不能像切西瓜似的將文學史切成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兩半。應該說，我們的教師還是保持著一份清醒的。

在當時，校園生活還是比較活躍的，一方面是由於學生工作還不是管得那麼死，另一方面與學習蘇聯也不無關係。因為俄羅斯畢竟有著西方化的社會傳統，封建意識比我們少些，青年人的性格比較活潑，而且富有感情。他們的青年談情說愛，喜歡唱抒情歌曲，諸如《紅莓花兒開》、《喀秋莎》、《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遙遠的地方》、《有誰知道他》、《我們舉杯》等，都非常好聽，在中國也流傳很廣。我們這輩人，就是唱著這些歌曲度過大學生活的。直到現在，蘇聯已經解體，青春早已逝去，但一聽到這些歌曲，還是相當的動情。不過現在這些都稱為回憶歌曲，倒也名符其實。

我們的靜靜的頓河用年輕的寡婦點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