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馬寅初的思想改造計劃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領導的肯定，而且立刻全面加以推廣，只是因為這個計劃正好投合了領導上的需要，或者本來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從毛澤東在建國前夕所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五評《白皮書》的文章看，他把許多知識分子定位於「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本來就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當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說，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

何況，有些資本家的子女，還有劃清界限，揭發家長的任務。新聞系有一位女同學吳志蓮，是天廚味精廠創辦人吳蘊初的女兒，吳蘊初是進步的民族資本家代表，當時還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但在「五反」運動中照樣要審查交代，而學校里，吳志蓮就成為團支部重點幫助的對象。團市委還特地派了位女幹部奚珊珊來做思想工作，這位奚珊珊後來就成為當時復旦團委書記金沖及的夫人。大概這次工作是做得成功的，電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節，就是以此為原型，復旦新聞館（即現在的日本研究中心）還出了鏡頭。

據老先生們回憶，當時參加土改的教師很多，歷史系有：周予同、陳守實、譚其驤、胡厚宣；中文系有：陳子展、劉大傑、蔣天樞、趙宋慶、胡文淑、鮑正鵠、胡裕樹、蔣孔陽、王運熙；新聞系有：趙敏恆、曹亨聞、舒宗橋、杜月村；經濟系有：朱伯康、蘇紹智、陳其人。此外，還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會系的孫桂梧、法律系的陳文彬，等等。他們中有些人還參加了縣土地改革委員會。當然，這也只是挂名的角色，用來象徵一種反封建的統一戰線。

至於教師們此行的內心活動，我們可以從譚其驤教授日後在思想改造大會上的自我檢查中看出。他在檢查中說及自己積極報名參加土改的動機，除了「無可奈何」、「奉命參加」、「過關思想」之外，還說了幾條很可注意的想法：「光榮感，認為這樣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自己能夠作為一名工作隊員，是非常光榮的」；「立功思想，自己沒有什麼光榮的歷史，企圖參加土改為黨、為新社會做一點事，多少立一點功」；「面子問題，覺得這樣重大的政治運動，如果不能參加就會被人瞧不起」；「鍍金思想，參加過土改就有了政治資本」。（據葛劍雄《譚其驤前傳》所錄）這裏所說的一些想法，是真實的，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態。過去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是把到歐美留學看作是鍍金，現在卻把參加土改看作是鍍金，可見時代風氣的變化，不是當事人自己說出，後來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但並不是自我檢查一下就可過關的，還要經過群眾評議。而群眾總是說你避重就輕，或者是思想根源挖得不深，還得重新檢查。周谷城在經過群眾評議后，就作過補充檢查。當然，對各人的分寸掌握得並不一樣，鬆緊的程度，其實並不取決於群眾，而是取決於群眾背後的領導。有一位當年參加幫助教師思想改造的學長告訴我，他們系的領導曾與學生積極分子約定，教師的檢查是否可以通過，以舉雞毛撣子為號。這位領導坐在主席台上，台上放著一把雞毛撣子，如果他舉起雞毛撣子，某教師的檢查就可通過，如他不舉雞毛撣子，學生就應窮追猛打。這種戲劇性的舉動，當然並非每系都有，但藉助學生的力量來逼迫教師交代問題，則是統一的部署。

此九*九*藏*書外，則是檢查資產階級思想。這是人人都有很多東西可以交代的。比如，周谷城就檢查自己講究衣著，追求享受，喜歡跳舞，「口袋裡當票一大把，卻經常上館子吃飯」；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盛氣凌人，繞著彎子罵人，「外表謙虛，實際傲慢不可一世」；「不做專家，以通人自居」，「好大喜功，不想老老實實做學者」，「對教學不負責任，膽大妄為，有一知半解就對學生講」，等等。（據《譚其驤前傳》中所載譚其驤的會場記錄）其他人也如此這般地發掘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洗手洗澡，滌盪污垢。

土改工作隊回到學校，思想改造運動也就開始了。

五河、靈壁本來就是兩個窮縣，前兩年剛打過淮海戰役，靈壁縣的牆壁上還有密密麻麻的彈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災，餓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樹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據餘子道說，他在五河和靈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沒有看見過一張四隻腳完整的桌子，也沒有看見過一家有臉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頭上埋一個瓦罐，燒飯時可以熱一點水，裏面放一塊舊布，全家輪流用這塊布擦臉。有些人家父子兩人合用一條褲子；有些在堤壩邊搭一個草棚住，大水一來就泡在水裡；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沒有屋頂，下起雨來只好東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爛爛的。當地以胡蘿蔔和山芋為主食，並輔以高粱粉，——這些粗糧，現在經過精心打造，已成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當時，卻是粗糲得難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窯燒的磚瓦，而是用碎麥稈、碎稻草與泥土拌起來在模子里壓成的大土磚。歷史學家周予同、譚其驤說，這是西漢時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則連西漢也不如了，因為西漢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與靈壁兩縣，竟連一條牛也看不到，農民只好用鋤頭來翻地。

就在這種追逼之下，發生了劉大傑跳黃浦自殺事件。

這一個問題，連復旦土改工作隊里的黨員幹部也無法解決，因為他們自己畢竟也是知識分子。聽說，黨小組長余開祥就引用過毛澤東的話，說毛主席曾經肯定過學生運動的先鋒作用，並說過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是首先覺悟的成分。但來自中央工作團的黨校幹部則說：毛主席雖然肯定過學生運動，但他還講過許多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學習的話，這是一個方向問題。這位幹部還斬釘截鐵地說：知識分子應該向工農投降。

1951年9月，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師中進行思想改造學習的計劃，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肯定。

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

教師們雖然都通過了檢查，但這些材料卻歸入了檔案，而且還有系學委會做出的思想鑒定，此後每次運動都要拿出來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我在1953年秋季入學時，就聽人們傳唱一首打油詩：「陳望道，盧于道，頭頭是道；張孟聞，曹亨聞，默默無聞。」據說是在一次新年聯歡會上，蘇步青出了上聯，要求屬對，嚴北溟站起來環顧了一下在場人物，見有張孟聞、曹亨聞二位，就對出了下聯。這雖是即興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確反映了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教師們的不同處境。

這裏只好說聲「嗚呼哀哉」了！

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同時進行的，還有「三反」、「九-九-藏-書五反」運動。「三反」是針對幹部的，「五反」是針對資本家的，本來應與知識分子無關，但因為所反者，都屬於資產階級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階段，重點也就在反貪污、反資產階級思想上。

但誰又能知道，後來卻是愈改造離共產黨的要求愈遠，愈改造愈變成為革命的對立面了呢？就連倡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馬寅初本人，也在數年之後，因在人口論問題上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不肯屈服於強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來，成為拒不接受改造的頑固派典型。

「投降」之說，復旦師生還是第一次聽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動，也很不理解。但那時認為中央下來的人，水平總是很高的，何況還是黨校來的呢！於是就帶著收穫和疑惑，回校去了。

而影響最大的，當然要算髮動文、法兩個學院的師生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了。

學校本來就是清水衙門，教師又不管理財務，哪裡來的貪污事件呢？但華東軍政委員會的幹部卻特地批判了「學校是清水衙門，無貪污可反」的「錯誤觀點」，於是教師們也只好挖空心思來檢查。檢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紙、信封——甚至是舊信封、用公家的話機打私人電話、借了圖書館的書不還、丟掉圖書館的書不賠，等等。即使從不動用公家信紙信封的人，也要藉此題目，檢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檢查時就說：「我從來不用公家的信紙信封，是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評，不貪便宜不是為公家打算，而是為自己打算，並不是真正愛護公共財物。」——這顯然是為了要做檢查而硬找話題了。還有人檢查在某校多領了一個月的工資，而沒有去上課；或者拿了多少稿費而沒有交工會費；還有在解放前通貨膨脹時期買過黃金、銀元、美鈔的。周予同檢查自己用屋前敵偽留下的木頭，做了一張小桌、四隻椅子；胡厚宣則交代在解放前曾買賣甲骨，從中賺了錢，——這已算是較為明顯的事，老復旦們至今還記得起來。我們今天看來，這些大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當時的學委會卻把這一切都統計在貪污範圍之內，李正文在總結報告中說：復旦教授中貪污的比例有63.7%，講師有49.3%，真是可怕的數字。而當時復旦打出來的大老虎（即大貪污犯），是保健科李科長，他曾經在全校大會上坦白交代，說自己私賣掉多少阿司匹林和盤尼西林等，造成了轟動性的效果。但運動結束之後，他還是坐在保健科長的位置上。大概查實下來，情況並不如他所交代的那麼嚴重吧。

於是，思想改造運動就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

這種檢查，還要深入到業務領域。比如：經濟系教授陳觀烈是美國留學生，學過凱恩斯理論，教的課程是國際金融和國際貨幣，於是就指責他販賣帝國主義理論，為美帝張目，他只得自我批判，並因為認識得好，還在登輝堂全校大會上現身說法；政治系教授胡其安是英國留學生，研究西方政治理論與文官制度，這當然也是資產階級的一套貨色，他也在登輝堂上做檢查，批判資本主義政治理論與文官制度。

建國以後，第一次針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是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而這種思想改造的要求，還是知識分子頭面人物自己提出來的。這一點，不但後來者難以想像，就是過來人也大都記憶模糊了。但從文獻記載上ｒｅａｄ•９9ｃｓｗ•ｃｏｍ看，事實的確如此。

儘管如此，教師們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辦事也十分認真。比如，有一戶農民被划為地主，他們根據實際材料，認為是錯划，就聯名寫信向土改工作團提出意見，力求做到公正。而對於幹部中的不法行為，也勇於提出來，要求處理。所以在土改結束，工作隊撤離時，農民們捨不得有些隊員走，熱情地加以挽留。

復旦土改工作隊去的是淮北地區的兩個縣：五河與靈壁，參加了兩期土改工作。時間是從1951年10月7日到1952年2月6日，歷時四個月。

10月23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三次會議上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但由於華東土改工作團的幹部們以老革命自居，對知識分子缺乏尊重，雙方的矛盾也時有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團一名幹部自殺事件引起的。這位幹部追求復旦新聞系一位女生，糾纏不休，該女生被纏得沒有辦法，只好向小組長彙報，小組長葛遲胤嚴肅地批評了這位幹部，叫他別再糾纏了。不料這個幹部惱怒之下，竟開槍自殺了，——為了對付土匪和鎮壓土豪，土改工作團是帶有槍彈的。於是工作團要追究葛遲胤的責任，強迫他作出檢討。葛遲胤是根硬骨頭，他說自己沒有錯，堅決不作檢討。工作團就上綱上線，說他逼死工農幹部，——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罪名。葛遲胤經過調查，指出該幹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依據，證明小商人屬於小資產階級，與工人農民不是一個檔次。毛澤東著作在當時是革命運動的指南，誰也不敢有所非議，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復旦方面對葛遲胤的行為是默許的，自然不作什麼處理，在他畢業時還將他留校任教，可見對這個人還是比較欣賞的。但到得1957年，葛遲胤卻因宣揚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聞理論而獲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這與他骨頭太硬，大概不無關係，因為領導上畢竟是不喜歡具有獨立見解的人。60年代初，我與葛遲胤做過鄰居，那個時候，只見他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完全沒有一點硬氣了，要不是聽到老學長的介紹，絕對看不出他當年的鋒芒來，——他已經被改造得很好了。

學生雖然是用來幫助教師的進攻力量，但他們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學生們可檢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於是有些人檢查入學動機，說讀大學是想出人頭地，有個人主義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學比較注重衣著打扮，穿高跟鞋，著旗袍，燙頭髮，自然是資產階級享樂主義；有人看《紅與黑》、《約翰?克里斯朵夫》，這是接受個人英雄主義的影響；還有一個同學，因為崇拜他那個做中央社記者的哥哥，羡慕西方新聞記者，這更是嚴重的階級立場問題……

但劉大傑跳黃浦之舉，卻驚動了華東局和上海市領導。華東局教育部副部長陳其五，專為此事發表意見，同時調整了運動的部署。陳毅市長還到復旦作了一次報告，對知識分子頗有慰撫之意，因此人們說，他是武戲文唱；雖然同時來複旦講話的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卻仍是調門很高，人們說他是文戲武唱。但對知識分子的凌厲攻勢，畢竟是緩和了下來。劉大傑不久也在全校大會上作了典型發言，他交代了自己的九*九*藏*書一些歷史問題，也就算過關了。

劉大傑跳黃浦事件，在復旦是一大逸聞，老人們每談起思想改造運動，必然要提及此事。上面所述，就是從老復旦們的談論中聽來的。但我想，劉大傑的跳水，恐怕還有深層原因。他大概是怕有些歷史問題過不了關。因為思想改造運動的后一階段，著重追查的是歷史問題。連陳望道的脫黨問題也受到追查，何況其他？陳望道是上海共產主義發起小組的成員，是第一個《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翻譯者，只因為不滿於陳獨秀的家長式專制領導，並且產生衝突，就離開了共產黨組織，但他從未放棄過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而且一直從事革命文化工作，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現在又擔任著復旦大學校長之職，學生們還對他窮追不捨，弄得他幾次掉淚，別人又如何是好呢。在舊社會過來的人，誰又沒有三朋四友，沒有複雜的社會經歷呢？

但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一些做法，對知識分子卻傷害很大。個人隱私全部曝光，人格尊嚴受到打擊。中國知識分子一向的信條是「士可殺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辱，還有什麼自尊自信可言呢？打擊了教師的人格尊嚴，當然也就使他們失卻了學生的信任，教學工作自然無法正常進行了。《復旦大學志》在記述當時的情況時說：「思想改造以後，由於教師在學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學生分配所學的專業不符其本人志願等原因，學生曠課現象嚴重，課堂秩序比較混亂。當時全校學生總數為2301人，每周曠課人數達444人次，佔總人數的20—25%，有的學生背後亂罵教師，許多教師被扣上綽號，文科尤為嚴重。在上課時，有些學生未經許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業或看小說，有些在談話，個別的甚至在上課時睡覺。晚自修時，有相當數量的學生在宿舍打橋牌、唱京戲、談天等等，也有少數學生去上海市區跳舞、看電影、賭博，考試時，作弊現象亦相當嚴重。」我曾聽1951年入學的學長說起，他們在聽趙景深教授的課時，就有同學因打瞌睡，把頭撞在趙先生突出來的肚皮上，趙先生也不敢說話，——那時，課堂里沒有課桌，同學們坐的是扶手上可放筆記本的椅子，而教師也就站在台下講課，所以第一排的學生可以觸及老師。

大傑先生是具有浪漫性格的風流才子，早年又搞過小說創作，平時講話虛虛實實，難免有些誇張成分。思想改造運動剛開始時，他由於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不知道運動的厲害，還是照往常一樣，一坐下來就與學生隨便亂吹。他研究過西洋文學，還寫過評論表現主義的專著，對德法的情況當然比較熟悉，就與學生大談巴黎的勝跡、柏林的風光，一副遊歷過歐洲的派頭。等到進入檢查階段，學生們就追問他在歐洲干過些什麼勾當。其實，他只是在日本留過學，根本就沒有到過歐洲，當然無從交代起。而大傑先生是極愛面子的人，拆穿之後，面子上很下不來，一時想不開，就跳了黃浦。好在他是白天跳江，又是在人流量較多的河段，馬上就被人撈救了上來。

同時，也動員知識分子參加社會運動。建國初期的社會運動實在太多，而且無一不波及學校。三大運動也相繼化為：參軍、參干、檢舉反革命、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獻運動……發動知識分子參加社會運動，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聲勢，另一方面也使知識九-九-藏-書分子在參加社會變革中變革自己的思想。所以，連反銀元販子的鬥爭，也要學校派出宣傳隊，上街宣傳。

古人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校與學生的關係也是如此。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的學生們，是很快就會畢業離校的，當我們入學時，課堂秩序已經恢復，但教師們所受的精神創傷卻是難以平復的。中文系教授陳子展，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到傷害，從此告別課堂；外文系教授孫大雨，不屈服於壓力，一直對抗到底，——他們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心裏不滿者更是不計其數。

但從馬寅初的行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知識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積極性。他們竭力想要捐棄舊我，爭做新人，跟上時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節拍。當然，這也是形勢逼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學習計劃之前，朱光潛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自我檢討》，接著，費孝通和馮友蘭又在1950年1—2月間，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這一年》、《一年學習的總結》等文章，談自己一年來思想改造的體會。

同月29日，應馬寅初校長之邀，周恩來總理到北大作《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為了擴大影響，便於在全國範圍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周恩來主動提出報告會擴大範圍，請京津地區各高校師生代表參加。

當然，教授們本來就是挂名的，復旦土改工作隊實際上也是由副隊長余開祥負責，余開祥是土改工作隊黨小組負責人。但余開祥也決定不了大事，因為他是知識分子黨員，一則不了解農村情況，沒有土改經驗；二則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決定權掌握在華東土改工作團手裡，由他們來劃定成分、選取鬥爭對象、決定處置辦法等等。這個團由幹部組成，已在蘇北搞過幾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這時，華東局文教委員會從華東革命大學抽調了王零、鄭子文等一批幹部到復旦來加強領導，他們與1949年派來接管復旦的軍代表李正文、1950年從華東新聞學院合併過來的該院的領導人王中等，共同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復旦大學委員會，改變了原來以地下黨知識分子黨員為主的領導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屆黨委書記。並成立了「精簡節約及思想改造學習委員會」（簡稱「學委會」），以陳望道為主任，李正文為副主任，王零為辦公室主任，具體領導思想改造運動。

當時，大學教授還有相當的威望，所以許多事情還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比如，在學習動員階段，學校組織工作隊師生在勝利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白毛女》（那時復旦還沒有放映機，所以只好組織大家到電影院去看電影），就由教務長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時的動員報告，而工作隊隊長則由副教務長周予同教授擔任，宣傳部長是陳守實教授，因為他是研究土地關係史和農民戰爭史的，但陳守實不參加任何會議，宣傳部的實際工作由副部長餘子道代理，——餘子道當時還是學生中的團員幹部，已能獨當一面了。

復旦的師生，長期在大城市裡生活，有些學生的家庭環境還很好，何曾見過這種艱苦生活，所以這番經歷，對他們了解社會、認識社會很有好處，思想上也確有很大的觸動。但在總結會上，卻又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農民的思想意識是比較落後的，知識分子應向農民學習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