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路向縣監獄進發。監獄周圍都是黑人區，看到一群殺氣騰騰的暴民湧來，隨行的記者聽到一名黑人婦女不由自主地叫出聲來，「感謝上帝，幸虧不是一個黑人殺了警長！」

有的證人在案發後指認被告，在法庭上卻否認。也有人宣稱他看到開槍者穿著雨衣，因此導致有雨衣的義大利裔的被告被捕。可是在法庭上，拿出被告的雨衣，證人又說不是那件，顏色不對。還有一個目擊證人說是他看到某個被告在現場，可是馬上有一名記者作證，說他當時訪問過該名目擊者，他當時醉得一塌糊塗。還有四個並非義大利裔的市民作證說，他們在謀殺案發生的時間，看到其中一名被告正在他的水果攤上賣水果。而有大量的義大利裔或非義大利裔的市民們作證，另一名被告當時正在一個劇場里。

最後審判舉行了兩個星期。檢方總共傳喚了六十七名證人，辯方傳喚了八十四名證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名證人是一個黑人，說他看到四個人開火，而指認其中四個被告「看上去很像」他們。

作證說那名十四歲的被告涉案的是一個黑人少年。可是至少他的部分證詞在法庭上被證明不是事實。而這名少年被告和他的父親被捕的原因，僅僅因為他們是鞋匠的朋友，有時去他簡陋的棚屋裡看他。

就在漢尼希家門前的那個街角，突然閃出五個人。還沒有走遠的奧康諾，聽到如爆炸般的一陣槍聲。奧康諾和正在馬路上的巡警，立即奔跑著沖向槍聲的方向。漢尼希倒在血泊里，兇手則逃得無影無蹤。

雖然事後出來不少間接的目擊者，有警察、守夜人、過路人等等。他們都聲稱在事後看到過兇手飛跑著逃離，報告有些還相互矛盾。關鍵的是，沒有一個人說他在迷霧中的黑夜裡看清了兇手的面容。在突然而來的襲擊中，漢尼希在黑暗中看清了兇手嗎？誰也不知道。

他們命令抬出還有呼吸的受難者，一名被拖到一個街區之外吊上電燈桿，在他還在掙扎的時候，又一陣亂槍射來。接著，另一名還有呼吸的受難者被如法炮製，吊到了一棵樹上。

漢尼希的家住在吉羅街275號。周圍都是小木屋，住著不少黑人和義大利移民。漢尼希尚未成家，還和母親住在一起。這時他已經可以看到黑暗中媽媽點亮的燈光，正被霧氣暈染開來。漢尼希從小在這個社區長大，陞官出名之後仍然沒有搬離。可是那個夜晚，他再也沒有能夠走進他熟悉的燈光中去。

大陪審團聽證會在1890年11月舉行。可是大陪審團本身就有兩名「五十人委員會」的成員。當局宣稱，這十九名嫌犯，分屬兩個犯罪集團，先審其中的九個屬於「馬切卡犯罪集團」的。其餘十名容后再另案審查。這第一批嫌犯，包括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在十九人中，只有一名有犯罪前科。

幾小時的血腥屠殺和慶典，如一陣風暴掃過。暴民們滿足了，大多散去。在監獄中，典獄長戴維斯從各個隱蔽的角落找出八名倖存者，那名十四歲的男孩馬切斯也在其中，而同被宣判了「罪名不成立」的男孩的父親，已經和其他十名遇難者一起，死於暴亂者的槍口之下，再也不能回家了。

等在州長住處的義大利領事，終於熬到了電話鈴響。接電話的是和他同來的州司法部長。他接完電話，轉告領事和州長：暴民已經進入縣監獄。

這是讓我們陌生的一百年前的美國。因為在今天，美國的民眾和媒體已經普遍有了比較根深蒂固的法治文化。不論是什麼原因，私刑已經是一個絕對負面醜陋的詞。也根本不能想象主流媒體會支持私刑。這種變化來自於美國人在歷史上的兩個艱巨的努力。一是盡最大的努力，使得司法系統獨立、公正和有效；二是對民眾的「公民」和「法治」教育。這些歷史上的教訓，就是他們的孩子們受教育的教材。無疑，制度的建設是最重要的，而當我讀這樣的南方故事，再看看我的南方鄰居和朋友們在今天的法治觀念。我就知道，后一部分內容，在美國的進步中，也是絕不可缺少的。

陪審團討論了其餘七人的案子。第二天下午，他們的結論交到了法官手中。打開之後，有那麼幾分鐘，法官默默凝視著手中的結論，一聲不出。然後，他大聲地宣布：陪審團對九名被告中的其中三名，因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宣布對他們「審判無效」。其餘六名被告「罪名不成立」。

由於領事的堅持，大陪審團視察了監獄，他們的結論也是要求改善這些囚徒的監獄條件。典獄長不顧同事的否認，也承認義大利囚犯被其他囚犯毆打的事實，並承認他無力保護他們，他也要求轉移這批囚犯。可是，沙士比亞市長對公眾講話，斷然宣稱這些說法都是「謠言」，也拒絕轉移囚犯。不僅如此，市長甚至下令，停止囚犯的親友探訪，除了律師誰也不準見。律師在法庭奔走，才局部爭回了他們的家屬探視權。

在新奧爾良市的法院里，法官們在商量著，他們要盡一切努力防止暴民行為的發生。可是，我們看到，法制制度最關鍵的一步，就是這個文化本身必須建立起絕對尊重司法的傳統。因為論「硬體」來說，司法分支是最弱的一環，它在相當程度上是必須依靠社會共識來維持的。憲政國家的產生，就其歷史發展來說，是一個社會依據其長期的經驗，首先得出對司法之崇高地位的認可。缺少這種文化上的認可，司法是軟弱的、很容易被破壞。因為司法分支本身沒有執法力量，它是需要行政分支來執法的。在一個三權分立的制度構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行政過強、司法過弱，而執法的行政分支有了違法傾向。

「dagoes」是「dago九_九_藏_書」的複數，是一個蔑稱，就像對黑人的蔑稱「nigger」一樣。只是，這個詞是特指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地區的皮膚橄欖色的南歐人。漢尼希是看到了兇手，還是猜測？漢尼希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說過？就算兇手是義大利人，具體是什麼人？在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答案的時候，新奧爾良市的義大利社區，已經一片驚恐。大規模的逮捕已經開始了。

漢尼希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烈士和英雄，舉行了新奧爾良有史以來最盛大的葬禮。其規模甚至超過了前南方邦聯總統傑弗遜·戴維斯的葬禮。

另外三個逃亡者包括馬切卡，在男囚部的走廊被另外一些暴民抓住，馬切卡試圖反抗，立即被近距離打死，形狀慘烈。另兩人都被槍彈擊中，還有兩個單獨躲藏的，也被搜索出來拖到走廊，遭到槍擊。每次傳出槍聲，都引發外面民眾的歡呼聲。這時，幾個領頭的決定，來一個公眾的慶典。

廣告內容是：「3月14日，星期六，上午十點，邀請本市所有良民在克雷雕像前面聚會，以挽救在漢尼希案件上尋求公正的失敗。起來準備行動。」在後面，是長長的六十一個召集人的簽名。裡面包括沙士比亞市長的副手帕克森，以及幾個「五十人委員會」里的成員。

整個法庭全部愣住了，幾秒鐘之後，掀起一片旋風般憤怒的叫喊聲。

審判在1891年2月28日開始。檢方是地區檢察官。在義大利裔中，由於馬切卡和另一名被告是富人，他們自己出錢，請了兩名當時非常有名的律師。一個曾任路易斯安那州的前司法部長和南方邦聯前參議員，另一個曾任新奧爾良市的前司法部長。他們一接手案子，就被宣揚是拿了「黑手黨的錢」。

美國在歷史上的發展很不平衡。南方和北方有很大差別，新奧爾良和南方的其他城市又不一樣。在當時，美國南方絕不像北方港口紐約那樣，把大量的各色移民看作常態。這一時期的新奧爾良，又因南歐移民而人口|暴漲，成為南方唯一一個有大量義大利西西里島移民的城市。在文化上，義大利移民和這裏原來的法國移民後代、美國白人居民，都完全不同。大批新移民無法立即融入社會，就自己抱團，幫派鬥毆經常發生，給城市帶來治安新問題；另一方面，這個地區長期以來法治傳統不穩固。在拿破崙把它賣給美國之後，有將近九年，它沒有正式作為一個州被接受，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政治體制不夠健全。而進入美國后，新的制度開始建設，它又經歷了一場南北戰爭的戰亂。

義大利領事科特趕到了。他眼前滿是狂歡的人群。他看到在人群中，有大約兩千多名是婦女兒童。

法官令大家安靜下來，然後宣布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決定，就是所有的被告繼續送往縣監獄收押，而不是按照常規當庭釋放。他在法庭上宣布的繼續收押的理由是，這些被告還要面對另一項指控：他們在漢尼希謀殺案中曾經說謊。假如這是法官的理由，那麼對剛剛被宣判「謀殺罪名不成立」的六個人來說，這無論如何是在濫用司法了。可是在事後，法官堅持宣稱，他這樣做的原因，其實是怕當天出事，也就是說是一個「保護性拘押」。他的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麼，沒有人知道了。

十點鐘，在亨利·克雷的雕像前，已經聚集了大約六七千人。三十四歲的市長副手帕克森等人，爬上了雕像的座子。他宣稱，「聲名狼藉的陪審員」開脫了「黑手黨的黑社會」，並且問，「你們願不願意跟著我，去給兇手定罪？」下面，是一片「弔死dogaes！」的回應。另一個人的講話是這樣結束的：「紳士們，讓我們去行使我們的職責！」

當然，這樣的城市必定埋藏著很多典故。可是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故事。它發生在十九世紀之末，已經整整過去了一百零四年。

根據《大百科全書》對「私刑（lynching）」的定義，私刑是暴動的民眾暴力行刑的一種形式……殺死有真正罪行、或是假設有罪行的個人。按照這樣的定義，1891年3月14日發生在新奧爾良的事件，總共有十一名義大利裔市民，被暴民用私刑處死。這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處死人數最多的一次私刑。

在監獄里，典獄長那天一早就知道情況不妙，守在大門外的十來個警察突然消失，再也沒有回來。典獄長先把帶著長槍的衛兵安置在各處保護監獄。然後急著給市長打電話。他找不到人，卻眼看著人聲鼎沸，暴民逼近了。最後，他們對峙在監獄大門的兩側。暴民們要他打開監獄，交出義大利裔的囚犯，被典獄長斷然拒絕。於是，暴民們開始用各種方式，試著砸開全鋼的監獄大門，都沒有成功。他們又想起，在另一條街上，監獄還有一個小門，遠沒有這麼結實，便轉而向那裡涌去。典獄長見勢，趕緊把大多數警衛設防在這個小門後面，可是他當然知道，寡不敵眾，最終是守不住的。他的最後一絲希望還是向上司求救。他急著給市長和警長打電話，可還是找不到人。

科特領事衝出屋子，前往縣監獄，想自己前往阻擋。他一點沒有概念，究竟有多少暴民在那裡，究竟是什麼樣的場面。

漢尼希一向是個強健的人。他身中數槍，重傷中還曾掙扎著追趕和還擊，被送往醫院以後，他始終神志清醒。當然，市長沙士比亞（Shakespeare九九藏書）和一些試圖找出兇手的警官，都曾問過他：誰是兇手？對於這場兇殺，你怎麼看？漢尼希堅信自己會康復，他對大家說，我會好起來，等我好了再說。第二天早晨九點，他靜靜休息了幾分鐘之後突然離世，留下了這個城市最大的神秘謀殺案之謎。

人群中還在憤憤地傳說，昨天，「黑手黨慶祝了他們的勝利」，「黑手黨的旗幟在街上飄」。其實，這是義大利國王的生日，義大利裔居民把它看作是傳統的節慶，也有傳統的慶祝活動。那些在飄揚著的，只是有著義大利王徽的旗幟罷了。在偏見和仇恨之中，謠言是多麼容易如長上翅膀一樣，在憤怒的人群中穿行。

不僅如此，這一事件也折射出，美國在建國時作為一個保留州主權的聯邦，制憲時無法在憲法中解決的死角。

直到很久以後，才有人在新奧爾良市的《新戴爾塔》報的專欄中寫道，整個對義大利裔的「批髮式」逮捕，建立在一個孤立的基礎上，就是據說漢尼希對他的朋友悄悄說了聲「dagoes」。可令人驚詫的是，在警長還清醒著的九個小時里，竟然沒有人去向他核實過一次。更為荒謬的是，在後來該案的法庭審理中，如此關鍵的證人奧康諾，竟從來沒有作為證人出庭。

事件發生之後，在全美國，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將近一半的報紙，對「新奧爾良私刑」是持肯定態度的。理由是，「新奧爾良人的生命和財產更安全了」。新奧爾良人「被激怒」了，不得不起來打破他們生活其下的犯罪集團的「恐怖統治」。其原因就是，當時的民眾，包括在北方大城市中，都遇到陌生的義大利黑手黨犯罪的威脅。有組織的犯罪勢力強大，警察系統難以奏效，尋求正常的司法程序往往失敗。我們從電影《教父》中看到的情況，一點沒有誇張的成分。直到今天，義大利西西里島本身，還在為黑手黨犯罪而頭痛萬分。

根據當時新奧爾良市監獄的規定，有錢的囚犯可以出錢住進較好的囚室，也可以外買食品。馬切卡和另一名富裕的義大利囚犯，取得了這樣的條件，而其他的十七個人，生活在可怕的監獄條件下，而且這個案件被渲染為「一群黑手黨合謀殺害了受大家愛戴的警長」，以致他們在獄中還屢屢受到其他犯人的毆打。他們中間不僅有義大利裔的美國人，還有義大利公民，因此引發了義大利領事的抗議。同時律師也要求把他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新奧爾良在1862年即被北軍佔領，歷經戰爭中的軍管時期和戰後漫長的半軍管時期。戰前的正常法治被破壞。聯邦在南北戰爭后強行建立的、有黑人參與的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在經濟上也負債纍纍。最後被當地的民兵，幾乎是以暴動的形式趕走。該市的白人新政府就在這樣暴力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

為了應對義大利政府，甚至連哈里森總統，都曾經指示聯邦司法部長派人私下前往新奧爾良，調查私刑死難者們在漢尼希謀殺案中「確實有罪」的可能性。雖然他本人就是律師，當然知道不論他們是否「有罪」，私刑都是違法的，對被害者都是不公正的。雖然市政府試圖提供所謂「證據」，聯邦的調查報告仍然顯示：這些受難者們，不僅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他們涉案，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他們是黑手黨或者任何類似幫派的成員。

絕大多數移民只是底層辛勤的勞動者，可是西西里島著名的幫派仇殺也跟了過來。可以想象，這樣的城市治安會是大問題。當時的美國還沒有聯邦調查局，治安依靠政府警察和大規模的甚至是跨州的私人保安機構。新奧爾良市的警長，是一個破了國際大案，因而在美國甚至在歐洲都赫赫有名的年輕人。他只有三十二歲，叫漢尼希（David C. Hennessy）。漢尼希不僅領導政府警察，也在私人警察機構任警官。我們的故事就從漢尼希的一個夜晚說起。

他們出發了，一路上出現一批百人左右帶著長槍短槍的民眾，加入他們的隊伍，並且走在隊伍最前面，成為後來的「行刑隊」。這個神秘出現的「行刑隊」，人們一直不清楚它的來由，直到1955年，一個七十八歲死在佛羅里達的老人，留下一份自訴，人們才解開這個謎。他就是當年「行刑隊」的一員。這個「行刑隊」是在陪審團結論宣布兩小時之後，在帕克森的法律辦公室里，由「五十人委員會」私下安排的。還要求他們發誓，永遠對「行刑隊」成立的過程保密。

沙士比亞市長在雷鳴般的掌聲中進入市政廳，發表激|情演說。他宣稱警察在逮捕和收集材料之中，已經得到「超越懷疑的證據」，證明這是西西里人的復讎，是因為被殺害的警長代表法律，經常試圖制止義大利幫派在街頭的一次次血腥仇殺。市長後來還毫無根據地宣布，本市已經有九十四人死在義大利黑手黨的仇殺中。這條未經核實的說法，馬上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

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總統哈里森表示這樣的罪行「駭人聽聞」。可是，面對義大利政府的抗議和「對家屬賠償」和「懲治兇手」的合理要求，聯邦行政分支卻無能為力。根據美國憲法第十條修正案，主要的管理權利都留在州一級，其中包括司法的刑事審理和處罰權。因此聯邦政府無權迫使州或者市一級起訴兇手，而聯邦法庭又沒有這個權力。

監獄的那扇小門已經被砸得稀爛。市長副手帕克森等三個領頭人，帶了六十個行刑隊員進入監獄，其餘的把在門口。典獄長的衛兵們不僅沒有抵抗，還向暴民交出了手中長槍，甚至還有人指點了逃亡者的去向。第三層的女囚部，有ｈttps://ｒead.９9ｃｓw.com六個逃亡者在那裡，聽到樓梯的腳步聲，他們跑過走廊，從另一個樓梯下樓，可是通向院子的門是鎖著的，而殺手們已經在女囚的指點下追來。這六個義大利裔的逃亡者站在那裡，生生地看著他們逼近。相距不過二十幾英尺的時候，上百發槍彈齊發，打碎了他們。

此刻，將近兩萬個市民包圍了縣監獄。在監獄附近是黑人的住宅區。白人民眾為了表示他們的行動是「代表了所有新奧爾良人的意願」，就邀請黑人參加，結果也確實有不少黑人加入了他們的隊伍。

典獄長終於絕望了。他下令把所有的囚犯關在囚室內，卻把那十九名義大利裔的囚犯召集在一起，告訴他們，他堅持不了多久了。他決定現在放了他們，讓他們躲藏逃生。可是這個監獄雖大，卻沒有多少能夠隱藏的地方，他建議他們躲藏到女囚部去，那裡相對好些。他們要求典獄長給他們發槍。他沒有同意。他說，他只能給他們很短的時間，讓他們自己躲藏起來，然後他就把監獄內部所有的門都鎖上，使得暴民們進來之後不那麼暢通無阻。

馬切卡出生在一個西西里島的移民家庭，可是他自己已經是出生在本州的第二代移民、是一個美國人了。他參与社區的活動，已經有能力和本地白人平起平坐。1874年，年輕的馬切卡就參加了新奧爾良市發生的那場著名的街巷大戰——自由廣場之戰。當時由當地白人組成的民兵組織，趕走了聯邦在南北戰爭后建立的南方重建時期的政府。在這場巷戰中有二十七人死亡，一百人受傷。馬切卡與眾不同的是，他在那場巷戰中救下了對方身受重傷的司令官。此後他在商界很成功，在因漢尼希謀殺案被起訴的時候，他是這個城市中的三萬名義大利裔市民中，最卓越和最有權力的人之一。

也許法官真是在找一個借口保護被告？此刻在法庭外，憤怒而喧囂的人群一直在試圖突破警戒線。在警察的保護下，被告們匆匆離開，被帶回監獄。假如現在讓他們自己離開法庭回家，他們走不到家裡，可能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撕成碎片了。那些白人陪審員們從另一個出口離開，可是仍然受到民眾的叫囂和騷擾。

州長是市長的好友，在聽了義大利領事的告急之後，他說，他也看了廣告，認為這沒什麼，只是一次「和平的集會」。再說，他不打算「干涉市府的內政」。他說他今天給過市長一個留言，讓市長給他回電。所以建議義大利領事在他這裏等等。既然沒有別的辦法，領事雖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也只能抱最後的希望暫時等在那裡。

沙士比亞市長對當時義大利移民造成的社會問題很是惱火，在那個年代的南方，種族偏見很普遍。他曾經在一封信中，稱義大利人是「沒有勇氣，沒有榮譽感，沒有信念和自豪感，沒有宗教和任何可以指向一個好公民的品質」。問題是，這樣一個市長手中有權，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沒有制約他的力量，這個城市又沒有牢靠的法治傳統。謀殺發生之後，他立即當著擁擠的人群對警察下令：「掃蕩這一片！把所有的義大利人都給我抓起來。」警察沒有依法向法院申請逮捕令，「大掃蕩」就開始了。

新奧爾良是在1803年「變成」美國的。在這個故事發生的1891年，這個美麗的海港城市，已經是當時美國南方最大的一個城市了，人口二十四萬二千人。在十九世紀末，這裏的義大利西西里島移民變得多起來。它突然間也和紐約一樣，天天由輪船載來一船船的移民。他們大多沒錢，不會說英語。「法蘭西區」附近的窮人居住區，悄悄變成了「義大利區」，擠滿了來自義大利的西西里人。在1891年至1892年之間，有五千六百四十四名義大利人來到這個城市，除了六十二人之外，全部來自西西里島。還有不少移民在很長時期里沒能加入美國國籍，還是地地道道的義大利人。

「新奧爾良私刑事件」給後世留下的教訓，至今令人警醒。陪審團制度是美國司法中最重要的制度。法律要求陪審團根據涉案雙方在法庭上按照嚴格程序呈遞的證據，來作出他們的判決。有時候，證據並不完整。可以想象，陪審員也是人，陪審團也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當陪審團作出的判決和民眾期待的不同的時候，當陪審團的結論使憤怒的民眾認為「正義沒有得到伸張」的時候，怎麼辦？美國的司法制度要求民眾，必須無條件地尊重陪審團的判決。這個制度把陪審團的判決提高到幾乎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下，「陪審團已經作出了判決」這句話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一旦陪審團宣布被告無罪，任何人，即使是總統和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沒有權力改變。假如不是這樣，那就將是一個打不開的死結，就會引出打著伸張正義旗號的民眾私刑，就會走向暴力和血腥。假如不是這樣，司法就失去權威，整個法治制度都將崩潰。新奧爾良私刑事件中的義大利裔受難者們，用他們的鮮血，用他們被民眾的子彈打得殘碎的軀體，為後代美國人重申了非常簡單卻至為重要的道理，這就是今日美國人在法庭大門口經常聽到的話：「陪審團已經作出了判決，我們的制度要求我們，必須尊重陪審團。」

這個「集團案」的起訴，主要建立在動機的推測上。在新奧爾良市有兩個大的義大利裔的幫派。在審理兩個幫派火拚的案子中，據說漢尼希警長要提出以新的證據，對其中一個幫派首領重開審判。又判斷義大利裔社區的領袖之一馬切卡，是有些傾向於這個幫派的，所以按照「合理的懷疑」，推測這是他要謀害漢尼希的動機。至於「集團九*九*藏*書」中其餘的被告只是馬切卡的槍手和幫凶。可是一個和漢尼希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在法庭上作證說，漢尼希告訴他，自己根本沒有要再介入這個案子的意思。

不僅對義大利人的掃蕩開始了，新奧爾良市民眾對義大利移民的敵意和仇恨也被煽動起來。市長公開講話，毫無根據地宣布自己是「義大利謀殺者」的下一個目標。並且「勇敢地」表示，他絕不退讓，要戰鬥到底云云。民眾的情緒幾近沸點。

第二天一大早，新奧爾良市報紙上出現一則小小的廣告，卻使得整個義大利裔社區都被震動了。廣告的標題是：「群眾大會」。

比行政弱得多的司法，在艱難地運作。與此同時，市長、「五十人委員會」和當地報紙的不實宣傳卻在升級，這些涉嫌囚犯的律師本身，已經被描繪成「黑手黨派來破壞法律的人」了。

由市政開支出錢，他當場指定成立了一個市民委員會，來徹查這些秘密幫派組織。這個八十三人的委員會後來以「五十人委員會」著稱。在這個委員會中，沒有一個是義大利裔。

正式庭審之前選出陪審團的時候，城市的氣氛已經明顯可以感受到。辯方律師否定了幾百個陪審員的候選人，因為他們公然宣稱對義大利裔有偏見和仇視，並且不會相信任何義大利裔證人的證詞。而檢方則否決了所有的義大利裔的候選人。

不幸的是，這就是1890年的新奧爾良的現狀。

縣監獄的典獄長對這個城市的性格十分了解。他馬上明白自己可能面對什麼樣的危險。典獄長立即命令大批警衛列隊，荷槍實彈、嚴陣以待。他的擔心絕非多餘，不久一個叫做戴菲的二十九歲的街頭小販來到監獄，聲稱是來探望關在獄中的義大利裔的囚徒。他的一隻手插在口袋中，直到他見到一個囚徒出來，才抽出手來，那是一把手槍。他重傷了那名囚徒，還大聲叫嚷：假如再有幾十個我這樣的人，就能把所有的「dagoes」都趕出我們的城市！這聲槍響，真是一個不祥的信號。

聲名赫赫的警長被謀殺，漢尼希的寡母失去獨子，悲慘故事令整個城市「群情激憤」。再說，謀殺執法人員，這本身是對法律、對公眾的挑戰。可是在此關口，整個事件究竟如何發展，是嚴格地按照法律程序走，還是走向失序，在嚴峻地考驗著這個城市的水準。這時，城市行政分支領導人、新奧爾良市長沙士比亞，對事件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

義大利領事終於在郊外找到了正在這裏做客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這名州長是南北戰爭時期南方邦聯的一名將軍，打仗英勇無畏。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胳膊和一隻腳，照樣在1877年1月，領導三千名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聯盟民兵，趕走了戰後重建時期的州政府，然後自己在政府大樓里宣誓就任州長。

我們到達新奧爾良的那天，當地寒風刺骨，意外地飄著小雪。第二天一早，滿街是南方燦爛的陽光，灑在遊人們的身上。我們在老街小巷裡轉悠，捧著一本城市老照片集，尋尋覓覓，試著找到當年這一事件的遺迹。一百年過去了，原來是貧民居住的義大利區，現在新樓林立。當年暴民們集合的那個街口還在，那條街卻已經變成了汽車大道，街心的綠化帶和克雷雕像都不復存在了。就連龐大的縣監獄，也已經拆掉，片瓦不存。可是，我們知道，那些義大利裔的受難者，他們並沒有離去。

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城市。剛來的時候，我們想當然地用英語的讀法去讀出這個城市的名字，後來才發現，很多美國人是在用法語的讀音稱呼這個美國城市的。因為這裏最早是法國殖民地，雖然它曾經被路易十五當作禮物送給了西班牙親戚，由西班牙統治了四十來年。可是在西班牙的統治下，它的臣民基本構成還是原來法國殖民者的後裔，保留著法國的文化傳統。在法國大革命轉向恐怖之時，又有一大批法國人把它當做第二家鄉，避難來到此地。在拿破崙1803年把它賣給美國之前，論實際統治的時間，法國人和西班牙人差不多，可是它更多地保留了法國的傳統。它所屬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很特別的有一些拿破崙法典的內容。今天它的一大片老城，還是被稱為「法蘭西區」。

1891年3月14日，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好天。

奧康諾在漢尼希受傷后提供了據說是最權威的說法，他聲稱，漢尼希曾經在他耳邊悄聲說了一個詞，「dagoes」。

「五十人委員會」「糧草充足」，不僅為「保密」之需，租用了單獨的辦公樓，還僱用了兩名偵探。其中一名是紐約來的義大利裔，在義大利社區內偵查。另一名則故意使自己入獄，在獄中和義大利裔囚徒們「打成一片」，甚至訛詐一個精神衰弱的囚徒。可是，他們都沒有得到這些人捲入此案的證據。市政當局卻說，已經探得作案細節，只是暫不公布而已。

駐在新奧爾良市的義大利領事，在清晨讀到報紙上召集群眾集會的廣告，大吃一驚。他立即趕出去，試圖設法制止。在他看來，這則廣告的意思，就是當地的白人聯盟要煽起一場對義大利裔居民的戰爭。他立即趕到市長辦公室，在那裡，領事見到州司法部長也趕來了。可是，市長不在。也沒人知道他在哪裡。他們兩人像沒頭蒼蠅一樣，焦急地尋找市長，寶貴的時間卻在無情地一分分走過。

市長和當地上層對謀殺案的態度，也暗藏著他們和已經融入當地社會的那部分義大利裔上層人士，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競爭和糾紛。市長抱怨義大利裔壟斷了水果、牡蠣和鮮魚等市場，以及另一些政治上的糾葛。於是，被起訴的所謂謀殺陰謀集團的義大利裔，很快增至十九九_九_藏_書人，其中包括了一名義大利裔社區的商人和政治首領馬切卡。

在整個案子中，司法程序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義大利裔的被告依法請到了最好的律師。在選擇陪審員的過程中，雙方律師都有一定的否定權。這使得最極端的、持有偏見的民眾依法被排斥在陪審團之外。雙方律師都能接受的陪審員，必定是相對中立。另一方面，法庭提供證據公平較量的機會，最後對陪審員判斷的指示是：依據證據作出「超越合理懷疑的判定」。因此，這個全部是白人的陪審團得出的結論，才可能與整個城市的大多數民眾的情緒性結論不同。由於判定只是對證據的衡量，陪審團制度不能保證判斷一定就是正確的，可是它是相對更有可能公正的。

1890年10月15日，一個大雨後滿街泥濘積水、濕霧潮氣蒸騰的夜晚，漢尼希和同事奧康諾（Bill O'Connor）一起，從警察局回家。新奧爾良是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這裏一直遺留著法國人喜歡吃生牡蠣的習慣，至今還以上乘牡蠣出名。儘管已經很晚了，他們還是先去吃了一打生牡蠣，然後一起回家。就在吉羅街（Girod）的一個街角，他們握手道別。漢尼希順街繼續前行，奧康諾穿過這條街，向著密西西比河的方向走去。

在法治非常薄弱的情況下，又出現經濟發展的高潮，大量暴富的機會使得新奧爾良官場腐敗。同時經濟上的成功，又使得政府的行政分支，在佔大多數的白人民眾中，獲得空前聲望，行政權力不可抑制地膨脹起來。這個城市一直沒有長久的制度來平衡和穩定，行事風格也很獨特。政治紛爭經常以武力解決。在街上行走的市民六七成的人會帶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這個城市的警長位置一度空缺，包括漢尼希在內的三個候選人分別在公開場合開槍互擊，另兩人都在不同時間分別被不同的對手打死。儘管兩個案子都經過法庭審理，卻都以各種原因無法定罪。過了一段時間，這位打死過其中一名候選人的漢尼希，還是當上了警長，由於強悍和能幹，居然也就頗孚眾望。當地報紙常常只是城市主流的迴響，也還沒有發展為公正、中立的聲音。

「新奧爾良私刑」事件，折射出1891年美國各個層面的問題和狀況。不僅反映了1891年的新奧爾良、路易斯安那州和南方的狀況，也反映了當時相當一部分的美國民眾、美國媒體的狀況和認識水平。在遭遇社會治安被來自義大利移民的黑手黨挑戰的時候，在安全普遍感受威脅的時候，民眾會自然傾向於不顧一切，只求安全只求「有效打擊」。尤其是民眾認定的犯罪分子集中在一個陌生的群體中，和主流民眾之間不僅文化隔閡，甚至語言不通。這個「族群」會自然被人貼上「標籤」，他們的個人權利會非常容易遭到侵犯。

1890年10月23日，也就是漢尼希謀殺案發生的八天之後，這個「五十人委員會」在新奧爾良的報紙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在信上，一方面宣稱，這個委員會將嚴格在法律的範圍內行事，另一方面，號召該市三萬名義大利裔移民相互揭發、檢舉壞人。與此同時，還對他們發出了暴力威脅，信中宣稱，「黑幫仇殺必須被掃除，暗殺必須被終止。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假如可能，我們傾向於和平地使用法律途徑去做；假如必要，我們也會即刻決斷地通過暴力去做。何去何從，就看你們是否有和當局合作的意願了」。

我們住的地方在美國也算是南方了，可還是四季分明，冬天晝短夜寒，所以，想在年底追趕南部的陽光，而少冒一次大雪封路、被堵在半道的風險，就選擇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

這四個人中的一個是個鞋匠，只會說簡單的英語單詞。他一開始被捕的原因，只是因為他租的簡陋住處，恰好在案發現場旁邊。在法庭上，他的鄰居，一名叫艾瑪的黑人婦女作證說，在開火后不久，她跑出來，看到鞋匠站在外面。他兩手空空，只穿著內衣褲，驚慌地對她叫喊：「艾瑪艾瑪，警長，警長，媽媽的鞋子！」因為這已經是漢尼希警長家的附近，警長的母親請他修過鞋子。艾瑪說，她覺得鞋匠只是急著想告訴鄰居，他給修過鞋子的「媽媽」家的警長，出事了。

在市長的指使和支持下，幾百名義大利人被非法逮捕。雖然，所有宣稱曾經目擊兇手逃跑的人，都明確表示沒有看清兇手的面容，這些人還是被帶到監獄里指認兇手。他們指認的依據，是身高、衣服式樣等非常含糊的參照。這些完全靠不住的指認，照樣成為起訴的依據。馬上就有五人被起訴，並被押往新奧爾良縣監獄收押。

以前的冬季旅行，大多走的是北方。今年，2004年的聖誕節，我們驅車南下。

這十九名義大利裔的「自由人」瘋了似的四散奔跑開來。

審判是在1891年的3月12日結束的。在陪審團開始討論之前，法官指示，必須對其中兩名被告判定「罪名不成立」。其原因是檢方根本沒有提出任何針對他們兩人的證據。這在起訴和審判中是極為罕見的事情。可見當時新奧爾良的行政分支，已經自我膨脹和傲慢到了什麼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