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的道歉是極為罕見的事情。因為她是代表國家和社會在尋求公正。這就是那名大學生問題的答案。誰在為受害者伸張正義？整個國家和社會其實有天然的、要為被告伸張正義的動力。所以，在一般文明社會，刑事審理的原告都不是受害者，而是國家的檢察官（公訴人）與被告對簿公堂。其原因，是刑事案件直接影響社會生活的安全，社會有強烈的動機委託政府找出案犯。假如一個兇手在逃，一個社區甚至一個城市都會雞犬不寧。因此，社會總是會通過納稅聚集財富，養活大量的刑偵、執法警察和檢察系統的法律人員為受害者尋求正義，也就是為社會尋求正常生活的保證。

辯護律師卻通過詢問，試圖讓陪審員了解：事實並非如此。被告初審中，陳述自己案發時間在家，九點遇上警察時是剛出門。而作為專業刑偵人員的威廉警官，沒有做進一步核實。他沒有去向布蘭登的父母調查，兒子當時是否在家；沒有去向周圍的鄰居調查，他們是否在什麼時間看到布蘭登出門。他雖然依據法律，答應為布蘭登安排一個公共律師，卻沒有馬上去做。第一場交鋒之後，感覺這個不用花錢的公共律師還不錯。

這個案子的陪審員們，都是平常百姓，做的是和許多其他陪審團一樣的事情。他們是在眾多矛盾中平衡證據，猜測事實。必須承認，許多案子就是這樣，沒有如願出現鐵定的、不可動搖的證據。只要開庭時被告否認有罪，法庭最大的矛盾就已經成立，那就是檢察官的指控和被告的無罪宣言。假如缺乏無可置疑的證據，美國的陪審團，根據我們前面提到的「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原則，一般就是放人。這樣的「放」，當然有「錯放」的風險，可是，假如不是這樣，無數布蘭登就必須含冤在獄中了卻終生了。

草草看了個開頭，還是關了電視，幹活去了。我並沒有期待這個片子就一定會十分精彩。

在結辯結束之後，法官宣布，今天就到此為止，大家回去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第二天一早，十二名陪審員回到法庭。在他們開始長考判斷之前，法官給出了指示。他向陪審員解釋，所謂法律意義上的「合理懷疑」，是指這種「懷疑」來自思維推理，或者設想；或者證據互相衝突、或者證據不足。因此，假如你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合理懷疑」，你們必須作出「罪名不符」的判定；假如你們發現面對的不是「合理懷疑」，你們必須作出「罪名符合」的判定。

其後，做認罪筆錄的戴尼爾警官在法庭作證。他講述的也是被告知罪認罪、自己陳述罪行的故事，和格魯夫偵探講述的情況完全契合。律師能夠向陪審團指出的是，以第一人稱書寫的認罪書，只是戴尼爾警官的筆錄，只有一個簽名是被告的手筆。認罪書上「認下」的「罪行」，很可能是作筆錄的警官自己的任意發揮。

必須指出的是，有很多人相信格魯夫警官的證詞。當然，信任來自於他看上去聰明、和善。他和父親都是這個城市的地方治安警察。所謂地方治安警察，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是社區民眾推舉信得過的人，出來為大家維持治安的。因此可見，這個家庭在當地是受到大家尊重的。針對這個案子，他的可信度還來自另一個理由：這位被指控為以「黑鬼」辱罵被告、毆打被告的格魯夫警官，和被告一樣也是一名黑人。

那是星期天的早晨，我放任著周日清晨的慵懶，在電視機前消磨時間。電視里正在播出一個新的片子，那是一個紀錄片，片名在這個時候很「切題」——《謀殺，發生在星期日早晨》。

在此案中還可以看到，不僅可能存在有意的偽證，還可能存在「受害人指認錯誤」這樣無心造成的錯誤證據。不要說可能有兩個人同名同姓，長相相像——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看到被定罪的兇手和布蘭登長得一點不像。可是一個高齡老人，處在驚愕之中，錯認是可能的。

格魯夫接著作證說：「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我就湊在他耳邊問：『你為什麼要槍殺這位女士？』他回答說：『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我只是要她的手提包。』他還說我把槍給扔了，卻忘記扔在了哪裡。我再追問兇器，他說放在一輛十八輪大卡車後面了。我對他說，我很感謝他的合作，可我不相信他是把槍放在什麼卡車後面了。他這才說，我把槍扔在林子里了。」他們於是帶嫌犯去林子里找槍。但沒有找到。

當一個人作為被告走上法庭，總是存在一些不利於他的人證物證。當被告呼冤，否認自己犯罪時，法庭程序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提取和分析證據。證人提供偽證不僅等於是有意陷害他人，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陷人于死地。容許偽證也就毀壞了整個司法程序的基礎。因此，在美國偽證罪是可以重判的罪行。它追究的是偽證，即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說謊的行為本身，而不分析其謊言內容是否有關緊要。這就是柯林頓總統為一句看上去無關大局的謊言差點被彈劾的原因。

布蘭登和政府達成和解，獲得了五十萬美元的補償。其原因，是警察有明顯的違規作業。他們一家試圖建立一個基金會，以幫助同樣可能遭受冤獄的人們。大家並不因為布蘭登獲得了經濟補償而減少對他的同情，正如布蘭登的父親所說，這孩子受到的精神創傷是長久難以愈合的。現在，布蘭登不論去哪裡，他都會帶一隻手機，裏面儲存著他們家庭律師的電話號碼。他眼中的這個世界，將永遠是不安全的、是不能信任的。

以上是警方的證詞。

被告布蘭登被當庭釋放，在當地自然也引起一陣波瀾。對於律師來說，目標就是勝訴。勝訴之後只需開香檳慶祝即可。後面的事情和他已經沒有關係。可是在這個案子之後，我們沒有看到辯護律師麥克吉尼斯過分地喜形九*九*藏*書於色，電影畫面甚至出現了他沉重的背影，所配的畫外音是他在法庭結辯的一段話：「現在，仍然有一個攜帶武器的罪犯，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他逍遙法外，還可能傷害更多的人，其原因是尋找真正罪犯的工作，在應該做的時候沒有人做。」他並不滿足於自己職業上的勝利，額外地開始了判決之後的進一步調查。

在這個「星期日謀殺案」出現新的轉機之後，出現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那就是女檢察官和格魯夫警官公開表示，為布蘭登的遭遇向他道歉。

這不是非常複雜的案件。事情發生在2000年5月7日，一個安靜星期日的清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市，在雷瑪達旅館前，突然傳來一聲槍響。警察趕來，見一位外地老年旅客傑姆斯·斯坦芬先生，正萬分悲痛地守著妻子。他的老伴，六十四歲的瑪麗·安·斯坦芬，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一顆近距離發出的子彈，從眼窩附近射入頭顱，她已經氣絕身亡。

可布蘭登是黑人，淤血造成的膚色改變，在照片上並不明顯。布蘭登是圓圓的臉，在照片上能夠看出腫脹，卻並不非常嚴重。假如從相反的角度去想，一方面照片上的傷害程度，與被告描述的攻擊強度似乎並不完全相符。更進一步推理的話，自傷就也是一種可能。是否任何嫌犯，只要找機會給自己一個自傷，比如在監房裡悄悄往自己臉上擂上一拳，就可以反控警方刑訊逼供、逃避懲罰？

在辛普森一案中，檢方失敗的關鍵，是作為主要證人的警官，在法庭上作了偽證。但深究他的偽證，那只是有關他個人私下對黑人的非議。整個審理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可以被證明是直接與案件證據相關的偽證，更沒有警察誣陷的直接證據。僅僅據此，被告就被陪審團開釋。這確實叫讀案子的讀者，無法輕易接受，咽下這口氣。

假如這個故事像辛普森刑事案一樣到此結束，它就不是辛普森案的腳註，而只是一個翻版了。

辯方的主要證人，是被告布蘭登自己。他在法庭上作證說：在見到邁可·格魯夫的時候，他從來沒有說過，他很高興見到這位警察。他說格魯夫偵探一開始對他談體育運動，態度還好。可在他否認殺人之後，格魯夫偵探開始用手指戳點他的胸部，說：「你這樣的黑鬼總是叫我上火。」然後，在黃昏時分，他被幾名警察帶到林子里。其他人停在中途，而邁可·格魯夫，獨自把他帶往林子深處。

最後，我還想說的是，這個故事和辛普森案相似的地方，是涉及了種族問題。記錄這個案子的法國導演，在他的成功之後的講話中，曾經背誦了他心目中「美國最偉大的人物馬丁·路德·金」的一段話，就是那段世界聞名的、對種族和睦相處的「夢想」。然後說：他們是在馬丁·路德·金的夢想三十八年之後，拍攝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少年，僅僅因為他是黑人、在犯罪現場附近大街上行走，就被扣留、逮捕和送往監獄。如果說我們是在作著記錄，那是因為我們相信，作為講述故事的人，我們能夠幫助這樣的夢想成真」。

在這個案子中，女檢察官海利·肖斯坦沒有任何違反程序的做法，她只是在得知真兇被找到之後，回想自己的起訴，曾經給了布蘭登這個十五歲黑人少年以超常的精神壓力，她便無法從個人的自責中解脫出來。雖然她不論從動機到行為，都沒有錯，那是她的工作，都是合法的。從她的道歉，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理解司法公正之路的艱難。

第二個證人是應辯方要求出庭的。那是個撿易拉罐的老人，名叫史迪文。在案發第二天早上，他順大街開著車，在垃圾箱找易拉罐。那一天他有了意外收穫——一個女士的小挎包。打開一看，裏面身份證等等一應俱全。傑克遜維爾不算是大城市，謀殺案早已通過電視傳得家喻戶曉。他馬上悟到，這就是謀殺案的罪證。他給警察打了個電話，認為自己做了件好事。可他做夢也沒想到，警察又來找他。開口就說：「小子，槍呢？」態度極惡劣。

經過一番努力，法庭批准他們拍攝律師工作和庭審。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片子的來歷。

格魯夫警官的道歉十分含糊，其誠意還是一個謎。他仍然否認自己違法逼供。不論他心裏怎麼想，大家一般也估計他不會承認具體的違規行為。因為那將會導致針對他的刑事訴訟。由於沒有過得硬的證據，三位涉嫌逼供的警官都沒有受到刑事定罪。但是格魯夫警官從此離開了治安警察的崗位，另外兩個留下的也被調離了刑偵部門。

根據斯坦芬先生描述，兇手年齡估計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六英尺高，著深色T恤衫、短褲，還戴著一個釣魚人常戴的帽子。

佛羅里達州氣候溫暖，有漫長的海岸線，幾乎是中國廣東省的翻版。它的海岸旅遊開發很充分，經常是國內旅遊者度假的首選。北方的退休老人，只要可能，幾乎都如候鳥一般，冬天就飛往那裡，一住就是幾個月。旅游業是佛州最重要的收入之一。保障旅遊者的安全自然就成為頭等大事。出了這樣謀殺旅客的大案，治安警察必須快速破案的壓力可想而知。負責刑事偵查的警察，就從旅館附近開始，根據目擊者描述，尋找可能的嫌疑者。

據布蘭登回憶，格魯夫偵探兩次拳擊了他的腹部，他被打得跪在地上。然後邁可·格魯夫揪住他的襯衫拖起來，又在他的左眼打了一拳。他倒退了兩三步，哭了。他被帶回警察局，戴尼爾警官拿出一張紙，開始替他寫認罪書。寫完要他簽字，還按著自己的手槍威脅說，不簽要打死他。戴尼爾警官又打了他，使他一度短暫失去知覺。於是，他在警方寫好的認罪書上籤了字。

可是，從星期日謀殺案中我們看到，偽證者往往心read.99csw.com存無法查證的僥倖，加上保護自己的本能，不論司法制度對偽證的懲罰多麼嚴厲，偽證依然頻頻出現。在此案中，雖然被告被還以清白，幾名警察直至今天仍然否認他們打過布蘭登。但是，假如要對他們提出「違法刑訊逼供」的刑事訴訟，仍然難以定罪。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們就成了被告，定罪同樣需要紮實的證據。

檢察官通過詢問，讓格魯夫偵探有機會堅決地否認自己違法逼供。被告律師則竭力想誘使他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撒謊，卻沒有成功。律師只能向陪審團暗示，這是個體重二百四十磅的前運動員，假如他攻擊嫌犯，將是很嚴重的傷害。這樣的暗示受到檢察官的當庭反對。

在法庭的旁聽席上，整個審理過程中，始終坐著受害者的家屬傑姆斯·斯坦芬先生和他的女兒。在這裏他們是外鄉人，他們的家是在喬治亞州的托卡瓦，離我們家只有五十英里。這地方雖然荒僻，卻還小有名氣。那是著名的美軍王牌海軍陸戰隊101師的誕生地。看著他們，確實有看著鄉親的感覺，他們的表情太叫人熟悉了。這樣的人家都是辛勤勞動者。他們總是停不下來地在忙活，一般都很晚退休。只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才開始享受晚年的安閑。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佛羅里達的海濱。出事的雷瑪達也是他們經常歇腳的中檔旅館。現在，那裡成了老先生的傷心之地。

這一段證詞詢問，辯方安排由安·芬奈爾律師主持。這樣的安排大概不是隨意的。芬奈爾是一名性情溫和的中年女律師，她做這個城市的公共律師已經二十三年了。當她在詢問布蘭登遭遇的時候，她的態度和口氣，時時在向陪審員們傳達對被告的深切同情。最後，她要求布蘭登當庭直接回答，他究竟是否殺了人。布蘭登清楚地回答：沒有。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個旅館。

檢方的主要證人之一，是地方治安警察刑偵部的邁可·格魯夫。在法庭上，他是這樣描述布蘭登的認罪過程的：邁可·格魯夫走進審訊室的時候，布蘭登對他說：「天哪，我真是很高興能看到你。」格魯夫於是問道：「那是一個意外吧？」布蘭登點點頭說：「是。我並不是有意要向受害者開槍。」說著，他擁抱著格魯夫偵探，哭了起來。格魯夫回抱了他。布蘭登還說，受害者曾經對他惡眼相向。

老人氣糊塗了，說「我沒見到槍，你想搜查就搜查，可我沒拿什麼槍」。按法律規定，沒有法院開的搜查證，警察不能搜查，把警察拒之門外是你的權利。可是，假如你自己同意被搜查，那是你主動放棄權利。結果警察並沒有搜查，好像詐一下沒詐出來，也就算了。

在審判之前，布蘭登的一家手拉著手，一起在低頭祈禱：主啊！感謝你讓麥克吉尼斯律師來幫助我們，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律師。主啊，我們以你的聖名信任他，阿門！這真是很經典的美國民眾的生活場景。攝影師在拍攝的時候，一定很興奮。因為，這樣的場景在他們的家鄉法國，已經相當罕見了。

麥克吉尼斯律師是一個年近五十歲的「老槍」，幾乎是煙頭接煙尾地抽著。他說，他的工作一直就是為謀殺案的嫌犯做辯護。這個案子和辛普森案在開端處有其相似的地方，就是看上去被告已經沒戲了。儘管後來律師表示，這樣的案子根本不應該開審。可在我看來，根據現有的證據，大陪審團讓它進入審理程序，幾乎是必然的。

辛普森案件的刑事審理部分，發展得如司法百科全書一般包羅萬象，使得其他案子的審理，相比之下都黯然失色。再介紹這個相似的案子，好像沒什麼太大意思了。可是，那名大學生的問題在觸動著我。她是一位讀辛普森案的讀者，在提出問題的時候，她剛剛放下書本。作為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她也應該比其他讀者更容易抓住要領。在她讀的書中已經提到，在刑事案件中，原告方是政府，力量強大。也提到：對辛普森是否有罪，從民眾到法律專家，其實一直都存有分歧。她的問題在書中應該能夠找到答案。那麼，我在想是什麼原因使她下意識地忽略她剛剛讀到的內容，固執地認為受害者的權利被忽略、無人為他們伸張正義呢？

原告、被告和大家一起，看著陪審員們魚貫進入只有他們能夠進入的房間。法警鎖上門，任何人不得再進入，不得干擾他們的判斷過程。布蘭登的父母和親屬能夠做的事情，仍然是祈禱。

那是一段很動人的講話。這段「僅僅因為是黑人」，在街上走都會因種族歧視而獲罪的說法，最初來自被告律師的法庭辯護。他和辛普森的辯護律師們一樣，強調了警察的種族歧視導致了本案的誣陷與冤獄。由於「星期日謀殺案」的真兇被定罪，布蘭登被洗刷，這段話在相關文章中被廣泛地正面引用，使得該案的種族色彩日益強烈。

這時，電視里又在重播那個發生在星期日早上的謀殺。這次是打開電視太晚，我只看了個尾巴。一頭一尾湊在一起，讓我想起了女孩的問題。於是，決定認真看看這個案子，因為我覺得，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辛普森案的一個腳註。

因此，我更願意忽略這位法國導演在講話中續貂的種族渲染，而記住他在同一段講話中，對這個質樸而精彩的紀錄影片所下的簡短定義。他說：「我們的影片在描述公正，講述的是每一個個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他所擁有的、被假定為無罪的權利。」

人們有普遍的、同情受害者的天然傾向。在有一定證據的嫌疑者出現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傾向於看到「證據被坐實、被告被定罪」。不然的話，就是「正義沒有被伸張」，因為被告一放，就連「伸張」的「希望」都消失了。但是，把大學生的問題簡單歸結于這樣的傾向，並不公平。

然而，這並不就能逆read.99csw.com轉形勢。正如戴尼爾警官所說，大量的嫌疑犯文化水平很低，不能寫或是懶得自己寫。他經常作代錄，這並不違反法律程序。他坦率承認，筆錄是按著他自己的習慣用詞作的，但他強調自己依據了被告陳述的事實。最後他按照程序，向被告宣讀全文。被告同意，才簽了字的。

幾個月後，他終於了解到，有一名黑人少年曾透露了他自己是兇手，那也是一名高中生。最後收集的證據終於足以導致此案重開。這名被告不僅被起訴，並且在審判后，因有確鑿證據，被陪審團判定罪名成立。受害人的正義終於延後地得到伸張。

陪審團宣布他們得出了結論：布蘭登的兩項控罪，一級謀殺和搶劫，都被判定與罪名不符。

就在那幾天，收到朋友轉來的一位大學法律系一年級學生的來信。她剛剛看完辛普森案件，就提問來了。她問道：美國的法律制度都這麼強調保護被告的權利，那麼誰來保護受害者的權利呢？辛普森一案的民事審理，原告勝訴了，可是刑事審理卻失敗了。而受害者所尋求的正義是通過刑事審判來實現的。被告沒有被定罪，他們的正義就沒有被伸張。她的問題又繞回來了：誰來保護受害者的權利？

辯方的另一個證人是被告的母親。她的證詞關鍵是所謂的「不在現場證明」。她作證說，自己在七點左右起床，然後她在家裡兩次看到布蘭登。以期證明案發時被告在家，而不在作案現場。可是一方面，她對時間的判斷，只是自己的起床習慣，並沒有看鍾錶確定。另一方面，她提到兩次看到被告，但在這兩次期間，還是有一段缺乏證人證明布蘭登「不在現場」的時間。

誰也沒有注意到，在傑克遜維爾街頭，還晃蕩著兩個法國人。他們不是輕鬆的旅遊者，而是兩個電影人，導演讓·格拉維埃·德萊斯特拉德（Jean-de Lestrade），和製片人丹尼斯·龐塞特（Denis Poncet）。他們來到美國，是想以電影作為手段，進行一項跨國研究。通過拍攝案例，找出美、法兩個國家在司法制度上的差異。天曉得他們怎麼會恰好在這個時候來到這個並不起眼的城市，活像是上帝派來的一樣。

被告母親還作證說，自己第一次去探監是案發當晚，孩子一見到她就哭著對她說：「媽媽，我沒幹過，我沒幹過！可因為他們讓我簽了那張紙，我要在這個地方待一輩子了！」她說著，忍不住開始擦眼淚，布蘭登也在下面流淚。場面很打動人，可是陪審員在法庭上永遠是帶著疑問的：作為母親，她自然有強烈的救孩子的願望，她的「不在現場」證明，是不是可靠呢？

這段作證，辯方律師和證人的配合十分出色。

這也是本案法官在審判結束時，對布蘭登一家說的：我希望你們回去以後為這個司法制度多做義工。因為是這個制度幫助了你們。法官很清楚，沒有完美的司法制度，而只有相對好一些的、蒙冤者更少一些的制度。幻想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大家努力，多做一些具體工作，幫助那些陷於困境的人。

那麼，我們回到這個「星期日謀殺案」。在這個案子中，檢方的關鍵證據之一，只是處於「爭執」狀態。檢方的警察證人，甚至沒有任何證詞，被證明是偽證，就連間接的都沒有。警方與被告，即檢辯雙方的證人，只是互指對方為偽證，卻都無法落實。而檢方擁有的人證依在，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告仍然被放走了。

在這個時候，此案成為辛普森案的一個腳註。

這就是有關「被告認罪」的兩套完全不同的說法，當然可以把陪審員引向完全相反的判斷。辯方的進一步證據，是辯方為布蘭登拍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左眼下的臉部腫起了一塊。這當然可以看作是對警方逼供提供的物證。

公共律師並不像私人律師那樣，掙著天文數字的訴訟費。但麥克吉尼斯律師在接手這個案子之後並不馬虎。他仔細看了案卷，感覺「越來越憤怒」，顯得鬥志昂揚。他做了大量審前調查。正式開審，已經是案發半年之後的秋季了。

僅僅四十五分鐘，陪審團就宣布，他們已經得出了一致的判定。得到這個消息，大家都匆匆再次趕回法庭。

我看到過很多陪審員在工作結束之後，描述自己作出的判定選擇時，心裏如何充滿矛盾，久久無法安寧。這就是司法判定必須面對的最基本事實：不是每一個案子都是鐵證如山的，也沒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能保證百分之百地明辨是非。因此，不能過度地追求審判台上的「正義伸張」。必須承認有「不能伸張」的時候，在那樣的時候，不能追求「破案率」。因為誤判更是雙重的非正義——冤者入獄，而真正的罪犯卻逍遙法外。

然而，假如我們冷靜地去看。這段頗為動情的話卻並不完全與事實相符。而是抽去前提，換掉了概念。

這是一段相當拗口的話，卻是美國司法審判的關鍵。哪怕再合理的推論，也不足以定罪。定罪必須有超越「合理懷疑」的確鑿無疑的證據。所以，被告的辯護律師們常常說的一句話是：「合理懷疑」是我們的救星。在一般人看來，假如被告被發現有強烈的作案動機，應該對被告是不利的，但是在律師看來，遠非如此。因為作案動機的存在，通常會引出人們邏輯合理的推論。就可能在這種強烈的邏輯力量下忽略證據，甚至自然而然地就以推理取代證據。這個時候，距離辯護取勝、被告被開釋，也就不遠了。這也是檢察官要再三強調她掌握人證的原因，因為人證是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

反正，這個案子就這麼落到了當地公共律師派屈克·麥克吉尼斯和安·芬奈爾手裡。

就這樣，案發不久，大約不到九點鐘，兩個治安警察遇到了正在附近街上行走的黑人少年，布蘭登·巴九_九_藏_書特勒。他就住在這一帶。布蘭登還是個高中生，但是個頭挺高，還挺壯實。他戴著眼鏡，顯得沉穩，說是看上去像二十歲，也能叫人信了。

最後影片有短短的幾秒鐘，似乎是放慢了的鏡頭，卻是我覺得最動人的瞬間：看上去仍然性格內斂的布蘭登，牽著他心愛的短尾巴的大黃狗，自由地在街上散步。

因此，為原告出面的檢方，有一個重大的「優惠條件」，就是「主權豁免」。也就是說，刑偵執法人員、檢察人員是在按照社會的委託行使國家主權。只要按照預定的司法程序做，就沒有超出社會授權的範圍，就是合法的。假如他們按照程序做，即使最後發現是錯判了，也不能向他們追究法律責任。所以說刑事審判的被告，是面對著整個社會伸張正義的訴求和行動。

律師做得不錯，可是這隻是外圍的迂迴。看到這裏，我不由得想，這個案子之所以會立案開審，關鍵是有了人證和嫌犯的認罪書。假如律師在這兩點上沒有突破，還是不能直穿核心，贏得突破。所以，進入核心證據的辯論才是要緊的。

這是動機明確的搶劫殺人，又有人證，案子本身不複雜。

布蘭登生長在一個普通黑人家庭，並不富裕，可是家庭和睦、宗教氣氛濃厚。這個案子和辛普森案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被告沒有錢去請大牌律師。根據佛羅里達州的法律，他可以得到一個免費的「公共律師」。公共律師收入不高，是納稅人交的稅金支付他們的工資。根據「便宜沒好貨」的通則，也有很多人懷疑公共律師的素質是否可靠。

兩個案子都是跨種族的謀殺案。被謀殺者都是白人，被告都是黑人。兩個案子的檢方分別都有相當強的證據。在辛普森一案中，是在被告家中取得了大量物證；在此案中，檢方掌握目擊人證和被告的認罪書。兩個案子的辯護律師，都以控告警方誣陷為辯護依據。在兩個案子中，對黑人的種族歧視都成為辯方律師的辯護策略之一。而且，在這兩個案子中，警察的所謂「誣陷被告」都沒有確鑿證據。最後，兩個案子的被告都被判定罪名不成立，當場開釋。對於受害者，「正義」似乎都沒有通過這場刑事審判得到「伸張」。

事實上，誣陷布蘭登、刑訊逼供的主嫌格魯夫警官，本人就是一名黑人。而為黑人少年布蘭登辯護成功的兩名律師都是白人。在判定布蘭登罪名不成立的十二名陪審員中，有一多半是白人。從種族問題的角度切入，這興許還是一個相當正面的例子。

在這個紀錄片里，攝影者幾乎一直沒有插話，這個時候也忍不住了，我們聽到他在鏡頭外向辯護律師發問：陪審團僅四十五分鐘就得出判定，您覺得這是什麼樣的預兆？麥克吉尼斯律師回答說，真不知道，也許判定對我們有利，也許對檢方有利。遲疑一會兒，他補了一句：我希望是對我們有利。

辯護律師麥克吉尼斯的結辯，風格完全不同，一開始就上升到「理論高度」。他的第一句話是：「溫斯頓·丘吉爾經常說，在執行刑事法時，警察所採取的方式，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然後，他警告陪審團，這個城市的執法警察出了問題：「我們的麻煩大了！」他指出，在案發之後，警察有許多取證的事情可做，可是他們什麼也不做，「就知道滿大街去找黑人」。他問陪審團，你們難道會對這樣的「證據」感到滿意嗎？他重複了被告在證詞中講述的警察逼供的情節，再次出示了布蘭登帶傷的臉部局部的彩色大照片。在結束的時候，他警告陪審員們：真正的罪犯仍然逍遙法外，因為警察失職。

麥克吉尼斯律師通過提問，讓老人講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想通過老人的證詞，讓陪審員看到辦案警察有誣陷傾向。不僅如此，他還注意到，老人撿出物證的垃圾箱，距作案現場有二十分鐘車程。對於沒有汽車的布蘭登，那是很遠的距離。而布蘭登是在案發後九十分鐘內，在案發地附近被截留的。九十分鐘要跑這麼個來回不是做不到，卻也不輕鬆。律師還指出，從案發現場過來，有上千個垃圾桶，作案人偏偏扔在這裏，可能有特別原因。他指出，那個垃圾桶附近是毒販出沒的貧民區，暗示警察沒有在當地做應有的偵查。他還指出，這樣的有蓋垃圾桶，必須用手打開蓋子才能扔東西，而刑偵人員甚至沒有來採集指紋，很可能因此喪失了真正的破案機會。

那是他在2002年奧斯卡金像獎頒發儀式上的講話。他們拍攝的這部《謀殺，發生在星期日早晨》獲得這年頒發的最佳紀錄片獎。回想初看影片時的生疏，不由笑話自己，真是孤陋寡聞了。

這個案子雖然不那麼複雜，卻和著名的辛普森案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

一直顯得性格內向的布蘭登，笑了。消息傳出法庭，他的親屬們在歡呼雀躍。在辯護律師的辦公走廊里，同事們在黑板上寫上了祝賀勝訴的詞句。那是11月21日，正是在感恩節前，對於布蘭登一家來說，他們得到了上帝給予的最好的感恩節禮物。

法庭前，法警在招呼著關心該案的民眾，進去旁聽最後的判決。法庭里所有的人都顯得緊張。

不錯，警察是因為布蘭登的膚色而在大街上截留了他。可是事件的前提，是在傑克遜維爾市，有人目擊一名黑人殺了人。我們可以想象，假如目擊兇殺的老先生看到的是一名白人兇手，急於破案的警察截留的目標就會完全不同。也就是說，刻意做種族文章，看上去似乎在提升意義，事實上卻大大削弱了該案的警訊內涵，無意中減輕了這個城市中公民權利喪失的危險度。並不是如人們所說，黑人在街上走沒有保障，而是在警察濫權之下，任何人都沒有安全的保障。這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如何遏制警察濫權的問題，是如何維護法律和司法程序，竭力為每一個個人追求read.99csw.com司法公正的問題。

拍片子總要找個有意思的故事，做研究也要找個有代表性的案子。可是一開始，他們一無所獲。他們穩住神兒，不久在法庭約見律師的時候，遇到了還未正式開審的布蘭登。這個案子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事後導演回憶說：「布蘭登·巴特勒的表情對我來說是奇特的。他似乎完全失落了。他的目光一直在尋找著那天並不在場的父母。那時，我一點不知道他是否有罪。可是，我很想拍攝他走向審判結果的過程。」

布蘭登被警察攔下來。攔住他並沒有任何別的理由，唯一的理由是兇手是個黑人青年，而他也是。一開始警察很客氣，畢竟他們沒有任何證據，不過是想在這個青年身上碰碰破案的運氣。十五歲的布蘭登沒有經驗，同意跟他們走一趟。他先被帶往旅館，讓謀殺目擊者試認。七十五歲的斯坦芬先生一看到布蘭登就立即確認：這就是他所看到的兇手。老先生說了一句話，後來被檢方在法庭上再三引用。他說：「我確信就是這個人殺害了我的妻子。我不會讓一個無辜者坐牢。」於是，布蘭登被帶到警察局，幾個小時之後，根據他簽字的完整坦白書，他被以搶劫謀殺罪名正式逮捕。由於罪行的性質危險度高，此類案子，法官照例都不會容許嫌疑犯交保候審。所以，十五歲的布蘭登，從那天開始，就蹲上監獄了。

破案的第一個關鍵是人證。斯坦芬先生一口咬定，他看到的兇手就是被告，沒有猶豫，也再沒有改過口。這一點幾乎無法再展開討論。被告律師只能指出，斯坦芬先生第一眼看到被告說「就是他」的時候，他們之間的距離還相當遠，不足確認。可是，老先生當時也馬上表示，他還要走近些再次確認，然後他和被告幾乎是面對面，仍然認定了被告正是兇手。

他們不是知識人，不會像辛普森案中的老高德曼那樣發出警言：「正義沒有得到伸張！我們輸掉的不僅是一個官司，我們輸掉的是一個美國！」然而我相信，在斯坦芬先生和女兒克制的面容後面，他們的失望和憤懣，一點也不比老高德曼少。更何況，對於斯坦芬先生來說，他是親眼看到了兇手，指認了兇手，卻眼睜睜看著被陪審員們放跑了。

在證人全部作證結束的時候，是最後的結辯。在結辯中，州檢察官海利·肖斯坦女士對陪審團逐條駁斥了辯方的證據。她指出，辯方說是幾名警察合夥毆打陷害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這種聳人聽聞的警察陰謀論是根本不足為信的。假如你們相信這種說法，那麼我建議你們在審判一結束就應該去打電話，通知聯邦調查局，通知媒體等等，因為這是可怕的嚴重罪行。她還向陪審團出示了一張黑白照片，這是在被告認罪之後，由警方拍的例行照片。照片放得不算大，在這張照片上，似乎並不能看出被告有傷。檢察官最後提醒陪審員們：你們應該再想想，這個案子是有人證的，目睹謀殺的斯坦芬先生指證了被告。僅人證這一項，我們就已經有了超越「合理懷疑」的確鑿證據。

第一個證人是刑偵警察威廉。他主持了目擊者指認過程，也是第一個在警察局訊問布蘭登的警官。檢察官通過詢問，向陪審團展示了威廉老資格的職業經歷，潛台詞就是：這樣的專業偵探，辦案過程不會違反程序，得出偵訊結果應該是正確的。

也正是這種事實上經常出現的權衡證據的困難，不僅造成陪審員沉重的心理負擔，也造成一些無辜被告和家屬的無助感覺。社會中總有一些人會被牽入官司，這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部分。就像在日常生活中，災難可能隨時發生、人會產生無助無力的感受，這都是民眾中宗教感情的自然源泉。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多次看到布蘭登一家在各種場合祈禱。這讓大家更真切地體會到，司法公正不是絕對的，不是你想要伸張正義就一定能夠做到的。那是一個需要人類不斷探討的領域，欲速則不達。

律師曾經指出，布蘭登是戴著手銬被帶往林子里的，假如他受到攻擊，他無法反抗。格魯夫偵探馬上堅決地說，我不會容許任何人攻擊他。言下之意，他本人就更不會攻擊被告了。看得出，這是一個老資格的警官，作證時言辭懇切，應付得滴水不漏。

破案的第二個關鍵是被告的認罪書。在這裏出現了嚴重的爭執。在法庭上，有關被告的認罪過程，檢辯雙方的證人，出現了兩套斷然相反、卻又都能自圓其說的證詞。

在這裏經常出現的、對種族問題的此類不確切描述，起因於人們尤其是知識階層，有很強烈的、要表達自己對弱者深切同情，以及要挺身為底層代言的傾向。這是知識階層由來已久、經久不息的一個情結。這也恰恰旁證了知識階層和底層事實上的本質差異。這種差異給知識階層帶來越多的不安，他們產生這種表達的意向就越趨強烈。無疑，貧窮與惡劣的生活狀態導致罪惡。可是，對這種聯繫的探究，應該引出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如何消除貧困、消滅罪惡根源的研究和行動，而不是對已經結出的罪惡之果表達泛濫的同情，不論這個惡果是個別的罪犯或是群體的暴民。道理很簡單：任何罪行都是有受害者的。而知識階層假如放棄面對犯罪行為的道德立場，甚至提供過分的借口和「理解」，不僅無助於弱勢群體自身的演進，甚至可能將他們帶入更為危險的困惑和歧途。這是另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以後再找機會展開吧。

謀殺大約發生在早上七點，斯坦芬先生和妻子在旅館餐廳吃完早飯，正端著咖啡走向自己的房間。據斯坦芬先生回憶，他看到一個年輕黑人，劈手奪了他妻子掛在肩上的小包，朝她開了致命的一槍。斯坦芬先生站在妻子身邊，不僅和兇手也打了照面，還目睹了全過程，應有充分時間記住兇手的面容。所以，他成為整個案子最重要的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