Ｋ親自干預是絕對必要的。這個冬天的早晨，他覺得精疲力盡，無力屏除上述信念，他的腦子裡翻騰著這些想法。他一度曾經不把這個案子當作一碼事，現在已經不能這樣做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他就會輕而易舉地對整個事件一笑了之，雖然在那種情況下，這類事本身也不會發生。可是現在，把他拽到律師這兒來的是他叔叔，因此他得把家庭因素考慮在內。他的職位也並非完全與此案的進展無關了，因為他自己用一種無法解釋的得意心情，在他的幾個熟人面前欠考慮地提起了這件事。另外一些人也知道了，至於通過什麼方式他並不清楚。他和布爾斯特納小姐的關係也隨著案子本身而波動——總之，他現在已經不能從接受審判和拒絕接受審判這兩種可能性中進行選擇了，因為他已置身於審判中，必須小心從事。他認為自己疲憊無力是個壞兆頭。

①抗辯：被告提出特殊的或新的情況，使訴訟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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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冬天的上午，窗外下著雪，多霧，陰暗，Ｋ坐在他的辦公室里。時間還早，但他已經精疲力竭了。為了至少在下屬面前保全面子，他指示自己的事務員不讓任何人進來。借口說正忙著辦一件要事。但他並沒有工作，而是在椅子里扭動著身子，懶洋洋地整理好攤在辦公桌上的東西；然後，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擱在辦公桌上，低下頭，一動也不動地坐著。

他就這樣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情使自己心煩意亂，只是時時轉過頭去，不安地朝前廳方向看一眼。他似乎聽到那邊發出了一個聲響，其實是幻覺，誰也沒有進來；他又恢復了平靜。他走到洗臉池邊，用冷水擦把臉，清醒一下頭腦，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現在感到，決定為自己辯護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嚴肅得多。此案由於一直由律師負責，Ｋ實際上還沒有真正操心過。他總是用某種超然的態度觀察此案，沒有直接與此案接觸；他可以監視案子的進展，也可以完全遊離于案子之外，這都隨他高興。現在則是另一碼事了，他打算自己進行辯護；這樣，他就完全受控於法院，至少目前如此。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徹底宣判無罪的判決；但同時也可能，至少暫時可能使他捲入一個更嚴重的危險之中。假如他以前對此還有疑問的話，今天他看見副經理和廠主時的思想狀態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於決定自己行使辯護權，便頭腦發昏到這種地步！那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呢？等待著他的是些什麼樣的日子呢？他能從重重困難中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嗎？要進行徹底的辯護——任何其它形式的辯護都是白費時間——要進行徹底的辯護，不就意味著他得拋棄其它所有活動嗎？他有能力堅持到底嗎？他在銀行里怎麼能過問自己的案子呢？這不只是擬一份抗辯書而已——寫份抗辯書只要請幾個星期假就可以了，儘管目前要求離開是十分冒險的——；這還牽涉到審判的全過程；而審判到底會延續多久，現在不可能預言。這是一個突然出現的、使Ｋ的事業受阻的障礙！

但是，目前仍然不必過於緊張。他經過努力，已經在較短的時間內謀取到銀行中的一個高級職務，他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贏得了許多人的承認；如果他把在這方面奏效的才幹用來處理這件案子，那肯定也會取得良好的結果。要是他想達到目的，首先必須徹底拋棄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沒有犯過罪。這次法律行動最多像一樁銀行業務，Ｋ在經手類似業務時，總能使銀行受益。當然，這次法律行動中潛伏著風險，必須予以排除。正確的策略是：避免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應該盡量看見自己的有利條件。從這個觀點出發，作出把案子從霍爾德博士手中撤回的結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最好當天晚上。在律師眼裡看來，這是前所未聞的事，很可能是個侮辱；但是Ｋ不能忍受的是，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可能被他的代理律師在辦公室里採取的一些行動所抵銷。一旦擺脫掉律師，抗辯書就可以立即遞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如果可能的話，還可以提請他們對本案予以特別重視。Ｋ永遠也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溫順地坐在頂層過道里恭候。Ｋ本人應該天天到法官們那兒去，或者請一個女人或派個其他人去，逼著法官們別再透過木格子窗監視過道，而是在辦公桌後面坐下來，研究Ｋ的案卷。應該堅持不懈地採取這種策略，每樣事情都要有組織、有檢查。法院總算遇到一個知道應該怎樣維護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Ｋ接過信，塞進口袋裡，精神很頹喪。即使一切十分順利，這封介紹信能給他帶來的好處也會被下面這個事實所包含的壞處所抵消：廠主知道審判他的事，畫家正在宣揚這個消息。他很難說出一句感謝廠主的話來，廠主已經在往外走了。「我會去看畫家的，」Ｋ在門口與廠主握手告別時說道，「或者寫封信讓他到這兒來，因為我很忙。」「我早就知道，」廠主說，「你能找到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不過，我得坦白告訴你，我認為你最好避免在銀行里會見像蒂托雷里這樣的人，避免在這裏和他討論你的案子。另外，和這種人通信也不大合適。當然我相信你已經慎重考慮過了，你知道該怎麼辦。」Ｋ點點頭，陪廠主穿過會客室，又送了他一段路。Ｋ表面上鎮靜自如，內心則因自己這麼欠考慮而感到害怕。他說要給蒂托雷里寫信，只不過向廠主表明，他珍視廠主的介紹，打算儘快和畫家聯繫；可是從他自己這方面來說，只有當他認為畫家的幫助確實非常重要，他才會打消顧慮，給畫家寫信。但他居然還需要廠主來告訴他，採取這類行動潛伏著那些危險。難道他已經如此喪失自己的判斷能力了嗎？如果他想公開請這個品行可疑的人到銀行里來，在和副經理只有一門之隔的地方，與這個人商談自己的案子，那他就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忽略了其它危險，或者會陷入危險而仍不知道。難道不是這樣嗎？他身邊並非總有人告誡他。在他想集中精力考慮案子的時候，卻開始懷疑起自己的警覺能力來了！他在辦公時遇到的困難也會影響這件案子嗎？總而言之，他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想到給蒂托雷里寫信，還請那傢伙到銀行里來。

打斷這種談話的萊妮是深受歡迎的，她總是利用Ｋ在場的當兒給律師端上茶來。她會站在Ｋ的椅子後面，好像是在看著律師貪婪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往杯里倒上茶水，呷上一口，其實她一直讓Ｋ偷偷捏住她的手。一片寂靜。律師在啜茶，Ｋ捏著萊妮的手，有時萊妮也壯起膽子摸摸他的頭髮。「你還站在這兒呀？」律師喝完茶後會問她。「我得把茶盤端走啊，」萊妮會這樣回答；接著，Ｋ最後捏一下萊妮的手，律師則揩揩嘴巴，以新的精力重新開始向Ｋ發表宏論。

他打開窗，沒有任何特別的動機，只是不想回到辦公桌前去。窗很不容易打開，他不得不用雙手使勁推著窗檔。一股霧氣和煙塵隨即通過窗口湧進來，室內充滿一種淡淡的煤煙味。幾片雪花也飄了進來。「一個可怕的冬天。」Ｋ身後傳來廠主的聲音；他和副經理談完話后，神不知鬼不覺地進來了。九-九-藏-書Ｋ點點頭，焦慮不安地看了一眼廠主的公文包：廠主準會從包里拿出所有的文件，向Ｋ介紹談判的經過。但是廠主注視著Ｋ的雙眼，只是拍了拍公文包，並沒有打開。他對Ｋ說：「你希望知道結果嗎？最後達成的解決方法很合我的意。你們這個副經理挺討人喜歡，不過跟他打交道也很危險。」他笑出聲來，握住Ｋ的手，想讓Ｋ也笑起來。然而，Ｋ現在正疑心廠主不願意讓他看文件，因此覺得沒什麼可笑的。「Ｋ先生，」廠主說，「你今天不舒服吧，你看起來精神不好。」「是的，」Ｋ說，他用手按住眉頭，「頭痛，家裡有點事。」「噢，是這麼回事，」廠主說，他是個急性子，從來也不會安安靜靜地聽人講完，「我們都有自己的煩惱事。」Ｋ不由自主地朝門口走了一步，好像是送廠主出去，可是廠主卻說，「Ｋ先生，還有另外一件小事，我想跟你談一談。我怕現在用這事來打擾你不合適，好像不是時候；可是我前兩次上這兒來時，把這事給忘了。如果我再不提，這事就要徹底失去它的意義了。這會很可惜的，因為我提供的消息也許對你會有真正的價值。」Ｋ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廠主就已走到他面前，伸出一個指頭，敲敲他的胸口，低聲對他說：「你牽涉到一件案子里去了，是嗎？」Ｋ朝後退了一步，大聲說道：「準是副經理告訴你的。」「根本不是，」廠主說，「副經理怎麼會知道呢？」「那你是怎麼知道的？」Ｋ鎮靜下來問道。「我經常搜集有關法院的消息，」廠主說，「我要對你講的事也是這麼知道的。」「看來和法院有聯繫的人真是不少啊！」Ｋ低下頭說，他把廠主帶回辦公桌跟前。他們像先前那樣坐好，廠主開口說：「遺憾的是，我不能向你提供很多情況。在這種事情里，應該盡量多想辦法。我有強烈的願望要幫助你，儘管我的能力很有限。到今天為止，我們在業務上一直是好朋友，對不對？既然這樣，我就該幫助你。」Ｋ想為上午的做法表示歉意，可是廠主不想聽Ｋ道歉，他把皮包緊緊夾在腋下，表明他急著要走。他接著說：「我是從一個叫蒂托雷里的人那兒聽說你的案子的。他是畫家，蒂托雷里是他的筆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麼。他常常到我的辦公室里來，幾年來已經成了習慣。他給我帶幾幅小畫，我給他一些錢，類似於施捨——他簡直像個要飯的。那些畫例並不差，畫的是荒野、叢林等等。這種交易進行得甚為順利，我們已經習慣了。可是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他來得太頻繁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我們開始交談起來。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麼能完全靠賣畫謀生，我吃驚地發現，他其實是靠給人家畫肖像來維持生活的。他說，他在給法院里的法官們畫像。我問他，為哪個法院。他便給我講了關於這個法院的事。根據你的經驗，你很容易想像得出，我聽了他講的話后感到多麼吃驚。從那以後，他每次來的時候，都給我帶來一些法院里的最新消息。久而久之，我對法院內部的事情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當然，蒂托雷里說話太隨便，我常常得讓他閉上嘴；這並不只是因為他愛說謊，主要是因為像我這樣一個實業家，本身就有很多頭痛的事，不想再為其他人多費腦子了。這些只不過附帶說說而已。也許，我心想，蒂托雷里可能會對你有用的，他認識很多法官，雖然他本人沒有多大影響，但他至少可以告訴你怎樣跟有影響的人物掛上鉤。另外，即使你無法把他當作一個預言家，但我覺得，他提供的消息一巴到了你手裡，將會十分重要。因為你和律師一樣精明。我常常說：襄理差不多就是位律師。噢，我用不著為你的案子操心多慮。好吧，你願意去看看蒂托雷里嗎？有我的介紹，他肯定會儘力為你效勞的；我確實認為你應該去一趟。當然不必今天就去，以後找個時間去，任何時間去都行。請允許我補充一句：別因為我建議你去，你就覺得非去不可，千萬別這樣。如果你認為不用去找蒂托雷里照樣能行，那當然最好別讓他跟這件案子有絲毫瓜葛。你自己大概已擬定了一個詳細計劃，蒂托雷里一介人，很可能會打亂這個計劃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還不如不去找他。去向這麼一個傢伙求教，準會使人感到丟臉。不管怎麼說，你愛怎麼干就怎麼干吧。這是我的介紹信，這是地址。」

「我現在還不能和他平起平坐，」Ｋ自言自語道，「但是，等我的個人困難一解決，他將第一個知道我是不好惹的，我得讓他吃點苦頭。」想到這一點，Ｋ稍微得到了一些安慰。侍者開著過道的門，已經等了很長時間。Ｋ讓侍者在合適的時候跟經理打個招呼，就說他有事出去了；接著他離開了銀行。他想到終於可以完全為自己的案子奔走一段時間了，心裏很愉快。

律師是想安慰Ｋ呢，還是想讓Ｋ絕望？Ｋ說不上來，但他不久便斷定，自己找錯了辯護人，這已經是既成事實了。律師說的當然有可能完全符合事實，儘管他想誇大自己的重要性的企圖十分明顯；他很可能從未過問過一件在他看來像Ｋ的案子這麼重要的案件。然而他喋喋不休地吹噓自己和法官們的私人交情，這種做法實在令人起疑。誰能肯定，他利用這些關係僅僅是為了Ｋ的利益呢？律師從來不會忘記說，這些法官級別甚低，也就是說，他們聽命於他人；各種案件中的某些轉折很可能會對他們的晉陞起著甚為重要的作用。他們有可能利用律師，使案子發生這類必然對被告不利的轉折嗎？或許他們並非一貫這麼做，這不可能；有時他們可能會讓律師略佔上風，作為賞給他的勞務報酬，因為維護律師的聲譽也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如果事情真的如此，他們到底想到Ｋ的案子歸入哪一類呢？律師堅持認為，這個案子很棘手，因此也很重要，法院也從一開始就對它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用不著多懷疑他們會做些什麼，一條線索已經有了：第一份抗辯書還沒有交上去，雖然案子已經拖延好幾個月了。據律師說，訴訟過程仍然處於開始階段，這些話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說的，目的是哄哄被告，使他處於被動地位，以便最後用突然作出的判決來制服他；或者起碼對他說，預審已結束，結果對他不利，本案已轉交上級機構審理。

今天Ｋ沒有再感到羞愧，抗辯書非寫不可。如果在辦公室里沒時間——這看來是十分可能的——，那就得夜間在家裡寫。假如夜裡的時間不夠，就只好請假。怎麼都行，但決不能半途而廢；談業務也好，干任何別的事也好，半途而廢都是最愚蠢的。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需要付出無休止的勞動的任務；不一定非得膽小怕事，顧慮重重的人才會相信，擬成這份抗辯書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並非因為Ｋ懶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師才會有這種弊病——而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它指控了。他只得回憶一生的經歷，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為和事件也得從各個角度講清楚、分析透。這將是一項啰嗦透頂的任務！這種事情也許讓一個處於生命的第二個童年時代、總得把每天的時間消磨掉的退休人員來做是甚為合適的。可九_九_藏_書是Ｋ現在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每一個小時都排得滿滿的，一晃眼就會消逝，因為他仍然全天工作，很快會成為副經理的對手。作為一個單身漢，晚上和夜間本來就嫌太短促，因為他需要享樂。可是他現在卻不得不坐下來，完成這項任務！他再次浮想聯翩，感到自己很可憐。得結束這種局面了！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按在按鈕上：接待室的鈴響了。他按鈴的時候，看了一下表。十一點，他在胡思亂想中浪費了兩個小時，這是一段很寶貴的時間。他當然比先前更加疲乏了，然而這段時間並沒有完全白白浪費掉。他作出了幾個月後可能會被證實是有價值的決定。侍者送來了幾封信和兩位已經等了很久的先生的名片。他們是銀行的極為重要的主顧，根本就不應該讓他們等這麼久。他們為什麼在這麼一個不合適的時候來呢？可是，他們可能在門外會反問：勤奮的Ｋ為什麼會聽任自己的私事把一天中最好的時間糟蹋掉呢？Ｋ對已經過去的事情感到煩惱，但又不得不厭倦地等待著將要到來的事情，他站起身來，去接去第一個主顧。

副經理闖進Ｋ被迫拋棄的領地，幹得多巧妙啊！可是，Ｋ是不是絕對有必要拋棄這些領地呢？他如果懷著最渺茫——他不得不承認這點——最微弱的希望，跑去找一個素昧平生的畫家，他在銀行中的聲望肯定會受到無可挽回的損害。或許，他應該脫掉大衣，至少滿足那兩個還在等著副經理接見的顧客的要求，這樣對他來講要好得多。Ｋ完全可以試著這麼做，可是Ｋ正好在這時發現副經理在Ｋ的辦公室中亂翻Ｋ的文件，好像這些文件是屬於他的。Ｋ局促不安地走到辦公室門口。副經理高聲說道：「噢，你還沒走啊。」他朝Ｋ轉過臉來——臉上一條條深陷的皺紋似乎是權力的象徵，而不是歲數的象徵——，隨後立即繼續翻尋。「我在找一份協議書的副本，」他說，「商行代理人說，副本應該是在你的文件堆里。你能幫我找找嗎？」Ｋ向前邁了一步，但是副經理說：「謝謝，我已經找到了。」他拿著一大疊文件，回自己的辦公室去了，其中不僅有那份協議書的副本，顯然還有許多其它文件。

Ｋ終於獨自獃著了。他沒有絲毫願望再接見任何顧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著的那些人以為他還在和廠主交談呢，這真使人愉快；這樣的話，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內——都不會來打擾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隻手扶著窗框，俯視著下面的廣場。雪還在下著，天還沒有放晴。

他思索著這些事，不住地搖著頭；侍者走到他跟前，指著坐在會客室長凳上的三位先生。他們要見Ｋ，已經等了好久啦。他們看見侍者走到Ｋ身邊，便匆忙站起來，每個人都爭取先引起Ｋ的注意。既然銀行職員毫不在乎地讓他們在會客室里浪費時間，他們便認為自己也可以不必拘泥禮節。「Ｋ先生，」其中一個人開了口；然而Ｋ已經派人去取大衣了。在侍者幫他穿大衣的時候，他對這三位先生說：「請原諒，先生們，十分遺憾，我現在沒有時間和你們商談，很抱歉。我有要事，必須出去，馬上就得離開銀行。你們自己也看到了，最後那位客人佔了我多少時間。你們可以明天或其它日子再來嗎？或者，咱們也許可以在電話里商量吧？你們也可以現在用三言兩語把事情簡單說說，然後我給你們一個詳細的書面答覆，行不行？當然，更好的辦法是你們另約一個時間。」那三位先生已經白白浪費了這麼多時間，聽見這些建議后，驚愕得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這麼辦吧，好嗎？」他轉向侍者，侍者已經給他拿來了帽子。辦公室的門開著，他看見門外雪越下越大了。於是，他豎起大衣領子，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

但是，儘管Ｋ相信他能設法做到這一切，草擬抗辯書的困難卻似乎難以克服。不到一個星期之前，他曾想到草擬抗辯書時可能會有羞愧之感，可從來沒想到擬稿過程中會有這麼多困難。他還記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埋頭工作時，忽然心血來潮，把手頭的東西推向一邊，拿起拍紙本，打算擬一個抗辯書的提綱，交給霍爾德博士，催上一催；但是，正好在這個時候，經理辦公室的門打開了，副經理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走進屋來。這對Ｋ來說，是個十分痛苦的時刻，儘管副經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寫抗辯書，因為副經理對這事一點也不知道。副經理是剛剛聽到證券交易所里傳出來的一個笑話，為了說明這個笑話的真正含義，需要畫圖表示，於是副經理便向Ｋ的辦公桌俯下身去，從Ｋ手中拿過鉛筆，在Ｋ準備起草抗辯書的那頁拍紙本上，畫出所需要的圖。

正在這時，副經理從旁邊的辦公室里走出來，他微笑著看了一眼穿著大衣和顧客講話的Ｋ，問道：「你要出去嗎？Ｋ先生？」「是的，」Ｋ說，他挺直了身子，「我得出去辦點事。」副經理已經朝那三個顧客轉過身去了。「這些先生怎麼辦？」他問道，「我相信他們已經在這裏等了很久啦。」「我們已經講妥怎麼辦了。」Ｋ說。可是這幾位顧客現在可不那麼好說話了，他們圍在Ｋ身邊，抱怨說：他們之所以等了幾個鐘頭，是因為他們的事情十分重要，而且很緊急，需要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立即進行詳細討論。副經理一邊聽他們說，一邊觀察著Ｋ。Ｋ拿著帽子站在那兒，痙攣似地彈著帽子上的灰。副經理說：「先生們，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法。如果你們同意的話，我很高興代替襄理，為你們效勞。你們的事當然應該馬上商議。我們和你們一樣，都是搞實務的人，我們知道，對一位實業家來說，時間是多麼可貴。勞駕，你們願意跟我走嗎？」他打開了通往他的辦公室會客廳的門。

這是一個性格開朗、身材矮小的男人，是一位Ｋ很熟悉的廠主。他對自己打擾了正在忙著干要事的Ｋ表示遺憾，而Ｋ則對自己讓廠主等了這麼久而向他道歉。但是Ｋ表示歉意的方式甚為呆板，語調中缺乏誠意，如果廠主不是專心致志於手頭的業務，就一定能覺察到這點。廠主從幾個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寫滿統計數字的文件，攤在Ｋ面前，向Ｋ逐條解釋，順便糾正一些小錯——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發現這些錯誤。廠主向Ｋ提起大約一年前他和Ｋ做成的一樁相似的交易，漫不經心地提醒Ｋ說，當前另一家銀行正在作出巨大犧牲，打算攬過這筆生意。最後他不說話了，焦急地等著Ｋ回答。開始時，Ｋ聽得很仔細，這麼重要的一項交易對Ｋ也產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沒過多久Ｋ就不聽他講話了。廠主倒仍舊講得興緻勃勃，Ｋ卻只是不時點點頭；最後Ｋ對此完全失去了興趣，只是凝視著廠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禿禿的腦袋。Ｋ心裏自問，廠主什麼時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說純粹是白費唇舌。廠主住口不講了，Ｋ一時以為廠主略作停頓是為了讓他有機會聲明，他現在的處境不適於談業務。他遺憾地覺察到，廠主眼中露出專註的目光，臉上顯出警覺的神色，似乎已經準備好自己的提議遭到拒絕；這意味著談話要繼續下去。於是Ｋ便像聽到命令似的，低下頭，使鉛筆尖在那些文件上來回移動九九藏書，偶爾也停筆沉思，凝視著某個數字。廠主懷疑Ｋ是在表格中挑錯，那些數字可能並不可靠，或者在這項交易中不起決定作用，反正廠主伸出手，遮住這些數字，湊近Ｋ的臉，向他介紹這樁交易後面的總設想。「這很難，」Ｋ噘起嘴說；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須了解的東西，現在被逮住了，他無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經理室的門開了，副經理走了出來：只是一個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層薄紗中。Ｋ不想了解副經理出現的原因，只是記住了副經理的出現所產生的效果，Ｋ很高興看到這種效果：原來，廠主一見副經理，便從椅子上跳起來，朝他跑去；Ｋ真希望廠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為他怕副經理會重新消失。他的擔心是多餘的：這兩位先生見了面，握握手，然後一起走到Ｋ的辦公桌前面來了。廠主指著Ｋ發牢騷，說他的建議沒有受到襄理的足夠重視；Ｋ當著副經理的面，再次低下頭去研究文件。接著，兩位先生倚在他的辦公桌上，廠主千方百計地想說服副經理接受他的設想；而Ｋ卻覺得，這兩位大亨正在他頭頂上高談著有關他的事。他慢慢抬起頭，壯著膽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然後他從桌上隨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攤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舉起手，自己也隨著站起來，站得和他們一樣高。他這麼做並沒有什麼確定的目的，只是覺得，當他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草擬那份能徹底開脫自己的抗辯書——以後，便應該這麼做。副經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談話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連上面寫著什麼也沒看，因為凡是襄理認為重要的東西，他都認為是雞毛蒜皮；他從Ｋ手裡接過文件，對Ｋ說：「謝謝，我都知道了。」然後把文件輕輕放回桌上。Ｋ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經理沒有察覺，或者是，即使察覺了，也只是覺得好玩而已。副經理大笑了幾次，他機智地反駁了廠主一次。顯然使廠主很難堪；然後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後他請廠主到他的私人辦公室里去，一起把這樁交易談妥。「這個提議很重要，」他對廠主說，「我完全同意。至於說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對著廠主說，「我深信，如果我們把它接過手來，他會感到如釋重負的。這樁交易需要認真考慮，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開交；另外，有幾個人已經在前廳里等了他好幾個鐘頭啦。」Ｋ還有足夠的自制力，他轉過臉去，故意不看副經理，只對廠主報以一個友好而專註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沒有作出任何干預。他兩手支在桌子上，身體微向前傾，像是一個必恭必敬的職員。他看著那兩個人一邊說話，一邊收拾文件，走進經理室；廠主走到門口的時候，轉過身來說，他還不想和Ｋ告別，因為一會兒要把談話的結果告訴襄理，這是理所當然的，另外，他還有一樁小事要和Ｋ談談。

他現在一直在考慮著自己的案子。他經常想，也許寫一份辯護書呈交法院會更好些。他將在辯護書中簡述自己的生平，每說到一件大事就解釋幾句：當時為什麼要那麼做，現在他對那時的做法是贊同還是譴責，理由是什麼。這種成文的辯護書與一位本身並非無懈可擊的律師的口頭辯護相比，優點很多，這是無疑的。Ｋ不知道律師正在為這件案子忙些什麼；反正成果不大。一個多月以前，霍爾德派人來找過他，他和律師初步接觸幾次后，便留下了律師幫不成什麼大忙的印象。開始時，律師很少盤問他，儘管有許多問題值得問。提問肯定是重要的。Ｋ覺得自己也能提出所有必須提的問題來。但是律師卻從不提問，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Ｋ的對面。他微微朝自己的辦公桌傾著身子，可能是聽覺不靈敏的緣故；他捋著下巴中間的那撮鬍子，凝視著地毯，大概正瞧著Ｋ和萊妮躺過的那塊地方。他常常會給Ｋ提出一些毫無意義的勸告，就像人們對小孩提的勸告一樣。這些告誡既沒用處又令人厭煩，最後算賬時Ｋ肯定不會為此付一文錢。律師認為已經把Ｋ足足奚落了一番后，通常又要說幾句安慰話，稍稍給Ｋ鼓一下勁。他會聲稱，他已經打贏過很多類似的官司，有時全部贏，有時部分贏。雖然那些案子其實沒有這個案子棘手，但是乍看起來卻更加沒有打贏的希望。他辦公桌的一個抽屜里——他拍拍其中的一個抽屜——有一份這些案子的單子，但他抱歉地說，這張單子不能拿給別人看，因為這是官方秘密。不過他在過問這些案子時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現在會對Ｋ有好處的。他當然已經為Ｋ的案子出力了，第一份抗辯書①已基本就緒，準備向上呈交。第一份抗辯書很重要，因為辯護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決定日後的整個訴訟過程。不幸的是——他覺得有責任提醒Ｋ——有時發生這樣的事：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幾份抗辯書。法官們把抗辯書往別的文犢里一塞，說什麼：此時審察和審訊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訴書更為重要。如果申訴人堅持己見，他們往往補充一句：作出判決前會認真研究全部案卷的，當然包括與本案有關的各種文件，其中也有第一份抗辯書。可惜這樣的事在許多案子的審理中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抗辯書常常放錯地方，甚至不翼而飛，即使倖存到最後，也很少有人看過；當然——律師承認——上面說的情況只是謠傳而已。這一切都很令人遺憾，但並非完全沒有道理。Ｋ應該記得，訴訟過程是不公開的；如果法院認為必要的話，訴訟過程當然也可以公開，但是法律並未規定它們必須公開。當然，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訴書——是不能讓被告及其辯護律師看見的；因此，人們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確切了解，在第一次抗辯中應該反駁哪些指控。所以，只有在完全碰巧的情況下，抗辯書中才會包含具有實質性的內容。人們只有在了解到或在審訊過程中猜到指控及指控依循的證據后，才能遞呈擊中要害的、說服力強的抗辯書。在這種情況下，辯護律師面臨的局面是棘手和繁難的，但他們卻執意這麼做。因為法律不鼓勵辯護，只是允許辯護，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許辯護這一點上也有意見分歧。嚴格地說，法律不允許為被告辯護，作為辯護律師出庭的人事實上只被人們當作訟師而已，這給所有律師的臉上抹了黑。Ｋ下次參觀法院辦公室的時候，得去看看律師辦公室，這一輩子應該開開眼界。他大概會被聚集在那兒的人嚇得魂不附體。那間辦公室又小又擠，這說明法院根本不把律師放在眼裡。室內只靠一個小天窗採光，天窗很高，你想看看外邊，就得讓某個同僚把你馱起來，但這時附近煙囪里冒出的濃煙會嗆得你喘不過氣來，並且把你的臉薰得污黑。再舉一個例子，以說明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樣子：一年多以前，地板上就有了一個洞，雖然沒有大到能掉進一個人，但足夠滑進一條腿去。律師辦公室位於閣樓頂部，所以，如果你的腳滑進洞里，它就會穿過閣樓的地板，高懸在那些委託人等待接見的過道上方。如果律師們認為這種狀況很丟臉，他們並非言過其實。他們向當局反映后，沒有絲毫結果；而自費進行徹底修繕和改建則是嚴九*九*藏*書格禁止的。當局採取這種做法是有所考慮的：他們打算取消辯護律師，最好一個也不剩；辯護的責任完全由被告自己擔負。這種看法很有道理；但如果從這點出發得出結論說，被告在這個法院里出庭時不需要辯護律師，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這個法院比任何其它法院更需要律師在場，因為訴訟過程對公眾和被告都是保密的；當然只能保密到一定程度，不過事實證明，保密的範圍可以很廣。因此，既然被告不能看到法院的文件，人們——尤其是被告，他們是當事人，有許多憂慮使他們分心——很難從一次審訊過程中猜出法院手中有哪些材料，於是便只好讓辯護律師插手干預了。一般說來，辯護律師不能參与審查，得在審訊后立即詢問被告，可能的話，在預審法院的門口就詢問，然後對他得到的大都是十分紛亂的材料進行整理，以便得到一點辯護時可能用得上的材料。但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通過這種方式並不能獲取很多材料；當然這兒和別處一樣，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別人多摸到一些情況。最重要的事情是辯護律師與法官的個人關係；辯護律師的主要價值便在於此。Ｋ現在大概已從親身體驗中發現，法院組織的底層並不是潔白無瑕的，其中有不少貪官污吏，使這個天衣無縫的司法系統出現了一個相當大的裂口。許多小律師採取行賄，或是搜集流言蜚語等方法，企圖鑽這個缺口的空子；文件失竊的情況實際上已經出現過，至少過去有過這種事。不可否認的是，上述辦法可以暫時取得對被告有利的結果，律師們因此感到驕傲，並以此為誘餌，來招攬新的委託人；但是這些方法對案件的發展起不到作用，或者只能起壞作用。除了與地位較高的官員的令人羡慕的私人關係外，任何東西都沒有真正價值；這兒說的地位較高的官員當然是指基層的地位較高的官員。只有藉助這種關係，才能對訴訟過程施加影響；這種影響開始不易覺察，但隨著案子的進展，將變得越來越顯著。當然有這類關係的律師為數甚少，Ｋ的選擇可以說是很幸運的。也許只有其他一兩位律師才能自誇他們有像霍爾德博士那樣的關係。這些人不屑理睬坐在律師辦公室里的那班蠢貨，他們和那班平庸的律師沒有任何來往，而和法官們的關係則十分密切。霍爾德博士甚至用不著法院開庭時每次必到，用不著在預審法官們的前廳中恭候接見，也用不著為了取得一個虛假的成功或者更無聊的結果而在他們面前低三下四。這些都用不著，Ｋ自己親眼看見，法官們，其中不乏職位很高的法官，主動找到霍爾德門上來，心甘情願，毫不隱瞞地向他提供情況，至少對他進行大胆暗示，和他議論各件案子下一步的轉折；有時他們甚至會被他說服，接受他的一種新觀點。他們也許很快就能被說服，但是對此可別指望過高，因為他們可能會爽快地接受一種有利於為被告辯護的新觀點，但他們會立即回到辦公室，作出完全相反的決定，給被告判以重刑，比他們已經表示要放棄的原判重得多。反對已經作出的判決當然是辦不到的，因為他們私下裡對你說的，只是私下裡對你說說而已，不能在公開場合中照辦，即使辯護律師以別的理由竭力博取了這些先生的支持也沒用。另一方面應該考慮到，這些先生來拜訪辯護律師——他們當然只拜訪經驗豐富的律師——，並非出於善意的考慮或友好的感情；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事實上離不開辯護律師。他們都知道，這個從一開始就堅持要保密的司法體系弊病甚多。法官們深居簡出，無法和公眾接觸；他們訓練有素，足以處理一般案件，這類案件的審理過程幾乎全是十分機械的，只需推一把就行；然而，如果案子過於簡單，或者特別棘手，他們便往往一籌莫展；他們完全不能正確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們白天也好，夜裡也好，只接觸司法體系的工作——而對人性的了解在處理這些案件時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們到律師那兒去的目的是求教，他們身邊總跟著一個帶著機密文件的僕人。許多人們料想不到能碰見的先生們會坐在律師家的窗前，絕望地看著外面的街道；而律師則坐在辦公桌後面，研究他們的文件，以期幫他們出個好主意。在這種場合，人們會發現，這些先生們如何看重自己的職務，當他們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時，又是多麼絕望。換句話說，他們的處境並不容易，如果認為他們的處境甚為容易的話，那就對他們太不公道了。在這個司法體系中，官員的級別層層上升，無邊無際，甚至連內行也不知道這個等級制度的全貌。法院的訴訟程序一般對低級官員保密，因此連他們也很難知道，他們曾經為之工作過的案子下一步是如何進展的。他們常常不知道，進入他們的職權範圍，由他們來審理的特殊案件來自何處，也不知道將要轉呈到哪兒去。他們只了解案件的幾個孤立階段中的一些情況；這些官員們對終審判決及作出終審判決的理由均一無所知。他們被迫把自己束縛在法律規定他們過問的那個辦案階段內，而對於後來的情況——換句話說，對於自己辦案的結果——的了解則往往不如辯護律師。辯護律師通常可以和被告保持接觸，這種接觸幾乎可以一直保持到案子審理完畢。因此，從這方面來說，低級官員們可以從辯護律師那兒了解到許多值得了解的情況。既然Ｋ對這些情況已經心中有數，那麼，當他發現法官們脾氣暴躁，對待被告態度蠻橫時，就不會大驚小怪了。這是人人皆有的經驗。法官們的脾氣都很暴躁，無一例外，哪怕在他們表面上看來鎮靜自若的時候也是如此。小律師們可能會為此而感到不愉快。舉例來說，下面這個故事流傳得很廣，看來是完全屬實的。一位心地善良、心平氣和、年歲已高的法官，手頭有一樁難辦的案子，律師提出幾份申訴書後，事情變得更複雜了。他已經琢磨了整整一天一夜——法官們確實認真得出乎任何人的預料。就這樣，經過二十四小時幾乎毫無成效的苦於，到了拂曉時分，他走到門口，躲在門后，把每一個想進來的律師都推下樓去。律師們聚在樓下，商量著對策。從一方面來說，他們確實沒有什麼權利可以進去，因此很難採取任何反對法官的法律行動，況且正像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他們總是盡量避免冒犯法官們。可是從另一方面說，他們少進法院一天就意味著。損失了一天時間，因此爭取進去是很關鍵的一舉。最後他們一致認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是上策。律師們依次奔上樓去，作出最有效的消極抵抗的姿勢，聽憑法官把他們推下樓，反正樓下的同事們會伸出手臂接住的。這種情況持續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后，那位老先生——他通宵未眠，確實已經精疲力盡了——漸感不支，便回自己的辦公室了。樓下的律師們起先不相信，指派一個人上樓，躲在門后觀察了一陣，確知屋裡真的沒人了，他們才進去。據大家說，他們進去后連嘀咕一聲也不敢，因為雖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師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貿然對法院里的情況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們卻從來不敢提議或堅持改善司法制度。然而，幾乎每個被告，即使是其中頭腦很簡單的人ｒｅaｄ.9９ｃｓｗ.ｃｏｍ，從一開始起就顯露出一種建議改革的熱情，這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這種熱情往往只是徒費時間和精力而已，這些時間和精力完全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別的方面去。惟一理智的做法是使自己適應現存條件。即使可以在這兒或那兒作一些局部改進——但是這麼想的人準是個瘋子——由此得到的好處也只能對將來的被告有利，而提建議的人本身的利益反而會大受損害，因為他冒犯了報復心理極重的法官們。這種犯上的事情千萬做不得！不管多麼違背自己的意願，你也應該委曲求全；你要懂得，這個龐大機構可以說正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如果有人想改變周圍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會冒摔跟頭和徹底毀滅的危險，而這個機構則可依賴本身其它部分的補償作用而恢復平衡，因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關聯的；它一點也不會改變，相反，還很有可能變得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嚴酷。更加殘忍。應該真正放手讓律師們工作，不要干涉他們。指責是沒有多少用處的，當指責別人的人自己也不十分明白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指責時更是這樣。不管怎麼說，霍爾德博士指出，Ｋ對法院書記官的失禮已經給這樁案子帶來了很大損害。這位有影響的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可以從有可能為Ｋ幫忙的人的名單上劃掉了。他現在故意不關心與Ｋ的案件有關的任何情況。法官們在很多方面很像小孩子，為了一點小事——不幸的是，Ｋ的行為不能列人小事之類——，他們就會大動肝火，甚至連老朋友也不理睬，見了他們扭頭就走，並且以各種想像得出來的方式和他們作對。可是後來，他們又會因為你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你只是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才敢開這樣的玩笑——而以最令人吃驚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捧腹大笑，接著便和你重歸於好。總之，你想要擺布他們既難也不難，你和他們打交道，很難定下一個固定原則。你有時會感到吃驚，一個人在平凡的一生中，怎麼可能積累起使自己能在這種職業中取得一些成績所必需的全部知識。你有時當然會覺得面前一片漆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時刻——，你以為自己一無所獲；你覺得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能打贏的官司才能得到好的結果——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不管有沒有律師的幫助，那些官司准能打贏。而那些註定要打輸的官司，則不管你怎麼使勁，怎麼費力，怎麼醉心於一些虛假的小成功，也終歸要打輸。這當然只是一種精神狀態，一種似乎什麼都沒把握的精神狀態；你無法駁斥人家對你作出的下述指責：由於你的插手，某些案子出了岔子，如果你不干預的話，本來會進展得很順利的。你失去自信，瀕於絕望的邊緣，這種時候，你只能處於這類精神狀態。這種情緒——這當然只能是一種情緒，別無其它——使律師們十分痛苦；特別是當他們正十分滿意地使案子達到預定目的時，委託人卻不讓他過問案子了。這無疑是律師可能碰到的最壞的情況。不過，委託人解聘律師，不讓他過問案件的事情從來沒有過；被告一旦聘請律師后，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也要和律師在一起。因為他既然已經請人來幫忙，又怎麼能自己單幹呢？因此，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不過卻發生過幾次這樣的情況：案情發生了轉折，律師無法繼續過問案子了。案子、被告和其它一切突然把律師甩開；這時，哪怕他和法官們的關係再好，也無濟於事，因為連法官們也一無所知。案子已經發展到不許繼續列席旁聽的階段，轉到一些遙遠的、常人進不去的法院里去審理，在那兒被告甚至無法找到律師。然後，哪天你回到家裡，會在桌子上發現無數與本案有關的抗辯書，這些抗辯書是你苦思冥想、滿懷希望寫成的；抗辯書退還給你了，因為在審判的這個新階段中，它們已不再作為有關材料被接受；而是成為一堆廢紙了。但這並非意味著官司已經打輸，完全不是，至少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表明這點；你只是再也不知道有關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後也永遠不會知道。幸運的是，這隻是例外情況，Ｋ的案子即使屬於同一性質，也得很久以後才能達到這個階段。在目前階段，採取合法手段的機會還很多，Ｋ可以相信，這些手段將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剛才已經講過，第一份抗辯書還沒有遞交上去，不必太著急；和有關的法官們進行磋商是更為重要的事情，這點已經做了。坦率地說，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目前最好別透露細節，因為這有可能從壞的方面影響Ｋ，不是使他過於高興，便是使他過於沮喪。可以肯定的是，有的法官講得娓娓動聽，也表示願意幫忙；而另一些法官雖然說講得不怎麼好聽，但並不拒絕合作。總的來說，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儘管不應從中得出最後結論，因為所有談判在最初階段都是這樣進行的，人們只是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才能判斷，這些談判是否真有價值。不管怎樣，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書記官能不咎既往，被他們爭取過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已經採取了一些行動——，那麼這個案子可以看作是一個——用外科醫生的話來說——已經清理過的傷口，人們在等待下一步的進展時就用不著緊張了。

目前難道是他為銀行儘力的時候嗎？他俯視著自己的辦公桌。現在是接見顧客、與他們洽談業務的時候嗎？他的案子正在進展中，法官們正在閣樓上斟酌起訴書，在這種時候，他應該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銀行業務嗎？這看樣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種刑罰，一種來自案件並與案件有關的刑罰。當人們評價他在銀行里的工作時，會不會考慮到他地位特殊而原諒他呢？不會的，永遠也不會的，誰也不會這樣做。銀行里並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案子，雖然到底誰知情，知情程度如何，還不十分明白。不過，這個消息顯然還沒有傳到副經理耳中，否則Ｋ準會覺察到，因為副經理會不顧同事關係和為人的準則，盡量用這件事大做文章。還有經理，他會怎麼樣？他當然對Ｋ很友好，一旦知道案子的事，還可能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減輕Ｋ的工作負擔；但是他的好意會受挫，因為Ｋ的日益衰落的聲望已經無法與副經理的影響抗衡。副經理對經理的控制已經越來越緊，正利用經理有病這一點來為自己謀好處。既然這樣，Ｋ還能指望什麼呢？他轉著這些念頭，也許只會削弱自己的抵抗能力；然而，不抱幻想，儘可能對形勢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還是應該的。

Ｋ的律師就這樣不知疲倦地大談一陣。Ｋ每次來見他，他就把上述內容重複一遍。每次總有進展，但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進展他卻不說。律師一直在為第一份抗辯書忙碌，可是總也完不成；然而等Ｋ下次來訪時，這卻成了一件好事，因為最後那幾天很不適宜往上遞抗辯書，而這種事是誰也無法預料的。如果Ｋ對律師的滔滔不絕的講話感到厭倦了——這樣的事發生過幾次——，向他指出，即使把所有困難都考慮在內，案件的進展看來也實在太慢了；律師就反駁道，進展得一點也不慢。當然，如果Ｋ能及時到他這兒來，就會進展得更快一點。遺憾的是Ｋ沒有這麼做，這種疏忽給Ｋ造成了不利，況且並非只是暫時的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