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聲爆炸使崗樓的樓面也震動了。「假如他們回得來的話，」我說。「這一聲聽起來好像是地雷。」等我再看表的時候，已經過了九點十五分。那輛坦克沒有回來。也不再聽見什麼槍炮聲了。
高台教一向是我向客人們介紹越南時最愛談起的篇章。高台教是一個交趾公務員所發明的，是三種宗教的一種綜合體。聖城就在新淵。有位教主，還有一些女大主教。
「那好極了。我也沒用過。我很高興它裏面裝有子彈——咱們可不知道怎樣再裝上子彈哩。」
「為了辯論一番——來消磨這個令人厭煩的夜晚，就是這麼回事。我不站在任何一邊。我還是報道我的，不管是誰贏。」
他們回來告訴我說，那個小夥子已經死了。我也很高興——在那一針嗎啡打進我的腿以後，我甚至用不著再忍受多大痛苦了。
「我年紀太大啦，拿著槍跑不動。而且這又不是我的戰爭。走吧。」
「不像對那一個那麼怕。」
「你走吧，派爾。我不想撐下去，大痛啦。」
「過去我讀過一本書……」
「我認識福勒先生，」司令官說。
我的車噼噼啪啪地響了起來——它大概已經響了一會兒，我才注意到，因為我一直在琢磨派爾那句單純的問話：「你會坦率地對待我嗎？」這樣的問話屬於一個十分單純的心理世界，在那裡你談到民主和沒有u字的honor，像古墓碑上拼寫的那樣，而且談到這類詞的時候，你的意思也就跟你父親的一模一樣。我說道：咱們消耗完啦。
「你是法國人嗎？」
每年至少有一次，高台教教徒們要在新淵聖城舉行大會，慶祝某某解放年或征服年，甚或慶祝一個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節日。新淵聖城就在西貢西北八十公里。
落日的餘暉還撒在這個平坦世界的邊緣上，又綠又金黃，像田裡的穀子：襯著灰色的、暗淡的天空，崗樓看來像印刷出的一樣漆黑。一定是宵禁即將開始的時刻了。我又大聲喊叫，並沒有人應聲。
「我去找個機械師來，」這位司令官說，說完就走開了。
「我的腿。我想是斷啦。」
「這不是說我不需要，托馬斯，像所有的別人那樣。我並不是一古怪的。」
他爬到我身邊來，把我的一隻胳膊放在他的肩上。我想哭泣，像崗樓上的那個小夥子那樣，接下去我又生起氣來，可是悄聲說話時是很難表達出怒氣的。「媽的，派爾，別管我。我要留在這兒。」
「前景可不大妙。」
「你不相信上帝，是嗎？」
「沒有一個法國軍官，」我說，「樂意跟兩個嚇呆了的哨兵在這樣一個崗樓里單獨度過一夜。咳，聽說就連一排軍人也曾經把他們的軍官交給對方。有時候，越盟軍人用擴音器宣傳比使用火箭筒更成功。我可不怪他們。他們也不相信什麼事。你和你同類的人想打一場戰爭，要人家幫忙，可這些人壓根兒不感興趣。」
他那雙傷感的眼睛會熱忱地詢問鳳兒的近況，而他的嘴唇則更熱忱地表達出了他對我的強烈感情與欽佩——我的上帝啊！
「不，不，」我說。「我只是在開玩笑。你們兩位想要單獨談兩句。」
「晚上會變得很冷，」派爾說，一邊打了一陣寒顫。「我從沒有想到會這麼冷。」
他躊躇了一下。「鳳兒，」他說。
「謝謝你，閣下，」我起身告辭。他把我送到房門口，一路散下了一些香煙灰。
聖人維克多·雨果的塑像，穿著法蘭西學院的院士盛裝，三角帽四周有一圈光輪，手指指著孫逸仙正在一座石碑上題寫的一些崇高的言論。再走過去，我就到了大教堂的中殿。除了教主寶座外，沒有地方可坐，寶座四周，盤繞著一條灰泥製成的眼鏡蛇，大理石地面像水一樣閃閃發光，窗戶上都沒有玻璃——我想，我們造牢籠留洞通風，人造宗教牢籠也跟這差不多——讓那些懷疑暴露著，任憑風吹雨打，讓那些信條暴露著，任憑人作出干萬種解釋。我的老妻已經找到了她的有百孔千瘡的牢籠，有時候，我很羡慕她。太陽和空氣之間，是有一種衝突的：我過多地生活在陽光里了。
「等他們回來的時候，」派爾說，「我們可以向他們發個信號，要求搭他們的車回到兵營去。」
「要是你們沒有汽油賣，那我們就只好在這兒待過夜。」
「他是怕一顆子彈穿進來。」現在，既然我們兩人也在地面上坐下，兩個越南人稍許鬆了一口氣。我感到相當同情他們：讓兩個沒有好好受過訓練的士兵坐在這個崗樓上，一夜又一夜，永遠拿不準越盟軍人什麼時候會穿過稻田，登上公路來，這可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我向派爾說道：「你認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在為民主而戰鬥嗎？我們應該把約克·哈定弄到這兒來解釋給他們聽。」
「不吃啦，謝謝，我這會兒不餓。」
「我帶了一熱水瓶酸橙汁來，」他斜倚過身去，忙著在汽車後座的一個籃子里尋找。
「左腿。」
「哦，當然啦，」派爾說，「當然啦。」他停頓了一下，才轉身向車後座籃子里去取。
「我多多少少把實情告訴了經濟專員——你遇見過他——就是喬。」
「外面出了什麼事？」
「我猜想他認為我真是個狗娘養的，不讓你把我的姑娘帶走。」
「機械師還沒有來。」
那位司令官回來了，很帥地向我們行了個軍禮，說他已經派人到營房裡去找一個機械師來啦。派爾請他吃一塊維他健三明治，他很有禮地謝絕了。他擺出一副老於世故的氣派說道，「我們這兒在飲食方面有許多規矩。」（他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非常愚蠢可笑。不過一個宗教首府是什麼情形，你們是知道的。我料想在羅馬——或是坎特伯雷，大概也是這情形，」他利落而瀟洒地向我哈了哈腰，加上「坎特伯雷」這個詞，接著就不作聲了。他和派爾兩人都不作聲。這時，我強烈地意識到，人家不希望我待在那兒。我忍不住要撩撥一下派爾——說到頭，撩撥人家是軟弱的武器，而我是軟弱的。我沒有青春，嚴肅，骨氣，也沒有前途。我說道，「也許，我終究要吃一塊三明治啦。」
到了我們出發的時候，一長串汽車已經遠遠開到我們前面去了。我加快速度，想超越前面的車子，但是我們出了高台教區域，駛進和好教區域后，前面連車塵也看不見了。在這個傍晚時分，世界是平坦的、空空蕩蕩的。
「我不知道我現在為什麼來談論政治。政治並不使我感覺興趣，我是一個記者。我是沒有立場的。」
「我想那就沒有問題啦——不過我喜歡知道自己吃點兒什麼。」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維他健」。「你認為他們有幾個可靠的機械師嗎？」
「你別做傻瓜，」我說。「他們還沒弄清楚你是誰，早就開槍把你打死了。就算越盟人員沒有幹掉你的話。」
只有人會爬梯子，然而我又無法認為那是一個像我自己一樣的人——那好像是一個動物正爬上來吃人，悄悄地、確鑿無疑地，具有另一類生物的兇殘。梯子搖來晃去。
「只要越盟的人不來，他們不會怎麼樣。把那支輕機槍壓在你腿下，這樣安全些。」我閉上眼睛，儘力想象自己這時是在一個別的地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坐在德國火車的一節四等車廂里那時候，我人還年輕，坐一個通宵也不會憂鬱不快，夢幻般的經歷中盡充滿了希望，而不是恐懼。這會兒正是鳳兒著手預備替我燒夜煙的時候。我在想著，不知道是否有封信在等著我——我希望沒有，因為我知道信的內容會是些什麼，只要沒有信來，我還可以幻想著種種不可能的情況。
二
「你……」
「他們可知道怎樣把你的排氣管改裝成迫擊炮。我相信，別克牌汽車可以做成最好的迫擊炮。」
「要自由，你就得戰鬥。」
「當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來說，」我說，「所有的將軍都是和好一致的。」
「你知道，從前一個大碉堡算起，我們經過了多少個崗樓嗎？」
車子開出了法軍控制下的稻田，就進入了和好教的稻田，再過去就是高台教的稻田（高台教經常跟和好教打仗）：只是崗樓上的旗幟更換了罷了。光著身子的男小孩兒坐在水牛背上，牛屁股泡在水田裡走來走去，金黃的穀子成熟了，庄稼人戴著貝殼似的帽子，對著竹編的彎曲小簸箕篩穀子。汽車飛馳而過，那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
「哪一種真理？」我問。
「謝謝你陪著我。」
「也許是這樣。」
「沒有，派爾。」
「咱們只夠開到下一座崗樓。希望他們有點兒汽油。」
第一個感覺是輕鬆：田裡的水和爛泥柔和而又牢固地托住了我的腿，就像一條繃帶，但是不一會兒那陣寒冷又使我們得得打戰。我不知道是否午夜已經過了：要是越盟人員沒有發現我們，我們就得在這兒待上六小時。
「挺樂意，甭客氣，」派爾說。
但是咱們運氣不好。車子離那座崗樓還有三十碼就完全開不動了。我們走到崗樓腳下去。我用法語向樓上的衛兵喊話，說我們是朋友，又說我們要上樓去。我可不想給一個越南哨兵一槍打死。樓里沒有回答：沒有人伸出頭來望望。我對派爾說道，「你身邊有槍嗎？」
我不大清楚這段時間里我是否清醒著：我想，在最後那二十碼路上，派爾管保幾乎是完全背著我走的。他說：「當心。咱們要下水稻田啦。」乾燥的穀子在我們四周沙沙作響，腳底下的爛泥也吱吱咯咯響著，直往上翻。水淹到我們腰部的時候，派爾停住了。他在喘氣，氣一哽住時，他就發出像牛蛙那樣的聲音來。
「這是唯一的機會。你不能在水裡躺上六小時。」
一盞小油燈在地面上燃點著，兩個人縮著身子靠在牆邊，注視著我。一個人手上有一支輕機槍，一個人有一支步槍，但是他們就跟我一樣嚇壞了。他們看上去像中學生，不過就越南人而言，年齡是會忽然下降的，像太陽落山那樣——他們是小夥子，一下他們又成了老年人。我很高興，我的膚色和眼睛的形狀就是一份護照——現在，他們就算是出於恐懼，也不會開槍了。
派爾說：「你認為，咱們假如等在這兒，是否也許會等到一輛汽車？」
「要不要我走回去，把車燈開亮，作為信號。」
「你知道，托馬斯，在這兒跟你這樣談談，真挺不錯。現在，不知怎麼，似乎不再危險啦。」
「要是越盟來攻擊他們，那會出什麼事？」派爾問。
我本來無意要傷他的心。等他發著悶氣說道，「她也許寧願有較大的安全或更多的體貼。」我這才認識到我已經傷了他心啦。
「他們會放一槍就跑。你每天早晨在《遠東日報》上都會讀到這類新聞。西貢西南的一個崗哨，昨晚被越盟暫時攻佔。」
「我可有理由。我是個一位論派教徒。」
「我想那樣開始，似乎相當天真吧……」
「不過如此，派爾？等到你害怕孤孤單單地過上最後十年，最終沒有一個伴兒，只有個小養老院在等著你。到那時候，你reaｄ.9９csw•cｏm就會開始四處亂跑，甚至離開那個穿紅睡衣的女人，去找一個，任何一個，持久的陪你到死的女人。」
「我還以為你並不站在任何一邊哩。」
「你多會兒離開呢？」
「那我就沒臉去見鳳兒啦，」他說，這個「鳳兒」一說出口，就像一個銀行家喊出標價那樣。我立刻接受了挑戰。
「不相信。」
他吃了一大口，這種三明治在他嘴裏嘎吱嘎吱，僻啪作響。遠處，白色和粉紅色的石頭上刻著佛祖騎馬出家圖，他的隨從——另一座石像——跟在後面跑著追趕他。女大主教們正在各自回府，大教堂門頭上上帝之眼注視著我們。
「車上的排氣管很完好，」我說，他開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軍人的一個簡潔的微笑。
「有時候，我很不喜歡你說話的方式，托馬斯。你知道她在我眼裡是什麼樣子嗎？——她很清新，就像一朵鮮花。」
「只要一點兒，讓我們可以開到下一個大碉堡就成，有嗎？」我問。
我可以肯定，他明明知道我們大伙兒都是到那兒來嘲笑他的活動的，我們的必恭必敬神氣，也跟他裝腔作勢的大長老神態一樣的缺德，不過我們不及他狡猾。我們假裝正經，什麼好處也沒有得到——連一個可靠的盟友也沒有，他們裝模作樣卻獲得了武器、供應，甚至還賺到了現款。
「你以為在田裡更安全嗎？」
「它不會回來啦。」
「不，不，當然不啦。」
「我們用這些三明治可以充饑，」派爾說。「我的確認為，他們有一個人該去望哨。」
「我相信，肯定在《金西報告書》中的平均數以下。你知道，派爾，女人是不要什麼貞操的。我也不能肯定我們男人要，除非我們是病態的人。」
「挨了子彈嗎？」
新淵這地方似乎永遠比南方三角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熱。也許，這是因為缺水的緣故，也許是因為人們感到那些沒完沒了的儀式而為之汗流泱背：為那些部隊流汗，他們正立正聽著人家用他們不懂的語言發表長篇演說，為那位教主流汗，他穿了一身中國式的厚蟒袍。只有那些穿白綢褲子的女大主教在那兒跟那些戴硬殼太陽帽的僧侶閑談，才使人在烈日炎炎下感到有幾分陰涼之意。你簡直無法相信那竟然會是下午七點鐘，你還可以在美淇大飯店的屋頂上喝雞尾酒，西貢河上不時還吹來一陣清風。
「你到底愛鳳兒嗎？」
「他們要把咱們交出去。」
我走過去，把步槍拿起來。這時候那個聲音又開始說話了——我認為那個聲音似乎一個音節也沒有改變。也許他們是用一張留聲片吧。我不知道，這個最後通碟什麼時刻會到期。
這句話的答案我是知道的。「一個大清早，躺在床上，看著一個穿紅睡衣的女人梳頭髮。」
「我的歲數也比你大許多。等你到了我這歲數……」
這時候，他找到了我，平躺在我身旁。「你為什麼不過來？你受傷了嗎？」
「喬已經五十啦。」
「我還以為你要等任期滿了再走哩。」
「你倦嗎？」派爾問。
「真的嗎？」
「他就快來啦，」同令官說。「他先前在參加遊行。」
「咱們快往前走吧，」派爾催促我。我僅僅看得見他，因為他似乎滿身都是纖細的白色粉末。接著，他乾脆不見了，像銀幕上的一幅畫面在放映機的燈泡壞了時那樣：只有影片的聲帶還繼續在響。我小心翼翼地用我的好膝蓋跪起，竭力想站起身，而又不讓受了傷的左腳踝用力。接著我又倒下，痛得喘不過氣來。原來不是我的腳踝出了毛病：是我的左腿。我不能再發愁——疼痛使我什麼也不在意了。我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希望不再疼痛。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痛時那樣。我沒有想到那些越盟分子會馬上到崗樓的廢墟上來搜索：另一枚炮彈又在崗樓上爆炸開來——他們在過來前要確信敵人已經給打垮了。這耗費多少錢啊，痛苦一減退我就這麼想，就為了殺死幾個人——殺死幾匹馬還比這要便宜得多。我這時不可能是完全清醒的，因為我開始想到我好像闖進了一個老馬屠宰場。在我出生的那個小鎮上，老馬屠宰場是我小時候最害怕的地方。我們常常認為自己聽見了那些馬懼怕地慘叫，還聽見了那種無痛殺馬器械的爆炸聲。
「我並不是說我是個處|男，」他說。我和派爾的談話似乎全都朝著古怪的方向發展。這是因為他為人誠懇，所以我們的談話才脫離了常軌嗎？他的談話從來就不鑽牛角尖。
我剛一起身，那個聲音就停住了：寂靜使我一下跳了起來。派爾厲聲說道：「把槍放下。」我剛來得及想著，不知道那支輕機槍是否上了膛時——我先前沒有操心細看一下——那個哨兵已經把步槍扔下了。
「準備好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這種訪問在我們兩方都是例行公事。我向他問起了泰將軍。
那兩個人注視著我們——我寫下是兩個「人」，不過我很懷疑他們兩個之間是否積累有四十年的生活經驗。「那麼這兩個傢伙呢？」派爾問，接著他又直截了當地加上一句道，「我開槍幹掉他們，怎麼樣？」也許他是想試試那支輕機槍。
「不是，」我說，「那個女人還要早一些。那是在我剛離開我妻子的時候。」
我隨意翻開我的記憶，像翻看一本照相簿中的照片那樣：在奧爾平頓，我憑藉敵人一枚照明彈的閃光，曾經看見一隻狐狸鑽出那片貧瘠鄉野黃褐色土地中的巢穴，在一個禽鳥出沒的地區鬼鬼祟祟地窺伺：一個被刺刀刺死的馬來人的屍體，給一個廓爾喀巡邏兵放在一輛貨車後面運到彭亨的一個錫礦區，有些中國苦力站在一旁，神經緊張地格格笑著，另一個馬來同胞放了一隻枕頭在死者的頭下：一家旅館的睡房裡，有隻鴿子在壁爐台上，正預備飛翔：我妻子的臉望著窗子，那是我最後一次回家和她訣別的時候。我的思想從她開始，又到她終止。一個多星期前，她一定已經收到我的信了，而我料想不會來的電報並沒有到來。但是，人家都說，如果陪審團久久不回進法庭來，那麼犯人就還有希望。再過一星期，要是還沒有回信來，我是否可以開始存在一點兒希望呢？這時候在我四周，我可以聽見軍人和外交官們汽車的發動機都在加速運轉：這一場盛會今年又過去，大規模撤回西貢的行動開始了，同時開始實行宵禁。我走出去尋找派爾。
「可憐的花兒啊，」我說。「它周圍有許多野草。」
「我們個人的重要性那時候並沒有受到威脅，哦，沒有，可是那時候又有誰關心田裡人的個性呢——現在又有誰關心？如今把田裡人當人看待的，只有政治委員。他會坐在田裡人的小屋裡，問他的姓名，聽他訴苦，他會每天犧牲一小時去教導他——不管他教的是什麼，他總把田裡人當作人看待，當作一個有價值的人。你們別再在東方嚷嚷下去，像鸚鵡學舌似的，說什麼對個人心靈的威脅。在這兒，你會發現你站錯了隊——代表個人的是他們，而我們只代表23987號士兵，全球戰略部隊中的一員。」
「約克·哈定是一位很勇敢的人。譬如，在朝鮮……」
兩個哨兵中，只有一個說了話。另一個坐在那兒，把頭轉向一邊，注視著牆上的那條裂縫。他不可能看見什麼，見到的只是一小片天空：他似乎在細聽什麼，我也開始細聽。寂靜變得充滿了聲響：你叫不出名稱的各種響聲——噼啪一聲，嘰嘎一聲，有點兒像咳嗽，又像是有人在說悄悄話。這時，我聽到了派爾的聲音：他準是來到了梯子腳下。「你沒事吧，托馬斯？」
「是啊，派爾，當然愛她。不過像另一個那樣，我只愛過一次。」
有件什麼東西在腳下面劈啪一響，我可以想象得出，這聲音正傳過那些稻田，有誰在偷聽呢？派爾的輪廓已經看不清了，成了公路邊上模糊的一團。黑暗一旦落下來，就像一塊石頭落下來一樣。我說道，「你就待在那兒，等我叫你。」我心裏感到疑惑，不知哨兵是否會把梯子拖上去了，但是梯子還豎立在那兒——儘管敵人可能會爬梯子，梯子卻是他們唯一的逃命之路。我開始往上爬。
「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
「不，就讓他們猶豫不決。他們情願不放一槍就拿下這個崗樓。這給了咱們時間。咱們最好儘快離開。」
「連累你，很抱歉，」我說。
「這種醬吃起來有點兒像俄國色拉——只是多少要干點兒。」
「再過十個鐘頭，咱們就可以走啦。」
「咱們成功了，」派爾說。即使在疼痛中，我也不知道我們什麼事成功了：對於我來說，是老年，編輯的職位以及孤獨寂寞，對於他來說，我現在知道他說得太早了點兒。接下去，我們在寒冷中安定下來等候著。在通往新淵的公路上，一堆黃火突然燃燒起來：火光像在一場慶祝會上那樣歡快地燃燒著。
「跟一個你已經傷了她心的人再一塊兒生活，那可不容易。」
「我當然害怕。本能地害怕。但是理智方面，我知道這樣死只有更好點兒。這就是我到東方來的緣故。在這兒，死神就在你身邊。」我看看我的表。已經十一點了。這一晚還有八小時，隨後我們就可以放鬆了。我說，「咱們似乎差不多什麼事全都談過啦，就是沒有談到上帝。咱們把他留到凌晨再談吧。」
「我也沒有注意。」離下一個大碉堡大概至少還有六公里——步行得一小時。
「你得儘力撐著往前走。」
「你似乎一點兒也不發愁，」派爾說。
「車子油箱里一定還有一點兒油，正夠他們放火燒車。你也像我一樣冷嗎，派爾？」
「要是我吃，你不見怪吧？」
「快走開，」我也低聲回答。
「咱們為什麼今兒剛發現這一點呢？」我說。「四十年前沒有人這樣談。」
「他們並沒有幹什麼壞事。」
「他們這兒供應午餐，你知道嗎？」我說。
「那麼你幹嗎不回到你太太那兒去呢？」
「你接近過許多女人嗎，福勒？」
「咱們成功了，托馬斯，」派爾說。這句話我記得，不過我不記得派爾後來對別人講述的那一番話了：他說我當時朝著錯誤的方向不停地揮手，告訴他們說崗樓里還有一個人，叫他們一定得去照料他。好歹我不可能多愁善感地臆想到，派爾會編造出那一套來。我很知道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多麼自私。要是有誰在痛苦受罪，而且看得見、聽得出、摸得到的話，那麼我就不可能悠閑自在（而渴望悠閑自在，正是我的主要願望）。有時候，天真的人會以為這是我大公無私，其實我所做的只是犧牲一點兒小利益——在這件事上，是請人家推遲一點兒來照料我的痛苦——去換取一種大得多的利益，在我需要單單考慮到我自己的時候，享有一種內心的安寧。
「我打擾你們啦。」
「說實在的，我們沒有一個人像嘴上說的那麼需要。這裏面有不少自我陶醉的成分。如今我知道了，我誰也不需要——只需要風兒。不過這是件需要一段時間才學得到的事情。假如鳳hｔｔｐｓ://reａｄ.９9cｓｗ.cｏｍ兒不在那兒，我現在可以安安靜靜地過上一年，不會有一夜焦躁不安。」
「醒著。」
「我該趕回去。」
「她是不輕易放棄希望的。」
「你可以在這兒待一晚，」我說。「今兒晚上還有一場特殊彌撒——你會感到它很值得見識一下。它一連要持續三小時。」
「對。」
「咱們也沒有什麼別的事可做。」
「我不能丟下你不管，」派爾說。
「你認為那是錯了嗎？」
他戴了一隻大戒指在手指上。當他伸出手來時，我當真認為他指望我去吻他的手，不過我不是一個外交家。
「用過輕機槍嗎？」
「把輕機槍留給你沒有什麼用處吧？」他遲疑不決地問。
「要是對你說來，她不過如此……」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的天，不要。就讓它去。」這時天色已經黑了，尋找梯子，幾乎絆跌一交。
「是哪條腿？」
我又引述了一遍《遠東日報》明天的大字標題：「西貢郊外五十公里處一崗哨昨夜遭受攻擊，並被越盟游擊隊暫時佔領。」
「你說這套話，一半都不代表你的真意思吧，」派爾不安地說。
「但是她在那兒，」他用我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我要談的不是這個，」我說。「我並不特別希望看見你們勝利。我只是希望這兒的這兩個可憐的傢伙快活——就是這麼回事。但願他們不必夜晚坐在黑暗裡，擔驚害怕。」
「無關緊要的工業？」
三
「不管怎麼說，法國人天天都在送命——這可不是個精神概念。他們並沒有用半真半假的話來領導這些人，像你們那些政客——還有我們那些政客那樣。我到過印度，派爾，我知道自由主義者所造成的損害。我們已經不再有一個自由黨了——自由主義已經傳染給了所有其他的黨派。我們大伙兒不是自由的保守黨人，就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全都有一個好良心。我寧願做一個剝削者，為他所剝削的東西戰鬥，並且為剝削而死。看看緬甸的歷史吧。我們去侵略那個國家：當地的各族人支持我們：我們勝利啦：可是，就像你們美國人一樣，那些日子我們還不是殖民主義者。不是啊，我們跟國王講了和，把他的省份還給了他，讓我們的盟友受到迫害，被鋸成兩段。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以為我們不會撤走。但是我們是自由主義者，我們不想有一個壞良心。」
「我至今還沒有過一個姑娘，」他說，「沒有適當接近過。沒有你所謂的真實經驗。」
「你不信任他們嗎？」
「思想是一種奢侈品。你認為農民們晚上回到土屋裡，會坐下來想到上帝和民主嗎？」
「我可沒有看見一個美國人在這兒戰鬥。至於說到自由，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問問他們吧。」我用法語隔著地面對那兩個哨兵大聲說道，「lalibert6——questcequecestlallberte？」他們正埋頭在吃飯，聽到后回過頭來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什麼話也沒有說。
「你不怕她離開嗎？」
「假如是你的腿斷了，那我早丟下你走啦，」我說。
我聽見那兩個哨兵在我們身後移動：我不知道他們手裡是否有刀。這時候，擴音器里的那個聲音又咄咄逼人地說話了，彷彿在給我們最後一個機會似的。下面黑暗中有個什麼東西在輕輕移動，也許是一隻老鼠。我有點兒躊躇。「但願我喝了杯酒，」我小聲說。
「誰也不能讓我坐在外面大路邊，讓人家來把我的喉嚨割斷。」
這時，到新淵去的路上，川流不息，儘是軍政人員和各國使館的汽車在飛馳。
「我這輛車開不動啦，托馬斯，」派爾說。
「當年德國對倫敦大規模空襲中，我們也總有這樣的感覺，」我說，「在轟炸稍停的時候。但是沒有多久，它又會回來。」
「不啊，他倒比較偏袒你。」
「是巡邏隊，」我說。坦克炮塔上的炮一會兒轉向這面，一會兒又轉向那面。
「也許。」
「我不抽煙——只抽鴉片煙。給哨兵們一支吧。咱們最好跟他們交個朋友。」派爾站起身，替他們點燃了香煙，又轉身回過來。我說道：「但願香煙也有一種象徵意義，像鹽一樣。」
「後來怎麼樣啦？」
「上來吧，」我回了他一句。他開始攀登梯子。那個沒有作聲的哨兵端起他的輕機槍來——我不相信他已經聽清了我們所說的話：那是一個危險的、急遽的動作。
「你不能。」
「也許，假如只有一個上帝，他會如此廣大無邊，在所有人的眼裡都各不相同。」
「你如今不覺得鳳兒也一樣嗎？」
「我猜想她又邀你順便去坐坐吧，」我說。
「問題就在這一點上，」派爾說。「你不應該反對約克，你應該反對法國人。反對他們的殖民主義。」
「要是有人問你，最深刻的性經驗是什麼，你會怎麼說呢？」
「我乾脆不明白你說的話，托馬斯。」
「最好別說話，」派爾像對一個殘疾人那樣說。
「這種傳說一會兒就傳開了。」
「你還年輕。這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我沒有理由來信奉一位上帝。你呢？」
「是玩遊戲吧？」我問。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說。「你無法一下子看到他的全部。好歹他反正一動也不動。」
「那再好沒有啦。」
「我不知道。我猜想他們發現了咱們的車子，正在叫這兩個傢伙把咱們交出去或是幹掉。你最好趁他們下定決心以前，把那支輕機槍拿起來。」
「當然沒有用。要是你決心做一位英雄，至少得慢慢地穿過稻田。」
「這話我可從沒有告訴過任何別人。」
「我想你只是在儘力充硬漢，」派爾說。「你一定該信仰點兒什麼。一個人沒有一點兒信仰可活不下去。」
「這麼說，你是認為我們已經戰敗了嗎？」
我常常在書上讀到人們恐懼時刻的思想：想到上帝，想到家庭，或是想到一個女人。我佩服那些人的控制力。我這時什麼也沒有想到，就連頭上的那扇活板門也沒有想到：在那幾秒鐘內，我停止存在：我完全給嚇倒了。到了梯子頂上，我的頭撞了一下，因為恐懼是無法數梯子的一級一級，無法聽，也看不見的。接著，我的頭就冒出了崗樓的土樓面，誰也沒有開槍打我，恐懼漸漸消失了。
「這是在幹什麼？」我說。
「哦，」我說，「我想我要走啦。你最好也出發吧，要是你想在宵禁以前趕回去的話。」
他若有所思地說道，「知道得這麼確切，那一定是件好極了的事，」我那時候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雙溫柔的狗眼睛是什麼神情。他們應該管他叫菲多不叫奧爾登。
「我對這兩個哨兵不大滿意，」派爾說。
「你們美國人的許多精力，似乎都花到吹口哨上去了。」
我掙扎著想翻過田埂，爬上公路去。我想爬去和他會合。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去分擔他的痛苦。但是我自己的疼痛又使我退卻。我再也聽不見他的哭聲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什麼也聽不見，可是我自己的一陣陣疼痛像一顆巨大的心那樣跳動著。我屏住呼吸，向我不相信的上帝祈禱：「讓我死吧，不然就讓我昏暈過去。讓我死吧，不然就讓我昏暈過去。」隨後，我想我大概昏暈過去，什麼也不知道了。後來，我夢見我的眼皮凝結在一起，有人正用一支鑿子來撬開我的眼皮，我想告誡他們不要傷了下面的眼球，但是我說不出話來。鑿子鑿進來了，一支火把正照在我的臉上。
「他當時並不是現役軍人，是嗎？他有一張來回飛機票。有了來回飛機票，勇氣就成了一種智力鍛煉，像一個修道士鞭打自己那樣。看我能忍受多少苦？那些可憐的傢伙沒法搭乘飛機回家。喂，」我叫那兩個哨兵，「你們叫什麼名字？」我心想，熟悉了也許會引得他們也來加入一塊兒閑談。他們沒有回答：只悶悶不樂地回望著我們，嘴上叼著一個香煙頭。「他們以為我們是法國人，」我說。
「但願我可以把那些晚上找補回來。我現在還戀愛著，派爾，可是我已經是一個廢物啦。啊，當然啦，以前有點兒自滿。要過很長時間咱們才會不再覺得，有人需要是可以自負的。雖然當我們四面看看，看到別人也有人需要時，上帝知道咱們為什麼還該感到自滿哩。」
「這會兒還早，越盟還不會來。」
「不見得。」
「我不想去冒險。那種肉——在這種炎熱的天氣里，不得不當心。」
「我可沒有注意。」
「這是一個十分體面的職業，」我說。「你可別擔心。」
「哦，我可不是伯克利的信徒。我相信我的背這會兒是靠著這堵牆。我相信那邊有一支輕機槍。」
「下去取，不危險嗎？」
一長串輕機槍的槍聲傳了來——不可能在一英里以外。也許是哪一個哨兵緊張過度，朝著黑影亂放槍：也許是另一場進攻開始了。我希望是另一場進攻——這增加了我們逃脫的機會。
「這我可以告訴你。她大概已經斷定，我要在新淵過夜了——這並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床上，點著一盤蚊香驅趕蚊子，也許她正在看一本舊的《巴黎競賽畫報》。跟法國人一樣，她對皇室的生活也非常感興趣。」
「我去吧。」
「四面全都是水。我在車上有一床毛毯。去取來就可以應付了。」
接著，我聽見派爾小聲說道，「托馬斯。托馬斯。」他對於摸路的本領學得很快：我壓根兒沒有聽見他轉回來。
「哦，是啦，我明白了。」
我認識到他是給嚇癱了。我厲聲急促地喝住他，像個軍士長那樣，「把槍放下！」我還加上一句法國下流話，我想他會明白的。他機械地服從了。派爾攀登上來，進了崗樓。我說道，「他們讓咱們在這個崗樓上平平安安地待到天亮。」
「先前還很多。我上滿了汽油才開車出來的。新淵的那些狗娘養的用吸管把我車裡的油吸幹了。我應該早發覺的。這倒很像他們的做法，留下點兒汽油給咱們，讓咱們可以駛出他們的區域。」
「我不知道在戰爭時期他們把他的智力年齡定為多少。」
「噓——噓。」腳步聲都可以聽見了，有人正朝田邊走來。公路前邊的輕機槍已經停止開火了。除了這腳步聲和我們呼吸時稻稈的輕微的沙沙聲外，什麼聲音也沒有。這時候，腳步聲也停了：似乎離我們不過一間屋子那麼遠。我覺察到派爾的手正按住我身體沒負傷的那邊，把我慢慢按下去。我們一塊兒很慢地在泥里陷下去，不讓稻稈發出一點兒響聲。我用一邊膝蓋跪著，儘力把腦袋向後仰，總算可以把嘴保留在水面上。腿又痛起來了，我想「如果我在這兒暈過去，那麼我就會給淹死」——我一向厭惡和害怕淹死這個念頭。為什麼一個人不能選擇自己的死法呢？現在，什麼聲音也沒有了。也許，二十英尺外，他們正在等著一陣沙沙聲，一聲咳嗽，一個噴嚏——「啊，上帝，」我想著，「我就要打噴嚏了。」要是派爾不來管我那就好啦，我就只對我自己的
ｒｅａｄ.９9ｃｓw.com性命負責——不會連累他——他是想活的。我把空著的幾個手指緊緊接住我的上嘴唇。這是我們小時候玩捉迷藏時學來的，但是噴嚏還是留在鼻子里，等著打出來，而那幫人在黑暗中默不則聲，就等著這一聲噴嚏。噴嚏就要打，就要打，打出來了……「你向他們提出些什麼理由呢？」
派爾說：「你會坦率地對待我，是嗎，托馬斯？」
「你的人生經歷太豐富啦，托馬斯。」
「沒用過。」
四
「哈羅，司令官，」我說，「將軍好嗎？」
「不啊，你不會，托馬斯。」他又用令人受不了的沾沾自喜的神氣加說道，「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生起氣來，想離開他，自己撐著站起身，但是疼痛又來了，像一列火車在隧道里那樣吼叫著奔回來。在我癱到水裡去以前，我的身體更重地壓到了他身上。他用兩隻胳膊摟住我，把我抱起來，然後他開始一點一點地把我攙扶向田埂和公路邊。等他把我扶到那兒以後，他把我平放下，讓我仰面躺在田邊田埂下、淺淺的泥淖里。等疼痛退去以後，我睜開眼睛，大大鬆了一口氣，這時候，我只看見滿天星斗這項精心製作的密碼——一種我讀不出的外國密碼：這些不是家鄉的星星。派爾的臉在我的上面轉過來，把那些星星遮住了。「我要沿這條公路走下去，托馬斯，去找巡邏隊。」
「但是她愛你，是嗎？」
「那時候，個人的重要性並沒有受到威脅。」
派爾說，「真可恥，托馬斯。我最恨看到人家浪費。」
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座泥土造的小崗樓矗立在平坦的稻田上，像一個驚嘆號那樣。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大一點兒的碉堡，駐紮有一排外籍兵團的雇傭兵：摩洛哥人或是塞內加爾人。就像開車駛進紐約市區那樣，所有的汽車都保持著一致的速度——也像開車駛進紐約市區那樣，你感到一種按捺不住的煩躁。你注視著前面的一輛車子，又從鏡子里注視著後面的一輛車子。人人都想儘快開到新淵，看了表演后趕快回去：宵禁在七點鐘開始。
「這是殖民主義。約克說，好的行政官員往往反而使壞的制度很難改變。」
「我希望那輛坦克會回來。」
「哦，沒有什麼，」派爾說。「他想知道買一輛別克牌汽車要多少錢。這些人是非常友好的，只要你待他們不錯。法國人似乎不知道怎樣對待他們。」
我第三次大聲喊叫，還是一片寂靜，彷彿寂靜就是答覆似的。
「我二十歲的時候，也會想到那種場面。」
「伴舞，」他嚷了起來，彷彿這想頭令人難受似的。
「我整個身子全壓在你的身上。」
「假如印度支那丟掉啦……」
「那個穿紅睡衣的女人就是鳳兒嗎？」
「有個什麼擊中了我的腿。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並沒有自我憐憫地說道，「我覺得這日子我受不了。」
「我想下次我一定帶，」派爾說。
「法國人不信任他們。」
「這不值得解釋。我反正對這個話題已經厭倦啦。到了我這年紀，性已經不是大問題，我只關心老年和死。我醒來的時候，心裏就想到老年和死，不是想到女人的肉體。我就是不希望在我最後的十年裡孤零零地生活，就是這麼回事。我不知道一天到晚會想些什麼。在我的屋子裡，我寧願有個女人——即使是我不愛的——和我同待在一間房裡。但是要是鳳兒離開了我，我會有精力再去另找一個嗎？……」
「汽油嗎？」
「希望？」
「我忍受得住，我年輕。」他本來是想把這句話說得幽默點兒，但是它聽起來卻跟水田裡的泥一樣冷。我原來打算向他道歉，因為我的疼痛使我話說得那麼凶，可是這時候疼痛又使我說話了。「你年輕，沒問題。你本錢厚，經受得起等待，是嗎？」
「到底誰叫你來救我的命的？我到東方來就是為了來尋死。這就是你們該死的不講理的地方……」我的身體在泥淖里搖晃著。派爾把我的胳膊又扛到了他的肩頭上。「放鬆點兒，」他說。
派爾嚴肅地說道，「一個人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信任他的話。」這聽起來很像高台教的一句格言。我開始感到新淵的道德氣氛太濃厚了，我簡直沒法呼吸。
「要是沒有上帝，一切對我就會完全沒有意義。」
「你是平民。」
「你得配合，」他說，「要不咱們倆都給逮住啦。」
我想，我們坐在那兒談話的這件事給那兩個哨兵壯了膽：也許他們以為我們的白色嗓音——因為嗓音也有顏色，黃色嗓音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我們的嗓音只是說話——會給人一種人數眾多的印象，使越盟的人不過來。他們兩人拿起盤子，又開始吃飯，用筷子扒拉著，眼睛卻從盤子邊上望著派爾和我。
「我在黑暗裡更習慣點兒。」
「如果是他們贏，那你報道的就是謊話了。」
「事實上，她倒的確邀請我去了。」
「昨兒，我看見她姐姐出來買東西。」
這的確不是我的戰爭，不過但願這時候黑暗中的那些人也明白這一點。我把油燈吹熄了，從活板門那兒把腿伸下去找梯子。我可以聽見那兩個哨兵在悄聲交談，像低吟歌手那樣，他們的語言就像一支歌。「下去筆直向前，」我對派爾說，「目標是稻田。記住，田裡有水——水有多深，我不知道。準備好了嗎？」
「那四十多個女人全不算什麼嗎？」他又急促地對我說。
「你醒著嗎？」我對派爾說。
「他會開槍的。」
那可不是叫人聯想到埋伏襲擊的鄉野，但是就在公路兩旁幾碼以外，人們可以躲藏在水稻田裡，只把腦袋露出水面。
他們用扶乩來占卜預言。他們信奉的聖人是維克多·雨果。基督和佛祖，這些人從大教堂的屋頂上俯視下來，望著一片沃爾特·迪斯尼式的東方幻想世界，用鮮艷的色彩繪製的龍和蛇。初到越南的人對我這一番描述總很喜歡。高台教擁有二萬五千人的私家軍隊，裝備著用舊汽車排氣管改製成的迫擊炮，號稱是法國軍隊的同盟軍，到了危急時刻就宣布中立。這一套枯燥乏味的把戲，你怎麼能加以解釋呢？舉辦這樣的慶祝大會，可以幫助使農民們安靜一時，教主總邀請政府官員（假如高台教徒那時有人在政府里當大官，政府官員是會出席的），外交使節（他們總派幾個二等秘書帶著他們的妻子或女友來）以及法軍總司令來參加。總司令會從總部抽調一名兩星級的將軍代表他出席。
隔了好一陣，疼痛又來了。這時，我靜靜地躺著，屏住呼吸——這在我看來，似乎同樣重要。我心裏很明白地想著，我是否該向水田邊爬過去。那些越盟人員也許沒有時間搜索得很遠。這時候，另一個巡邏隊可能就要出來，設法跟先前那輛坦克的人員取得聯絡。但是我更怕痛，而不大怕游擊隊，所以我還是躺著不動。四處，聽不見一點兒派爾的聲息：他一定已經跑到了田裡。這時候，我聽見有人在哭。哭聲從崗樓那邊傳來，或者說從先前還是崗樓的地方傳來。它不像是一個大人在哭：像一個害怕黑暗，又不敢大聲叫喊的小孩兒。我想大概是那兩個年輕小夥子中的一個——也許他的同伴給打死了。我希望越盟人員不會割斷他的喉嚨。你何必跟孩子們打仗呢？這時候，溝里那個蜷曲著的小身體又回到了我的心上。我閉上眼睛——這有助干使痛苦離我遠些——等候著。一個人聲喊出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我幾乎覺得我可以在這片黑暗、孤寂和沒有痛苦的境界里睡去。
「不倦。」
「希望你能跟風兒結婚。」
「你相當安全。他們是吃素的。」
「他們要有足夠的米吃，」我說。「他們不要去當炮灰。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天也跟別人一樣平等。他們不要我們這些待在他們四周的白皮膚的人來告訴他們，什麼是他們所需要的。」
「坦率？」
「這是什麼？」
那一陣悄悄的暗中的接近，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以為是一件什麼東西往上來。
在遊行以後，我訪問了教主的助手。我根本沒有指望從他那兒得到任何新聞。
「我不吃啦。」
我想大聲叫喚他們，但是那有什麼用處呢？他們的坦克里又沒有空位子來收容兩個沒用的平民。在他們駛過時，崗樓上的土地面稍許震動了一下，隨後他們就過去了。
「人們信奉的神何止千千萬萬？就連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在他驚嚇，快活或飢餓時，也相信許多各各不同的上帝。」
「現在咱們怎麼辦？」
「沒有那回事，」派爾說。他是我所認識的一個最不善於撒謊的人了——撒謊是一種藝術，他顯然從沒有練習過。他向司令官解釋說，「這位托馬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別出聲，要不他們會聽見的。」我苦惱得哭了——你不能用一個比「苦惱」這個詞更強的表達方式。我靠在他的身上，讓我的左腿半懸著——我們像一對行動笨拙的競賽人在參加一場三條腿競走那樣。如果不是在我們剛起步時，一支輕機槍在公路那頭向著下一座崗樓急速短促地一連放了幾排，那麼我們就不會有機會逃脫了。也許，有一支巡邏隊正衝上前來，也許他們正在完成摧毀三座崗樓的任務。那一陣槍聲掩蓋了我們緩慢、狼狽逃跑的聲音。
派爾檢查了一下他手中的輕機槍。「這玩意兒似乎並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他說。「要我放它一排嗎？」
「死？」
「我已經申請調動啦，」他說。「我不希望她給孤單單地撤下，沒有你，也沒有我。」
兩個哨兵望望我。派爾一下跳過去，把輕機槍拖到樓內他這邊。
「願上帝降福給你的工作。」他油滑地說。「請記住上帝是熱愛真理的。」
「不一樣。你瞧，另外那個女人愛我。我當時很怕失去她的愛。現在，我只怕失掉鳳兒。」我為什麼說出了這些話呢？他並不需要我慫恿他來奪走鳳兒。
「你看過不少戰爭電影。咱們又不是兩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你也沒法贏得一枚軍功勳章。」
我想有一次我還聽出一聲反坦克火箭筒還擊的聲音，接著一切又平靜下去。
走向崗樓槍眼，就像穿過那個聲音。我迅速朝外望望：什麼也看不見——甚至連公路也辨別不出來，等我回頭朝崗樓里一看時，那支步槍已經瞄準了，我拿不准它是向著我，還是向著槍眼。但是當我在牆邊一動時，那支步槍也動起來，猶豫不決，瞄準著我：外面的那個聲音又說了一遍同樣的話。我坐下來那支步槍也放低下來了。
我說：「崗樓里好像沒有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一面黃旗幟，紅條子已經褪成了橙黃色。這說明我們已經出了和好教地界，到了越南軍的地界。
「那也是一種死。後來，我就到東方來啦。」
「我沿著牆走，」我說。「等他眼睛一眨，你就拿槍瞄準他。」
「你總不認為我有點兒不大對勁兒吧，托馬斯？」
「我不得不。」
我上了樓面，向他們說話，叫他們放心，說我的汽車就在外面，又說我的汽油用完了。也許他們有一ｒeａd•9９csw•ｃｏｍ點兒汽油可以賣給我。我睜大眼睛四面看看，似乎不大可能有汽油。這個圓形小房間里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箱輕機槍用的子彈，一張小木床以及掛在一根釘子上的兩個背包。兩個盤子里還剩下一些飯，還有幾根木頭筷子，這說明他們吃飯並沒有多大胃口。
「他們幹什麼不呢了？」我說。「這兒又沒有咱們的事。這是他們的國家。」
「好極啦，」派爾說。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兒惶惑。他說道，「這兩個傻瓜不該有一個去望哨嗎？」
「你能忍受六個月嗎？」
「不是那樣。那不是她們的天性。你慢慢自己會發覺的。管她們叫孩子，那是陳詞濫調——不過有一件事卻是相當孩子氣的。她們愛你是為了報答你的體貼、你使她們有了安全感以及你贈予她們的禮物——她們恨你是為了你打她們，或是為了一件待她們不公平的事。她們不知道愛是怎麼回事——只是走進一間房去，愛上了一個陌生人。就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派爾，這倒是很安全的——她不會離開家逃走，只要家很幸福的話。」
「那麼我還來不及打招呼，巡邏隊早就走過去了。」
兩個哨兵默不則聲地接受了這一損失。一個哨兵把步槍放低下來，橫擱在大腿上，另一個例靠在牆邊，閉上眼睛，好像是個孩子，相信自己躲在黑暗裡，人家看不見他似的。也許他很高興自己現在不必再負什麼責任了。遠遠某處，輕機槍的槍聲又開始——一連串三陣槍聲，接著又是一片寂靜。那第二個哨兵把眼睛眯起來，閉得更緊。
「她告訴我，說你這就要走啦。」
「再過半小時吧。」
「哪位將軍？」他不好意思地咧開嘴笑笑問。
「他們會被迫相信別人告訴他們的話，別人不會容許他們自己去思考。」
「我只是在想著，不知她這會兒在做什麼。」
「八點三十分過了。」
「你又不會講法語。」
他把我半邊身子拉過去伏到他的肩上，那陣痛苦簡直使人受不了。「別充什麼大英雄啦。我不要走。」
「她過去在大世界伴舞。」
等汽車的火焰低落下去后，那堆東西似乎縮得更矮了。等痛苦消失以後，有一片安寧——彷彿是神經的一種「休戰日」似的：我想要高歌。我想到，這多麼奇怪啊，干我這種職業的人對這一夜驚險，竟然只能在報上發表一、兩行新聞——這隻是普普通通的一夜，唯一奇怪的就是我自己。這時候，我聽見一個低沉的哭聲又從崗樓殘跡那邊傳來了。有一個哨兵一定還活著。
「我可沒有那意思，」派爾說。「在你戀愛的時候，你總希望你的行為光明正大，就是這麼回事。」這話倒是真的，我想，不過並不像他表達得那麼天真。戀愛就是像別人看你那樣來看你自己，是去愛你自己得意的虛假形象。在戀愛中，我們是沒法講什麼榮譽的——那場英勇的行為也只不過是在兩個觀眾面前演演戲而已。
「你能不能把身體稍微移動一下，」派爾說，「就一會兒？」一聽到他這話，我的毫無理智的怒火又冒上來了——我說不出別的借口，只是因為疼痛。我並沒有請求誰來救我，也沒有要誰把死亡這麼痛苦地延長下去。我懷念著我在那干硬土地上的卧處。這時候，我像一隻白鶴那樣，一條腿站著，不把全身重量壓在派爾身上，好使他松上一口氣。我剛一動，稻稈就搔得我痒痒的，又刺痛了我的皮膚，還噼噼啪啪響個不停。
「喬說是跟一個中國女人和一個黑女人同時待在床上。」
派爾清了清嗓子。這是一個信號，他又要親切地攀談了。「我希望風兒過得好，」他說。
「我不知道。他們認為，在六個月里可以安排一下。」
「除非你馬上就出發，要不你趕不回去啦，」我很不樂意地加上一句，「要是你樂意，搭我的車回去。司令官明兒可以叫人把你的車送到西貢去。」
「樂意吃一塊三明治嗎？這些三明治真好極啦。一種新生產的三明治塗抹醬，叫維他健。是我母親從美國寄來的。」
「你在哪兒遇見她的？」
「誰說不成。」
「我相信我所報道的事情，這是你們大多數美國記者辦不到的。」
我看看我的表——八點五十一分，接下去就等候著，等火光一閃，忙再看看表。那就像憑雷聲傳來的快慢，判斷閃電的遠近一樣。幾乎過了四分鐘，大炮才打響了。
「凡是花費那麼多時間來寫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玩意兒——一些精神概念的人，我都要嘲笑他。」
他正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陰涼的地方，並沒有誰在替他修理汽車。不論他們談了些什麼，談話似乎已經結束了。他們默默地站在那兒，彼此很客氣，所以誰都沒有先走開。我走到他們面前去。
我真盼望他沒有問這個問題。
「咱們下去吧。」
「不，不是。是一段木頭。是石頭。是崗樓上落下來的一件東西。並沒有流血。」
一個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車旁邊，正在很快地說些什麼。我走過去時，他就不說了。我認識他——在泰將軍上山前，這人一直是他的一個助手。
我一站起來，那兩個哨兵就停止吃飯了。我告訴他們，「jereviens，toutdesuite.」我把兩腿伸下活板門，找到了梯子就往下爬。說來奇怪，談話竟然這樣使人安心，特別是談些抽象的話題：它似乎使最不尋常的環境也變得正常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就彷彿我離開了一間屋子出來，還要回去繼續辯論似的——這個崗樓彷彿就是卡蒂納街，是美琪大飯店的酒吧間，甚至是倫敦戈登廣場附近的一間屋子。
我心想：「可憐的傢伙，要是我們的車不是在他的崗樓外邊拋錨，那麼他一聽見那擴音器喊話，本來就可以投降，像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那樣，再不就逃走了事。可是我們在這兒——兩個白人，而我們手裡又拿著衝鋒槍，他們不敢亂動。等我們離開后，已經太晚了。」我對那個在黑暗中哭泣的聲音是負有責任的：我一向對自己超然事外，不屬於這場戰爭很得意，但是這兩個人的死傷是我造成的，就彷彿我使用了那柄輕機槍，像派爾原先想乾的那樣。
「你認為咱們該不該把梯子拉上來？」
「他拿了這支槍，我可不放心，」派爾說，「萬一他們打過來的話。」
「我實在不知道——不過有一點大概是真的。在你毫無辦法的時候，嫉妒又有什麼好處。肚子上，沒有遮攔。」
「為什麼？」
「他們並不要共產主義。」
「一個人開始時總是到處拈花惹草，到後來卻像自己的爺爺那樣，忠於一個女人。」
「他們也許正等在樓下。」
「因此這就不天真了嗎？」
「我可從來沒有見她生過病。」一座崗樓過去了，另一座又閃現出來，像天平上的砝碼似的。
「他目前還拿不準。等他拿定了主意她好歹就要開槍啦。」
「主義，主義。拿出些事實來吧。一個橡膠種植園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對他。他這樣打人，並不是殖民部長下令叫他打的。在法國，我料想他就會打老婆。我還見過一個教士，他窮得連褲子也換不下來，在一個霍亂流行的地區，一戶戶去訪問，每天辛苦工作上十五小時，只吃米飯、吃鹹魚過活，用一隻舊杯子——一個木盤子——做彌撒。我不相信上帝，然而我支持這個教士。你為什麼不管這叫殖民主義呢？」
「tooco」我說。「但願越盟的人知道這一點。」
「他們不知道我們不會使用這支槍，」派爾說。
「我冷得不能再冷啦。」
「你在那邊救了我的命，」我說，派爾連忙清了清嗓子，準備客套地回答一句，而我接著說，「讓我好死在這兒。我倒情願死在乾燥的土地上。」
「好歹總可以潤潤舌頭，」我說。
「我們在這兒也要干出同樣的事來。先鼓勵他們，然後又撇下他們，只給他們一點兒裝備和一種無關緊要的工業。」
說真的，為什麼呢？「我們在戀愛的時候，」我說，「都是傻子。——我至今還不知道她當時是否真在變，不過那種捉摸不定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跑向終點，就像一個膽小鬼跑向敵人、贏得了一枚勳章那樣。我想要一下就死去。」
我在派爾身邊坐下，把兩條腿伸出去。「咱們最好想法睡上一會兒，」我說。
「喝一杯吧，」派爾說。
「接下去，又會怎麼樣？」派爾問，像一個中學生在實驗室里看試驗那樣：彷彿他本人與此無關似的。
「我就大聲喊著說，jesuisfrongsals.別擔心，托馬斯。我會很小心的。」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已經跑遠，沒法悄聲對他說話了——他按著他所知道的那樣儘力悄悄地移動，不時停上一下。我藉著汽車燃燒的火光，可以看見他，不過並沒有聽見有誰開槍，不久，他就走到火光另一邊去了，很快寂靜又填滿了腳印。是啊，他的確很小心，就像他上次撐著小船駛下河流到發艷去那樣，他那份謹慎小心活像一個兒童冒險故事中的英雄，而他對自己的謹慎小心又十分得意，像對一枚童子軍徽章那樣，同時他又糊裡糊塗，不明白自己的冒險多麼荒唐，多麼可笑。
「就碰見了鳳兒嗎？」
靠坐著的兩個人中間的一個——就是那個拿步槍的——搖搖頭。
「你這麼說，好像全國都是農民似的。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怎麼樣呢？他們會幸福嗎？」
「我也離開了她。」
「通常總有彎路走，而且在我們的報紙上，我也沒有注意到實情多麼受到重視。」
我們一塊兒似乎消磨了六七個夜晚，不過他對我的了解只不過跟他對法文的了解差不多。我說：「你不管我只有更好。」
「那麼就把我放在公路上。」
我想象著自己看見了它的眼睛向上閃耀。突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跳下去，下面壓根兒什麼也沒有，只有軟綿綿的地面。我的腳踝在地面上扭了一下，像有誰用手扭了它一下那樣。我可以聽見派爾爬下梯子來，我這才認識到我是一個嚇慌了的大傻瓜，自己在發抖也不知道。我還以為我這個人頑強，不會想入非非，完全具有一個坦率的觀察家和記者所應具備的一切。我一下站起身，幾乎痛得又跌下去。我拖著一條腿向田邊奔過去，聽見派爾跟在我後面奔來。就在這時，一顆火箭筒炮彈在崗樓上爆炸開，我又伏到了地上。
「原來是為了她，」我說。使我的嫉妒顯得更為荒唐、丟臉的是，我只好用最低聲的耳語來表達我的嫉妒——它沒有音調，而嫉妒是喜歡裝腔作勢的。「你以為你這些英勇行為就可以得到她。你多麼大錯特錯啊。我要是死了，你倒可以得到她。」
「你可以跟上百個女人胡纏鬼混，結果還是一個處|男，派爾。你們那些在戰時因為強|奸罪而被處絞刑的士兵，大多數全是處|男。我們歐洲可沒有那麼多。我很高興。這種處|男真造成了不少傷害。」
我在那個空寂的、長長的中殿里走著——這可不是我所喜愛的印度支那。幾條有著獅子般腦袋的龍盤繞上講壇：屋頂上，基督暴露出他那血淋淋的心來。佛祖坐著，像read.99csw.com佛祖永遠坐著那樣，膝頭上空空的。孔夫子的鬍鬚稀稀疏疏地下垂著，像旱季的瀑布似的。這是在演戲啊：祭壇上面的那個大地球代表野心：教主用來作法、占卜預言的那個有活動蓋子的籃子，那是鬼把戲。這座大教堂如果已經存在了五百年，而不只是二十年那麼它帶著人們的腳印和雨淋日晒的痕迹，該會有幾分令人信服吧？一個像我老妻那樣容易相信的人，在這個教堂里會找到一種她在人間找不到的信仰嗎？假如我真的需要信仰，我會在她的諾曼教會中找到信仰嗎？可是我始終沒有想要信仰。一個記者的任務就是揭露和記錄。我生平還從沒有發現過不可解的事情。高台教教主用鉛筆在活動蓋子下搞他的預言，人們也就相信他。在某處的任何幻象中，你都可以找到這類扶乩占卜的事情。在我的記憶里，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任何幻象或是奇迹。
也許我已經不再戀愛了，不過我還記得。
「你害怕嗎，托馬斯？」
我竭力隔上很久才去看一下表，而每次我覺得已經隔了很久，一看表才不過一會兒。九點四十分，十點零五分，十點十二分，十點三十二分，十點四十一分。
「田裡非常濕。」
「一個冒失魯莽的漢子，」他說，說完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他開始了他預定的講話，忘記兩年前我就聆聽過他的這一套了：他的演說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給新來的人放送的留聲唱片。高台教是一個宗教綜合體……是各種宗教中最出色的……已經派出傳教士到洛杉礬去……具有大金字塔的種種秘密……。他穿了一件白長法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為人相當狡猾，相當缺德：「愛」這個詞時時從他嘴裏說出來。
「oestdfendu.」
「我早已給嚇麻木啦——不過現在的情況比可能的好。他們通常一夜攻擊三個以上的崗哨。我們的運氣已經算比較好啦。」
「咱們前面還有漫長的一夜哩。」現在，派爾跟我待在一塊兒，我就聽不見那種聲響了。就連那兩個哨兵似乎也鬆了一口氣。
「哦，不會，」我說，「我們已經用我們的想法把他們培養起來了。我們教給他們一些危險的遊戲。就為了這緣故，我們才在這兒等著，希望人家不把我們的喉嚨割斷。我們的喉嚨要是給人家割斷了，那才活該哩。我希望你的朋友約克也在這兒。我不知道他會怎樣欣賞。」
有件什麼東西正沿著梯子往上來：我沒有聽見什麼，但是梯子卻在我的腳下搖晃起來。
「很可能代表四分之三哩。我在這兒已經待了很久啦。你知道，幸好我沒有捲入，有些事情我可能會忍不住去干——因為在東方這兒——晦，我並不喜歡艾克。我喜歡——晤，這兩個人。這是他們的國家。現在什麼時候啦？我的表停了。」
「他們照說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我躺在那兒，仔細聽著有沒有越盟人員或外籍兵團巡邏隊開槍的聲音，但是一聲也沒有——或許派爾要走上一小時，甚至不止一小時，才能走到一個崗樓，假如他到得了的話。我儘力轉過頭去看看我們那座崗樓的殘跡，一堆泥土、竹子和支梁。
「咱們爬出田去，平躺在路上，怎麼樣？」
「要香煙嗎？」
「也許是一個火箭筒，也許是一個越盟分子衝上來。」
「在他看來，那些玩意兒是存在的。你難道沒有什麼精神概念嗎？譬如說，上帝？」
「我也不帶。」
「我這會兒才開始明白，他們為什麼不把梯子拉上來。那是唯一的出路。」
「有了他，一切對我才完全沒有意義。」
這時，每一個村子里的高台教教堂就會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淺藍和粉紅的灰泥，門上還有一隻上帝的大眼睛。旗幟愈來愈多了：庄稼人一隊隊沿著大路前進：我們快到「聖城」了。遠處，那座聖山像一頂綠色圓禮帽那樣，高聳在新淵城上面——那就是泰將軍堅守的地方。這位持不同政見的參謀長最近宣布，他打算既要打法軍又要打越盟。高台教人士並沒有打算去捉他，雖說他劫走了一個大主教，不過人們傳說，他那麼做是得到教主默許的。
「是什麼？」派爾問。
「你沒有嗎？」派爾說。
「你的塑料工業。」
我在崗樓腳下站了一會兒，讓視力恢復過來。滿天星斗，沒有月光。月光使我聯想到停屍房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沖洗一隻沒有裝燈罩的燈泡，但是星光卻是生氣勃勃的，從不靜止，幾乎就像是有人在那片廣袤的空間設法傳遞出善意的信息似的，因為就連星星的名字也是友好的。維納斯星座是我們心愛的一個女人，白熊星座是我們童年的小熊玩具。我想南十字星座，對於像我太太那樣有信仰的人說來，可能是一首特別受到喜愛的讚美詩，或是床邊的一篇祈禱文。我也打了一陣哆嗦，像派爾先前那樣。不過，那天晚上其實相當熱，只不過路兩旁淺淺的水田給那種溫暖添上了一絲涼意。我開始朝汽車那邊走去。當我在公路上站定時，有一會兒我以為車子已經不見了。這動搖了我的信心，儘管後來我才想起，它是在三十碼以外拋錨的，我心裏還是惴惴不安。我禁不住耷拉下肩頭朝前走去：我覺得那樣比較不大顯眼。
路上比較暴露的地段，有外籍兵團的士兵在稻田裡分散開掩護。這種日子總使法國最高司令部有些擔心，而對高台教徒說來，也許倒是一個頗有希望的日子，因為讓幾個重要客人在他們的地區以外死在槍下，要強調他們自己的忠誠，有什麼能比這更不費氣力呢？
到了梯子腳下，我抬頭叫喚派爾，「是我——福勒。」（即使到這時候，我還是無法對他使用我的教名。）崗樓上的景象已經變了。盛飯的盤子又放回到了地板上，一個哨兵端著步槍坐在牆邊，注視著派爾。派爾在對面牆邊不遠的地方跪著，兩眼盯著那支輕機槍。輕機槍就放在他和另一個哨兵之間。他好像已經開始向那支槍爬過去，可是又給什麼人止住了。另一個哨兵的手正伸向那支槍：誰也沒有扭打，甚至威脅，就像孩子們玩的那種遊戲：你不能讓別人看見你在移動，要不然就會被打發回原來的地方去，重新開始。
「他在說些什麼？」派爾問。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來說，所有的真理都是調和一致的，真理就是博愛。」
然而就在我打噴嚏的那一剎那，那些越盟人員用輕機槍放了一排槍，一串火光射過稻田——槍聲以銳利的噠噠聲像一架機器在鋼板上鑽孔那樣，把我的噴嚏聲掩蓋住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縮進泥淖里——一個人對他所愛的東西如此出於本能地躲躲閃閃，跟死神調情，就像一個女人要求她的情人強|奸她那樣。稻稈給子彈掃射過後，垂下來蓋住了我們的頭，這場暴風雨又過去了。我和派爾同時伸出頭來吸口氣，只聽見腳步聲朝崗樓那邊走去。
要取毛毯，我不得不打開汽車後面的行李箱。那一陣咔噠聲和嘰嘎聲在寂靜中也使我大吃一驚。那一夜一定到處都有人。我可不喜歡就我鬧出聲響來。取到毛毯后，我把它披在肩頭，比先前更小心地把行李箱關上。接著，等箱扣剛一扣好，西貢那面的天空突然一亮，爆炸聲從公路那頭隆隆地一路響了過來。爆炸聲還沒有過去，又傳來了兩排輕機槍的槍聲。我想，「有人這下可碰上啦，」很遠的地方傳來人聲，痛苦、恐懼，或許甚至是勝利的喊叫。不知什麼緣故，我一直以為他們會從後面沿著我們剛走過的公路發動一次攻擊。一時間我感到憤憤不平，越盟竟然到了我們前面，到了我們和西貢之間。那就彷彿我們不自覺地開車朝危險衝去，而不是遠離開它，就像我這會兒正朝著危險的方向走去，背對著崗樓這樣。我一步步走，因為走比跑總聲音輕點兒，不過我的身體卻很想跑。
「你總是嘲笑約克，」派爾說。
派爾一移動腿，那支步槍就頂上來了。
「他們不願意吃槍子兒。但願你身邊帶的不是酸橙汁，而是更有勁兒的玩意兒。」
一
「《金西報告書》里並沒有談到這個。」
「你受傷了嗎？」派爾問。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許多是什麼意思。對我說來，只有四個女人有過重要意義——或者說，我對她們有過重要意義。其餘的四十多個——我就不明白我為什麼會跟她們胡纏。從衛生，從個人社會義務的概念看，那全都錯了。」
我把步槍里的子彈取出來，然後把槍放在地面上。「你總不見得把槍就丟在這兒吧，」派爾說。
「你怎麼不動啦？」派爾說。
「有金酒嗎？」
烈日當頭，我在陽光下看見了派爾，他正設法在發動他那輛別克牌汽車。不知怎麼，在最近兩星期內，在大陸酒店的酒吧間里，在卡蒂納街上唯一的那家好書店裡，我不斷地碰見派爾。他一開始就強加于我的這份友誼，現在比過去更加濃厚了。
「在高台教區域，你們用不著為宵禁擔心，」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說。「不過一出了界，那就……我明兒一定差人把你的車送來。」
「我不明白你說點兒什麼，托馬斯。」
「沒有，非常抱歉。你知道，」他鼓勁兒地說，「在這種氣候里，喝酸橙汁對你很有好處。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哪幾種維生素。」他遞過一杯來給我。我喝下了。
「我走前會再來找你，派爾。」說完，我向大教堂走去。在大教堂里，我可以獲得一點兒陰涼。
「汽車也許會駛來，不過他們可能會先來。」
原來是一輛重型車輛沿公路開來，朝西貢駛去。我走到槍眼那兒去往下看看，正好看到一輛坦克駛過。
「我從來不帶槍。」
我始終不知道派爾讀的是什麼書。（大概不是約克·哈定或莎士比亞的作品或是那本現代詩歌選集或《婚姻的生理學》——也許是《人生的勝利》。）這時候，一個人聲傳進了我們的這座崗樓，似乎是活板門旁那些黑影說出來的——一陣空洞的擴音器傳出來的聲音，用越南話說了些什麼。「咱們這下可碰上啦，」我說。兩個哨兵也在聽，他們的臉轉向那個步槍槍眼，兩個人的嘴全都張開著。
「這張唱片我知道。暹邏會丟掉。馬來亞也會丟掉。印度尼西亞也會丟掉。什麼叫丟掉呀？要是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還有來生的話，那麼我倒願意拿我下一輩子的豎琴和你的金王冠打賭湘信在五百年後也許不會再有紐約或倫敦，不過這些人卻還會在這些水稻田裡插秧，他們還會戴著尖頂帽子，挑著他們出產的糧食到市場上去。小男孩兒們還會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歡那些水牛，它們不喜歡我們的氣味，歐洲人的氣味。並且記住——從水牛的觀點來看，你也是一個歐洲人。」
「你在想點兒什麼？」
「在我們和西貢之間，有四十座像這樣的崗樓。不一定會是咱們倒媚。」
派爾說道：「你要人人都用一個模子鑄出來嗎？你是在為辯論而辯論。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你主張個人的重要性，就跟我一樣，也跟約克一樣。」
「那是我的車子，」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