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想起二〇〇一年初，畢飛宇在電話里沒完沒了地對我談起「玉米」，這個詞和這個女人，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他愛她，她將因此而榮耀……
小說家如同專制的家長或嚴謹的導演，他必須鎮壓和消除這種「自由主義」苗頭，必須讓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畢飛宇沒有向玉秀和玉秧讓步。但是，作為小說家的畢飛宇有一個決定性的特點，那就是他對人、對人的性格和命運有不可遏止的好奇，當他意識到那兩個女孩在陰影中暗自醞釀著激|情，躍躍欲動時，他終究無法拒絕她們，他必須提供機會讓她們動，讓生命自行其是。
所以，這三個女人屬於過去時代，那個時代塑造了她們的命運；但她們又屬於現在和未來，因為她們來自「中國經驗」中最令人傷痛、最具宿九-九-藏-書命意味的深處——在古老鄉土和現代進程之間、在歷史和生活之間，「個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責任何以成立？我們從《玉米》中、從那激越的掙扎和慘烈的幻滅中看到了「人」的困難，看到「人」在重壓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氣、悲愴和尊嚴。
李敬澤
《玉米》也是貧賤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構成了鄉土中國的基本景觀，它太普通，太常見，提起玉米也許只會引出某種關於日常生活的記憶：它曾是我們童年時代的主要食物。但畢飛宇把這個詞給了一個女人，他讓「玉米」有了身體，美好的、但傷痕纍纍的身體，他還寫了「玉秀」和「玉秧九-九-藏-書」，那是將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長的玉米，從此，在「玉米」這個詞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動著三個女人的眼淚和血和星光般的夢。
三個人，三個女人，她們生長於田野，她們都夢想遠方。但通向遠方的路崎嶇、艱險，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遠，她的所到之處卻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們腳下和心中橫亘著鐵一般的生存極限，她們焦渴、破碎于乾旱堅硬之地。
十幾年前，莫言寫出了《紅高粱》，因為這題目和這小說，「高粱」這種貧賤的作物煥發出神奇的光芒，從此，提起這個詞，我們會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綠，想起豐饒而殘忍的大地。
——通過對「極限」的探測，畢飛宇廣博地處理了諸如歷史、政治、權力、倫理、性別與性、城鎮與鄉村等等主
九九藏書題，所有這些主題如同血管在人類生活的肌膚下運行。對我們來說，讀《玉米》是經驗的蘇醒和整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鄉土和城鎮、那時的日常情境在畢飛宇筆下精確地展開，絕對地具體，因確鑿直抵本質。
《玉米》、《玉秀》、《玉秧》，畢飛宇是一篇一篇寫的，我估計，他原本只是想寫《玉米》，最後形成這樣一本書可能並非他的初衷。但也許就在寫《玉米》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玉秀和玉秧，這兩個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後，被光彩奪目的姐姐遮蔽著，畢飛宇察覺到她們身上存在著某種可能性——小說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樣，每個足夠活躍的靈魂都有一種衝動：要展開自己的故事，要從別人的故事里衝出去，開闢自己的天地。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著人、望著命運，九*九*藏*書這是作家的古老姿態，畢飛宇把這種姿態視為寫作的根本意義所在——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本書，它由三個相互聯繫的故事構成，由三個不同性格和命運的女人構成，它不是傳統意義上具有統一、強制、封閉性的結構意志的「長篇小說」，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說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導，欲罷不能地追下去。
再往前二十年https://read.99csw.com或三十年，在江蘇北部的鄉村，一個瘦削的、黝黑的孩子，他注視著無邊無際的田野，淚水湧上他驚喜的眼睛，我聽到他說：「玉米。」
——漢語之美、漢語之深厚和微妙，就在這一個一個的詞，它被念出來，然後餘音不絕，因為詩人和小說家們把層層疊疊的經驗、夢想和激|情寫進了這個詞里。
所以在這本名為《玉米》的書中，我們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難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寬闊的，她像鷹，她是王者，她屬於白天，她的體內有浩浩蕩蕩的長風；而玉秀和玉秧屬於夜晚，秘密的、曖昧的、交雜著恐懼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閃爍、蕩漾，這火紅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尋覓、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這種平庸吸引了畢飛宇，他在玉秧充滿體積感的遲鈍、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