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五
《文心雕龍.辨騷》則具體闡釋說：「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矣。」
1953年，屈原被聯合國定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小人結黨營私，那是非常危險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嗎？不，我是擔心國將不國，君王的車駕，因黨人引入歧途而傾覆！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軌跡看，刀槍劣勢，文化優勢。刀槍要生鏽，文化要發光。也許正是文化的發光才使刀槍入庫生鏽。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著生活的多元，審美的多元。或者說，文化的本質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來維繫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絕刀槍。南唐之滅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端午節是民間自然形成的，不是哪個帝王欽定的。這也表明，千百年來，「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彙集成無人能夠阻擋的滾滾洪流。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羅。
北方主陽剛，南方主陰柔。
《楚辭》是南方文化的結晶。《詩經》則是北方文化的碩果：十五國風，不見「楚風」。換言之，《楚辭》是長江流域的產物，《詩經》是黃河流域的產物。二者到了漢代並稱「風騷」，宛如長江與黃河共同滋養了華夏兒女，催生綿延百代的華夏文明。
豈余之身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2008年3月3日改於眉山之忘言齋
屈原那個年代，思想是活躍的，情感是奔放的，藝術是自由的，世界是敞開的，神靈是親切的，自然是渾成的。
古代南方人傑的國家情結、民族情結勝於北方。項羽的衣錦還鄉、寧死不肯過江東，是屈原之後的另一大個案。屈原為何投江？因為他是楚人。楚國近千年的歷史培育了他的國家情結。這情結包含了意識、潛意識、集體潛意識。中原諸國長期戰亂，分分合合，國家意識淡薄，策士們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飯。孔子孟子韓非子，都是以諸國為國的。《楚辭》學者馬茂元先生對此有專論。
山鬼為女性神靈，這是以她的口吻，描繪她美好的、對她也是一往情深的意中人。《離騷》中的「兮」字是在句尾，這首詩就放到中間了，形式由內容生出，讀起來很舒服。僅四句，男人女人，包括他倆的服飾、表情、身段、環境、情愫，全都出來了。他不用概括，而用渲染和烘托，對應《詩經》的比興手段。
春秋戰國，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對平靜的。南方生活的悠久和文化的豐富是同構的，柔性之力大而無形。
大解放就是大開拓。屈原的精神噴射力使有礙於這種噴射的詩歌形式自動解體。他一生三次流放，加起來可能有二十多年，踉蹌足跡踏遍荊楚，與神巫、與草木魚蟲鳥獸對話，詩境、句法都是「走」出來的。流放出詩人。顛沛寫華章。開拓者是這麼開拓的：精神的自由九_九_藏_書噴射謀求著自由的表達。形式就是內容。韓愈《送盤谷序》說：「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千年大國之亡，「亡于」屈原之鳴：是屈原以他的大悲之鳴見證了楚國之亡。他以楚聲表達了楚國，楚國在他的筆下獲得了重生。「悲劇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毀滅也是重建，向後人端出毀滅之物的價值。屈原表達了南方，卻覆蓋了北方，以遼亮的楚聲唱響中原，融會中原。這在文化上是開天闢地的。開拓者吸附後來者，但開拓者又是很難模仿的。宋玉對屈原亦步亦趨，已類似東施效顰。漢賦如東方朔的《七諫》，王褒的《九杯》，劉向的《九嘆》，王逸《九思》，模仿的痕迹很明顯。眾多的模仿，反而證明了天才詩人的不可模仿。屈原像一台矗立天地間的巨型攪拌機，雷鳴電閃皆為能源。漢賦之於楚辭，有如蛙聲之於雷鳴，有如螢火蟲的光亮之於電閃。辭賦並稱，是漢代文人的說法。而漢賦作家的功勞倒是對楚辭的廣泛傳播：屈原被漢隸無數次地書寫。
楚國滅亡了，楚聲卻響徹了華夏大地。
孔子的大視野，使他必須淡化他的魯國情結。而國家趨於一統，國家意識的淡薄對儒學之意識形態究竟是行不通的，誰來填補這個空缺呢？是屈原。這倒不是說，屈原主動填這個缺。是漢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鑲嵌」到歷史的空缺中的。這裏，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補空間。楚國放大為「中國」。
屈原殉國無爭議。
愛國的欣悅之情溢於言表。屈原年輕時的這首佳作，是愛祖國的詩篇中最樸素最動人的：因樸素而動人。她閃耀著愛國情愫的源頭性的光輝。愛得如此之深，奪走他的愛，等於奪走他的生命。沒有這樣的愛國之情則沒有《離騷》。祖國，楚王，荊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緊緊的交織著。屈原愛國在先愛君在後，愛國是前提、前因。這個「因果關係」是比較明確的。楚懷王死了，屈原並未去投江。郢都被毀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羅。
屈原之後百余年有賈誼；
由此可見，屈原與孔子有明顯的互補空間。
楚辭和楚聲、楚樂、楚舞、楚俗密切相關，而能以楚聲誦楚辭者，據說唐代就絕跡了。
屈原的詩中，「靈修」、「美人」，常常指楚懷王。「數化」是屢次變化。
《詩經》是四言體，《楚辭》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體，形式自由奔放，音韻別緻優美，開漢唐詩歌之先河。
古代中國的「生活局面」，與農耕文明息息相關……
這是中國歷史的大課題，本文僅限於幾縷猜想。
《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這些篇章所喚起的閱讀體驗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國南部祭神的民歌，經屈原提煉成抒情詩，人神相戀曲。《湘君》、《湘夫人》、《山鬼》、《東君》、《雲中君》、《少司命》……全是極優美的篇章。
漢代「一統天下」，過上了安定日子的漢民族hｔｔpｓ://reａｄ•9９ｃsw.cｏm卻受到匈奴的威脅。漢族與少數族的爭鬥與融合延續千百年。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生活與刀槍的嚴重對立。而現代政治智慧，則以刀槍護衛著生活。古代政治，這個智慧尚在成形的過程中。皇權既是推動力，又阻礙了它的成形。
屈原的作品影響了漢賦，更影響了唐詩宋詞，其自由奔放又如出色的現代詩。我想，這和民歌是大有關係的，《詩經》的精髓也在民歌。民歌、民謠、民俗，都是幾百年上千年緩慢生長出來的好東西，歷代文人加以提煉，於是佳作紛呈。而皇帝一旦出面干預，官方受命指手劃腳，生機勃勃的藝術就註定要頹敗，藝術家淪為封建統治者的工具。
也許他走了生命的極端，才使後來的繼承者堅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難中。司馬遷、嵇康、杜甫、李煜、蘇軾、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難而笑傲人生。
本文掛一漏萬。
屈原不能被窮盡。讀屈原意味著無限的生髮。
《楚辭》的源頭性美感俯拾即是。
——當初說得好好的，後來卻又反悔。離鄉背井，對我來說不是一件艱難的事，我感到傷心的，是君王您反覆無常！
美政理想主義者和君王、權貴的「結構性矛盾」，發端于屈原。整個封建時代，屈原的這個發端意義重大。
屈原的愛祖國，同樣是「歷史性」的，感動中國兩千多年，並且在他個人，毫不勉強。《橘頌》雲：「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順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並不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沒有這樣的結合，因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現代人的發明。
他對美政的執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藝術，政治，容不得半點瑕疵。他一生激烈。卻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為常態，並展開他那令人眼花繚亂的豐富性。進入他的生命體驗幾乎是不可能的：誰能擁有一雙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魚蟲雨雪雷電，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視者，是宇宙的追問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渾成之態，顯現於屈原的作品中。《楚辭》大致是個整體，進入這個「整體」殊難想象。這倒不是說，字句理解艱難。從東漢王逸、南宋朱熹到現當代的集注集評，使《楚辭》在字面上的把握變得相對容易。《楚辭》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隨屈原之作。
漢初賈宜吊屈原，是由於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馬遷為屈原作傳贊，其內心衝動和賈宜相似。屈原作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馬遷的描述得以凸顯。凸顯意味著：屈原的「這個」形象易於把握。而易於把握是說：文人與君王的愛恨交織的關係，由屈原作了開端，後繼者綿綿不絕。是後繼者的無窮眺望使屈原成為屈原。
屈原的一些不經意的抒情句法，流布到今天的書面語和口語中，比如「目眇眇」https://read.99csw.com、「愁悄悄」、「翩冥冥」，令人聯想現在的「靜悄悄」、「雨綿綿」、「涼絲絲」。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知…」這是司戀愛的處|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與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現的屈原眉目傳情。
歷史長河泥沙俱下，易感和發牢騷都有變式，例如朱熹批評揚雄模仿楚辭的作品是「無所疾病，強為呻|吟」。無病呻|吟，有意拍馬，是漢賦的兩大通病。屈原的光輝在漢代減弱了。他在漢賦作者們的扭曲的眺望中躺進了漢隸書籍，到唐宋又一躍而起……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這是日神東君的形象。
人神渾然一體，是朝著人的神性、詩意，朝著生活的豐富、人性的豐富。神性並不壓抑人性，神權與君權的結合才壓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權是確定的。
屈原的豐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決定的。天地人神巫集於屈原一身，這在戰國時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戰亂頻仍，使「治亂」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語亂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於價值天空的收縮，為君權的暢行天下騰出空間。屈原則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間。春秋時代中原的神話也是非常發達的，屈原筆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視野是南北交匯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筆之所觸，盡染神奇。
屈原的語言藝術、行為藝術，纏繞著後世中國文人。
郭沫若寫屈原，把兩個女人放到他身旁，塑造嬋娟的美麗，刻畫鄭袖的妖媚，雖出於虛構，卻讓我們能一窺屈原本相，並由此生髮出若干富於浪漫色彩的聯想。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屈原在《離騷》中還寫道：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讀屈原的詩，不難發現，當時的文化已十分發達。南北文化呈交融趨勢，而詩人、哲人、策士，從不同的方向強化這種趨勢。七國爭雄，一會兒打起來了，一會兒又好起來了。從時間上看，和好總比打仗多。從戰國之初到秦滅六國，近兩百年。國與國之間，接觸是多方位的，這就包括從官方到民間的文化交流。即使為了研究敵人，也要弄清對方的文化，不然的話，那些成千上萬的策士辯士們，長年累月奔波穿梭，他們廣博的學問、他們知己知彼縱橫天下的能力從哪兒來呢？
中國三大傳統節日之一的端午節，由屈原而起。這麼大的國家，兩千多年來，單為屈子留下一個全民參与的節日，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拋粽子的習俗就在荊楚大地上漸漸形成，老百姓的動機，單純而又感人：別讓魚群碰他的軀體。粽子拋給魚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與汨羅江的波濤共存，匯入長江，滋潤兩岸遼闊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點般落入江水中。後來，全中國相染成習，人們吃粽子https://read.99csw.com懷念他，划龍船懷念他……
他忠君，卻不是愚忠，他責備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離騷》的句式是參差不齊的，情緒起伏大，抒情與敘事交匯。《天問》則一變而為四言詩，因他連珠炮似的發問，急促而又連貫。《九歌》對人神相戀的禮讚以七言為主，活潑靈動。《招魂》、《懷沙》、《哀郢》等篇什不拘一格……游國恩先生指出：這是詩歌形體的大解放。
漢武帝時代的淮南王劉安，在《離騷傳敘》中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兼而有之也。」
爭霸倒促進文化交流，這個現象蠻有趣。
項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項羽一把火燒了阿房宮，屈原卻讓南方的生活意蘊審美氣象牢牢紮根于北方。
小人才反覆無常呢，「傷靈修之數化」，豈不是把楚懷王和小人等量齊觀？所以後來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場批評他，比如班固說他「露才揚己」、「責數懷王」。顏之推更指責屈原「顯暴君過」。他們的言下之意是說，最高統治者即使有過錯，也不應受責備，更不能暴露給天下人看。
秦漢以降，中國歷代文人仰望著屈原。這幾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豐富性的開端闡釋者。王逸說：「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錶，祖式其規範。」
詩人常以女子的面貌出現，可能是因為當時楚地的男子，其性別意識，和今天的男人有區別。詩人的性別轉移很容易。女巫、女神故事多。
屈原的詩，得益於《詩經》不少，還有楚國代代相傳的民歌。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思無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卻能純潔無邪。
這種解釋，惜墨如金的司馬遷曾引用。源頭性的東西，竟然也在好色與牢騷之間。
屈原生活中的男歡女愛，史籍里不見蹤影。
唐朝又迎來詩歌形體的大解放：李白的古體詩，杜甫的格律詩、五言長詩，異軍突起，雙峰對峙。這表明：頂級藝術充滿了意外，異軍方能突起。李白杜甫眺望屈原，得其神韻，卻在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審美觀照中卓然而成大宗師。所謂創造性的繼承，這繼承的軌跡卻是撲朔迷離，至今向我們保持著它的神秘性。李杜之後，追隨者模仿者，試圖超越者，又排隊了長隊……文學藝術的「累積效應」顯而易見。
「唯美」這一層，則由於楚地之原始宗教體驗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間的身影顯得游移和飄緲。游移縹緲本身也是美。
再百余年，有偉大的司馬遷……
《九歌》里的九首詩，都是要由男巫或女巫來唱的。楚國的巫文化尤其發達。
文人易感，文人發牢騷，源頭在屈原。易感是說：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髮感知。感與知，是連在一塊兒的，知性（理性）並未扼殺感性。由於屈原目極天地間，立境奇高，他所畫定的感知區域籠罩著後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讀書人，九*九*藏*書進而影響全民族。發牢騷則意味著：有深怨並棲身於這種深怨。深怨從何而來？從理想、操守、才華而來。此三者，使牢牢棲身於怨恨成為可能。人是迎著痛苦上才會有「棲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騷就消失了，原則就變成妥協了。這個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國代代相襲影響深遠。優秀文人幾乎都是硬漢子，不向命運低頭，不拿原則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卻能紮根于痛苦怨恨，並在書寫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經典的個例。深深的怨恨開出了五彩繽紛的詞語之花，而詞語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離騷》最後兩句：「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與君王共謀，那好吧，我將跟隨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尋覓我的歸宿……
開端性的詩人，開端性地以生命寫詩。詩句噴發著生命衝動。
從屈原的作品看，他雖然生死繫於南方，卻對中原的歷史文化高度認同，沒有一點「小國寡民」的心態。而當時的楚國則被北方人稱為「南蠻」、「荊蠻」。南方文化傳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莊子居功甚偉。老子的思想也是從南傳到北的。
沒有記載說，楚懷王、楚頃襄王，在屈原的詩中尋找過「犯上作亂」的罪證。
《詩經》是民歌民謠，清新而單純。《楚辭》是個人的藝術創造，意象繁複，意境雄渾，詩人內心的巨大衝突橫陳紙上。
這中間可能隱藏著華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奧秘。
何其芳說：「《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秀動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這樣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異常鮮明的個性烙印的，卻還沒有。」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環繞著鮮花香草。他的纏綿傾訴也透出某種柔媚。荊楚男子也許多如此。楚人亦強悍，而在楚國滅亡之後越發強悍不屈。項羽這樣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人物，產生於楚國的恥辱記憶：「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這個歷史現象頗具隱喻性。刀槍能攻佔國土，卻對文化無可奈何；強國的戰車馳騁千里，弱國的文化悄然反攻長驅直入；帝國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遠流長。
理解屈原的自殺，這是一條有跡可尋的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寫下這些句子的時候，正當壯年。換句話說，他早就準備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荊楚多河流濕地，他和水是親近的，親昵的。紀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讓水中的魚蝦遠離他。
即使是屈原的牢騷之作，也不乏美女的身影、香草的氣味，更不用說《山鬼》、《湘君》、《湘夫人》這些作品了。語調輕快，畫面優美，情與貌躍然紙上。句式不拘一格，有長有短，那個著名的「兮」字或於句中，或於句尾，像個小精靈，像一條小蝌蚪，游來游去的，趣味橫生。舉《九歌.山鬼》開頭幾句為例：
二千三百多年來，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飄緲。屈原千姿百態。他活在漢語的彈性空間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維度的，具有多重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