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自由是被質疑甚至被詛咒的。自由有時候是個好詞，有時候模稜兩可，有時候則絕對是個壞詞，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問：「為什麼？」

實際情況可能比這還糟。翻檢任何極端年代的歷史，都不難發現，那些學會自我逮捕的人，通常還會想方設法，以一種貌似善良的口吻與慈悲的情懷去逮捕別人，告訴你不要膽大妄為。一個人，無論有多高的才情，有多強的創造潛力，如果聽從了這些勸告，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他的人生就真的要被這些老好人給摧毀了。所以我說，相對於政府層出不窮的禁令，這種為人們日常所見，在和風細雨中摧毀他人人生的勸告，才是大家更需要防範的「溫情脈脈的恐怖襲擊」。儘管我一直保持著理性、溫和思考的作風，但總會有人提醒你這也不要寫，那也不能寫。對於這些善意的勸告，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始終堅持一個看法，如果這個環境已經在給你做減法，你首先該想到的是給自己做加法，要相信時代每一天都在朝著好的方向走，相信我們的國家要比我們想象的自由。

對於鮑比來說，他的身體像潛水鐘一般沉重，心緒卻如蝴蝶一般自由。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時代太過沉重，太多困厄，時常讓你艱難行事，你也可以將這個時代比作潛水鐘，而你的自由精神同樣如蝴蝶飛舞。

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于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

今年年初，我回老家，遇到一位民政局的官員，他在當地負責基層民主建設，主抓各村的選舉，推動村民自治。雖然和很多人一樣，他也認為基層民主選舉有太多阻力，但既然還有空間做事，就一定要將這個空間用足，所以他會不厭其煩地跑到鄉下去督導選舉。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官員還堅持寫了一本厚厚的「民主日記」，記錄自己推動基層民主的甘苦。之後我去巴黎，為了讀完這些日記，我甚至來不及收拾行李。他的積極作風以及他的思考深深地打動了我。

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叫子華的哲人對生存狀態進行了分類：「全生是一種上佳的狀態；虧生是要差一些的狀態；死亡是更要差一些的狀態；迫生是一種比死還要糟糕的狀態。」這裏的全生、虧生和迫生，可以說是關於自由的三種狀態。一是完全自由、二是部分自由、三是完全不自由。轉型期國家正好處於虧生的狀態。按照子華的理論：「全生」，是指人類生命個體各個官能需求都恰如其分得到滿足；「虧生」，是指人類生命個體官能需求只能部分得到滿足，「虧生」的狀態所以出現來自於對生命價值的尊重不夠，「虧生」的程度取決於對生命價值的不尊重程度，「虧生」的狀態越嚴重，就反映對生命價值的越不尊重；「死亡」，對於這個人類生命個體的狀態還缺乏了解，大概是和沒有出生的時候情況差不多；「迫生」，是指人類生命個體各個官能需求都沒有得到恰當的滿足，而得到的又剛好是這些器官所不需要的、甚至是排斥的，也就是所謂不得自由、遭受恥辱地活著。你想看《南方周末》，他逼你看《環球時報》；你想林青霞，他非逼你想紅太狼……也就是說，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100分、虧生是50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則是一個負數。我們這個社會，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間。

很高興到央視來做這個講座。一來因為我做過媒體工作，非常了解大家在這個時代遇到的困境；二來不論困境如何，總還是有很多人在積極地做事，保持著生命昂揚的本性和進取之心。而我也願意和這些朋友交往，並從中獲取能量。我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和我交往最密的媒體朋友主要在兩個地方：一是南方報業，一是央視。這很有趣，因為在許多人看來，南方報業大胆敢言，鋒芒畢露，像是「叛軍」，而央視四平八穩，總在關鍵時候定調子，像是「中央軍」「御林軍」。甚至有人認為，雖然兩家媒體都被罵過，理由卻不太一樣，南方報業是因為做得太好，而央視是因為做得太差。這樣過於臉譜化的評價難免有失偏頗，會讓我們忽略一些好的東西。據我所知，張潔、李倫、庄永志、柴靜諸君都做過不少好的節目。相信這樣守護良知與獨立精神的人在央視以及其他中央媒體里還有很多，大家日拱一卒的忍耐與堅持九-九-藏-書，謀求國家與社會進步的決心，都是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

幾年間，我問過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尤其是思想界與媒體界的一些朋友。偶爾也有想出答案來的，但的確花去了他們很多時間。比如有一次，幾位電視台的朋友請我吃飯，我便給他們出了這道題。接下來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吃，等其中一位「哎呀」一聲道出答案，一桌菜早涼了。

同一個人，他還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站在皇帝面前，馬丁·路德講過這樣一句名言——「這是我的立場，不能後退一步。因為我的良心唯獨是上帝話語的囚徒。」在皇帝面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面前，他又是不自由的。他那麼樂意，那麼清醒，他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平常我們說自己是「良知的囚徒」，這也算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自願奴役論」了。

我一直喜歡看伊朗電影，在這方面有不少體會。按說伊朗的電影審查比中國要嚴格，但是為什麼伊朗拍出了許多優秀的電影，如《小鞋子》、《何處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櫻桃的滋味》、《橄欖樹下的情人》，等等。我一直想寫篇文章來談伊朗電影中的「禁忌與悲憫」。常聽中國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語言上的隔閡影響了相關作品的理解與傳播之外，我想這和中文小說缺乏悲憫的情懷以及對人類的普遍關心是分不開的。

但如果真是因為「不自由」，就要「毋寧死」，我也是不能贊成的。

A. 不自由，毋寧死？

一切很簡單，你只需將「102」中的「2」上移，變成平方便大功告成，接下來你會看到這樣一個等式：「101-10²=1」。

于社會而言，你會發現，許多人在國家沒有向上築就底線的情況下，大談左右之爭，其實中國當下最本質的交鋒是國家與社會的上下之爭；同樣，當刀客在幼兒園裡殺小孩，竟被解釋成底層社會的維權表達，在這裏，生命毫無神性可言。

盧梭曾經說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L'homme est né libre，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這裏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變成了「自由引導野獸」。對此抨擊得最厲害的是羅蘭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在這裏，自由就變成了一個壞詞。當然，我們知道這種以強製為前提的自由，並非真正的自由，其實質是奴役。托克維爾曾經這樣談到法國大革命：「法國人希望平等，但當他們在自由中找尋不到平等時，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

其實，有關這道題的分析何嘗不能適用於我們的社會與人生。不得不承認，我們常常陷於一種橫向的思維，一種左右的思維之中，而很少有一種向上的維度、個體的維度、神性的維度和時間的維度。

其二，相較於「不自由，毋寧死」，我更相信「不自由，仍可活」；相信不鼓勵個人犧牲，大家都來擔起責任、積極行事的世界會更好。關於如何積極生活，我在《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一文中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我想對那些正在努力或試圖改變自己或時代命運的人說，不要在意周遭對你做了什麼，關鍵是你自己在做什麼。你想得更多的應該是自己做什麼，而不是逆境對你做什麼。換句話說，當我們操心積極生活多於操心那不如意的環境，也許才更有意義呢！當你對罪惡視而不見，惡施加於人心上的恐怖的魔法也就煙消雲散了。

先說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這個詞。帕特里克說「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寧死），用的也是這個詞。從詞義上說，Liberty既指自由權，也有「冒昧，失禮;（對規章等的）違反行為; 不客氣」等含義，作為複數用時同時還包括「特許權; 自治權，選舉權，參政權，使用或留住權，活動範圍，特許區域」等意思。而在哲學意義上，還有「意志自由」的意味。從這些意思中可以看到，Liberty主要協調的是人與社會的關係。所以當年嚴復翻譯密爾的《論自由》（On Liberty）時，直接把這本書譯為《群己權界論》。嚴復是個很敏感的人，他意識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將Freedom稱為自由，而將Liberty譯為「自繇」，以示區別。

在伯林看來，最重要的是要為自由預留一個底線，即個人自由應該有一個無論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範圍，如九*九*藏*書果這些範圍被逾越，人就會徹底失去自我與自由。為此，我們應當在個人的私生活與公眾的權威之間，劃定一道界限，使人類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須獨立，不受社會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個保留區，則不管該保留區多麼褊狹，都將構成專制。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你不要自由，我強迫你自由」。如果宗教、意見、表達、財產的自由等等在大革命時期得到保護，血流成河的法國大革命就會是另外一種面貌。

有個蘇聯笑話很好地解釋了這一現象。

張佛泉（1907-1994）是胡適派自由主義群體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曾經在《自由與人權》一書中區別過這兩個詞：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開列一張明晰的權利清單；而Freedom 含義比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並無公認的標準。以賽亞·伯林有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一說。所謂消極自由，說到底就是免於做什麼事情的自由；而積極自由是可以做什麼的自由。消極自由是「不說」的自由，而積極自由是「說不」的自由。考慮到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種底線自由，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將Liberty理解為一種消極自由；而Freedom作為一種進取的自由，可被視為一種積極自由。

好了，題目就說到這了，您現在可以好好想想，看看是否能夠很快想出答案。我不想吹牛，幾年前當我第一次看到這道題的時候，我是只花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便做出來了的。而當我把這道題轉述給一些朋友時，我發現他們在這上面花費的時間遠比我要多得多。有一位朋友，冥思苦想兩個小時后終於放棄。他當時是多麼絕望啊！我至今未忘他那痛苦的表情。然而，當我將答案告訴他，他徹底崩潰了。

關於自由有很多說法。它究竟是好詞，還是壞詞，得視條件而定，在此不妨簡單羅列一下。

一句「不自由，毋寧死」，激勵了千百萬北美人為自由與獨立而戰。但是，沒有人相信帕特里克是為了讓大家去做人體炸彈送死。活著還是死去，這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於如何活得更好，活得有尊嚴。

答：「沒有。」

為避免詞義與語音上的混淆，最近這些年又有人提出以「利權」代替「權利」，並由此重新引起了一場有關如何糾正「權利」一詞的討論。由此可見「權利」一詞的問題一直未解決，成為好問究竟者心中的隱痛。

生活是可以選擇的。今天的大學生忙著國考，忙著一畢業就工作，而且最好一步到位，不挪窩才好。可是梭羅不這麼想。一百年前，在美國獨立日的那天，帶著一把斧子，梭羅去瓦爾登湖畔蓋了個木屋，他想過一種可以試驗的生活。正是在那裡，梭羅完成了《瓦爾登湖》的寫作，並且藉著「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影響了托爾斯泰和甘地。這樣自主生活的人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少見，既有從德國來的盧安克，也有許多本土的義工。

而且從整體上說，國內絕大多數媒體都抱著一種熱切的態度，希望中國能朝著一個開放、寬闊的方向走。這是我們時代的默契。像《環球時報》那樣雞立鶴群，一見「陰謀」就興奮的媒體，畢竟為數不多。

說到這裏，有必要談到兩個人，他們都在用生命踐行我所說的「不自由，仍可活」。

盧梭有關「自由與枷鎖」的言論感動了無數人，也讓無數人平添惆悵。不過，即使是在一個不自由的環境中，生活仍是可以選擇的，是有希望的。因為你即你選擇，你的世界也在於你如何選擇。在這裏，我想強調的是，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們所能感覺到的不自由，很多是自我施加的。

其二：安迪坐在辦公室里，反鎖房門，將監獄廣播的音量調到最大，播放《費加羅的婚禮》。此時，鏡頭拉升，所有囚徒抬頭仰望天空，恍惚之間，這座曾經消失了音樂的肖申克監獄像是洗禮人心的教堂。

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夠從肖申克監獄里逃出，正是因為空間禁錮了他，而時間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來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來做。我說人是時間單位而非空間單位的意義亦在於此——我們都是時間的孩子，如果你的一生都像安迪一樣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處，那麼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

有些自由是被歌頌的。比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這裏的自由同時是自由女神，妖嬈的乳|房，不僅唯美，而且哺育現代文明。富蘭克林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裏自由也是好詞。胡適在晚年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則將自由放到了次好的位置。

我常聽到人們抱怨體制有問題。這一點誰都不會否定。否則，我們目前這個時期就不叫轉型htｔpｓ://rｅad•99ｃｓｗ.coｍ期了。問題在於，作家、導演和學者們的無所作為，是否完全因為體制？體制問題是否已經成為許多無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掃箭牌？

「我盡量地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況或者為這種病阻礙我實現的事情懊喪，這樣的事情不怎麼多。」此時，我們更能體會到他為什麼鍾愛「果殼裡的宇宙」這一書名。「我即使被關在果殼之中，仍自以為是無限空間之王。」（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 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那些認為這個時代不如意的，同樣要調整心態，像在一個正常時代一樣生活。

其三：安迪從下水道逃出，站在泥塘里，在電光雨水之下，張開雙臂，體味久違的、失而復得的自由。

生活是可以選擇的。如果你因為絕望而想自殺，你仍是可以選擇的。你可以選擇赦免你自己，選擇不對自己的生命行刑，讓自己有機會從頭再來。

海涅曾經提醒法國人，不要輕視觀念的影響力：「教授在沉靜的研究中所培養出來的哲學概念可能摧毀一個文明。」海涅抱怨盧梭的著作在羅伯斯庇爾那裡成了血跡斑斑的兵器，甚至成功預言了費希特和謝林關於民族優越性的浪漫信仰會在德國追隨者那裡造成反對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結果。

也是因為上述種種原因，伯林認為積極自由的政治觀過於強調理性的指導功能，因而容易轉化為父權式的教化政治，繼而陷入專制主義。為避免遭此厄運，他主張西方自由主義之精義在強調消極自由。今日中國，生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多數自由主義者也相信消極自由優先於積極自由。一個社會，如果人們能享受消極自由，便已經是一個大進步。幾十年來中國社會慢慢獲得的開放、進步與寬容，是和大家對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理解分不開的。即使是為眾人批判的犬儒主義者，又何嘗不是在享受消極自由。雖然沒有公共精神，但並不參与作惡。回想幾十年前打家劫舍、「向黨交心」的中國，如果我們所求不多，這已經是革命性的進步了。

今天，我到這裏來不為提供直升機，這不是我能解決的。我想談的是對自由與時勢的理解。我相信大家都趴著的時候，你堅持站著你就在高處了。為了講得更清楚些，我會同時談到幾部電影。電影在我這裏從來不只是一種藝術，更是思考現實的工具。

說到嚴復的謹慎，這裏不妨補充一下他對「Right」一詞的翻譯。1862年，丁韙良將「Right」譯為「權利」，對此嚴復並不滿意，認為這是「以霸譯王」。因為「Right」一詞有是非之分，並不只有中文世界的「爭權奪利」，還有正義，所以嚴復後來將它譯為「民直」、「天直」。為解除國人對「Right」一詞的誤解與誤用，尤其是在政治紛爭中的有意歪曲，只講「權利」，不論「是非」，胡適一再對「權利」一詞重做解釋。1933年，胡適也選用兩個漢字，造了一個新詞：「義權」。胡適說：「其實『權利』的本義只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民權的保障》，原載1933年《獨立評論》第38號）

其三，不自由，仍可以創造。

于個人而言，有些人困於單位文化，人為物役，直至徹底被體制化。他們很少跳出單位思考人生，為謀理想選擇出走。所謂成功，也不過是落得個左右逢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卻遭流放。

C. 政治底線與思想自由

這個世界充滿了洗腦的書，比如《送信給加西亞》，服從是第一位。但我想說的是，一個人的自主選擇才是第一位的。正如密爾所說，人區別於動物的首要之處，不在於人有理性，也不在於發明了工具和方法，而在於能選擇，人是在選擇而不是被選擇的基礎上成為自己。伯林也說過，沒有哪個社會實際上壓制其成員的所有自由；一個被別人剝奪了全部選擇自由的人，既不會是一個道德主體，甚至不能從法律或道德上稱之為人。

回到本次講座的主題，幾天前我給李倫兄兩個備選題目，最後定的是「自由在高處」。這個題目給人無限遐想。什麼是「自由在高處」，最極端的理解恐怕就是身居高位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有網友看到預告，就說要想自由在高處，你先得給我找個直升機。

問：「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有沒有警察？」

現在的中國已經有很多自由，值得大家守衛與繼續拓展。所以我願意重複我時常說的兩句話，「你多一份悲觀，環境就多一分悲觀」，「你默許自己一分自由，中國就前進一步」。平常我們常會看到，如果有哪家媒體做了一個略顯出格的報道，或者哪個作家寫了有鋒芒的書，立即會聽到有人說，這家媒體要倒霉了，那本書要被封reａｄ•99cｓｗ•ｃｏm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心理預期不僅在為相關懲罰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礎，更是替人執政。中國人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中國人在預言懲罰方面卻有著無人能比的參政意識與激|情。

最近一年來我對「國家」這個概念談得比較多。藉著今天這個機會，和大家一起探討兩個自由的概念，即上面已經涉及的Liberty和Freedom。

有些自由無所謂好壞，只在於各有取捨。Beyond在《海闊天空》里唱的「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這裏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東西，但和現實往往會有衝突。而裴多菲的蜜月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實際上包括了三種自由：生命、愛情以及後面特指的「政治自由」。有的人願意為了政治自由拋棄生命與愛情，有的人不願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時代理解也不同。二十世紀中國的許多革命者，今天回過頭來想當年如何出生入死，恐怕也有新的理解。

答：「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都學會了自己逮捕自己。」

生活是可以選擇的。如果你考上了公務員，必須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這樣的時候，也是可以選擇的。前不久，我在日內瓦參加第四屆世界反對死刑大會，遇到來自台灣的一群青年，大概都只有二十多歲，他們成立了一個協會——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記得當時領頭的女孩還在得意地說台灣已經四年沒有執行死刑了。自2006年起台灣沒有執行死刑，有44名死囚尚未處決，因為法務部長沒有簽字批准。幾天後，我回國看到一條與此相關的新聞：「台灣的法務部長王清峰首度以首長的身分，發表一篇名為《理性與寬恕》的文章，明確主張台灣應該暫停執行死刑，即使丟官也不在乎，甚至願意為死刑犯下地獄。」辭職時，王說了一句話，「要我殺人，真的辦不到，離開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理念不合而走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覺得在官場無法施展抱負，人還是可以選擇的。

當然我也沒少外通外國，拿這道題折磨西方人。都說西方人的邏輯思維比東方人強，至少在這道題上，我認為是不見得的。今年初，在從瑞士到巴黎的列車上，為了解悶，我讓同行的幾位瑞士和法國旅客做這道題，竟無一人能答。隨後，在巴黎到北京的飛機上，包括一位義大利人、一位德國人和一位中法混血兒，也都沒有答出來。待知道答案時，他們的表情同樣是有些無奈而痛苦的。我的這道題，讓西方也崩潰了。

為什麼這道題讓許多人終於放棄，想來還是因為思維定勢吧。一說到「挪動」，他們首先與最後想到的都是左右挪動。而如果你能夠總攬全局，不受制於這種約束，讓這裏每個數字都東奔西突，活躍到在你的眼前跳舞，你就會很快找到答案了。至少我當時是這樣找到答案的。

大環境可以決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內心還有一個小環境，那裡有你對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權。而這完全在於你的覺悟，在於你對生命、對世界的理解。只要你足夠獨立和自由，你可以DIY一個屬於你的美好世界。正如電影《美麗人生》所揭示的，即使是集中營，你也可以將它變成一個遊樂場，哪怕它轉瞬即逝。此所謂，你可以摧毀我自由的創造，卻不能摧毀我對自由的嚮往。

有關自由的理解還有很多。有些敘述則完全等同夢話，如奧威爾寫在《一九八四》里的辯證法，「自由即奴役，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這裏的自由，不過是把手伸進手銬的自由，仍不是真自由。

題目是：請挪動其中一個數字（0、1或者2），使「101—102=1」這個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動其中一個數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數字對調。

2004年冬天，我在巴黎驚喜地發現法文版的《活著》。在我看來，《活著》是中國難得一見的具有人類大情懷的偉大小說。記得那天下午，我站在聖·米歇爾大街旁的Gibert Jeune書店裡不斷向法國讀者推介這本小說。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是因為在這部小說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無常之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與力量。

A. 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所謂新思想，都是舊主張。古往今來，人類的思想總有相通之處。就是這個「不自由，毋寧死」，我也在《呂氏春秋》找到了相應的論述。

最後給大家出一道題，解釋為什麼「自由在高處」，以及為什麼你站起來了你就在高處，你就有了htｔｐｓ://rｅａｄ•９9csｗ.cｏm神性。站起來，你就超越了空間看見了時間。

B. 兩種自由

B.霍金和鮑比

其一，「迫生不若死」，邏輯上有問題。一方面，如果你的生命處於「迫生」的狀態，那麼首先應該消滅的應該是「迫」，而不是「生」；另一方面，不能因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而寧願犧牲掉其他的自由。

1995年12月8日，由於突發性血管疾病陷入深度昏迷，身體機能遭到嚴重損壞。醫學上稱這種病症為閉鎖綜合征（Locked-in syndrome）。他不能活動身體，不能說話，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幾乎完全喪失運動機能的軀體上，只有一隻眼睛可以活動，這隻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識與這個世界唯一的聯繫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兩次代表「否」。他用這隻眼睛來選擇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單詞，句子，直至一整頁的文字。他只負責活著，不去想「活著還是死去」這個無聊的問題。他必須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間做選擇，為了寫一本見證他生命的書。

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邊上有個韓戰紀念碑，紀念碑牆上的標語寫著：「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總是要付出代價的）。這裏的自由區別於上文的Liberté（即英文的Liberty）。同樣是自由，它對於美國人是個好詞，可在朝鮮官方看來又是一個壞詞。

也許有的朋友已經想到了答案。在公布答案之前，我還想談一部電影。相信在座的大多數人都看過《肖申克的救贖》。我剛念完大學的時候，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勇敢的心》，但自從看了《肖申克的救贖》后，我更願意將後者視為我一生的教材。這部片子影響了很多人，裏面的故事幾乎盡人皆知了。主人公安迪本是一位銀行家，因為被錯判入獄，不得不在牢獄里度過餘生。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相信「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後來，如其所願，這位銀行家成功越獄。這是一部關於個體自救、關於希望的影片。現在我們一起回顧片子里的三個經典鏡頭。

一個是廣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訪問香港時，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導致全身癱瘓希望能安樂死，有記者以此為例詢問霍金是否曾因身體殘障而感到沮喪，又是怎麼克服的？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選擇結束生命，但那將是一個重大錯誤。無論命運有多壞，人總應有所作為，有生命就有希望。」在喪失語言能力的情況下，霍金表達思想的唯一工具是一台電腦語音合成器。他用僅能活動的3個手指操縱一個特製的滑鼠器在電腦屏幕上選擇字母、單詞來造句，然後通過電腦播放出聲音。通常造一個句子要五六分鐘，為完成一個小時的錄音演講，他要準備約十天。

其一：安迪和獄友一起修葺監獄的屋頂，並且與獄警達成交易，獲得在屋頂上喝啤酒的權利。在影片的畫外音中，安迪的好友瑞德這樣敘往：「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點鐘，我們這幫被判有罪的人，在監獄的屋頂上坐成一排，喝著冰鎮啤酒，享受著肖申克國家監獄獄警們全副武裝的保護。我們就這樣圍坐在一起，喝著啤酒，沐浴著溫暖的春光，就像是一個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頂。我們曬著太陽，喝著啤酒，覺得自己就是個自由人，可以為自家的房頂鋪瀝青。我們是萬物之主！」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這裏的三個鏡頭都與高處有關。無論是在屋頂上喝啤酒，仰聽自由的樂聲，還是張開雙臂歡呼自由，自由都在高處。而我所出的這道題，也是答案在高處了。

另一個詞則是Freedom。在電影《勇敢的心》里，當手帕從天空徐徐落下的時候，華萊士當眾喊的那個詞就是「Freedom」。它傾向於指個體的自由。我講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人「背對主義，面向自由」指的也是這個自由。

我無法拿這道題是測驗古人，但是以我的觀察，我知道今人，無論國界，無論東方與西方，時常會困於某種思維陷阱。

另一個人是法國《ELLE》雜誌總編讓·多米尼克·鮑比，他也是影片《潛水鐘與蝴蝶》里的原著作者和主人公。如果你覺得人生漫長，無所作為，就看看他是如何寫完一本書的。

世界就像是一個廣場，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處張望，你是很難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麼時候，當你能超拔於時代的苦難之上、人群之上，你能從自己出發，以內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不過，對於海涅的提醒，伯林並不完全贊同。理由是，如果這些教授能夠產生致命的力量，那麼化解這種危機的力量，不也來自其他思想家或者教授么？用今天的話來說，我們並不害怕某種極端的理論，而是害怕沒有與之相抗衡的理論。當觀點使世界傾斜，平衡世界的仍是觀點，而不是消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