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吳晗和馬連良沒有想到，《海瑞罷官》一劇公演后，得到的反應是「毛主席很高興」。未久，毛澤東在家裡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還說：「戲好，海瑞是好人。」馬連良受寵若驚，飯桌上手與腳一齊哆嗦已屬必然。馬氏出得中南海，仍滿面興奮地告訴吳晗說：「毛主席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眾。」吳晗聽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讚賞，可見這個寶是壓對了。聽說毛主席肯定，文學藝術界的大佬們自是奮起歡呼，於是，喝彩之聲鋪天蓋地，廖沫沙等大佬發文驚呼一個歷史學家居然能寫出京劇劇本來，打破了「史」和「戲」的界限，為中國新文藝運動提供了一個新的良好開端云云。

1959年9月，善於聞風而動、四處察看政治動向的北京京劇團演員馬連良，隱約感到海瑞這個人物在新的政治鬥爭中「有戲」，於是主動約請吳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編成京劇。儘管吳晗對戲劇創作完全是個外行，但由於海瑞在新的階級動向中是個「有戲」的人物，便答應下來，並在京劇界一夥蘇秦、張儀式的策士及一批三國時代楊修與蔣乾式才子的幫扶下，於1960年3月寫成五場京劇《海瑞》劇本。此時的吳晗無論是對劇本藝術，還是對政治風向都沒有實底，為防止馬失前蹄，或弄個三國時代的蔣干盜書——兩來無功的悲慘結局，決定徵求一下文化、戲劇界大佬們的意見。想不到這幫大佬對劇本的戲劇情節是否連貫尚能說個一二，但玩起真正的政治自是票友水平甚至是連票友都不如的一群糊塗蛋。如此這般，在這群糊塗蛋們一番鼓噪吹捧之中，吳氏劇本於1960年底開始綵排，並改名為《海瑞罷官》。

關於吳氏出走的經過，據當時的清華大學教務長吳澤霖回憶：1948年，國民黨派了一個叫陳繼承的人擔任北平警備司令。此時北平局勢已很緊張，陳繼承經常找各個大學的校長、教務長、訓導長到他家裡去開會、吃飯，完了以後，總要對校負責人們說，學校里的學生鬧得太厲害了，要求學校當局限制學生運動，並公開指責吳晗，說他在煽動學生鬧事，要予以制裁。「有一次晚上邀請大家吃飯，北大有胡適、鄭天挺，清華的有梅校長和我，師範大學有二位先生。陳繼承很明白地講，你們清華的吳晗鬧得不像樣吧，要約束他啦。當時，梅先生解釋了一下，他是個讀書人，也沒什麼，也做不了什麼東西。在回來的路上，在汽車上我就跟梅先生談，看樣子恐怕吳晗有點不利了，怎麼辦？是不是應該保護他一下。他就說我馬上就找他，找到后他說：『吳先生，你得趕快走，晚了不行了。』怎麼樣給他安排的，那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具體安排要找他，讓他早離開，是我參加了的。」

《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　 　 的人物出來，充當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這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

既然涉及明史，就不能不想到號稱明史專家的吳晗。這位領導把毛澤東的指示給吳晗講過之後，鼓勵吳來寫有關海瑞的文章。一聽是毛主席吩咐，吳晗自是受寵若驚，並施展才華很快寫了一篇《海瑞罵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的內容，基本上就是毛澤東講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也是明史《海瑞傳》中的內容，中心思想突出海瑞的「敢」字，即不管是天王老子，還是神仙皇帝，他都敢亂罵一通。之後，吳晗以極大的熱情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內容仍然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著重宣傳海瑞敢說話、敢說真話、敢罵人的「三敢」精神。在吳晗所寫關於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九-九-藏-書受矚目的一篇是《論海瑞》。此文寫於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發表于廬山會議之後。文章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績，對海瑞的「三敢」精神和做法在鼓與呼的同時，給予充分肯定。

與此同時，吳晗利用清華大學教授身份，把自己的家變成一個秘密聯絡點，暗中與中共在北平的地下黨員崔月犁、王冶秋、馬彥祥等人聯繫，召開秘密會議。時王冶秋為國民黨駐北平孫連仲司令部少將參議，根據中共指示，王與孫連仲手下的設計委員會副主任余心清一起，試圖策反孫連仲反水倒戈，因中共設在北平的地下電台被國民黨特工人員破獲，抄去許多機密電文，王冶秋等策反之事敗露，余心清首先被捕，而幫余向中共方面拍發電報的翻譯員陳融生聞訊逃到吳晗家中，吳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孫國良把陳秘密送往中共控制區。陳融生離去后，王冶秋又逃到吳晗家中，吳見事急，一時又不知如何是好。據王冶秋事後對夏鼐說，袁震見此情形果斷地讓吳脫下自己的衣服給王，吳猶豫不決。袁震竭力主張，且態度堅決，吳才脫下自己的衣服讓王冶秋換上，然後把他送出清華園，經中共內線接應，王冶秋經天津轉入河北中共實際控制區。新中國成立后，王氏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等職。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來、彭真詳細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同時把消息透給了江青。與康生同系山東諸城籍人士且關係友善的江青聞訊，自是心領神會，立即組織人員展開對吳、翦等輩和背後「大學閥」的討伐，形勢隨之急轉直下。4月1日，張春橋拿出了一份《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彙報提綱）的幾點意見》，羅列了《提綱》3條罪狀。4月2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被膽大包天的中宣部「扣壓」的戚本禹《＜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兩篇文章。4月5日，《紅旗》雜誌發表關鋒、林傑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長篇戰鬥檄文。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自此，報刊上批判吳晗的調子再度提高，態度也更為激烈。

早在1949年1月14日，共產黨軍隊炮擊天津，北平即將拿下，在這個時候，吳晗連夜給毛澤東寫信，強烈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日理萬機的毛澤東正在指揮千軍萬馬準備南下，他讀過吳晗的信之後很快寫了幾個字作答：「我們同意你的要求，唯實行時機尚值得研究，詳情恩來同志面告。」由於資料缺失，毛接信后的想法與周恩來面告的詳情已不可考，想來毛、周二人不會忘記三年前的這個時候，即中國人民走上新的歷史階段——「兩個中國之命運決戰」開始之時，吳晗與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儲安平、費孝通等輩，以所謂的「第三者」，即超然於國共兩黨之外的「人民代表」的姿態跳出來，明確表示：「國民黨不好，共產黨也不好；國民黨是內戰的罪魁，共產黨也是內戰的禍首；你們都是反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只有我這『不左傾也不右袒』的『第三者』。」同時，毛、周等中共領導人也一定不會忘記，1946年1月，吳晗等人在聯名致國民政府政治協商會議的信中，把共產黨說成同國民黨、青年黨是「一丘之貉」，並且以「人民代表」的口吻叫囂道：「你們的黨史，你們的黨綱，你們自吹自擂的宣傳品，我們人民，老實說，都不大感興趣。」同時擺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頭，咬牙切齒地對國共兩黨發狠話並威脅道：「兩黨相持，人民受罪，結怒於人民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過去幾年，我沒有偷懶，相反是忙亂。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就這樣，吳晗被晾在一邊，卻不甘心自己被冷落，三番五次地給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主要領導者寫信，表示自己不加入共產黨決不罷休，也死不瞑目。1954年，身為副市長的吳晗在給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的一封長信中再次表白道：

1946年夏，西南聯大結束后，吳晗攜夫人袁震先抵上海，於8月返回北平清華園，住進了西院十二號。這個房子位於王國維當年居所的前一排，外觀有點破舊，據說是供給四等教授居住的，但比起昆明的居住條件好多了，吳氏夫婦很是滿意。據吳晗後來在《清華雜憶》一文中說：「就在這所房子里我度過了兩年多黑暗的歲月。儘管外面的天是黑的，這所房子里卻經常有明朗的笑聲，熱烈的爭論。」吳氏心中的黑暗歲月，自是指國民黨的統治。而所謂房子里的笑聲和爭論，則是吳回到北平后，與北平民盟的汪駿（汪行遠）、沈一帆等人九九藏書員接上頭並建立了聯絡。未久，北平市民盟主要負責人劉清揚赴天津籌備河北省民盟組織，北平市民盟的工作便由吳晗主持，這是吳氏出任民盟黨派方面大員的開始，也是接觸中共高層步入仕途的轉捩點。1947年初，表面上形成的國共和談再度破裂，更大規模的血戰即將爆發，以葉劍英為首的軍調部中共代表團決定撤離北平。臨別時，葉劍英、徐冰等在南彎子十三號吳昱恆（北平地方法院院長、民盟秘密盟員）家中，舉行了一場民主黨派負責人、知名人士告別宴會。到會的有吳晗、潘光旦、費孝通、許德珩、張奚若、陳垣、徐悲鴻、錢端升、張東蓀等30餘人，葉劍英、吳晗等在會上分別講了話。會後，徐冰把一台收音機送給吳晗，以便讓其能及時收到中共方面的廣播，發動北平各大學師生配合中共的行動。吳晗先是把收音機放入幾位盟員家中，派專人晚上收聽廣播，記錄並油印出來，第二天秘密分發到民盟成員和一些師生手中。由於收音機要安裝天線，很容易被國民黨軍警發現，三五天必須轉移新的地方。有一個時期極度緊張，吳晗通過關係把收音機放在北大物理系的實驗室中，才躲過軍警耳目，收聽與記錄、油印等事宜方得以持續下去。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過後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鄧拓在家中給彭真、劉仁等北京市委的同事寫了一封長信，此時彭真早已被打翻在地，並在5月16日這一天失去了自由，但鄧並不知情，他在信中寫道：「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的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甘心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又說：「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廬山會議之後，吳晗把這篇文章送給參加過此次會議的一位領導人看，這位領導把毛澤東說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對吳晗講了出來。出於政治形勢考慮，在發表此文之前，精神上早已站在御用文人行列，具有投機心理的吳晗又畫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海瑞等與全文毫不相干文字。——既然是賭博性投機作文，關鍵體現一個「敢」字和「賭」字，至於相干不相干，在吳氏眼中已不重要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吳晗隨中共軍隊參加了入城儀式。幾天之後，吳與錢俊端等人受中共中央委託接管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僅僅是幾個月前，吳氏作為國民黨捕獲的對象而被迫逃離清華園，而如今卻以勝利者的身份重返清華大學，其爽快的心情和意氣風發的態勢可想而知。據馮友蘭在他的《自述》中說，當1948年解放軍圍困北平城時，中共軍事管制委員會下屬的文管會張宗麟等人，就找到清華校務會議成員講了一堆好好維持學校之類的官話，其間特別對馮友蘭說道：「我們對於你的行動曾經作了估計，現在你的表現跟我們的估計差不多。黨中央很重視你。」未久，馮友蘭被軍管會任命為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全盤工作，成了清華的一把手。只是好景不長，中共高層特別是毛澤東認為馮氏此人，總是不能採取「老實態度」為人為學，難堪重用，必須讓其靠邊站。於是，解放軍入城之後，軍管會負責人錢俊瑞來到清華宣布：「派吳晗為軍代表。從此以後，校務就實際上由吳晗主持了。」

想不到僅僅三年時間，隨著改天換日，乾坤倒轉，作為「鬥士」的吳晗也與時俱進地轉變了態度。如此變化，當是讓久經沙場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位革命領袖都感到過於唐突或不可思議，並有「人為何物」之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假如毛澤東大筆一揮，當即批准吳晗強烈要求加入共產黨的請求，可能連毛氏本人都會感到臉紅，更難以向黨內同志作出合理的解釋。鑒於這一歷史的門檻和緣由，毛澤東與周恩來索性不再顧及，這是作為政治家的毛、周恰當的應變之策。

寫下這些文字后，鄧拓吞服了烈性毒藥。未久，毒性發作，鄧拓砰然倒地，就此結束了54個春秋的人生。

已成為北大、清華兩校實際上一把手的吳晗，在北平騎河樓清華同學會聚會上，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梅可以留在清華，胡是走了好。」據當時聽報告的清華校友林從敏回憶說：「那時吳先生與鄧小平、彭真的關係很和諧，聽說是鄧的撲克牌友，鄧總是稱他為教授，且已內定為北京副市長。吳先生對梅師與胡適先生九九藏書的看法，可以說是半官方的意見。」只是梅貽琦沒有聽從吳的召喚，也沒有憶及當年他冒險通知吳氏離開清華園的舊事，最終還是由南京轉香港，把自己的老骨頭埋葬于「田橫之島」。

在這股風浪中，遠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也受到指示站了出來，以全國人大代表和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雙重身份，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署名文章，義正詞嚴地指斥道：「當我看到報紙，聽到廣播，知道鄧拓、吳晗一小撮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以後，真是越看越生氣，越聽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來了，我的話在肚裏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夥計們，我要質問你們：你們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飯，為什麼專門干反人民的勾當？我警告你們這些壞傢伙，我們大寨人和全國工農兵群眾堅定不移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一定要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蛇消滅乾淨……誰支持鄧拓、廖沫沙、吳晗這伙反黨分子，我們就和誰算賬；誰想掩護他們，我們就揪住誰鬥爭。」最後，陳永貴斬釘截鐵地表示：「『三家村』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企圖是永遠不會達到的。社會主義是鋼幫鐵底鐵江山，你們搬上一萬年也搬不了一塊半頭磚。你們自己點起來的火，現在已燒到了你們自己的身上，將把你們這些毒草統統燒盡。」

1964年7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名，成立了一個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以「貫徹中央和主席關於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批示」為職責的五人小組，這個小團體後來取名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我沒有放棄要求參加黨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來爭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　　 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總有一天會達到的。目的沒有什麼，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此時的吳晗當然知道加入中共與非黨員的巨大差異，正如許多年後一個副市長是否是黨委常委一樣，若是，則可參与權力核心事務；若非，對不起，只能做點敲敲邊鼓的事情，就連身邊的秘書、打水端菜者都能感覺到「常」與「非常」之輕與重。吳晗如此堅挺地死纏硬泡差不多一個抗日戰爭的時間之後，中共方面見吳確是「鐵了心」，遂於1957年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出面談話，通知中央已正式批准其加入共產黨。吳晗聽罷，自是歡喜異常。

參加了許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從來不知道哪些是做對了的，哪些是做錯了的。也沒有人告訴我做對的總結下去，再深入搞。做錯了，為什麼錯，如何改正。

吳澤霖這個話當是事實或離事實不遠。梅貽琦是國民黨中的名人，但他一貫稟承自由民主的傳統和校風，總是頂著種種壓力保護持不同政見的師生。在昆明時，就對聞一多、吳晗等人弄出的政治主張和做法表示反感和厭惡，但在關鍵時候仍對其進行力所能及的保護，此為梅氏一貫的作風，也是人格最為光榮的一面。吳晗接到通告，迅速開溜，在中共地下黨幫助下，先到上海，未久又秘密飛回北平，旋轉入天津，與先前抵達天津的夫人袁震會合，再由崔月犁派出的地下交通員送往河北一帶中共控制區。當年11月，吳晗夫婦輾轉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接見。其間，吳晗把自己寫的《朱元璋傳》修改稿呈給毛澤東過目，毛對傳中彭大和尚歸宿的意見，以及吳晗表示要按毛的指示重新修改文稿等預示著不祥之兆的故事，都發生於此時此地。

第二天，毛澤東向一位分管宣傳的領導人講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毛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凈』。他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里，以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看獄的人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便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本人還是忠心耿耿的……」毛講完，指示這位領導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從什麼角度、用什麼方法做宣傳工作。

吳晗讀了這段話后，憤慨之餘，靜下心來細細琢磨一番，覺得這不是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也不太相信這篇文章僅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隱約感到，一場風暴就要到來了。應該說吳晗的這個預感是對的，未出幾個月，大樹梢頭已響起了颶風的呼嘯之聲。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如何進一步開展文化批判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點了吳晗、翦伯贊兩位史學界大佬的名並舊事重提，說他們是反共，是國民黨，並在講話中說：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許多文化部門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九-九-藏-書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是國民黨。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云云。同時，毛澤東還因上海滬劇《蘆盪火種》不能在北京演出，當面批評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是搞「獨立王國」。

從上述幾句話可以看出，鄧拓對蹲在山西省大寨村山頭上的陳永貴那篇文章是相當重視，並誤認為這個頭戴羊肚子毛巾的傢伙，真的能代表全國人民和工農兵群眾。如果這個腰別長柄煙袋，滿臉舊社會的老農的聲音確是發自內心，那麼作為知識分子加黨內高級幹部的鄧拓心中產生震撼也就成為必然。但此時的鄧拓仍不認為自己的為人和所寫文章有什麼過錯，他在信中申明自己絕不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的「叛徒」。當認為該申明和辯解的情與事全部了結后，鄧拓在這封篇幅相當長的遺書中寫下了最後幾句話：

一嵐：我因為趕寫了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臟跳動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不多寫了。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永別了，親愛的。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就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肯定，馬連良山呼「毛主席真偉大」，廖沫沙等輩狂贊吳氏打破了「史」與「戲」的界限，成了無所不能的幹才加天才時，遠在上海的一個人，卻表示了不同看法並生髮出一種不祥的預感，此人就是抗戰期間吳晗在西南聯大的同事施蟄存。施在後來對吳晗的回憶中，先是述說了吳是自己同輩人飛黃騰達得最快的一個，因此也就助長了吳的自信與驕氣，如「他那篇《海瑞罵皇帝》發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當時我看到后，就震驚於他的魯莽無知。後來果然，這篇小文章成為他的大罪狀」。

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吳晗確是因了這幾篇御用作文的發表引火燒身，觸了霉頭，以至釀成了死無葬身之地的人生悲劇。

自5月8日開始，京滬兩地各大報刊紛紛發表江青化名的高炬、關鋒化名的何明，以及姚文元、戚本禹、閻長貴等輩的文章，矛頭直指北京市委，並搞出了一個「三家村」的靶子。所謂「三家村」，乃原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與吳晗等三人，在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陸續發表的六十七篇《三家村札記》雜文。這些文章同早些時候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的《燕山夜話》雜文，以及後來吳晗的《海瑞罵皇帝》一起，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吳、鄧、廖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和「反社會主義的黑店老闆」。又因毛澤東對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等人不滿，毛在布置力量收拾彭、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一群「閻王」的同時，對鄧拓、吳晗、廖沫沙等「閻王殿」前臣僚的批鬥全面升級。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三家村」》《「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等文章，宣稱鄧拓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號召要「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徹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時間，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圍攻、聲討「三家村」的滔天巨浪。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前半期，主要揭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問題，同時宣布革職查辦，此為著名的「彭羅陸楊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第一個被拖出來插旗示眾的「陰謀反黨集團」，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當權派。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獲得通過，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

施蟄存時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成了有名的現代派作家和文藝理論家，他對人物的臧否有一部分合乎事實，比如吳晗的「自信與驕氣」；有的則文過於實，像《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帶來的殺身之禍hｔｔｐｓ://ｒead.９9cｓw•com，很難想象當時的施氏已具備如此精明銳利的政治頭腦，在翻雲覆雨的政治旋渦中一眼就看出了吳晗「魯莽無知」，且有倒大霉的先兆。如果施氏有這種本事，早就先於吳晗「飛黃騰達」了。要說施蟄存把自己比作料事如神的諸葛武侯，把吳晗比作不成器的阿斗或許有些不妥，但說施氏這種推斷屬於「事後諸葛亮」也許並不冤枉。

因為我不能參加黨，黨對我是客氣的，優容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登載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對明史專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進行公開批判。以這篇文章為標誌，為期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

寫完這幾句表明自己態度，同時意在保護未亡的妻子兒女的政治口號后，時間大約是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此時鄧拓已心力交瘁，有速死之念。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堅持給早年在晉察冀邊區鬧革命時代結識的妻子、當天晚上被他託故支走的丁一嵐寫了一封簡短的遺囑：

就在吳晗入黨的這一年，因「反右」鬥爭擴大化，不少幹部和知識分子怕招惹是非，開始對自己的言行細加斟酌。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更使一些愚而詐、整日做著升官發財美夢的大小官僚緘口無言，對許多已明顯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此時的毛澤東很快察覺了這個問題，並在1959年4月黨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上，對這種不敢講真話的作風提出了批評。一次，毛澤東正津津有味地看家鄉的湘劇《生死牌》，戲到結尾時出現了明代嘉靖年間的一個清官海瑞。毛精神為之一振，一個奇特的念頭在心中滋生。戲散后，他把《明史·海瑞傳》找來翻閱，當合上最後一頁，一個念頭也在心中產生了。

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接連兩次同康生單獨談話，問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什麼叫學閥？那些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學閥，包庇吳晗、翦伯贊這些「中學閥」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毛澤東特別指出，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札記》，以及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最後，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就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隊伍，走群眾路線云云。

1965年11月11日，吳晗從外地開會回來，和往常一樣來到寓所西屋的書桌旁，準備翻閱學習當天的報紙，以便與時俱進，再弄個海瑞的哥哥或爺爺之類的人物寫一寫，讓毛澤東一高興請自己到中南海撮一頓兒。只是他和那些或真心或假意的敲邊鼓者如廖沫沙輩沒有想到的是，晴空突然傳來一聲霹靂，眾皆倒地，且在倒地的過程中踩破了秤砣——暗伏在不同角落裡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才子加美人，早已磨刀霍霍，藉機登台亮相。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圍繞著海瑞這具殭屍騰跳飛舞開來。

吳晗的一系列舉動，引起了國民黨軍警注意，開始對其嚴密監視。1948年8月20日，北平軍警包圍了清華大學，欲逮捕「危害國家」的「共匪嫌疑分子」。吳晗自知難以逃脫，遂燒毀家中所藏的民盟與中共秘密文電，坐等被擒。由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出面在軍警之間竭力斡旋，「嫌疑分子」全部疏散，吳晗和當時已入軍警名單的所有人員無一被捕，但後來吳還是從清華園秘密出走了。

曾昭燏血濺靈谷寺，撒手歸天。繼之而來的慘烈政治風暴，又將他的兄、嫂，連同近親故舊、同事友好推向了煙霧迷濛的鬼門關。

在清華園當了近一年「太上校長」的吳晗，於1949年11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長之職，當初清華校友的傳言並非空穴來風。自此，吳晗開始了機遇與風險共存的宦海生涯。

吳晗剛坐下，妻子袁震從正房走過來，她臉色慘白，指著桌上那張頭一天的《文匯報》，怔怔地站了一會兒，沒說一句話就悄聲走開了。吳氏順手打開報紙，原來刊登著一篇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斷章取義，大有蠻不講理的勢頭。本想不去理會，但出於一種政治敏感又認真地看了一遍。當他讀到文章最後一部分時，大吃一驚。文中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