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個主題中，調查人員以吳晗「借口『支持農村文化革命』，以贈書為名，妄圖破壞工農兵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為引子，對吳晗的所作所為再度給予重擊。文章說：「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農村掀起了大學毛主席著作的群眾性熱潮。苦竹塘大隊辦起了俱樂部，這是一個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這個大隊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紛紛給俱樂部寄書。有的寄來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來了《雷鋒日記》，有的寄來了《必要的一課》。就在這個時候，吳晗也一反過去對家鄉群眾的冷漠舊態，忽然熱心起來，給俱樂部寄來了一百多本圖書。你道是些什麼書呢？大都是關於帝王將相的書！《唐太宗》、《袁世凱》來了，《李鴻章》、《梁啟超》來了，《海瑞》、《于謙》也來了。此外，還有一批這樣那樣的『史話』，可就是沒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員對此極為憤慨。他們說：『吳晗這樣做，是公開反對我們農民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要我們讀吳晗他們的書，聽帝王將相的話！』在這次調查中，我們對這批書進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這一百多本書，都是吳晗主編的。」

但是，當「文化革命」風暴席捲而來的時候，就大不相同了。尹達以歷史所為陣地，組織了一個「史紹賓」寫作組，以中國史學界的「哨兵」自居，專門揪斗失勢或正在失勢或即將發霉運的知識分子。一時間，整個史學界煙霧升騰，雞飛狗跳，牛鬼蛇神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在各種媒體和會議上遭到口誅筆伐，遊行示眾。當年以中共老資格自居，號稱戰功赫赫的翦伯贊、範文瀾輩很快失勢倒台，成為「史紹賓」揪查批鬥的對象。繼而吳晗的《海瑞罷官》案發，「史紹賓」更是憑著敏感的政治嗅覺，以比雪山飛狐還要快的速度躥上前來，給予吳晗迎面痛擊。

揭露吳晗「老底」和「罪惡面目」的文章甫一問世，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全國各大報刊如獲至寶，紛紛轉載，全國掀起了一個「砸爛三家村」、「痛打落水狗」、批吳倒吳的高潮。此時，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仍未結束，「彭羅陸楊集團」中人已被有關方面控制，各自失去了人身自由。當時的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羅瑞卿是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公安部部長；陸定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此外，彭、陸、羅等三人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首先從四人頭上動刀，自是出於「文化大革命」整體戰略的考慮。正因為將其四人捆綁在一起全盤掀翻，才能夠使毛澤東和他的同志順利掌握首都控制權、軍警控制權、宣傳機器控制權，進而掌控「文革」全盤運轉機器的大權。更為重要的是，「彭羅陸楊」的倒台，等於斬斷了劉少奇、鄧小平掌控的中央書記處的臂膀，使陳伯達、江青、康生主導的「中央文革小組」有翻身的機會。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個戰略的正確，當臂膀被斬斷之後，其主體「劉鄧陶」很快被打翻在地，分別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流放，三佛進了監獄，算是各自有了該去的歸宿。1966年5月28日，新組建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並對外公布。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穆欣、姚文元。這個小組很快成為「文革」最高指揮機構，實際凌駕于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之上，一切生殺大權皆控制在其手中。劉鄧集團的九*九*藏*書勢力被削弱，且處於風雨飄搖，時刻有被剪除消滅的兇險。按照毛澤東「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指導思想和「農村包圍城市」的一貫戰略戰術，只有把對立面的羽翼全部剪除之後，才揮師殺入集團核心，集中力量，一舉殲滅之。在這樣一種政治搏殺的格局下，於國共翻盤，解放軍進駐北平之初，就已經「與鄧小平、彭真的關係很和諧」，且是「鄧的撲克牌友」、「內定為北京副市長」的吳晗，自是在劫難逃，大限將至。

由吳瑸鈺的罪過又牽涉到吳晗所說自己那位「同情」革命、「讚揚」革命部隊的「好人」母親蔣三英。調查人員根據當地貧下中農揭露，這蔣三英不但不是什麼「好人」，反而可惡得很，是個口碑極壞的地主婆。揭露文章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蕭支隊第八大隊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根據地進行『二五』減租。當時，吳家佃戶吳璧輝（共產黨員）帶頭要地主婆蔣三英減租，地主婆惡狠狠地說：『你要減租，我就收田！』吳璧輝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後兩次乘轎去溪口，瘋狂頑抗，拒不減租。後來，因民主政府作出判決，才被迫減了租。又據傅芝英等革命幹部家屬揭露：地主婆蔣三英還經常咒罵金蕭支隊第八大隊是『土匪』，是『蛆蟲』，咒罵八大隊的幹部家屬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隊主力北撤，地主婆蔣三英氣焰更加囂張，咒罵第八大隊說：『老天爺有眼睛，這批蛆蟲飛走了。」』另據在吳家當過僱工的貧農陳金餓、龔銀妹和鮑華英等人揭露：「吳晗家中，火腿多，陳糧多，他母親天天喝酒，父親嗜吃『紅丸』，一家人過的是『朱門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吳晗本人，也從小厭惡勞動，蔥麥不分；到金華讀書，是乘轎而去，騎馬而歸；喝酒、賭博，過的是浪蕩公子的生活。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給當地貧下中農讀了吳晗編造的『吃餿飯』等謊話，當地貧下中農氣憤地說：『地主老爺，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裡還會吃什麼餿飯，真是胡說八道！』」又說：「貧農龔銀妹母女兩人，因生活所迫，到吳家當女佣人。女兒陳金娥，在吳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馬，沒有拿到一分錢的工資。陳金娥因受不了這種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蔣三英便趕到陳家，硬逼金娥回吳家。金娥不從，蔣三英竟剝走了陳金娥的棉衣和單褲。正是因為這樣，當地貧下中農對吳家地主深惡痛絕。他們說：『吳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滲透著我們勞動人民的血和淚。要不是他們在土改前死掉，非鬥爭他們不可。」

在文章的最後，調查人員緊扣現實批判的主題，總結性地說道：「這些書歌頌的對象，幾乎都是帝王將相。說什麼大地主頭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說什麼雙手沾滿勞動人民鮮血的武則天，是個『好皇帝』。說什麼宋朝窮小子寇準，由於『讀書用功』、個人奮鬥，十九歲中了進士，二十歲當了『知縣』，最後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吳晗把這些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吹噓成為『我們後學的典範』。特別是吳晗把自己『精心』製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謙》，也公然拿到家鄉去推銷。他的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隊的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廣大貧下中農、青年民兵一致指出：吳晗『送書』，是個陰謀。有的說：『我們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雷鋒，學得正起勁的時候，吳晗卻給我們送來了《海瑞的故事》九-九-藏-書，要我們學習海瑞的罵皇帝精神，這就是要我們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我們貧下中農自己。這絕對辦不到！』有的說：『吳晗派海瑞、于謙到農村來佔領文化陣地，是想用封建思想、資產階級思想來迷住我們貧下中農的心竅，騙我們去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痴心妄想，我們決不上當！』這些活生生的事實說明，吳晗送書，決不是為了『支持農村文化革命』，而是為了毒害群眾，與我黨爭奪思想陣地，爭奪領導權！苦竹塘大隊的群眾，眼睛雪亮，徹底揭穿了吳晗的陰謀。」

接下來，文章分四個主題十三個專題，對吳晗的「反革命面目」一一揭露。

揭露文章又說：1961年和1962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向黨猖狂進攻達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認為他們的春天到了，紛紛出籠。就在1961年，吳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滿園關不住」，出版了他的《春天集》。在這本集子裏面，吳氏把1950年寫的《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原封不動地推薦給讀者。他自我吹噓說：遠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對農民革命「寄予無限的關切和嚮往」，「一九三零年以來，我無條件地接受了歷史唯物論，企圖應用這新觀點、新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這二十年寫了四五十篇專門論文」。他還介紹了自己怎樣從一個窮學生到成為專家、學者、教授的經過。到了1962年，吳晗又通過記者，向青年詳細地介紹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鑽到浩瀚的明史資料中去」、「勤讀、勤抄、勤寫」、「克服擋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難」，終於「成為專家學者」的經驗。文章說，我們雖然沒有親聆教誨，但是從記者所記載的，吳晗同志「興緻勃勃」、「越談越興奮」，以致記者們都「為這種驚人的毅力，辛勤的勞動深深感動了」的情況，可以想象得到吳晗同志當時躊躇滿志、「心花怒放」的心情。在這次談話中，吳晗對青年寄以「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們以他的三十年代作為樣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學習、看齊。

調查人員依據的材料，是吳晗本人於1950年2月在《中國青年》第32期發表的《我克服了「超階級」的觀點》一文，其文主要向青年人講述自己當初對共產黨從不太了解到了解，直到認識到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挽救中國」的革命道理，同時提到了在西柏坡與毛澤東就自己創作的《朱元璋傳》進行了一個晚上的談話，認為：「（談話）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吳晗表示：「我要大聲喊出：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

我出生於1909年。祖父是佃農，兄弟倆勤苦成家，他養了五個兒子，靠著人力多，節衣縮食，到晚年居然可以溫飽了。父親是小兒子，有福氣進蒙童館，一面念書，一面幫著家裡做爆竹。祖父死後分家，分到三畝田，而且是窪田，經常被水淹……分家後父親考入縣學，那時叫作秀才，名為縣學生，其實是不上學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來請教蒙童館了，一年有二十串錢。加上三畝田的租，兩夫婦勉強可以過日子。我就是他們的長子……父親畢業后一直作公務員，大概一個月有幾十元銀元薪水，一家省吃儉用，把省下的錢寄回家買田地，到我上中學的時候，大概已經有靠近三十畝左右水田了，還蓋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穀子的租子。我小學剛畢業，父親就失業了，愛發牢騷，成天喝酒。他寫得一筆好字ｈttpｓ://ｒeａｄ•９9csw.cｏm，卻不會下田地。雇長工種了幾年田，　 　 不會經理，划不來，又佃給人種，靠租子過日子。這時候又添了兩個女兒，一家六口，日子已經不寬裕了……由浙江省委派往義烏的調查人員經過實際走訪調查認為：吳晗這部「進步」「光榮」家史，是「妄圖矇騙群眾，掩蓋他的反革命面目」。從吳晗父親編定的《椒山吳氏宗譜》，給吳的祖父懋環作的《府君行述》中查考得知：「吳晗的祖父吳懋環，並不是什麼『佃農』，而是一個『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個『奮勇當先』屠殺和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軍的劊子手，一個『權貿子母』的高利貸者。」同時，調查人員在《行述》中偵知，吳晗的父親「以邑癢生畢業於浙江高等巡警學堂，歷任象山石浦、岱山、鳳峽、玉山各鎮警佐。」「可見，吳晗的父親吳瑸鈺，並不是什麼『公務員』，而是一個反動警察官，一個反動統治階級的忠實爪牙，勞動人民的兇狠敵人。」

在這一線索的基礎上，調查人員再接再厲，通過進一步明察暗訪，得知：「據苦竹塘大隊貧下中農揭露：吳瑸鈺由於反動統治集團內部『狗咬狗』的原因，丟掉了警察官的『烏紗帽』，回鄉以後，又成了地方上的惡勢力，為非作歹，稱霸一方。村裡大小事情，要由他說了算。窮人家碰到紅白喜事，非要請他吃酒不可。肉燒得不好，他還要篤著『斯的克』（手杖）罵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和地主富農，常來他家拜訪。多的時候，一天就有八九頂轎子抬進他家的大門。當地反動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門狗，只要吳瑸鈺一個條子，什麼事都馬上照辦。群眾說：吳瑸鈺是當地一個出名的惡棍。」

一連串出色的表現與戰功，立即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和重視，毛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史學界的翦伯贊、範文瀾都不行了，有個尹達，是趙毅敏的弟弟，文章寫得好（按：大意如此）。」示意各色大員把翦伯贊、範文瀾輩踹出圈外，重新提拔重用像尹達這樣能耳聽八面，長著火眼金睛的革命新銳和紅色哨兵。毛澤東的話很快傳到歷史所尹達的耳中，「尹哨兵」聞聽狂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在所內大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宣稱中科院歷史所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的最靠得住、立得穩的「紅色堡壘」。未久，尹達經御筆親批，躋身於新組建的「中央文革小組」，由史學界崗樓中的一介哨兵和「紅色堡壘」中的一個土堡主，一步踏入閻王殿，成為手搖尚方寶劍，掌控生殺大權，天下士子聞之全身頓呈篩糠狀顫抖哆嗦，一怒而使各路諸侯大員恐懼膽寒的閻王爺中的一個。

第一個主題主要揭露吳晗「偽造進步家史，隱瞞兩代反革命罪惡，掩蓋地主家庭反動本質，進行政治投機」。

這篇重大政論文章一開始即先聲奪人：「吳晗這個『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鋒，究竟是個什麼貨色？最近，我們到他的家鄉——義烏縣吳店公社苦竹塘大隊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勝利等大隊，傅村、義亭等公社，進行了一次調查。當地貧下中農揭露的大量事實，和我們搜集到的一批罪證，戳破了吳晗多年來苦心編造的種種謊話，充分暴露了吳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最後，調查人員總結道：「吳晗苦心編造的『進步』家史，真相大白！原來，他不是什麼『佃農』的孫子，『公務員』的兒子，而是屠殺和鎮壓太平軍的劊子手的孫子，反動警察官的兒子。他自己也不是什麼『窮人』、『窮學生』，而是一個喝勞動人民九九藏書血汗長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爺。吳晗的家史，不是什麼『進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惡史！地主階級的剝削史！」又說：「吳晗為什麼不遲不早地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一九五零年耍弄花招偽造進步家史、掩蓋地主家庭的反動本質呢？對此，吳晗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說：『由於幼年時家境的困難，我自然地對農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滿意，對農民同情』，『對農民革命則寄予無限的關切和嚮往』。原來，吳晗無中生有，挖空心思偽造家史的目的，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條『進步』的階級根源，從而使人們相信，他是『自然地』成為『無產階級或者至少應該跟著無產階級走了』的人，以便他在『進步』面目的掩護下，更加肆無忌憚地向黨猖狂進攻。這是一個無恥的謊言，惡毒的政治陰謀！……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運動開展前夕，吳晗一面拋出《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這篇文章，公開宣揚他家是『勤苦窮家』的，一面又以『擁護土改』的『進步人士』面目出現，給義烏縣人民政府寫信說：『我的房子、田地和傢具一切，全部獻給政府……』吳晗妄圖用『獻』田、『獻』屋的手段，麻痹群眾的革命鬥志，逃避群眾鬥爭。當地群眾識破了吳晗的詭計。他們說：『地主的土地，都是從我們勞動人民手上剝削去的，如今是土地還老家，哪要你地主獻殷勤！』他們根據黨的政策，把吳晗的家庭划為地主成分，吳晗的『獻』田陰謀沒有得逞。」

從揭露吳晗的文章可以看出，在敘述一系列理想與超階級觀點，外加高喊政治口號山呼萬歲的同時，春風得意的吳晗沒有忘記「痛說革命家史」和「憶苦思甜」。正是自己畫蛇添足的一番表白與撇清，才令對立面抓住了辮子一個滾翻扭倒在地，扔入污濁的池塘，成了人人喊打的「泥猴」，直至被壓於五指山下不得翻身。吳氏在《我克服了「超階級」的觀點》中這樣「添爪」道：

由於歷史的淵源和職務的關係，自尹達主持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始，就與吳晗、鄧拓有過合作並成為要好的朋友。不僅與吳晗一起負責組織《中國歷史地圖集》繪製工作，還與鄧拓一起負責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關於尹與吳的關係，從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王春瑜的回憶中可知一二，王說：「我讀大學時，就已知道尹達先生。我學的是歷史專業，上中國古代史課時，讀過他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後來也知道他主持歷史研究所工作，是中國史學界的領導者之一。大概是1961年秋，我在復旦歷史系讀研究生，參加上海史學會的一項活動，聽吳晗先生、尹達先生演講。這二位前輩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吳晗先生坦誠地說：『這次我與尹達同志去伊拉克參加巴格達建城1800周年紀念活動，但我們找來找去，國內竟未找到一個對巴格達歷史有研究的學者，只好請了一位學者，寫了一篇中國人民與伊拉克人民在歷史上的友好往來的文章，到會上去宣讀，文不對題，我感到很慚愧。』尹達先生趕忙插話說：『吳晗同志當了北京市副市長，做了父母官，哪還有時間研究歷史？該檢討的是我，我沒有搞好歷史所。』吳晗先生連連擺手，說：『尹達同志不必檢討。』二老在會上一唱一和，談笑風生，毫無名人架勢，亦無學者派頭。尹達先生留個平頭，表面看去，很像是商業局或別的什麼局的老幹部，很難一下子與歷史學家畫上等號。」

在這樣一個波詭雲譎，充滿刀光劍影https://read.99csw.com的短暫歷史空間里，除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早已為天下熟知的顯赫人物，有一個此前並不太顯山露水的人物，在歷史的大潮中竟稀里糊塗地被推上前台，手握尚方寶劍，張牙舞爪地鬧騰起來。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尹達。這位尹達，就是抗戰軍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仁于長沙清溪閣醉別後，悄然投奔延安的那位叫劉燿的河南大學畢業的學生。當時眾人對其捨棄眼前正面戰場武漢保衛戰的國民黨軍不投，千里奔走偷偷跑到陝北山溝貓在窯洞里，以馬列主義理論搞歷史學術研究多有不解。傅斯年訪問延安時還不明就裡，並有些糊塗地以老前輩和導師的雙重身份，勸其回李庄的史語所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並認為在延安那塊黃土高坡上白白浪費生命，斷送學術前途云云。想不到當年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口號再度現世：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當1948年底，傅斯年倉皇出逃台灣，而尹達走出陝北那座黑糊糊的寒窯，梳洗打扮，騎著高頭大馬，在初升的太陽照耀下，金光閃爍地隨解放大軍浩浩蕩蕩席捲中原大地，繼而入主北平城的時候，就大不一樣了。此舉可不是後來電影里上演的「我胡漢三回來了」那樣風光一時，稱雄一刻。胡漢三是地主流氓演變而成的「還鄉團」首領，是被革命者打倒的對象，當然沒法與真正的革命者相提並論，也不應該相提並論。尹達與他那些山溝里摸爬滾打的難兄難弟們，這次是真的「回來了」，且實實在在地掌握了政權，控制了局勢，當家做了主人。而成了人民主人的尹達，也由當年的小尹一下子變成了老尹同志，再後來就成了尹老或尹老夫子。當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時候，所擔任的兩個重要職務分別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實際主持工作的副所長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文革」全面展開后，貴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尹達回到他賴以起家的「紅色堡壘」，以革命新貴兼紅色堡主的雙重身份，召集幾個「史紹賓」寫作組的得力幹將和一群隨風搖擺的小嘍啰訓話，嚴厲告誡說，「文革」是什麼？就是要「把腦袋別在褲腰上幹革命，隨時有掉腦袋的危險」。又說：「寧可政治上犯錯誤，不可組織上犯錯誤。」意在表示堅決跟從「文革」小組戰鬥到底，那怕粉身碎骨也無怨無悔。如此一番豪言壯語，令在場者熱血奔涌，情不能自制，恨不得立即挾刀帶箭衝出堡壘，給吳晗之流的知識分子一頓刀砍斧剁，打發其速向西天。尹達見此情形，迅速拋出了一套整治吳晗和對付史學界一批「東霸天」、「西霸天」的秘密方案，並各授寶劍一柄。「史紹賓」寫作組幾員哨兵頭領根據既定方案，呼呼隆隆地擁出坐落在建國門旁那座堅固如鐵的堡壘，開始了革命行動。一時間，壯士出山，劍氣如虹，應戰接招的對手紛紛倒地，命懸一線的吳晗即將面臨斷氣前的最後一擊。

就在鄧拓懷揣極度的悲愴和絕望心境，窩在家中悲感交集地給北京市委領導寫信，併為自己心愛的妻子留下簡短遺書之時。遠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日報》印刷廠排字工人，正在燈光暗淡的車間緊張而神秘地趕排一篇事關重大的政論文章。車間門口陰暗處，幾位戴紅袖標的執勤者瞪著明晃晃賊亮的眼睛，手持鐵棍來回走動，整個工廠內外籠罩著一種肅殺恐怖氣氛。當鄧拓僵硬的屍體被家人發現時，《浙江日報》的黑體大字型大小標題文章《揭露吳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吳晗家鄉義烏縣吳店公社調查材料》已出現在街頭報欄和各機關的辦公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