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主意倒是不錯，可惜有風險：萬一天子不兼愛呢？天子不兼愛，國君就不兼愛；國君不兼愛，鄉長就不兼愛；鄉長不兼愛，里長就不兼愛；里長不兼愛，村民就不兼愛。結果是什麼呢？是普天之下都不兼愛。看來，邏輯這玩意，其實並不好玩。

看來，歷史總是喜歡跟人開玩笑。出發點、目的地和實際結果，也並不總是一致。墨子為人民謀，結果是「君權重於民權」。孟子為君主謀，結果反倒是「民權高於君權」，這又是為什麼呢？

合格君主的第二個條件，是要「了解民意，尊重事實」。孟子和墨子一樣，也是主張賢人政治的。他理想中的治世，就是「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孟子·公孫丑上》），與墨子的主張沒什麼兩樣。但是，孟子的選賢，卻不是君主、長官、上級一個人說了算，不是墨子說的「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而是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然後進行調查研究。孟子說，選拔官員，國君身邊的人都說好，不算（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將軍大夫們都說好，也不算（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人民群眾都說好，就可以考察了（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考察下來發現確實好，才任命（見賢焉，然後用之）。也就是說，聽民意，講事實。選賢如此，殺人也一樣，一定要「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只有這樣，才「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也才是合格的君主。

但這也頂多只是思想言論權利可以交出而已，為什麼還必須交出，而且還必須無條件地交給統治者呢？因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這就是墨子主張「君權重於民權」的第二個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觀點，人民群眾如果有思想言論的自由，豈非「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弄得「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沒大沒小，亂成一團，「如禽獸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人民群眾將思想言論的權利交給統治者，自己只承擔反映情況提意見的義務。這就是墨子的主張。

統一起來又怎麼樣呢？就可以實現兼愛了，因為普天之下都逐級尚同。只要天子兼愛，國君就會兼愛；國君兼愛，鄉長就會兼愛；鄉長兼愛，里長就會兼愛；里長兼愛，村民就會兼愛。結果是什麼呢？是普天之下都兼愛。這就是實現兼愛的第三個辦法──集權。

孟子這樣說，是因為在他心目中「民權高於君權」。在他看來，君權雖由天授，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因此名為天授，實為民授。也因此，如果君主太不像話，人民就有權利進行革命。齊宣王曾經問孟子，商湯作為夏桀的臣子，周武作為殷紂的臣子，怎麼可以弒君呢？孟子說，破壞仁的叫做賊（賊仁者謂之賊），破壞義的叫做殘（賊義者謂之殘），賊仁殘義的就叫做獨夫（殘賊之ｒｅad•99csw•ｃoｍ人謂之一夫）。我只聽說過打倒那個獨夫殷紂，沒聽說過什麼「弒君」（《孟子·梁惠王上》）。

準確地說，君權還是民權，是墨子與孟子的分歧。

這就是儒家和墨家（準確地說是孟子和墨子）的第三個分歧：君權還是民權。在這個問題上，我要重重地投孟子一票，同時對墨子表示深深的遺憾，因為墨子其實也是維護民權的。墨子的思想，有一個總綱，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十個字，在《墨子》一書中多處可見，貫徹始終。墨子說的天下，當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在他看來，社會的問題並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禮壞樂崩，犯上作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以強凌弱，巧取豪奪」。為了爭取人民群眾的利益，墨子著書立說，奔走呼號，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這種精神，實在值得崇敬！這種立場，也實在應該肯定。

第三個考核標準要高一些，就是要做到與民同樂。據《梁惠王下》，孟子曾多次與齊宣王談仁政。在談到要對弱勢群體給予關注時，齊宣王表示，先生這話說得真好（善哉言乎）。孟子說，大王既然認為好，為什麼不做呢？齊宣王說，寡人有病，喜歡錢財（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說，這有什麼關係？大王喜歡錢財，老百姓也喜歡，大王和民眾一起喜歡不就行了（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宣王又說，寡人有病，喜歡女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說，這有什麼關係？大王喜歡女人，老百姓也喜歡，大王和民眾一起喜歡不就行了（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甚至還對齊宣王進行啟髮式教育。孟子說，聽說大王喜歡音樂，有這事嗎？齊宣王馬上就變了臉色（王變乎色），說不好意思，寡人並非喜歡古典音樂，其實是喜歡流行歌曲（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說，喜歡流行歌曲也沒什麼不好，音樂都是一樣的嘛！不過為臣想問一個問題：大王認為是一個人欣賞音樂快樂呢，還是跟別人一起欣賞快樂呢？齊宣王說，當然是跟別人一起欣賞更快樂（不若與人）。孟子又問：是跟少數人一起欣賞快樂呢，還是跟多數人快樂呢？齊宣王說，當然是跟多數人（不若與眾）。那麼好了，與全國人民一起快樂，豈不是最快樂？要知道，能夠與民同樂，那就天下歸心，那就是王道呀（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可惜，這話孟子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這是第一個條件：關注民生，與民同樂。

也有三個。第一，要「關注民生，與民同樂」。孟子認為，一個君主，最起碼要能保證國民安居樂業衣食無憂。如果像梁惠王那樣，弄得「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孟子·梁惠王上》），那就是不合格的君主。在這個問題上，考九-九-藏-書核的標準也有三條。一是要做到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絲綿襖（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歲以上的人都有肉吃（七十者可以食肉）。這是孟子在《梁惠王上》提出的。為什麼呢？因為「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就叫做「凍餒」（《孟子·盡心上》），君主也就不合格。這是一個可量化的硬指標，沒有價錢好講。

墨子的藥方怎麼開出來的？源於他對當時社會之病的診斷。《墨子·兼愛上》說：「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墨子·尚同上》則說：「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顯然，在墨子看來，天下大亂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們不相愛（起不相愛），二是社會缺領導（生於無政長）。缺領導，社會就會處於亂七八糟的無政府狀態，這是遠古的情況。不相愛，社會就會處於自相殘殺的戰爭狀態，這是當時的情況。因此，墨子開出兩副藥方，針對不相愛的是「兼愛」，針對缺領導的是「尚同」。

君主不合格，又該怎麼辦呢？也有兩個辦法。一是拋棄他，讓他去做孤家寡人；二是顛覆他，讓他去做孤魂野鬼。據《孟子·萬章下》，有一次齊宣王向孟子問公卿。孟子說，有和王室同宗的公卿（貴戚之卿），有和王室不同宗族的公卿（異姓之卿），他們是不同的。如果是同宗的「貴戚之卿」，那麼，君王有了大的過錯，他們就要勸阻（君有大過則諫）。如果反覆勸阻君王還不改，就廢了他（易位）！齊宣王一聽，臉色唰地一下就變了（王勃然變乎色）。孟子說，大王不必緊張，臣不過是實話實說罷了。宣王的臉色這才恢復正常，又問不同宗族的「異姓之卿」。孟子說，一樣。他們的職責，也是「君有過則諫」。不同的是，如果反覆勸阻君王還不改，就離開他（則去）！哈哈，還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墨子這話，有點不好理解。從啟廢禪讓，到墨子在世，世襲的君主制，大約已經實行了一千六百年，怎麼能說是「無政長」？夏啟之前，氏族、部落、部落聯盟，也都有自己的領袖，怎麼會缺領導？原來，墨子所謂「無政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缺領導，而是缺少能夠統一人民思想、觀念、意志的好領導。墨子說，人類誕生之初（古者民始生），還沒有政治制度的時候（未有刑政之時），意見是不統一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主張（一人則一義），兩個人有兩個人的主張（二人則二義），十個人有十個人的主張（十人則十義）。人越多，主張就越多（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所有的人，都說自己的主張對，別人的主張不對（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互相攻擊，互相批判（交相非也）。結果是什麼呢？是「天下大亂，若禽獸然」，整個社會亂七八糟，就像動物世界。究其所以，都因為缺少好的領導啊！這就叫「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墨子·尚同上》）。

好在墨子早就想到了這個問題，九九藏書他告訴我們不必憂慮，因為天子肯定兼愛。為什麼肯定兼愛？因為天子是最聖明的。何況他還選擇了次聖明的人擔任國君，以便「一同其國之義」。國君呢？又在國內選擇了再次聖明的人擔任鄉長里長，來協助自己。這些人，也都是賢良的，因此大可放心。那麼，天子又為什麼就肯定最聖明呢？因為正是為了「一同天下之義」，才「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中》）呀！天子如果不是最聖明的，怎麼會選他？

我們知道，發出這個聲音的是道家。

第二，就算天子是最聖明的，國君是次聖明的，鄉長里長則是再次聖明的，他們也都是人，不是神，難道就永遠不會犯錯誤？這一點，墨子也想到了。他的辦法，是規定上級必須聽取下級和群眾的意見，下級和群眾也必須向上級反映情況。他甚至規定，上級有過失不能規勸，群眾有好事沒有報告，都要懲罰（《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到這一點）。為什麼呢？因為「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墨子·尚同下》）。所以，下級必須說，上級必須聽。那麼，意見反映上去，與上級的看法不一致怎麼辦？聽上級的。村民與里長意見不統一，聽鄉長的。鄉民與鄉長意見不統一，聽國君的。國民與國君意見不統一，聽天子的。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毫無疑問，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敗筆。而墨子有此敗筆，也不奇怪，因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學派，也有一種「准軍事組織」的性質，張蔭麟先生稱之為「武士的行會」（《中國史綱》）。這樣的團體，最講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絕對服從。事實上，在墨家全盛之時，他們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那時，所有的「墨者」，都無條件地服從他們的最高領袖──「巨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們的組織內部，甚至可以動用私刑，處決違法亂紀的人（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二節）。這也是墨家與諸家的一大區別：墨家學派有如國家，師生之間有如君臣。儒家學派有如家庭，師生之間有如父子。至於道家和法家，則是連組織都沒有的。這，又誰是誰非呢？

二是要關心弱勢群體。孟子在《梁惠王下》說：年老而失去妻室的叫做鰥（老而無妻曰鰥），年老而失去丈夫的叫做寡（老而無夫曰寡），年老而失去兒女的叫做獨（老而無子曰獨），年幼而失去父親的叫做孤（幼而無父曰孤）。這四種人，都是天底下最應該同情的（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不關心他們，也算不合格。這兩條，算是基本標準。

相反，孔子和孟子，則是站在統治階級一邊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孟子比孔子還更進一步：孔子只是講「王道」，孟子則已經講「王業」。比如孟子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後落實到什麼呢？落實到「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講「尊賢使能」，也是落實到read.99csw.com「無敵于天下」。孟子還說：「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上》）還有，與民同樂，也如此：「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這就是「王業」了。我們知道，在戰國時期，王業與霸業，那是只有一步之遙的。

這是什麼呢？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實際上是「君主獨裁」。至少，也是「君主集權」，甚至「君主專政」。君主，擁有最高的思想權、話語權、決策權和對爭論的裁判權。這不是「君權至上」是什麼？顯然，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國家的性質必然是極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力必定是絕對化的」（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人民群眾對統治者只能絕對服從。如果意見不一致，便要麼放棄自己的觀點，要麼接受懲罰，哪有權利可言？甚至就連他們的提意見，也是義務，不是權利。愛民的墨子，居然完全無視民權，這可真有意思。

那麼，合格的君主有什麼條件？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簡單了。在他那裡，人民群眾似乎只有物資需求，沒有精神需求；只有經濟利益，沒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為人民群眾爭取生存權利和經濟權利，不為他們爭取思想權利和言論權利。相反，在他看來，這些權利還必須無條件地交給統治者。結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眾從經濟壓迫中解放出來，就必須同時讓他們變成統治階級的精神奴僕。這可真是讓人哭笑不得！看來，評價一種思想和學說，不能只看立場和出發點，還得看最後的結果。

不過這裏還是有問題。老百姓固然人多嘴雜，執政者難道就不七嘴八舌？要知道，執政者也並非只有一個人呀！解決這個問題，墨子也有辦法。他的辦法，是「逐級尚同」。按照《尚同中》的說法，就是先由里長統一村民的意見（一同其里之義），然後由里長率領村民「尚同乎鄉長」。鄉長統一鄉民的意見，然後率領鄉民「尚同乎國君」。國君統一國民的意見，然後率領國民「尚同乎天子」（《尚同下》也有類似說法，不再重複）。村民意見分歧，里長統一不了，鄉長說了算（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鄉民意見分歧，鄉長統一不了，國君說了算（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國民意見分歧，國君統一不了，天子說了算（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這樣一來，就不怕意見多了。因為上級的上面還有上級。里長們的意見不統一，有鄉長。鄉長們的意見不統一，有國君。國君們的意見不統一，有天子。最後總能統一起來。

可惜現在我們還不能做出最後的結論。因為就在儒墨兩家爭執不下的時候，另一種聲音也在中華大地上響起。這種聲音認為，什麼「仁愛還是兼愛」，什麼「君權還是民權」，什麼「改良還是革命」，都沒有意義。解決社會問題，不是靠ｈｔｔｐs://rｅａｄ.９９ｃｓｗ.ｃom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慮做什麼和怎麼做，而是要考慮不做什麼和怎麼不做。也就是說，順其自然，或者無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對，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愛）是揚湯止沸，後者（兼愛）是杯水車薪。正確的方案是什麼呢？釜底抽薪。

還是要從「尚同」說起。如果說，兼愛是墨家學說中最大的亮點，那麼，尚同就是其最大的敗筆。正是這一敗筆，讓我們很難認定墨子究竟是個好醫生，還是壞醫生。因為他這兩副藥方是自相矛盾的。「病人」一齊吃了下去，是死是活，沒人知道。

墨子的這個思想，也是儒家不能贊成的，至少孟子不贊成。因為在孟子那裡，民權是高於君權的。誰都知道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也就是說，民權第一，政權第二，君權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富貴榮華，可以也應該獨一無二，比方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但是，君主的這種尊崇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他必須合格。如果不合格，比方說，像梁襄王那樣「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那他就沒有資格享受這份尊崇。

顯然，墨子所謂「無政長」，與其說是「缺少好領導」，不如說是「意見不統一」。治理的辦法，當然是對症下藥，把人民的思想、觀念、意志統一起來。那麼，誰來統一呢？靠老百姓是不行的。老百姓人多嘴雜，議論多，心眼多，哪裡統一得了？因此只能由執政者來統一，自下而上統一，這就叫「尚同」，即意見與上級相同。

合格君主的第三個條件，是要「尊重民權，對等交流」。孟子認為，人與人，都是一樣的。即便是君臣，也要相互尊重。這話孔子也說過。孔子的說法，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也就是臣對君要忠誠，君對臣要客氣。孟子就沒那麼客氣，他的說法，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也就是說，你把我當人，我也把你當人；你不把我放在眼裡，我就把你當敵人。因為你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君主。

這當然也有道理。遺憾的是，第一，我們不知道，那個最聖明的天子究竟是怎麼選出來的。民選？官選？還是天選？我們也不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世襲的天子怎麼就能世世代代都最聖明，世襲的國君也怎麼就能世世代代都次聖明？這些問題，墨子都沒有說，我們也不能瞎猜，只能在心裏嘀咕。

墨子為什麼會把問題看簡單了呢？因為他是狹隘的功利主義者。在他那裡，人類似乎只應該有一種需求，這就是物質需求；只應該有一種生產，這就是物質生產；也只應該有一種文明，這就是物質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產和精神文明，都是多餘和不必要的。什麼思想權利，什麼言論權利，當然都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