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老子和莊子都認為，我們千萬不能被現實的、世俗的東西所蒙蔽。那些東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為什麼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繪畫、音樂、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黃河吧？黃河之神尚且要「望洋興嘆」，那些東西又算什麼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先說「古今之爭」。

那麼，天地之美和道之美為什麼是「大美」？因為天地和道「無為」。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游》），所以它「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老子也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為什麼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為「晚」不是「無」，「免」才是。事實上，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寫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編為第四十章）。這恐怕就是《老子》一書的原字。如此，則前面四句話就可以這樣翻譯：最美的音樂沒聲音，最美的繪畫沒形象，最方的東西沒稜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這應該是符合老子思想的。當然，說「大器晚成」，也通，即「后發制人」，但總不如「免成」徹底。

這並非沒有道理，更不是沒有原因。原因就是對當時的社會狀態不滿意。不滿意現在，就會想念和嚮往從前。這是很正常的心理，也很普遍的心理。問題是，當人們想念從前嚮往從前的時候，他們往往只記得住從前的好處，記不住從前的壞處，而且那好處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說，當人們把過去的時代描繪得無比美好時，這種描繪是不準確的，不真實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前面說過，道家主張「無為」的第二個原因，是「道無為而德有為」。這話有一定道理。因為道是規律，德是方式。規律本身當然無所作為，方式卻不能沒有可操作性。問題是，在道家那裡，不但道無為，德也無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裡，不但德有為，道也有為。因為儒家的「道」，是「有為之道」。他們的「德」，當然也是「有為之德」。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說儒道之爭是「道無為而德有為」呢？

社會既然總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為了把話說透，說到底，還得提倡「知其不可而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為只有當「不可而為」都受到敬重時，那些「可為之事」才會有人去做。實際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麼都不做，他總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問題是何所為，何所不為。如果選擇的標準只是可與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沒有道德了。前面說過，道德是必須有超越性的。在這裏，人們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個「可」字；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這種道德的超越九-九-藏-書性。

前面說過，儒家與道家的根本分歧，就是「有為還是無為」。那麼，道家為什麼主張「無為」呢？原因也有三個：古無為而今有為，道無為而德有為，天無為而人有為。所以，儒道之爭，也就是古今之爭、道德之爭、天人之爭。兩家的是非，亦在於此。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我們該學誰？我個人的態度，是欣賞道家，贊成儒家。或者說，做人學道家，做事學儒家。做人斤斤計較，就委瑣。做事好高騖遠，就虛浮。所以做人要大氣，做事要實在。大氣不是夸夸其談，而是豁達大度；實在也不是婆婆媽媽，而是腳踏實地。因此，我是主張儒道兼修的。就連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處。不過這也是后話。

原始社會既非道家想象的那麼美好，也非道家所說的那麼無為。事實上，競爭從來就存在，甚至存在於動物世界。許多群居的動物每到發|情期，雄性之間就要競爭，就要打鬥。勝利者妻妾成群，失敗者孤家寡人。當然，動物之間的這種競爭比較「費厄潑賴」（費厄即不窮追猛打，潑賴即不過分認真），也就是講究遊戲規則，正大光明地進行比賽，就像體育競技。勝利者並不將對方置於死地，而是分出勝負就住手，明年開春再重來。這點比人類好，也比較像春秋時期的戰爭，不為已甚，見好就收（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四節）。可見問題並不在於「有為還是無為」，而在於應該為人類的競爭，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諧的規則。儒家的講「禮」，其實也就是強調規則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張「從周」（《論語·八佾》），主張「為東周」（《論語·陽貨》），主張「克己復禮」（《論語·顏淵》）。因為西周也好，東周也好，戰爭和競爭，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文明的。

聽了黃河伯的話，北海若怎麼說？北海若告訴黃河伯：海雖然大，卻不是最大的。與天地相比，我們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塊石頭一棵樹（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裡就能算作「大」？四海之於天地，不過大澤一孔（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於四海，不過大倉一粟（稊米之在大倉）。這樣看來，則五帝的禪讓（五帝之所連），三皇的紛爭（三王之所爭），儒家的憂患（仁人之所憂），墨家的操勞（任士之所勞），都小得像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於馬體）。至於伯夷自以為清高，孔子自以為博學，不也都像你從前一樣，是自作多情嗎？

何況這個社會總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隱士。都去做隱士，人類社會就真成動物世界了。不要以為隱士就清高。有真隱士，有假隱士。真隱士真清高，假隱士假清高。區別真假的標準，就看他們說不說話。真隱士是不說話的，要說也是自己說，不強迫別人同意。對他們，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貨。自己不做事，還不讓別人做。誰要出來做點事情，他們就潑冷水，放冷槍，橫挑鼻子豎挑眼，一百個不樂意，一百個不順眼。九九藏書這種人，八成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或者站著說話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問心無愧、盡心儘力以後，儒家便把事情的成敗交給了命運（天命）。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總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責任。至於主張能不能推行，主義能不能弘揚，理想能不能實現，都聽天由命吧！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會想象得太好，文明、富裕、發展、科技進步，也絕不是導致罪惡的原因。貧窮、愚昧、落後，才是萬惡之源。歷史證明，人類越是發展，越是文明，戰爭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現在世界上的戰爭有多少？沒多少吧！為什麼呢？文明了嘛！龍應台先生講，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時，台北街頭兩輛自行車相撞都要打架。現在呢？小轎車撞了都沒事。大家客客氣氣交換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師和保險公司去打理。可見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也就是硬道理。

既然不是宿命論，為什麼還要講「天命」呢？原因也很簡單。我們知道，人類的實踐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事事成功。何況孔子他們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這就需要解釋，也需要安慰，還需要有個說法。怎麼解釋？怎麼安慰？什麼說法？在當時的條件下，恐怕也只有歸於「天命」。因此「聽天由命」云云，說到底，不過主張「隨遇而安」。其實到了「隨遇而安」的境界，也就無所謂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這才要講「天命」：命里有，不拒絕；命里沒，不在乎。該幹什麼，還幹什麼。該怎麼辦，還怎麼辦。這怎麼能說是宿命論呢？

說儒道之爭是古今之爭，其實並不准確。因為先秦諸子中真正主張與時俱進的，只有法家。道家和儒家，還有墨家，都主張回到過去，只不過老莊退得更遠而已。所以儒道兩家的區別，也僅僅在於「遠古還是近古」。主張「復古」，則是一樣的。

這就是儒家的「天命論」，曾經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認為，如果贊成這個理論，必定是統治者「不聽治」，老百姓「不從事」，大家都消極怠工，這就「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其實這是歪曲，或者是誤解。你想，就連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還要去做，怎麼會主張消極怠工？可見孔子的「信命」，並非不努力，更非不負責，只是不對結果抱幻想，認死理。在決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問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該做的事，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盡心儘力地去做。至於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爺的事。這就叫「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請問，這是宿命論嗎？

那麼，法家繼承了什麼，批判了什麼，又主張什麼呢？

就說原始氏族社會，果真有那麼好嗎？未必。比如《禮記》說，那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在氏九_九_藏_書族、部落內部，可能是的。氏族與氏族、部落與部落之間，就不是了。是什麼呢？是頻繁的戰爭，頻繁的掠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領袖，開始可能是選出來的，後來就慢慢變成世襲了。部落聯盟的領袖，就更是打出來的。黃帝不是和蚩尤打嗎？炎帝不是和黃帝打嗎？誰的武力最強，誰就能當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內部，也沒他們說的那麼好。什麼「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殘疾「皆有所養」，也就豐衣足食的時候勉強能夠做到。如果遇到災年，或者青黃不接，則往往是老人被拋棄，嬰兒被殺死，甚至被吃掉。這是人類學家研究的發現。為什麼呢？窮嘛！口糧不夠，只能先保證青壯年，因為他們是生產力。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也一樣。那是因為物資匱乏，根本就沒東西可偷，閉什麼戶，又哪有遺可拾？

現在說「天人之爭」。

正因為孔子的「天命論」不是「宿命論」，這才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還是要做。為什麼做？不求如願，但求心安。顯然，在孔子看來，事情有兩種。一種是應該的，一種是可能的。應該做的也有兩種。一種是應該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種是應該做卻未必成功的。對於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來說，只能選擇「應該不應該」，不能考慮「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問題，交給「天」。墨子則認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幹什麼？那麼，不能成功怎麼辦？請鬼神幫忙，交給「鬼」。這就是儒墨兩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還是鬼神。第二章第五節沒能展開說，這裏做個補充。

原來，在儒家和道家那裡，道與德有三重含義。一，道是規律，德是方式；二，道是遠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現實。道家認為，規律高於方式，遠古好於近古，理想優於現實，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則認為，「大同之世」既然不復存在，「道的時代」既然已經一去不復返；那麼，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時代」；能建設的，也就是「小康社會」。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這種態度，無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結果是道家極力推崇「道」，儒家極力維護「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應該叫「德家」。實際上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統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張（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陰陽家依對象（研究名實或者琢磨陰陽），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創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門。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改過來。

天，就是自然。自然無為嗎？無為。自然界沒有自由意志，豈能有為？故天道無為。就連孔子，也說「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會的存在物。「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人的社會性九_九_藏_書比自然性更本質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認為，人不能無為，也不能只講天道，不講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為，他也主張去做。據《論語·憲問》，有一次，子路在魯城的外門（石門）睡了一宿（估計是沒能趕在關門前進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門的小吏問子路：你從哪裡來？子路說，從孔子那裡來。那小吏說：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卻偏偏還要去做的那個人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可見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差不多已是眾所周知。

這就是「德」了。何況儒家雖然主張「有為」，卻並不主張「有求」。他們是「有為而無求」，即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只重過程，不重結果。正如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不知道事不可為，或事已難為，甚至一開始就沒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為什麼要去做呢？道義使然，責任使然（行其義也）。顯然，他們的「有為」，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由於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為了實踐自己的道義和責任。因此，如果說他們有所求，那也是只求問心無愧。

對於孔子的這種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連那些「可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為的，何況原本就「不可為」？不是說孔子樣樣都對，但這種精神值得敬重。沒錯，孔子那個時代，確實是問題成堆，積重難返，正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論語·微子》）。然而，正因為人心世道壞成這個樣子，才更需要有識之士挺身而出，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間有道，當然可以坐在家裡高談闊論，著書立說，或者在曠野上種棵大樹，「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莊子·逍遙遊》）。但是，現在樹都快倒了，你還睡得著嗎？既然睡不著，那麼，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軀扛不住這棵樹，也得去扛啊！

於是我們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異同之處：第一，道家講天道，墨家信鬼神，他們都不講天命；儒家則講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準確地說是莊子）無為而無求，儒家有為而無求，墨家有為而有求。第三，道家無求而同於道，儒家無求而得於德，墨家有求而求于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補，儒墨就難。其實後世對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繼承者，也是他們的批判者，還是新學說的主張者。法家對於三家，是都有繼承，也都有批判的。

再說「道德之爭」。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因為儒家取德。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現實精神。在儒家看來，侈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沒有用，保住「德的時代」，建設「小康社會」，才切實可行，也必須扎紮實實去做。方式，是要講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國，更是需要操作。這就必須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現在做起，從一點一滴做九-九-藏-書起。所以儒家務實。比如孔子，就很樸素、平實和溫潤。讀過《論語》的人，都不難有此體會。我們知道，先秦儒家三巨頭，風格是不一樣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氣，荀子嚴謹。但即便氣勢磅礴如孟子，辯才無礙如荀子，所論也都實實在在，沒有東拉西扯之說，不切實際之言。就算難免空想，也想得實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會，就不過「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藥方雖然治不了當時社會的病，卻在後世被當作了寶貝。為什麼呢？貼近生活，講求實際，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葯，比如仁義道德，比如以德治國，就像黃芪、党參、枸杞、茯苓，六味地黃丸。救不了命，但經常吃點兒，能補身體（比如補腎），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這就是「實在」所使然。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所謂「古無為而今有為」是不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道家的主張就沒有道理。我們要問：道家的「無為」，主要是對誰說的？對統治者，或者說領導人。統治者或領導人「無為」，又有什麼好處呢？老子說得很清楚：「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說，君無為則民自為，君不治則民自治，君不給則民自足。統治者什麼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會做，這就是「自為」。統治者什麼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會管，這就是「自治」。統治者什麼都不給，老百姓自己就什麼都有了，這就是「自足」。自為、自治、自足，這是老子的希望。自為、自治、自足，就自由。這是莊子的追求。

取道與保德，有什麼不同呢？前者理想，後者現實；前者大氣，後者實在。取道，就是一種「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寧肯不要。這就是大氣了。道家是嚮往「大」的。在《秋水》篇，莊子曾這樣描述「大」的境界。莊子說：秋天，雨水隨著時節降臨（秋水時至），大小川流都匯入黃河（百川灌河），黃河之水變得非常之大。站在岸邊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對面的牲口是牛是馬（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這時，黃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認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這裏了（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可是，當他順著河流來到北海，「東面而視」時，卻發現北海之水浩渺無邊，遠遠望去，不見際涯。於是，河伯一改自鳴得意的態度，眺望大洋，對海神（北海若）發出感嘆說：今天如果沒到您的門口，那可就危險了。我將會永遠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望洋興嘆」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裏來的。

哈！這不就是所謂「小政府，大社會」嗎？只不過，這樣一種主張，並不能靠倒退來推行，而只能靠發展來實現。也就是說，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這種方案才是可能的。這就是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