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序
隨著莫言在國際上知名度的日漸高陞以及莫言敏感觸角的向外延伸,「高密」吸引了越來越多外國人的目光,以色列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奧茲稱自己通過莫言的文字看到了高密的炊煙、聞到了高密的味道。同時,越來越多的國際元素也漸漸注入了莫言筆下的「高密」。在《蛙》勾勒出的高密,人們置身堂吉訶德餐廳里靜坐旁觀,可以感受到很多來自歐洲的生活細節,比如向人索煙的煙民、攜犬的街頭乞丐、酒館每晚提供的當日免費麵包,以及充滿復古意味的陳設和以人名命名的菜單等等。作品中,遠在國外的女兒對蝌蚪說:地球太小了;而蝌蚪對遠在日本的先生說:文化太大了。這「小」與「大」都凝結在了高密這個莫言精心營造的文學國度里,超越了自然的國界。
3.「杉谷義人」不是大江健三郎
「姑姑的命運也帶有悲劇性。她珍視、敬畏生命,對強制性人工流產的做法有意見卻無能為力,內心遭受了痛苦的折磨和煎熬,而姑姑從本性上說是對生命充滿了尊重和關愛。」莫言坦言作品中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劇作家蝌蚪身上有自己的影子,「他其實是50年代中國男性以及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在自我剖析和反思中萌生了對生命的期待與虔敬。」
莫言是一位拒絕自我重複的作家,在上個月的一次講座中他曾語出驚人九九藏書:「作家抄襲自己比抄襲別人更可恥。」新作《蛙》正是他為實踐「拒絕自我抄襲」承諾的艱辛努力。
莫言戲稱自己被「妖魔化」了,「批評家在評論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時情可偏、理需正,我的寫作始終是對中國讀者的一種致敬。」在莫言看來,作家有權利也有責任書寫個人、民族乃至社會的疼痛。」
這個地理名詞已經演變為一個文學系列的標籤,拓展為一個精神的家園。對我而言,『高密』早已超出了簡單地理名稱的意義,我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基於童年對鄉土的記憶。
4.超越了地理範疇的「高密」
而《蛙》的最大創新則主要體現在姑姑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使人們首次觸摸了中國五六十年代鄉村女婦產科醫生的經歷和靈魂,還引發了讀者深深的共鳴,是一個成功的「不重複」。「故事是很容易重複和衰老的,與農民工、計劃生育等這些時代語詞相關聯的故事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褪色和陳舊甚至退出人們的記憶,但凝聚了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會永存的,比如阿Q、孔乙己、包法利夫人等等。」
1.對生命的膜拜而非文學的獻媚
莫言說，「作家還是要勇於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蛙》中的蝌蚪，為了個人的前途，最終決定把自己的妻子和差不多足月就要降九-九-藏-書生的孩子推上手術台，最終導致兩人的死亡。莫言的寫作——尤其是長篇，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泥沙俱下的，看似無節制的語言狂歡背後，隱藏著機巧構思。然而，《蛙》的語言卻平實簡樸得叫人不敢相信。《蛙》的結構有別於他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說，整部小說就是五封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信，而最後一部分竟是一部戲劇。對此，莫言表示，很多古老的小說都是用書信體來寫的，這種寫法甚至比第一人稱敘述還自由。
小說寫到了「代孕」，代孕女陳眉（姑姑）原是很漂亮的女人，因為火災毀壞了姣好的面容，最終決定用代孕的方式去幫助家裡、幫助父親渡過生活難關。莫言說，「我是用看似非常輕鬆的筆調在寫非常殘酷的事實。這事實中包含著重大的人性問題。孩子生下來被抱走後，陳眉面臨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當她決定『我不要錢了，我要給我的孩子餵奶』時，一切已經來不及了。」
《蛙》全書共分五部分,分別以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五封信為引線,引出的是蝌蚪對姑姑種種經歷的回憶,這些內容看似為杉谷義人提供的平實素材,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部精彩的「原小說」。而小說的最後一部分則跳出了蝌蚪的敘述,向人們呈現了一部九幕話劇,將作品推向巔峰之時爽利結尾,使人們久久停留在高峰的閱讀體驗中。
九-九-藏-書信件、小說及戲劇融於一體,大大豐富了小說的表達空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與莫言有著深厚的友誼,他對莫言的才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曾多次表示,以莫言強勁的創作能力以及已經取得的文學成就,他將是中國諾貝爾文學獎最有實力的候選人。因此不少人在讀到《蛙》中蝌蚪給日本先生的五封信時,慣性地推測信的接收者「杉谷義人」應是當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
小說剛剛推出即引起了眾多爭議。對此,有些人給予了崇敬的讚歎,有些人報以冷漠的旁觀。另外,小說中融入了大量國際化的細節,比如蝌蚪信件的收信人是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寫作劇本的參照對象是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薩特,小說中一個重要人物角色的一家人具有俄羅斯血統,作品的一個重要場景——堂吉訶德飯館處處取材於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名著《堂吉訶德》,等等。於是又有人據此尖銳地指出這是作家莫言向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種「獻媚」策略。
2.對可恥的自我抄襲說「不」
「我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從鄉村裡走出來的,我們在鄉村與城市的關係、文學邊緣化、作家為誰而寫作等問題上都有著相同的觀點。大江健三郎對生命的尊重和深沉的憂患意識折射出他博大的胸懷,讓我非常敬佩。」莫言讀過不少大江健三九九藏書郎作品,「他後期的作品充滿了思辨色彩,帶有很強的政治氣息,在審美傾向上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樣容易引起我的共鳴,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他的欣賞。或許我們在藝術風格上離得越遠,兩個人在思想和靈魂上會走得越近,有時候距離反會促進人們的交流與溝通。」莫言說,相對而言,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的寫作風格倒是更貼近自己,容易引起自己的共鳴。
2002年春節,大江健三郎曾到中國進行了一次私人性質訪問,專門造訪了莫言的老家高密。「大年初一那天,我陪同大江健三郎拜訪過我的姑姑,姑姑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曾告訴過他我要把姑姑寫進小說的想法。至於蝌蚪寫信給杉谷義人,這是為了增強小說的故事性,是小說結構的需要,是作家的小小『陰謀』,並不意味著真實生活中的書信往來,而杉谷義人也絕非大江健三郎。」
《蛙》中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爺爺的女兒,一名從醫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和悲劇色彩。在高密,不知道有多少個新生命經她之手來到這個世界,所以她被鄉親們視為「送子娘娘」,她是個隱去了年齡和輩分的聖母級人物。可後來,她又不得不在自己無奈的嘆息聲里中止一個個幼小生命的成長發育,被視為殺人的魔王。
我希望它能夠成為人們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審視的一個具體可感的通道。」
除read.99csw.com了結構上的創新,人們也可以在《蛙》中明顯的感到莫言在語言方面的「脫胎換骨」,那種浸透著狂狷氣息與不羈想象力的恣肆文字在新作里被默念了「緊箍咒」,「寫作中,無論對情緒還是文字我都是比較節制的,尤其是前半部分可以說中規中矩,平實到了我所能平實的最高境界。」
莫言說,《蛙》形式和內容的融合是漸進實現的。早在2002年的時候這部小說的初稿就寫了15萬字,初稿中,話劇不是一個獨立的呈現,各個要素被打碎了揉進小說,通過坐在台下的劇作家蝌蚪觀看話劇時激起的一段段回憶勾連起姑姑一生的記憶。「當時寫得很辛苦,為了弄清晰思路我不得不用三種顏色的筆來加以區分,寫作的艱難勢必帶來閱讀的艱難,後來我便放棄了這種寫法最終選擇了現在的模式。我想應該盡量地使這部作品回到樸素的敘述。所以最終採用書信體的結構和話劇形式的結尾,話劇結尾給樸素的敘述插上兩個翅膀。『調整戰術』之後寫作進行得非常順暢,寫到後半部分甚至體會到一種高空中飛翔的感覺,酣暢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