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起來，小時候真是傻的可怕，隨隨便便就可能把命送掉，但那一次，我想是家裡的木頭地板救了我，我只是被電暈了過去，就那麼躺在地上，直到媽媽回家將我拍醒，說，怎麼睡在地上，要睡上床睡去，地上那把蹊蹺的螺絲刀，媽媽之後也從來沒問起過，照理說，像我媽那樣精細的人，是不會忽略這個小細節的。她或許心裏早就清楚，只是裝糊塗吧。

還是慢慢的都丟掉吧。

在那之後，我幾乎天天都在女友的催眠療法中墜入夢鄉，那種幸福差不多維持了半年，就想我之前跟你說的，我完全沒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甚至還為有這樣一個懂催眠的女友而感到幸運。

我叫何亮，1980年生人，幾個月內，還可以厚顏無恥地說自己不到30歲，但這種說辭，說穿了只不過是到了而立之年依舊渾渾噩噩地自欺欺人而已。當次貸危機蔓延到上海的時候，我丟了工作，至今只是依靠給房地產商人寫點文案的零碎工作維持生計。就在一年半以前，我要是在這兒跟你說這麼多廢話，簡直是奢侈，但忽然緊早慢趕的生活來了個180度的調頭，閑的我不知該如何是好，我才想起寫這麼一些無聊的事。

我萬分驚恐地道，啊？她也已經一個月沒回家了，我們吵了一架，當天晚上她就離開了，再沒回來過，我還以為她回娘家了—我撒了個謊。

說實話，我一個人都沒有找過，只是獨自一人惶惶恐恐地度過了一個月，期待著某天下班發現她已經在家中燒好了晚飯等我回來吃—卻最終明白那已經不可能在發生了。

在那之後，我每次出門都帶上一兩件在身上，丟在這城市各處的垃圾筒中—甚至連她最喜歡的AnnaSui錢包，以及PSP遊戲機，都毫不留情地丟掉了。我無時不刻不在等警察來敲我的門，我不敢電擊自己，生怕忘了些什麼不該忘得東西，失眠又回來了—但警察卻一直都沒出現。

—或許你會奇怪，我是怎樣斷定被抹去的知識糟糕的記憶的呢？你說得沒錯，事實上，刪除記憶這種事，沒人能做到百分百的精確，不過基本上在通電之前，我都會在紙上大致記下需要刪除的那段，來作為自己是否成功將它們都刪掉的依據。有時那些不相干的記憶也偶爾會成為電擊的犧牲品，這也是難免的事。

在今年五一假期來臨的時候，因為接到了無聊的同學所群發的「五一打折地圖」的郵件，我決定去來福斯廣場去採購一些打折的衣服。與大多數千禧年後新建的時髦購物中心一樣，來福斯廣場是中庭通透的結構—從商場的這邊能夠毫無遮攔地望到對面。

也不知我那時是不是真的無聊到去摸電線，還是在風中搖晃的斷頭恰好碰到了我打著傘的手腕。總之毋庸置疑的是，我經歷了一次嚴重的電擊，至今我的左手腕上還留有一道小疤，而我的小學同學想必都記得，從1989年的9月開始，那位叫何亮的同學也足足缺了半個學期的課。

而對於我來說，那玩意就不只是讓九_九_藏_書人噁心的問題，而是令人恐懼。通常遇到這種路口，我都會遠遠的繞開，甚至因此而需要多過幾條馬路也無所謂，總之離那些電線遠遠的就對了。

但就像我9歲時的那次觸電一樣，不幸爆發起來總是特別的突然—春天的某個早上，當別人都在和煦的陽關中醒來，洗臉刷牙，吃一頓早餐，然後精神頭十足地去上班的時候，發生在我身上的狀況卻是—我頭痛欲裂地從床上坐起來，腦袋就好像要爆開一樣。那些噁心的記憶在我的腦中絞做一團，甚至比電線杆那些雜亂的電線更糟糕。從初中起，一直到我上一次給自己通電為止，所有被我刪除的那些記憶，一股腦的都回來了—當我趴到在馬桶邊，將隔夜的飯菜連同胃酸一股腦吐出來以後，我開始意識到發生了什麼—那些被抹去的記憶並沒消失，更像是暫時被存入了「回收站」，而或許是我在誰著后說了些什麼不該說的，抑或是小齊一時好奇，總之，她用催眠術將它們全部都「恢復」了。

我記得出事的那天放學之前剛下過一場暴雨，直到走在放學路上，天上還有些淅淅瀝瀝。那個年代的排水系統遠沒現在那麼通暢，水電路上積了不少水，幾乎要漫到街沿上。我穿過馬路后，原本想象之前一樣再橫穿水電路，但看看馬路上那不知積了多深的、漂著泡沫和油污的污水，就有些打退堂鼓。

雖說我活了近30歲都沒活出什麼名堂，但說真的，如果你有著和我同樣的經歷的話，你就會知道，一個本應在9歲就早夭的人，落下了那樣恐怖的惡習，竟然還一路活到了30歲，這多少都需要些驚人的運氣。

這習慣聽起來恐怖，有那麼一兩次，我也真的差點把自己弄死，電流穿過心髒的感覺就好似穿過馬路來到了地獄門前，不過那地方我早已經不陌生了。但幾次嘗試后我就摸到了門路—只要電流不通過心臟，絕不會有性命之憂，用單手觸電就好了。當我被某種低落的情緒深深困擾時，電擊十分有效，在清醒之後，有害的情緒連同附帶的記憶都會被一併刪除。

不在服務區。

齊雲菲啊？已經幾個月沒在學校里出現了，挺蹊蹺的，她爸爸在寫碩士畢業論文之前的當兒給她辦了休學—傳說她失蹤了呢！

於是當即撥打了120，我這才撿回一條命。

那時我還在廣告公司上班，你知道，廣告公司那種地方，工作壓力是出了名的。大概是秋天的時候，我開始患上了失眠症，若說心事，真的沒什麼值得擔心的大事，但就是會躺在床上輾轉一直到天蒙蒙亮才能睡上一小會兒。我曾試著電擊自己，但只能讓事情變的更糟糕，因為記憶的缺失的緣故，我搞砸了好幾次工作，升職就別想了，不被開除已經是萬幸。

我轉頭看了一眼工讀學校的校門—離近了看，似乎也沒那麼恐怖。於是我決定破例從門前經過一次，不再繞路—雖然沒有同學在身邊作證，第二天去跟同學炫耀也沒人信，但說不定自打今天以後我就再不用九九藏書繞路了，以後就有的是機會。

那時候，在我們那條小路上，距第一個路口不到大概100米的地方，是虹口區工讀學校的校門。我在那裡一直住到初中畢業，那兩扇大鐵門我從來沒見它們打開過。雖然我們這些小魔王在學校里試圖擺出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但畢竟只是小孩子，那所工讀小學，在我們的心目中大概就和地獄差不多，以至於我每天放學回家，走過這個路口之前就不再有同學願意跟我同路，而我也總是對工讀學校的校門避而遠之，寧願穿過馬路，走過這段路再穿回來，也要繞開走。

大學？幾乎沒什麼可說的，相比叛逆的中學，大學里需要抹掉的記憶要少的多，有時我只是拿一些無聊的記憶來確認我的手藝並沒有生疏。直到大四那年，我得知初戀女友背著我劈腿，最終和她分手的時候，那技藝才真正派了次大用場—當室友們驚異於我在一天之內就恢復如常時，我連那女人叫什麼都已經忘記了。

上海的街頭，有時可以看到那種舊時代的遺存，從各個方向匯聚而來的幾十根電線在路口的電線杆上卷做一團，就好似是被隨意塞進口袋，最終變得一團糟的幾副耳機線被放大了一百倍，然後掛上了電線杆子，還時不時地垂下一兩頭斷頭，看的人心裏發堵。

催眠很有效，我終於又再次嘗到了做美夢的滋味。

「你是……」她小心翼翼地問。

催眠！那種兇險的事，我早該料到的—然而現在說什麼都晚了。一股腦發現這麼多骯髒的秘密，換了誰都難以承受的吧—就如我所預料的，家中哪裡都沒有她的蹤影。

事情發生在2005年。那時我有一個叫做「小齊」的女朋友，她是我的高中同學。高中畢業后大家分別考入了不同的大學，整個大學時代就完全沒有聯繫，在大學畢業后的同學聚會上重新遇到，才發現曾經對彼此都有好感，於是很快就在一起了。彼時，我們已經住到一起了，她在華師大心理學系讀的研究生即將畢業，我們也時不時開始提到一些關於結婚的話題。

我從佐丹奴概念店拎著兩個購物袋走出來的一剎那，視線就被對面12點方向的一對情侶所吸引。那個女子身著流行的熱褲和夾腳拖鞋，幾乎將整條腿都露在外面，雙手挽著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男人。兩人親熱地談笑著著，沿著圓形的圍欄，向我這邊走來，直到離得很近了，才發現有一個雙手拎著兩袋衣服，呆立不動，視線緊盯著他們—準確地說，是緊盯著那女子—的奇怪男子。兩人的腳步慢下來，臉上露出鄙夷的表情，似乎正在思考著是否要繞開我這個麻煩。

日子懸著一天天地過，彷彿隨時都可能壓下來將我毀滅的樣子—就這樣過了三年。三年中，竟然沒有任何人因為齊雲菲來找過我。這事，幾乎就這樣被所有人淡忘了。

這該怎麼辦，該怎麼辦—我卻不敢讓他去報警，連一個字都不敢提，他老爸忽然問我，她的東西都還在嗎？我想拿回去。

她的父親在沒再多說什麼https://read.99csw.com，悻悻然地走了。

兩人停下了腳步，雙雙回過頭，男人在女人耳邊道：「你認識他」？女人皺起眉頭，彷彿在極力回憶我的名字，但最終還是困惑的搖搖頭。

人生就這樣有一截沒一截的地存儲在我的大腦中。那時，我以為自己積累下的經驗已經可以完全操縱這門技藝了，但到了最後，還是出了岔子。

我試圖給自己為什麼會知道她的名字找個藉口，但一時間卻什麼合理的託辭都想不出來—最後我只有聳了聳肩，轉身離開，將那對狐疑的情侶，連同那些記憶的碎片，都一同拋在了身後。

因為若是靠得近了，難保我不會再犯下和9歲時同樣的錯誤。

接下去我要告訴你的這些事，除了姓名之外，全都是真的，原因不言自明—我當然不想因為公開談論這些不著調的事而給自己惹上麻煩，所以即使你覺得這些事聽起來似曾相識，也不要試圖去把它往某個你認識的人—甚至就是你自己—身上套。

幾乎是出於本能，我立即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就像在大四那年我對那個劈腿的女人所做過的同樣的事。

之後的事情，我都是從爸媽的口中得知的，因為那段記憶在我腦中徹底地消失了。爸爸的說辭是，我因為頑皮而去摸哪根電線斷頭而被電倒，雖說我穿著橡膠套鞋，但還是當場就被電得心臟停跳。而幸運的是，工讀學校看門的老伯剛好看到我（據那位老伯說他平常下午這個時候都會打個盹的，但那天不知怎的竟然醒著），門衛室又剛好有一台電話（那個年代可不是隨便哪家都有電話的），

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往好的方面說，我因此而戒掉了電擊自己的癮；但相比糟糕的方面，那點好處真是微不足道，我失去了即將結婚的女朋友，我的事業又跌回了最糟的狀態，我無法入睡，一閑下來就開始無法控制幻想怎樣應對警察的盤問……

—找過了，都沒有小齊的消息，都說沒見過她！我假裝焦急地對小齊的父親說。

我很想打個電話給她的父母或同學，但又不確定在這種狀況下這麼做是不是合適。

然而真正讓我膽戰心驚的，是衛生間中的血跡。

衛生間地上還未乾透的血滴，一直指向浴缸。浴缸已經被水衝過，但水龍頭上還留有血跡，洗臉台上也全是被塗開的血。我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身體，沒有傷口。我不敢多加推測，只是拚命回憶昨晚昨晚發生過什麼，但什麼也想不起來，衝進我腦中的，卻反而是那些我最不願觸碰的恐怖傳說—晚上做夢夢見切西瓜，醒來時在自己懷中發現了枕邊人也已經被劈成兩半的腦袋。

話是這麼說，但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直到現在依舊是個謎。我所知道的，就是從那天開始，小齊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她接連一個月都沒回來過，手機永遠都不在服務區，MSN也從未上線，而她的東西就這麼在家裡擺著，她沒有回來拿—即使是拜託別人回來拿一下那種無情的事都沒有發生，我想不出還有什麼能比這更糟。

九_九_藏_書—她都帶走了，謊言一個接一個—誰知道那些東西上會不會留有什麼對我不利的證據？

自那次事故之後，我就一度有些消沉，不願多說話，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也只是儘可能小聲地嘟嚷幾句。用我媽的話說，「魂都被電沒了」，一向嚴厲的老爸也不再打罵我，連跟我說話都小心翼翼—若說那次事故真能對一個小孩子造成多大程度的改變，其實也未必，但既然把聲音放輕就能得這麼多好處，我也樂得繼續這麼裝下去。

但很快更糟的事就出現了—一個月後的一個禮拜六，我在家中接到了小齊父親的電話，話中大意無外乎是，她已經一個多月沒回家看看了，電話也總是打不到，即便是我們忙事業，即便我們準備另立門戶，也應該隔一兩個禮拜就回家看看的。

好了，啰啰嗦嗦講了這麼多童年時不值一提的荒唐事，其實我想要告訴你的是，我就是在13歲那年，學會了用電擊來刪除自己的記憶。

「齊雲菲？」當他們在離我兩米之外與我交錯而過時，我側過頭，喊出了那個猶豫已久的名字。

工讀學校門口，電線杆的上方，就懸著這樣一團亂七八糟的電線，一根斷頭直垂下來。

在小齊消失差不多半年之後，我才敢托同學的同學在華師大的學妹，去心理系探聽消息，我得帶的答案是：

牆上的鍾顯示時間已經是九點一刻，但我已經無心去上班了。我仔細檢查了家中屬於小齊的物品—皮包、錢包、手機這些東西都已經不見了，但化妝品、衣服、PSP、日常生活用品。這些都還在—好吧，或許是我想太多了，她只是出門了而已。我拿出手機，撥打她的號碼。

那次觸電，就是一切的開始。當我醒來時，心情從未有過的舒暢，簡直快活的想大叫—我不明白，幾個小時前我還是幾近崩潰，試圖觸電自殺的中學生誒！我為什麼要自殺？我自己都覺的奇怪，簡直是瘋了—而在幾周之後，當我接到警告處分通知的時候，才在同學的口中聽說了事情的原委—我依然記得被小吃老闆扭著右手，掐著后脖頸扭送到教導處的情形，但之後的事情，我竟然什麼都不記得了，那段記憶，就像被橡皮擦去一般，被抹的一乾二淨。

在高中時代，我的技藝愈加純熟—我學會了用電極搭在兩個太陽穴來刪除記憶，這樣更有效—萬用表的兩根探針真是非常好用的電極，老爸從日本帶回來的220V轉110V的轉換器也增加了電擊的安全性。這大概就是你問我最喜歡學生時代的哪個階段，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高中的緣故，我幾乎到了可以隨心所欲地刪除負面記憶的地步—撿到同學錢包私吞的負罪感，一千米不及格被同學羞辱的沮喪，第一次手|淫的惴惴不安，測驗不及格……統統都被我刪掉。

小學考初中沒考好，差5.0分沒進區重點，爸媽也一句都沒埋怨，就這樣進了廣靈二小對過的「垃圾中學」，老師們口中「給工讀學校輸送了大量人才」（其實作為足球傳統項目學校，也給申花隊輸送了不少人九_九_藏_書才呢）的五十二中。因為成績還算不錯，又寡言少語的緣故，我頗得老師們的青睞，但其實那些壞事兒我一點也沒少做—往女生鉛筆盒裡放毛毛蟲，在老師的茶杯里洒掃地灰，去校門口燒烤攤混肉串吃不付錢溜走……只是每次追究起來，我都能安然過關。那時候流行同學錄互相留言，我得到最多的評價是「你這陰險的傢伙」—我記起來了，我初中時的綽號，叫做「鼠精」。

我將小齊留下的東西全都整理出來，堆做一堆—該拿這些東西怎麼辦好呢？

她看上去已經完全不記得我了。

之後的一周，我時時刻刻都在等待著工讀學校的人在徐老師的帶領下走進教室，將我帶走。到了周六放學回到家（那時候是五天半工作制，周六一周休息一周不休息），我幾乎崩潰了，那時候覺得，就是死掉也比這舒服些—我想起9歲時觸電的那件事，告訴自己，如果就那樣死掉的話，一點兒也不會痛苦，於是在老爸放工具的抽屜里拿了一把一字螺絲刀就去捅牆上的電插座。

那天，我連午飯都沒顧得上吃，從家樂福超市抱回了兩大桶含氯漂白劑。我用漂白劑將洗手間里裡外外洗了個遍，連帶每個房間的地板牆壁都仔仔細細地擦了兩遍，將床單、墊都換下來，扔在浴缸里，倒了差不多一斤的漂白劑進去泡著—那種強氧化劑能徹底破壞看不見的血跡，即使是發光氨或是苯酚也驗不出來，這是我從《犯罪現場調查》里學的。

不過「後來追究起來」，和「當場擒獲」，就完全是兩回事。我記得那是我第一次到學校東側的小吃店吃生煎不付錢逃走，大概之前已經有太多同學這樣做過了，店主終於被惹怒了，全然不顧店裡的生意，率領著三個夥計猛追我們四個逃跑的學生，終於把我們一一抓獲，扭送教導處。

班主任徐老師氣急敗壞地來教導處領人的時候，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後故做惋惜地說，何亮，沒想到你也……然後就是一連串令人恐懼且難堪的話—新好我現在已經不怎麼記得他說過些什麼了。而我記得的是，當聽到「處分」兩個字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號啕大哭，那一刻我幾乎就斷定自己要被送到工讀學校去了。

9歲那年，我上了小學三年級，算不上特別頑皮，因為班上的男生在這一點上基本不分伯仲。我家住在一條叫水電路的小路中的一個裡弄，每天要過兩條馬路，到差不多一站路之外的廣靈路第二小學去上學。早上總是老爸騎自行車送我去上學，晚上原先都是媽媽接我回家，但過了暑假升上三年級之後，我就被告知要放學自己回家。

所以在某天晚上，當小齊提議，用她新學到的催眠技巧來幫助我入睡時，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電話的那頭也焦灼起來，急著要跟我見一面—不出半小時，她老爸就出現在了我家的門口。我沒敢請他進門，他根本沒在意這一點，只是一個勁地說小齊沒回來過啊，你出去找過沒有，你去找過她同學沒有？

—至少我得弄明白我究竟干過些什麼，然後再決定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