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聽得出來。別說是七年沒見，就是七十年，我也聽得出來你是誰。

據袁亮亮說這話的潛台詞是：小子爭氣點兒，別他媽丟人現眼地死在手術台上。用一向樂觀的龍威自己的話說，就是：現在我是咱們科的形象代言人。

黃昏降臨在我從小長大的這個城市。夕陽西下，光影浮動而已。沒什麼景緻。就像很多發展得不夠徹底的地方一樣，摩天大樓的隔壁就有可能是幾間低矮破舊的廉價酒館。麥當勞的背後伸出一個老式的鍋爐房的大煙囪。行走在這繁華與荒涼的奇異組合之間的人們也是如此，嘴唇上穿著銀環的同性戀和像是從八十年代的電影里走下來的中年婦女擦肩而過，臉上同時浮起一模一樣的鄙夷。省政府對面的星巴克里幾個剛剛下班的公務員旁若無人地喧嘩，把薯條往「科羅娜」里蘸，讓旁邊幾個Office Lady花容失色然後爆出一陣淺笑。街頭走過幾個北明中學的女孩子，即使沒有那身校服我也看得出來她們是北明的學生。因為她們身上有種跟這個城市不搭調的東西。

我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出現在衛生間里。我把冷水撩在臉上，抬起頭，鏡子里那張宋天楊的臉熟悉得讓我不敢認。

「你是電read.99csw.com，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話；你主宰，我崇拜，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好像看得見一個第一次讓男人沖昏了頭的小姑娘狂亂的眼神。楊佩轉過臉，拿著我的手機揮來揮去，當熒光棒使。我這才看清楚上面綠光一閃一閃，是來電的標記。

「天楊，聽得出來我是誰嗎？」

曾經。據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師們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北明的學生可不像我們一樣。他們成績優秀之外勤奮樸素，待人有禮，男女同學之間團結友愛互相幫助但決不越界，渾身散發著老人家們認為年輕人應該散發的氣息。到了我們已經不是那麼回事。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那時候每月在全班女孩子里流傳，老師們屢禁不絕的《ELLE》、《HOW》、《FASHION》、《瑞麗》，都是些成績非常好的同學，老師們的寶貝兒帶來的。女生們圍成一圈讚歎巴黎倫敦東京的最新時尚的時候，或者說，驚嘆那些豪華的銅版紙本身傳達出的庸常生活之外的氣息的時候，她們也跟著讚歎，但臉上有種微妙的矜持。對於她們，這些最有可能離開這裏的女孩子們，那不是驚嘆一下就算了的夢想，而是稍微伸出手臂就夠得到的人九九藏書生——至少她們自己這樣認為。老師們對此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辦法，因為他們對這個時代沒有感情。

「你好，江東。」

我慢慢地跟他寒暄，說的全是些廢話。本來想問問他為什麼要打電話給我，一想還是算了，這種問題頗有點調情的性質在裏面。坦白說我不大記得我自己說過什麼，只記得他說他下個月休年假會回國來，剩下的，好像還說起了他曾在多倫多的大馬路上戲劇性地碰到了吳莉——我們的班長吳莉現在變成空姐吳莉了。江東說她還是一如既往地「強悍」。他語氣不緊不慢，毫無曖昧，好像他是每個禮拜都會這麼給我打一個電話。道別時他說：「沒什麼。就是想問個好。」沒什麼是吧。那是你沒什麼。

我嚇傻了，完完全全地嚇傻了，他的表情讓我覺得他可以說到做到。鋼琴上的貝多芬胸像悲憫地望著我們，這個沒有禮貌的聾子。我的眼光怯生生地掃到了老貝的身上：你或者你的音樂能救救我們嗎？我們就要死了，我們的愛情也是。江東就在這時候突然緊緊摟住了我，我都不能呼吸了。他說：「天楊，天楊對不起。我該死，天楊。」謝了，老貝。一種轉瞬即逝的優越感像流星一樣不和諧地劃過了我九九藏書痛徹心肺的夜空。我和江東之間或者快要完蛋了，但那老貝帶來的優越感又是怎麼回事？「文明」這東西，有時候可以像硫酸一樣腐蝕人的心。

「好。」大腦一片空白。

「剛才我先打到你家去。還好你家的號碼沒變。是一個小孩兒給我你的手機號的。」

龍威找到了合適的骨髓。這些天病房裡熱鬧得像是菜市場，又是北京上海來的專家會診，又是電視台的來錄像。葉主任陳大夫們於是一會兒一臉媚笑地向專家們討教手術方案，一會兒又一臉諂笑地面對電視鏡頭。更可怕的是，即使沒有專家也沒有記者的時候他們也似乎習慣了將這種諂笑或媚笑粘在臉上，捏捏龍威的肩膀，「要是手術成功了，咱們醫院還得感謝你呢。」

「喂。天楊。」電話的線路好像效果不大好。

「喂。」走到走廊上，寂靜一瞬間給了我當頭一棒。

台灣超人氣組合：S.H.E，三個最紅的小姑娘。我已經不大了解現在的流行音樂了。楊佩和小鄭在熱情奔放或者歇斯底里地合唱她們的歌。其他幾個女孩子也跟著她們起鬨，包廂里的氣氛很High。我盯著屏幕，這歌詞倒是寫得挺有意思。

就是在這個音樂教室里，江東攥緊我的手腕，read.99csw.com一路把我拖到敞亮的落地窗前面。在柚木的幽香中他使盡全身力氣沖我大聲地喊：「要是你再逼我，咱倆就一塊兒從這兒跳下去誰都別活！你看我敢不敢！」

是不是真的？

好不容易等來的星期天，下午楊佩請我們幾個去錢櫃唱歌，算是告別。沒請周雷，因為她說這是純粹的女人聚會，一面說一面對大堂里幾個衣著光鮮暗香浮動的男人大胆地拋了個媚眼。

我已經二十五歲。還年輕，非常年輕。除了年輕之外似乎沒什麼可炫耀的。我的人生一直都很平淡。七年來，愛過其他人，墮過胎，上過大學，上過班，似乎做了很多事情。總之早就不再是那個高中女生宋天楊。我已經忘了你了。儘管在你的聲音蠻不講理地從天而降之時我依舊不能「沒什麼」。

有一回，好脾氣的數學老師沒收了一本過期的《ELLE》，看了一眼定價，只說了一句：「昨天我們開會，碰到一個××中學的老師，你們知道的，那是鋼鐵廠的子弟中學，很多人的父母都下崗了，那個老師跟我說：『為了準備高考，你們在考慮給學生選什麼樣的輔導材料最好，可是我們必須考慮那些輔導材料我們的學生能不能買得起。』」現在想起這句話，算是聽出了個中辛九_九_藏_書酸，可是那時候誰聽得進去這個啊。那種連輔導材料都買不起的生活跟我們，跟花崗岩的北明有什麼關係？就算我們當中有來自那種生活的，進了北明的門檻也就註定要跟那種日子永別了。

「天楊，你好嗎？」

周雷現在來找我的時候總是西裝革履的，一副滑稽的良民相。不過科里其他人——包括葉主任跟我的看法都不太一致，他們說：小夥子越來越帥了。

十七歲的我們，就是這麼不知天高地厚。在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里，仰望著這座城市污染指數排全國第三名的天空，忘了自己其實是這個髒得令人難堪的天空的一部分。好像這個天空不配理解我們的夢想，我們的悲傷，當然還有我們的愛情。看看我們談情說愛的地方吧，比如北明中學的音樂教室，那是這個城市最正點的音樂教室了，連大學的琴房都遠沒有這個氣派。三角鋼琴悠然地立著，柚木地板空蕩蕩地幽香著，沒人上課的時候，再難聽的嗓音也會被這裏的共鳴修改得說出圓潤動人的情話。除了北明的學生，這個城市十七歲的孩子誰能這樣談戀愛？

我背靠著牆壁。牆壁很涼。這時楊佩走了進來，笑嘻嘻地把臉湊過來，「怎麼，痛經呀？」

手機振動了，是周雷的簡訊：我想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