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雲南一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的人，正在賭博，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輸贏的數目很大，大堆的鈔票放在桌上，大家賭的興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瀕於死亡的壯丁。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邊，一再要求：「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啊！」 辦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裏鬧什麼了？」 我沿途看見的，都是這些殘酷悲慘令人憤慨的事。辦兵役的人這樣缺乏同情心，可以說到處可見。

更奇怪的是，認識李師科的人，對他都是一片讚揚之聲：「老實」，「誠懇、和善」，「客氣」，「義氣」，「豪爽」，「人緣不錯」，「生活很儉樸」，「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愛小孩子」，「在長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個偽裝的好人，怎麼可能十幾年來一點破綻都沒有？」「好多的鄰居，都沒有人說李師科是個『壞人』！」

在我接觸過的和經年累月一起生活過的這些中國農民，他們當兵的前夜，都大同小異的歷經過「挨打」、「少而粗糲」的食物、「拉肚子」、「集體大小便」、「奄奄一息」、「手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等苦難，最後，他們劫後餘生，正式編入了部隊，又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戰場上飢餓與傷亡。在多年的「子彈沒眼，上天有眼」以後，他們再劫後餘生，困守在台澎金馬，年復一年的升旗、點名、操練、換防。他們手下的充員士兵，在服役兩三年後，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們卻不準，他們無伍可退、無家可回，眼看著一批充員走了。一批充員又來，來去之間，又是兩三年過去了。幾次來去，一二十年就過去了。

有好多話都是壯丁親口告訴我的。因為他們不防備我會報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營里去，那些辦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文章如下：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當然，曲江壯丁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只會多不會少。」可惜我把估計的方法忘記了。

「李爺爺最懂這個道理。」

李師科是千千萬萬老兵中的一位，他是因病退役下來的。退下來后，在兵工基地做工兩年，再申請到巴西做工，可是不準出境。於是，他奔波謀生，「日子過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開計程車的職業，「車子是向車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塊，有時跑了一天車，還不夠吃飯。」

在一九六零年代，我做預備軍官第八期排長，在野戰部隊中，見過成千上萬李師科型的人物。他們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異，但在風沙里、在烈日里、在惡臭的營房裡、在粗糲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燈光里、在迷茫的回憶里，他們卻有著共同的身世與凄涼。

李師科的「合法的途徑」，想來想去，還有什麼呢？

「那盆小黃花好漂亮。」小女孩說。

對偵訊人員說：國家虧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搶銀行。從這種種蛛絲馬跡看來，李師科反社會心態的對象，很明顯的是「公家機構」、「警察」、「銀行」……等等代表「國家」的象徵。

千千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

在喪禮進行曲中，有個人彷彿是個例外，他是一名計程車司機。

不夠吃飯還不夠，還得應付警察找麻煩。李師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開「紅單」，要不斷的繳罰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國家權力的象證，他恨上這種兩腳會走的國家。

歲月停下來了。歲月坐視人世的衰變與死寂。那曲線不是朝陽的，而是落日的。日曆從一九六一撕到一九八一，撕下的，不過是一張又一張作廢的紙，但是，撕裂的心靈，又歸泊何處呢？

李師科的行為很明顯是錯了。「國家」本身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對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滿，都可能覺得國家對自己有所虧欠。按理說，一個人對政府或「國家」有所不滿，他應該循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議，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絕不能肆意攻擊代表「國家」的象徵。

他們老了，也需要親情。大陸上的家，對他們已恍如隔世。在台灣成個家吧，那又談何容易！只好「買」個殘障女人、高年寡婦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買」到了，那是靠他們多年累積的儲蓄和不可思議的財源。有一次我看一個老兵攤出他的儲蓄——一捆捆鈔票——在數，數完read.99csw.com一捆，朝床上一丟，說：「這捆可買條大腿！」又數一捆，又一丟，說：「這捆可買只胳臂！」有朝一日，整個的老婆，就在這樣分解結合中湊成了。在他數錢的時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圍觀的老兵們，面露羡慕之色，那種對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李師科，在證據確鑿下，一顆子彈，代表著法律，正飛向他的心窩！

由此可見，李師科是恩怨分明的人。這種分明，在目前這種混沌的社會裡，只有在道德極高的人身上，才能顯示出來，而老兵李師科，就是這樣動人的一位。

李師科答：我看不慣社會上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我早就想搶銀行。

「只要你來看他，他就很高興了。你是李爺爺鄰居的小女孩，你在李爺爺的眼裡，就是他的女兒。」

都以為歲月過去了，人世停下來了。

要退伍不讓退，要出境不讓走，困苦、怨恨、沒有安全感，每一項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構成一個老兵的抗議、都構成一個公民的抗議、都構成一個人的抗議。沒有這種抗議，人還叫人么？

就這樣的，在小女兒父母告密以後，幾乎不可能破的搶案，等於由李師科自己給破了。——李師科求仁得仁、李師科盜亦有道、李師科甘願自我犧牲、李師科不惜從容一死。

這篇文章寫后十三天，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李師科被槍決在台北。

李師科因為退伍退得比別人早，他躲過了直接送往「榮民之家」的「優遇」，他在人海里，有個掙扎的機會，就是開上計程車。

「喜歡嗎？小妹妹，喜歡這盆花嗎？」彷彿一個聲音在旁關切著。

「可以吧。」

被奴役的人們撈到一點喘息，但也擺明了青春不再。十七師的番號改了又改、撕下來的老兵，星散在島上山之巔、水之湄、和公寓門口管理台的後面。最後，當他老得認不清訪客、倒不動垃圾，他被掃入「榮民之家」，在一塊草席的空間里，耗掉四大皆空的歲月。

「李爺爺最懂了。」

在另一方面，李師科沒有家鄉，也沒有家庭，這種情況，是國家造成的。李師科的問題，實際是一種變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問題，他在大陸的家庭，已因戰亂而不能重建；他在台灣的家庭，也因戰亂而不能新建。他的愛、他的感情，都沒有歸宿與寄託。他沒辦法「老吾老」，也沒辦法「幼吾幼」，最後「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愛小孩子。更愛以前房東的一個兩歲小女兒，他把自己的一無所有、自己的沒有安全感，都投射在這小女兒身上，他希望這小女兒不要像他一生那樣困苦失敗、那樣飄零而沒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給這個小女兒美滿安全的一生。

有一天我看見幾百個人，手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他們在山上，我們的車子在山下馳過。他們正在集體小便，好像天下雨，從屋檐流下來的水一樣；他們連大便也是集體行動。到時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錯過這個機會，再要大便，是不許可的。

當他們老了，當他們受傷難醫、有病難治了，國家開始放走他們，讓他們自由，由他們自力更生。但是，他們也知道他們跟社會脫節太久了，「以軍為家」太久了，太久的單調軍人生活，使他們除了放槍以外，什麼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會，他們滿懷欣喜，卻也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當他手提包袱，腳穿球鞋，淚流滿面的接受我們歡送的時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為國家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在我年輕時候把我抓來，不讓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動了，又要趕我走。我到哪兒去啊！」

那真是漫長漫長漫長的一場喪禮，從一九四九拖到一九五九、六九、七零、七一、七二、七三……還沒完呢。

問題道德

奇怪的倒是這名嫌犯——計程車司機李師科。一般認為他會去酒廊賭場，他卻不吃不喝不抽不賭；一般認為他是江洋大盜，他卻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認為他有犯罪習慣，他卻紀錄清白全無前科；一般認為他是年輕小夥子，他卻年過半百五十有六了。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頭子鄭為元，聲言李師科是榮民的恥辱，鄭為元顯然錯了！去問問那些老兵看，他們就不會同意這種將軍的評論。李師科是他們的兄弟，他們一無所有，但還有著微弱的悲憤與抗議。李師科的打前站，使他們多少九_九_藏_書知道了他們兄弟的血沒有白流，使他們多少知道了他們也有聲音嘲諷了這無情的社會。李師科代表的，是千千萬萬被侮辱者的悲憤與抗議；李師科遭遇的，是千千萬萬被損害者的反射與回聲。他的音容，就是他們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們的熱情；他的流血，就是他們的犧牲。

文章是預備軍官寫的，題目是——

那真是漫長漫長漫長的一場喪禮。

李師科是中國農民，在抗戰勝利后，他想解甲歸田，重新回到家鄉和土地，但是，巨掌攔住了他，他要繼續愛國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參加戰鬥，在槍林彈雨中，他只被打敗，沒被打死；最後，他跟到台灣。他眼看政府退後，自己卻不能退伍，因為，正如政工人員所說：「國家需要他！」

問：那天如果銀行警衛在場，你會下手搶劫嗎？

莫紀彭死了十年了，林光烈出獄四年了，白色恐怖終於掃到了他，他坐了多年大牢，總算出獄了。

「那盆小黃花，可以讓我借來上供嗎？」

生活的困苦與對警察的怨恨，隨著他的年紀，情況越來越深了。他戎馬一生，到頭來一無所有，他既不能養兒防老，又不能獲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註定要堪憐的。現在的困苦，都沒有人理他；將來的死活，又有誰理他呢？現在尚有能力謀生，都拮据如此；將來更老了，又怎麼度余年呢？這種沒有安全感，在他也是與日俱增。

「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自己屬於自己了

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裡來的？」他們說：「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說：「怎會只剩了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說：「先生，沒有人逃跑啊！老實說，能逃跑到哪裡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連水都沒有的喝。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挨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聽了這些話，我不禁為之悚然！當時那十七人中有幾個病了，有幾個仍患痢疾，我便找醫生給他們診治。照那情形看來，我相信他們的確沒有逃跑，像那荒涼的地方，不但沒有飯吃，喝的又是有傳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裡去呢！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栓在營里，為的是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糲，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那僥倖未死的一些壯丁在兵營里受訓練，大多數東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穩。這是因為長途跋涉，累乏過度，飲食又粗劣而不潔，體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惡性瘧疾流行，因此，一般壯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極了！

唐詩里寫古代拉夫的情形，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慘，其實一千年後，還在中國變本加厲的重演著。據紅十字會會長的調查，在貴陽的一個壯丁收容所里，就有這樣的慘象：

道德問題

美國文學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寫《化石森林》（The Petraified Forest）寫那個窮苦文人斯魁爾（Alan Squier），甘願請強盜殺死他，為了死後可領五千保險金，送給他心愛的女孩，幫她離開沙漠，去過好日子；法國文學家雨果（Victor Marie Hugo）與《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寫那個砍樹枝的窮苦工人尚萬近（Jean Valjean），甘願坐長年大牢，為了養育他姐姐的七個小孩，而偷一個麵包，這些動人的故事，告訴我們，窮苦的人有他們的價值觀念與正義。國民黨的下三濫報紙《民族晚報》，恬不知恥的以「重振社會公義精神」為社論，滿紙「人心大快，社會公義得到伸張」，「秘密證人制度的彈性運用，實際上也是公義精神的高度發揮。」這真是顛倒是非的謬論。因為真正的「社會公義」，是抑強扶弱，而不是欺負窮人；是哀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勵行俠仗義，而不是收買賣友求榮。國民黨《中國時報》說告密者「以無比的道德勇氣，出面向警方九*九*藏*書舉發」，「道德勇氣發揮淋漓盡致」，也是謬論。告密者「淋漓盡致」 的，可以是恐懼、可以是勇氣，但絕非道德。古往今來的道德里，從來沒有把賣友求榮當道德的，國民黨把賣友求榮當運德，這種道德，是問題道德、是線民道德、是國民黨的道德，不是人類有史以來千千萬萬志士仁人所獻身的道德！

而李師科自己，卻一二十年，長在陋巷之中，房間只有三坪大，被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顆對國家破碎的心。

消息傳開了，上山去看的人也多了，提到「李師科廟」，人們都指點在那裡。

蔣介石的太子接班了，有了一點變化。島上人口多了，計程車也多了。

中國農民的凄涼身世

李師科死後的一天清早，天還沒亮，一輛計程車開上了北宜公路，左轉右轉，轉到了「李師科廟」。一個身影從車中閃了出來，雙手捧著一盆植物，靜靜的，放在李師科塑像的腳下。身影向四周張望一下，轉身回到車裡。循著原路，消失在晨曦里。

為了搶生意，計程車司機龍蛇雜處著。其中一位，非龍非蛇，而是一條馬陸。馬陸是智慧型的節肢動物，圓柱形，約由三十個同形環節組成，有單眼數只、短觸鬚一對，它智慧，因為它會裝死。你碰碰它看，它立刻蜷成一團，一動也不動。龍就會動，會被屠龍；蛇就會動，會被斬蛇，但馬陸不動。馬陸要想想看，才會動。

「我們沒有給李爺爺上供嗎？」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屍太多，空氣里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有一天晚上，貴州馬場坪一個小市鎮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著不少病倒的壯丁。我用手電筒向他們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見其中的一個奄奄一息。我問他怎麼了？他的眼睛微微睜開，向電光注視片刻，只哼了一聲，便又閉上，大概從此就長眠了。

當記者追問這位母親：李師科說他只打算留一百多萬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萬是留給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貼的，你知道嗎？這位母親「黯然無語，只是低著頭。」

在法律上，李師科的途徑是不合法的。但我們別忘了，李師科絕非普通的殺人越貨的罪犯。李師科不是千千萬萬罪犯的縮影，而是千千萬萬老兵的化身。李師科如有錯誤，那不過是他對國家對不起他的一種回饋，國家對不起他，遠超過他對國家不起。他十幾歲就上山打游擊，如今從愛國愛到寒心、愛到有罪，我們何不問問：「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何不問問：這種罪，真該李師科負擔的，究竟該有多少？究竟該占幾成？

也許，子彈正如他們所說，「代表著法律」，但它絕不代表著正義。照正義法學家的看法，法律必須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離的法律，只會使人「目無法紀」！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國家需要他！「國家需要他！」在國家的需要下，李師科付出了他的二十歲、付出了他的三十歲、付出了他的四十歲，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與眼淚。為了防守台灣，他不準退役而不斷服役，不準結婚也無力結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獲准自軍隊離開。

那天下午大概五點多，我先生不在，李師科拿了一包東西來說要寄放我家，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過我家，而我們跟他多少還是有點距離，所以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問他裏面是什麼東西，他只簡單地說了聲：「錢」，然後又說：「沒有什麼關係的，有事我負責！」我覺得更怪，再問他：「你這個錢是要做什麼的？」他只是搖了搖頭，眼淚突然落下來，便什麼話也沒有說地走了。

「那是好心人給李爺爺上供的。」

自己屬於國家了

不但如此，李師科在鄰居辦喜事的時候，免費提供計程車隊；在乘客遺落物品時候，主動送到廣播電台；在自己吃饅頭喝白水時候，花一千元為小朋友們買玩具；在綠燈戶見到那些可憐女人時候，加倍給她們賣肉錢！

在大陸，李師科用子彈保護我們的國家；在台灣，李師科用子彈保護我們的安全。當他老了、病了，孤苦無依，三餐不繼，他用子彈保護他自己，保護他老去的一點血本，保護他老去的一點愛、一點希望。他的方法是錯的，但他沒有更對的方法；他不會巧取呆帳，只會豪奪現款，用蒙面的豪奪，暴露他一點悲憤與抗議。他這種行為，難道還得不到被他保護多年的統治階級的憐憫嗎？但統治階級卻要把他「速審速決，https://read.99csw.com明正典刑外，井應要求三家電視台聯播行刑實況，以嚇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了。這種現象，不是也太沒心肝了嗎？

一九八二年，黃花崗七十一年後。

小女孩沒轉頭，卻點點頭。

李師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東昌樂人。他在家鄉念小學時候，日本侵略中國，他書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擊，那時他十幾歲，已用槍聲和行動，證明了他是愛國者。

「可是，那黃花不是她的。」

李師科「目無法紀」，但他談笑自若，乾脆而從容，他顯然毫不怕死。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人民不怕死的時侯，不論明正典刑多少個，也嚇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更動人的是，李師科把搶到的錢五分之四——四百萬,都包在一起，送給那房東小女兒。據小女兒的母親回憶：

當李師科被捕，治安人員把他推出展示的時候，他被包圍在一個個彪形大漢里，一副手銬銬住他，再一副手銬銬住他的右臂，一隻巨掌抓住手銬，右臂再被一隻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隻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隻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銬和巨掌，更顯出權威的膨脹和個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聲里，在慶功宴上、在獎金的分紅中、在內政部長的談話下，我們看不到一絲悲憫的氣氛，大家都在無情的對待這位老兵，像對待一隻過街的老鼠。這種現象，不是太沒心肝了嗎？

其實人世過去了，歲月停下來了。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屍體，它們常因搶奪一條新鮮的人腿，而紅著眼睛厲聲低吼，發出極其恐怖的叫聲，令人毛骨驚然！有的地方，壯丁們被埋起來，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條腿或一隻腳在地面上，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

為老兵李師科喊話

馬陸的名字，叫李師科。

記者問：你搶劫銀行的動機何在？

土地銀行搶案說破案了，報紙滿版、電視滿檔、警察滿面堆笑、內政部長滿口胡言——竟要全國人民做警察耳目，處處一片叫好聲，一點也不奇怪。

先是給「中華民國」辦喪禮的，拖到辦喪禮的大老闆死了。於是開始給自己辦喪禮，小老闆死了。小小小小老闆，包括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個接一個死了。追隨大小老闆的走狗族也死了。連陽明山公墓都客滿了，新起的公墓一片接一片開闢了、新蓋的靈骨塔一座接一座造起來了。

他們絕大多數是中國農民，他們勤勞、樸實、忠厚、愚魯，他們愛鄉土、愛母親、愛老婆、愛小孩小狗、愛成長中的稻田與麥穗。但是，當政府不再能保護他們，他們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護那永遠保護不完的政府。他們有的是上街買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從床上拉起。從此就遠離了屬於自己的一切，自己屬於國家了！

恰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爾登（Sidney Carton）臨刑前的說話，李師科做完了比他做過的更好的事，即將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師科不會死，因為千千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

這話說起來堂皇，但是蛋頭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師科這樣窮苦的人、這樣低層的小市民，他們有什麼「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議，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呢？他們能嗎？他們敢嗎？縱使做了，又有效嗎？正相反的，他們但求政府不再擾民就謝天謝地了！試看李師科這件案子，在沒破案前，多少計程車司機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沒有法院的傳票，把他們一個個私設公堂，灌水修理，他們啊他們，他們有什麼「合法的途徑」，拒絕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到哪兒去？去做蹩腳工人、去做蹩腳工友、去做蹩腳門房、去做蹩腳守衛、去做蹩腳司機，能找到這些差使的，還是他們之中的幸運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邊做貧戶、去屏東河床搬石頭了。

近午時分，幾個善男信女上來了，他們有的在上香擲筊，七嘴八舌的報出明牌號碼，向眼前的神衹祈求保佑、保佑中獎發財。一對夫婦夾雜其中，外帶了一個小女孩。

圓山「忠烈祠」的牌位，一層層蒙上新的塵土；告朔餼羊的祭典，一波波輪換新的衣冠。「民族救星」終於使民族得救了，他在「中華民國」亡國二read.99csw.com十六年後，放掉了眼冒金星的民族，一具黑棺，寄厝在慈湖之畔。他的兒子雖接掌了全部政權，但是接掌不了全部淫|威，落日更落了。

合理的研判是：李師科知道這種行為有被小女兒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還是做了。告密的獎金是贓款的一半，小女兒的父母告了密，至少還可合法拿到兩百萬。兩百萬留給小女兒，那也差強人意了。

小女孩五六歲年紀，在一邊張望著，她聽任大人們七嘴八舌，她東張西望，忽然間，她看到塑像下的一盆花，她跑過去，盯著花看，又聞了聞它、又用指尖輕觸一下，充滿了憐惜、欣賞、與好奇。」

林光烈試著打聽莫紀彭埋骨何處，可是沒人知道。人們知道的，只是慈湖、慈湖、慈湖，那是一連五任所謂「總統」的暫厝所在。在這偽總統第五任就職之日，他的兒子做了偽行政院長。有諷刺意味的是，兒子做行政院長的任命，竟是執政黨中央常會決議「籲請」偽總統「徵召」貴兒子而來的。「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啊，他會服氣嗎？袁世凱後來要做皇帝不做總統，他失敗了、兒子接班失敗了；但蔣介石呢？他表面上沒做皇帝，但事實上他成功了、兒子接班成功了。蔣介石歸骨慈湖，祭文上哀悼著「龍馭」、「崩逝」，門坊上石雕著「陵寢」，不是皇帝，誰敢這樣僭越呢？可憐的「中華民國」啊、可憐的「天下為公」啊、可憐的莫紀彭啊、可憐的「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啊……一切名義與正義、都淪為蔣家天下的墊腳石了。

李師科死後，千千萬萬的人們懷念他。在台北縣的新店山區，有人為他立了塑像。塑像就立在「無天禪寺」外面，又屬於「無天禪寺」，又不屬於「無天禪寺」，過路的人們會好奇的來看、來參拜，在香爐里，人們每每點燃一炷香煙，直插|進去，蔚然成風，變成新店山區的一景。

當他看到國家銀行千千萬萬的鈔票放給特權、成為呆帳的時候，當他看到他犧牲青春、犧牲自己與家庭來捍衛的國家竟這樣對待他的時候，當他看到這個國家如此缺乏公平與正義、公理與正道的時候，他湧起搶劫銀行的念頭，他終於在五十六歲的年紀，完成了這一任務。這樣高齡又沒有前科的銀行劫犯，在犯罪學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這種奇例，我們無法從犯罪學中的「體形學派」（typological school）來解釋，也無法從「精神病理學派」（psychiatric school）來解釋，甚至無法從蛋頭們的學理研究來解釋。這種奇例，只有從幾十年來，一個老兵，他的生與死、他的愛與恨、他的委曲與耿直、他的汗斑與淚痕來解釋，我們才能恍悟事實的真相。

最後，善男信女們要下山了，那對夫妻帶走了小女孩。小女孩回頭望了那盆花——一盆小黃花。

答：不一定，也許會把警衛打死。不過，我曾考慮到警衛薪水沒多少，他們的妻兒可憐，所以我問明警衛不在才下手。

「當她有心把不是她的黃花送給李爺爺，黃花就是她的。」

一次又一次的劫後餘生

國民黨《聯合報》也登出謬論，是台灣大學心理系蛋頭教授寫的。寫李師科：

一九八二年到了，開了多年計程車的李師科，有了驚人之舉，他變成獨行俠、搶了銀行。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李師科事件」。

國民黨的宣傳媒體上，已經用新文藝的詞彙做著這樣的預言：

押送壯丁的人，對於壯丁的死亡，似毫無同情心，可能因為看得太多，感覺也就麻木了。

李師科在搶劫前對朋友說：「要搶也不要搶老百姓辛苦賺來的錢，如果是我就搶政府的錢」；在搶劫時對銀行職員說：「大家不要動——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這些表現，充分證明了他是道德性極高的。他顯然認為搶這種國家這種銀行的錢絕非不義之財。搶錢，是為了補償「他愛國家、國家不愛他」的代價；搶錢，是為了向貧富不均的社會抗議；搶錢，是為了給警察好看、給窮人出氣；搶錢，是為了給自己養老、給房東小女兒念大學！……他每一個搶錢的動機都是羅賓漢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漁殺家」蕭恩式的，從道德觀點看，李師科實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國民黨官方和國民黨輿論醜化他的道德，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師科的道德之高，實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李師科事件」發生后，人們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直到一篇文章振聾醒聵，闡明了原委，李師科的真正懷抱，才大白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