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沫從1951年開始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的醞釀與寫作，1957年完成；當時的書名為《燒不盡的野火》，后改名為《青春之歌》。1955年寫完上半部后交給中國青年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審稿時提出了較大的修改意見，認為書稿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林道靜作為書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說的中心線索，而對於林道靜卻缺乏足夠的批判和分析。1955年４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寫作與出版空氣有所寬鬆。楊沫又把書稿交給秦兆陽審看。秦兆陽看后認為稿很好，就又把稿子轉給了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於1958年1月正式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訂版。

林道靜出生在一個大地主家庭，親生母親出身貧苦，被她父親林伯唐霸佔成姨太太，后又被逼死。林道靜中學畢業后，家裡破產，父親離家逃走，繼母親徐鳳英逼她嫁給胡局長。她憤然逃出北京的家，來到北戴河投親謀職，沒想到她表哥夫婦已辭職離開了此地。為難之際，又被楊庄小學校長余敬唐欺騙。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選擇了大海作為自己的歸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剎那，北平大學國文系的學生余永澤救了她。余永澤的言談舉止打動了林道靜，使林道靜暫時忘掉了一切危難和痛苦，同意余永澤的勸說，留在楊庄當小學教員，並且對教書生活和孩子們也漸漸發生興趣。林道靜在課堂上，向小學生們講述「九一八」與日本侵略中國的罪惡，以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孩子們的愛國情緒，但卻遭到余敬唐的冷嘲熱諷。林道靜辭去了小學教員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車。但在北京沒有生活來源，尋找工作又到處碰壁。無奈之中，林道靜和余永澤同居了。余永澤的溫存和體貼，使林道靜也感到幸福和滿足。但她也漸漸發現了余永澤的自私和無情。後來她結識了盧嘉川、許寧、鄭瑾等一批愛國學生。林道靜開始如饑似渴地讀革命書籍，積极參加進步活動，儘管余永澤極力反對，林道靜還是和北大學生一起上街，參加紀念「三一八」遊行。後來戴愉叛變黨組織，許寧、侯瑞等革命學生被捕。盧嘉川為躲避敵人追捕來到林道靜的住處。當林道靜替盧嘉川送信時，余永澤在家裡見到了盧嘉川，他出於自私和嫉恨的心理趕出了盧嘉川，結九-九-藏-書果盧嘉川被捕。林道靜終於明白不是一條政治道路上的「伴侶」是無法在一起的，終於選擇了和余永澤分手。

1960年初，《中國青年報》還進行了「怎樣正確認識余永澤這個人」的討論，對有些人把余永澤當做「夢中的情人」、「溫柔的丈夫」、「民主」和「人情」的化身等觀點，提出了批評。橘子的《這是一場兩種世界觀的鬥爭》（1960年2月3日）的文章，對這場討論作了總結性綜述。

王永生：《小說〈青春之歌〉評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對作品持否定態度的人，主要觀點是認為作者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表現了主人公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如郭開就指出，「書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做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創作的……沒有認真地實際地描寫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作者給她（林道靜）冠以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嚴重地歪曲了共產黨員的形象」等等。持這種觀點的人還認為，小說沒有很好地描寫工農群眾，也沒有很好地描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結合，還有人認為，作品對林道靜愛情生活的描寫，在青年讀者中產生了不好的社會效果。

茅盾：《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中國青年》1959年第4期

對作品持肯定態度的人，不同意上述觀點，他們認為，作者確實是把林道靜當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暴露，但目的是為了批判，而不是什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表現。在林道靜身上，一方面是革命因素的不斷增加，一方面是消極因素的不斷減少；她的思想感情已經經歷並且還要繼續經歷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轉變。黨章上所規定的，她都做到了，並沒有歪曲共產黨員的形象。作品按照自身特點所規定的情節，表現了與工農的結合，它沒有必要，更沒有可能去完成額外的任務。至於林道靜愛情生活的描寫所產生的副作用，那是由於時代不同和讀者誤解而產生的，並不是作品本身的缺點。茅盾《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一文中，對這部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作了較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並具體說明了應該怎樣用正確的思想方法來評價這部作品。他指出：「林道靜是一個富於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青春之歌》是一部有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思想內容上沒有原則性的錯誤，藝九_九_藏_書術表現方面還有需要提高之處，因而，像郭開同志那樣全盤地否定它，而且從思想上否定它，是不對的。」

楊沫於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后，有關其人其作的議論餘波依然沒有停息。先是早年與楊沫有過戀情並被認為是余永澤原型的張中行，于其自傳《流年碎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里，在談及早年的關係之後，特別就自己與楊沫的《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關係做了這樣的說明：「五十年代，她寫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主觀，她怎麼想的，我不知道，客觀，看（書及電影）的人都以為其中醜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為一，我一生總是認為自己缺點很多，受些咒罵正是應該；二，她當面向我解釋，小說是小說，不該當做歷史看。聽到她的解釋，我沒說什麼，只是心裏想，如果我寫小說，我不會這樣做。」

在新時期之後，一些青年讀者在閱讀《青春之歌》時要提出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反饋到了作者那裡，楊沫在1992年的《青春之歌》「新版後記」中，就此說道：「我深知它今後仍然不會一帆風順，仍然會遭到某些非議。」「一位澳大利亞的來我國學習的留學生，去年寫信給我說，他的老師就曾批評《青春之歌》不該增加農村鬥爭那幾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問我對此有什麼意見。還有的青年作家，說《青春之歌》是個『表達既定概念的作品』。還有的人說，這小說不過是『愛情加革命』的圖解云云。他們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法則，我的生活經歷，我的信仰決定了我的愛與憎，也決定了我喜歡寫什麼，不喜歡寫什麼。這無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讀者之寵；我只能以一顆忠誠于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於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了解舊中國危殆的過去，嚮往新中國光明的未來。這也許又是老生常談。但該常談的總不免要常談。這隻有請讀者原諒了。」

出版時間：1958年1月

盧嘉川、許寧等進步學生和人士在獄中仍堅持鬥爭，一些革命者被殺害了。林道靜與所有進步朋友失去了聯繫，但想起盧嘉川對她說過的話，她又振奮起來。她把盧嘉川留下的一包宣傳品拿出來，利用夜間到大小衚衕張貼和散發。后因戴愉的出賣而遭被捕。在王曉燕的父親和她的朋友幫助和掩護下，九九藏書林道靜逃出了北平，來到定縣當上了小學教員。在這裏，她遇到了地下黨員江華，從他那裡知道了許多革命道理。在江華的領導下，林道靜積极參与了農民搶收麥子的行動。由於革命活動暴露，林道靜回到北平后又被捕。在同志們的營救下，林道靜被保釋出獄。組織上根據林道靜在獄中的表現，批准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學生工作，組織愛國鬥爭。她動員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並積极參与為擴大「一二·九」成果而舉行的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林道靜與侯瑞及其他黨員、積極分子們，分頭負責組織，秘密動員了一批北大同學去參加遊行示威。在遊行隊伍中，她首先看見了一度不問政治的李槐英，看見了王曉燕的父母，工人、小販、公務員、洋車夫、新聞記者、年輕的家庭主婦、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陸續涌到了遊行隊伍中來。無窮盡的人流，鮮明奪目的旗幟，嘶啞而又悲壯的口號，沸騰在古老的故都街頭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繼續不停地前進。

這場討論之後，作者對小說作了某些修改，196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作者也結合討論，不斷總結《青春之歌》的創作體會，先後寫過《我為什麼寫〈青春之歌〉？》、《什麼力量鼓舞我寫〈青春之歌〉》、《談談〈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創作》（1958），《談談林道靜的形象》（1977）等等。

在「十七年」間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從發表之後，叫好的聲音與批評的聲浪一直交織在一起，在臧否不一的喧鬧之中，作者幾次修改作品，作品又改成同名電影。之後，無論小說與影片，都有爭議相隨相伴。這種情形構成了當時中國文壇一道獨特的風景。

楊沫（1914-1995），原名楊成業，湖南湘陰縣人，1914年8月生於北京。1958年出版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其中鮮明、生動地刻畫了林道靜等一系列青年知識分子形象。後由自己改編為電影《青春之歌》。1978年之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紅紅的山丹花》、長篇小說《東方欲曉》、《芳菲之歌》、《英華之歌》以及《楊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記》、《不是日記的日記》等11部作品。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北京市文聯主席。

楊沫：《英華之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張虹：《林道靜是值得學習的榜樣嗎？》，《中國青年》1959年第4期

（白燁撰）九*九*藏*書

小說帶有相當的寫實性成分，甚至有一定的自傳性因素。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林道靜這個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小說通過林道靜這個人物的人生選擇和成長經歷，充分展現出她在鬥爭中不斷克服自身弱點，最終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過程。林道靜是帶著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參加革命的。對於她的小資產階級感情的描寫，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愛情的軟弱、纏綿；一是對革命不切實際的幻想、狂熱和某些個人主義的思想意識。這樣的描寫，既有一種直面真實的說服力，也指出了當時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把個人命運和人民大眾的命運聯結為一，這才是真正的出路」的道理。這與現代文學中作為「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知識分子形象，像「戀愛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國」的倪煥之等迥然不同，這也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

馬鐵丁：《論〈青春之歌〉及其爭論》，《文藝報》1959年第9期

體裁：長篇小說

《青春之歌》問世后，不僅在讀者中產生了影響，在教育、文藝、青年等部門也受到矚目，各報刊發表過不少讚揚、評論的文章。1959年初，《中國青年》、《文藝報》兩家雜誌社曾開展了對小說的討論，許多學校、工廠、共青團組織也掀起了討論，把對《青春之歌》的評論推向高潮。大多數人認為這部小說是優秀作品，但不同意見很快出現，從而引發了爭議。1959年，青年批評家郭開相繼在第二期《中國青年》和第四期《文藝報》上發表了題為《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和《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張虹在第四期《中國青年》上發表《林道靜是值得學習的榜樣嗎？》的文章，就作品的主人公形象與思想內容提出了批評性乃至否定性的看法，由此引起了文藝界的討論與爭鳴。《中國青年》和《文藝報》陸續發表的文章有：茅盾的《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中國青年》1959年第4期），何其芳的《〈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國青年》1959年第5期），馬鐵丁的《論〈青春之歌〉及其爭論》（《文藝報》1959年第9期）等。

作者：楊沫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國青年》1959年第5期

楊沫：《芳菲之歌》，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青春之歌》主要是寫革命時代以林道靜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成長read.99csw.com與奮鬥：

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在楊沫逝世之後，楊沫的兒子老鬼出版了《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一書，在書中大胆地寫出了母親楊沫真實的一生，不僅凸顯了楊沫獻身抗日救亡、寫作《青春之歌》和晚年對世事人生的清醒與回歸，寫出她成功背後的艱辛、曲折和內幕，而且把楊沫人生旅程中非陽光的一面，乃至個性中被扭曲的一面，也如實地袒露出來，讓人看到她的苦惱與孤獨，世俗與無奈。其中談到隨著《青春之歌》出版尤其是被改編成電影之後，給張中行帶來的種種煩惱，及張中行對此事的泰然處之，文中說到「其實，真實的他，要比書中的余永澤好得多。他有著中國文人的正直，從不幹告密打小報告之類的事；也從不亂揭發別人，踩著別人往上爬。儘管楊沫在書中塑造的以他為原型的余永澤虛構了一些他所沒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讓他背上了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他對楊沫的評價始終是肯定的，正面的，從沒有什麼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對楊沫很有意見。有人讓他寫文章，給自己辯解一下。張中行說，人家寫的是小說，又不是歷史回憶錄，何必當真呢？就是把余永澤的名字改成張中行，那也是小說，我也不會出面解釋。」作者指出：「這一點來說，真比當今某些人動不動就對號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氣度，有風範。」

粉碎「四人幫」后，《青春之歌》於197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發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譯版的基礎上，參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譯出版。國內各報刊對於楊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紹與評論文章日見增多。之後，曾與楊沫戀愛同居，並被楊沫以余永澤的形象寫入作品的張中行的復出，以及楊沫的兒子老鬼（馬波）忠實披露楊沫其人其作的種種內情的傳記作品《母親楊沫》的出版，都曾在文壇內外引起一定的反響，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了有關楊沫與《青春之歌》的話題。

郭開：《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文藝報》1959年第4期

首次出版：作家出版社

「文革」期間，小說與電影《青春之歌》都遭到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作品被一些批判者說成是「為劉少奇、彭真樹碑立傳」的特大毒草；全國許多報刊持續發表批判文章，作者因此也受到了鬥爭，並被限制了自由。直到粉碎「四人幫」，才與其他作家一起獲得解放，作品也於1978年再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