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百合花》的主題到底是什麼呢？

《百合花》所講述的「愛情」故事，正像一位研究十七年文學的學者所準確闡釋的那樣：「曲終人散，淡得不著痕迹，但卻在無意間打破兩情相悅，就一定要『大團圓』的俗套，流露出一種感傷的美。」（董之林《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這種「沒有愛情的愛情」，因為超越了「兩情相悅」的世俗性，因為其一塵不染的純潔和美好，便很容易升華為「母性之愛」。母愛的天然傾向，就是用包容與呵護的態度對待生命。這種愛是點點滴滴滲透到細節中的愛。它傾向於從生活中最細小的方面來體貼和關心人。小說中的「我」儘管是一個軍人，但是，在她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臉譜化的女戰士，而是一位親切的女性；她與通訊員的談話中，沒有普遍流行的「仇恨話語」，而是令人覺得親切的家常話。《百合花》里的人物對話之所以讓人覺得有趣，之所以讓人覺得親切，就在這「隨便」兩個字。一位母親式的大姐姐，面對一個懵懵懂懂、靦腆可愛的小同鄉，隨隨便便地嘮家常，有一搭沒一搭的，便讓人覺得有人情味，便讓人覺得真實。這就是母性之愛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表現。《紅樓夢》的一個了不起的特點，就是善寫「家常話」，就是在尋常的對話里，寫出了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情調。

事實上，《百合花》的寫作還包含著一種與時代情緒形成鮮明對照的心情態度：既是表達對人人自危的現實狀況的失望，也是抒發對往昔的燃情歲月的追懷。她說：「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鬥爭處於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嘯平處於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係。腦子裡像放電影一樣，出現了戰爭中接觸到的種種人。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裡，便能肝膽相照，生死與共。」（《我寫〈百合花〉的經過》，《青春》1980年第11期）在《百合花》里，茹志鵑著力表現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關係與融洽、密切的感情。

……（晴雯）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著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著。便命麝月只幫著拈線。……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絨毛來。麝月道：「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聲，九_九_藏_書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聲，就身不由主睡下了。

原發刊物：《延河》

茹志鵑：《她從那條路上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

《百合花》的具有核心意義的主題，就是讚美人們之間的淳樸的感情，尤其是表現那種純潔而美好的「沒有愛情的愛情」。在小說里，「我」對通訊員是愛著的，新媳婦對這個孩子似的戰士也是愛著的。這裏既有兩位女性對於通訊員的基於母性意識的疼愛，也有模模糊糊的異性之間的純潔的喜愛——只是後者像火花一樣，剛剛閃現，就熄滅了，然而，也正因為稍縱即逝，它越發顯得美好，越發顯得寶貴。這種羞澀而斂抑的愛的情感，乃是《紅樓夢》中描寫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種情感。可以說，正是《紅樓夢》教會了茹志鵑洞察和描寫這種純潔的愛，——正因為有了《紅樓夢》的經驗支持，她才能在《百合花》中，「麻里木足地」卻也是近乎完美地敘寫了這種特殊性質的情感，正像她自己在《我寫〈百合花〉的經過》中所說的那樣：「……我感到慶幸的是，在當時那種向左轉，向左轉，再向左轉的形勢下，我站在原地沒有及時動，（後來也動的，怎敢不動！）原因絕對不是自己認識高明，而是出於年輕無知的一種麻木。在那種情況下，我麻里木足地愛上了一個要有一個新娘子的構思。為什麼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現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寫一個處於愛情的幸福漩渦中的美神，來比襯這個年輕的、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茹志鵑在《我寫〈百合花〉的經過》中說：「……要讓『我』對通訊員建立起一種比同志、比同鄉更為親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見鍾情的男女間的愛情。『我』帶著類似手足情，帶著一種女同志特有的母性，來看待他，牽挂他。這個感情建立得越有說服力，那麼，小通訊員這一人物在讀者心目中也具有感染力。」）那麼，用「美神」來「比襯」的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顯示青春的美好，是為了對年輕的生命表達溫柔的愛意和憐惜，用茹志鵑的話說：「一位剛剛開始生活的青年，當他獻出一切的時候，他也就得到了一切。潔白無瑕的愛，晶瑩的淚。……在那個時候，難怪有些編輯部不敢用它，它實實在在是一篇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沒有愛情的愛情」，這與脂硯齋評價賈寶玉時所說的「情不情」不是有點相似嗎？這不正是《紅樓夢》里許多人物之間最美好、最純潔的「愛情」的特點嗎？寶玉與晴雯之間的關係，不正是這樣的嗎？寶玉對「畫薔」的齡官的關心，不正是這樣的嗎？

可以肯定地說，假如沒有晴雯補衣的這個情節，晴雯九-九-藏-書的形象不會像現在這樣可愛、可親、可敬。像《紅樓夢》一樣，《百合花》也通過補衣服這樣一個情節，表現了新媳婦的令人感動的「母性之愛」：

弗洛姆說：「只有在那種不服務於任何目的的愛中，真正的愛才開始顯露。」（《愛的藝術》，劉福堂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在愛的精神上，《百合花》與《紅樓夢》是相通的、相近的。茹志鵑用古典的精神敘述了一個現代的故事，用現代的故事確證了愛的永恆的精義。《百合花》既是一首「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是對逝去的溫暖歲月的追憶，也是對《紅樓夢》的一次遙遠的回應，是對這部偉大小說的一個莊嚴的致敬。

冬曉：《女作家茹志鵑談短篇小說創作》，香港《開卷》文學雜誌1979年第7期

她低著頭，正一針一針地在縫他衣肩上那個破洞。醫生聽了聽通訊員的心臟，默默地站起身說：「不用打針了。」我過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婦卻像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到，依然拿著針，細細地、密密地縫著那個破洞。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低聲地說：「不要縫了。」她卻對我異樣地瞟了一眼，低下頭，還是一針一針地縫。我想拉開她，我想推開這沉重的氛圍，我想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的笑。但我無意中碰到了身邊一個什麼東西，伸手一摸，是他給我開的飯，兩個干硬的饅頭。……

（李建軍撰）

1958年3月在《延河》雜誌刊發之後，《百合花》受到了讀者的喜愛和專家的好評。尤其是茅盾和侯金鏡等批評權威的高度評價，不僅給這篇佳作帶來極大的聲譽，而且也使它避免了可能遭遇的嚴重誤讀和猛烈批判。茅盾以激賞的語氣肯定了茹志鵑這篇小說「清新、俊逸」的風格以及細節描寫的成熟技巧（《茅盾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侯金鏡也準確地指出了它的整體特點：「色彩柔和而不濃烈、調子優美而不高亢」（《侯金鏡文學評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對人物感情的客觀描繪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兩者統一起來，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細膩優美的抒情調子。」（同前）

茹志鵑：《紫陽山下讀「紅樓」》，《中國青年報》1980年4月1日

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1958年第6期

在這裏，所有的描寫都是樸素、平實的，充滿了如其所是的事實感，沒有哪一個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沒有哪一個對人物的動作和表情的描寫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們就好像一個參与者和見證者，站在近旁，聽得見屋子裡的「響動」，看得見通訊員「頗不服氣」的樣子，窺見了新媳婦內心的「盡咬著嘴唇笑」的秘密。

從風格和技巧上看，《百合https://read.99csw.com花》儘管通體彌散著濃濃的詩意，但是，它卻清純自然，不事雕琢，體現出一種令人讚歎的樸實與優雅。聯想到它所產生的1958年，聯想到那個時代喧鬧、誇張、浮薄的風氣，它所表現出的克制和平靜，實在是難能可貴。

聶華苓：《中國大陸小說在技巧上的突破——談〈剪輯錯了的故事〉》，香港《七十年代》1980年11月號

茹志鵑：《百合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茹志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青春》1980年第11期

從文學譜繫上看，茹志鵑的作品雖然大都是按照「蘇聯文學」的模式寫出來的，但是，獨樹一幟的《百合花》卻承接了另外一種文學傳統，即《紅樓夢》的傳統。這其實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情。因為，《紅樓夢》是茹志鵑讀得最早最多，也是與她的精神氣質最為契合的作品。《她從那條路上來》是茹志鵑篇幅最長的小說，也是一部自傳色彩最濃的作品。在這部小說里，那個名叫也寶的小女孩「從劉先生那裡借到了一部《紅樓夢》，一有空就看得如醉如痴」（《她從那條路上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事實上，茹志鵑自己就是這樣讀《紅樓夢》的。她說「像《紅樓夢》我看過九遍，裡邊的詩詞一類的東西都背過。雖然很多東西當時我並不理解，但我喜歡，多讀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冬曉《女作家茹志鵑談短篇小說創作》，《開卷》1979年第7期）。她寫過一篇題為《紫陽山下讀「紅樓」》的文章，比較詳細地記錄了《紅樓夢》對自己內心生活的巨大影響：「在那個時候，在紫陽山下，『紅樓』真像一股清泉，滋潤過我，支持過我，使我在那樣一個世界里，鼓足了勇氣。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對那種半飢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記憶，連同那個光禿禿的紫陽山在內。」（《中國青年報》1980年4月1日）其實，《紅樓夢》對茹志鵑的影響，絕不止於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生活的溫柔而細膩的情感態度，那種從容、優雅的敘事語調，那種對於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滿詩意的表現能力，都無疑是受了《紅樓夢》影響的結果。雖然，在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正像茹志鵑在一篇《後記》中所說的那樣：「連《紅樓夢》都帶上了『黃色』的帽子，我這一點點小不點兒的東西，又何足道哉！」但是，茹志鵑還是利用女性特有的感受能力，憑著她的不俗的才華，從《紅樓夢》里獲得了足夠的經驗支持，從而最終將自己的《百合花》作品，光榮地歸入了《紅樓夢》的精神譜系。

其實，從《百合花》曲折艱難的發表過程，也能看出它並不十分符合那個時代的文學風尚，不僅不是一篇單純的歌頌軍民關係的小說，九*九*藏*書而且，還與當時的評價尺度存在距離。茹志鵑後來這樣回憶《百合花》面世的艱難過程以及她當時忐忑不安的沉重心情：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這個經典的細節描寫，那麼，《百合花》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打動讀者的心靈，肯定不會在半個世紀之後，披卷讀來，仍然讓人覺得溫暖和感動。

體裁：短篇小說

用詩意的方式表現正常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卻被當做「感情陰暗」，這說明《百合花》並不是一篇符合時代尺度的小說，並不是一篇純粹的「歌頌」性質的作品，也足以證明歌頌「軍民關係」之說並不能概括《百合花》的主題。事實上，反映「軍民關係」只是這篇小說所承載的極為有限的一部分情感內容，而更深層、更豐富的主題內容，卻是對戰爭時期的正常的人際關係和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是對平凡而溫暖的「母性之愛」的讚美，是對《紅樓夢》所表現的生活情調和倫理態度的認同，——正是這些方面的內容，使《百合花》至今讀來，令人猶覺親切、溫馨和美好。

作者：茹志鵑

外在地看，《百合花》表現的主題，似乎就是表現單一而純粹的「軍民魚水情」。這也是當時許多學者和批評家幾乎眾口一詞的說法。茅盾就曾說它「有聲有色地而且有層次地寫出了一個農家少婦對於解放軍的真摯的骨肉般的熱愛；而且，這種表達熱情的方式——為死者縫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現了農民的淳樸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在他看來，「這樣簡單的故事和人物卻反映了解放軍（通過那位可敬可愛的通訊員），和人民愛護解放軍的真誠（通過那位在包紮所服務的少婦）。這是許多作家曾經付出了心血的主題，《百合花》的作者用這樣一個短篇來參加這長長的行列，有它獨特的風格。」（《1958年短篇小說選》，作家出版社，1959）。茅盾的分析和判斷，顯然受了時代的拘制，因此，他雖然也看到了《百合花》與眾不同的「清新、俊逸」的風格，但是，卻對這篇小說主題的豐富性和情感的深厚性，缺乏足夠的認識，甚至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的簡單否定的態度。事實上，《百合花》所表現的感情，不僅遠遠超出了「農民的淳樸的思想感情」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狹隘的對立，而且還豐富地表現了一些普遍的人性內容和永恆的情感內容。

我們走進老鄉的院子里，只見堂屋裡靜靜的，裏面一間房門上，垂著一塊藍布紅額的門帘，門框兩邊還貼著鮮紅的對聯。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幾聲，不見有人應，但響動是有了。一會，門帘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松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read.99csw.com新的。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裏面，盡咬著嘴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這一來，我倒有些尷尬了，下面的話怎麼說呢！我看通訊員站在一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我，好像在看連長做示範動作似的。我只好硬了頭皮，訕訕的向她開口借被子了，接著還對她說了一遍共產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這一次，她不笑了，一邊聽著，一邊不斷向房裡瞅著。我說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訊員，好像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半晌，她轉身進去抱被子了。

那麼，從藝術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經驗是什麼呢？《百合花》成功的經驗，就是用白描手法對人物和物象進行簡潔而準確的描寫。這種由《史記》和《紅樓夢》等經典作品傳承而來的描寫技巧，極大地過濾了作者的簡單而隨意的主觀判斷，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實性的消極想象，而是以一種切實、客觀的方式，來寫人物的神態、語言和動作。聶華苓在評價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的時候說：「這篇小說所表達的是客觀的『真實』，而不是作者現身說法主觀的『真實』。」（《中國大陸小說在技巧上的突破——談〈剪輯錯了的故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號）事實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鵑就已經開始這樣寫了，而且達到了極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讚賞的敘事效果。茹志鵑是一個會用文字畫像的人，一個會用文字傳遞聲音的人，她對新媳婦的描寫，就給人一種繪畫才有的生動、逼真的印象：

發表時間：1958年第3期

與「我」的拉家常一樣，新媳婦給通訊員縫衣服，也是《百合花》中最能表現「沒有愛情的愛情」尤其是母性之愛的一個細節。這與《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寫晴雯夤夜抱病給寶玉補「雀金裘」何其相似！在《紅樓夢》里，曹雪芹正是通過這個令人感動和難忘的細節，展示了「風流靈巧」的晴雯，除了孤傲甚至過於尖刻的「女兒性」之外，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能堅韌耐勞、犧牲自我的「母性之愛」：

我把它寄給了別的刊物，但是寄出去退回來了，再寄出去又退回來了，他們的意見是這篇作品感情陰暗，不能發表，這樣一來，作品連修改的餘地也沒有了。我為《百合花》傷心，同時，也發覺自己對文藝的看法和那些編輯部存在距離，這一點很使我苦惱，甚至對自己能否寫作也發生了懷疑。（《今年春天》，《解放日報》1962年5月17日）

通訊員乘這機會，頗不服氣地對我說道：「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