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三，用郭小川的話來說，他寫這首詩「與當時的氣氛分不開」，從鳴放到反右，1957年「是整個思想戰線上鬥爭最尖銳的一年」，「是緊張而嚴竣的一年」。在文藝界這個思想鬥爭的主戰場，身為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黨組副書記的郭小川，親身參加批、划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等諸多「右派」的過程。他作為周揚的麾下大將，必須堅持黨性原則，緊跟上級戰略步署，做黨的鬥爭「工具」，他也確實積極參戰，承擔了很多具體的領導和組織工作。但是，他的心情既興奮緊張，又困惑不安，日記中多見他的煩惱與矛盾，他說寫丁、陳結論「簡直是一種刑罰……困難極了，同時也煩極了……百端愁緒，一起湧來，久而不能成眠……真是最痛苦的一天！」(1957年2月17日)，「簡直是無休止的勞役」(1957年4月9日)。反右鬥爭中，又常常感到「心中沉重，每一想到這次運動，就感到難、難、准。一個偉大的戰士自然是不怕這一切的，但是怎樣才能成為這樣的戰士？」(1957年6月10日)

長詩中的「八個」，是關在我軍監獄中的逃兵、慣匪和姦細，他們應該是我們的「敵人」，但作者並沒有把他們當成誓不兩立的死敵，相反，卻寫了他們的耿直、勇敢和正義感，還讓王金向他們訴說自己的案情，和他們談心，甚至幫他們扛背包。最後的結局，除了一個通敵的姦細被處死，一個逃兵再次從戰場上潰退被擊斃，六個人都是好樣的：大鬍子帶著對王金的承諾獨自走開，「粗眉毛」在戰場上英勇犧牲——他的死被寫得英勇悲壯，像一個真正的好漢——剩下四個人都參軍入伍成了抗日戰土。長詩把他們作惡的原因歸於社會，說「你們並不是生下來就干惡事，是罪惡的社會把你們慣壞」，說「如果有一支鑰匙，打開他們的心靈的門扉，他們在生活的真理面前，也未嘗不可能有一點愧悔」，在真理的啟迪下，他們中的多數都良心發現、棄惡從善了。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想表現的，第一，人不是生來就惡的，他們的惡有外在的原因，在適當的條件下，他們的惡可以轉變為善；第二，民眾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帶著他們各自的毛病和缺點，也就是說，人不是單一性而是多面性的，人性中既有惡的一面，又有善的一面，「當罪惡的念頭隱伏起來，他們的心就忽然變得平靜和清潔」，尤其是在大敵當前、民族危亡的時刻，他們「枯死的心靈」有可能被喚醒，煥發出人性的光芒；第三，人格的力量是偉大的，王金的「溫暖」可以把「罪犯的心」「烘熱」，「生活的潮流」「激蕩」著他們「沉重的枯萎的心」，作者「總相信真理的巨大力量，它能給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在王金的感召下，一切力量都被動員起來團結起來了，也就是說，在革命者的精神引導下，所有的人民都可以擰成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他甚至認為，革命者的悲劇也是可以寫的。1957年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一次小組討論會上，「老舍提出：我們這時代的悲劇有什麼規律？是不是可以把一個好人寫死？」聽了老舍、茅盾等人的發言以後，郭小川也提出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農村的主觀主義、命令主義者可否把它的害死人事件寫出來？」

1、生平與創作

2、作品分析

⑵1957年到1960年，是郭小川進行探索的一個時期。他在努力克服議論多於形象這一缺陷的同時，開始向複雜的生活內容和新的題材挺進，不再滿足於詩的表層鼓動作用，而追求深沉的情感內蘊。有三類創作代表這一時期的成就：一類是為配合政治工作創作的「政治抒情詩」，包括「致青年公民」組詩（包括《投入火熱的鬥爭》、《向困九_九_藏_書難進軍》等7首市）和《縣委書記的浪漫主義》，這些站在時代的政治高度和「大我」立場、抒發共產主義浪漫豪情、以馬雅可夫斯基式的「樓梯體」寫成的詩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同時也使郭小川名聲鵲起。另一類是由於較多表現詩人的個人化情感受到批評的抒情詩，主要是《山中》、《致大海》和《望星空》少數作品。這些作品一發表，立刻招致激烈的政治性責難，《望星空》更被指責為「主導的東西，是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的東西」。還有一類是同樣引起爭議並遭批評的4篇敘事詩，包括《白雪的讚歌》、《深深的山谷》、《嚴厲的愛》（有時被稱為「愛情三部曲」），《一個和八個》。這些敘事詩不僅在內容上對生活作了具有深度的思考，同時在形式上也表現出刻意探索的努力。句式上初步形成後來那種長於鋪陳的長句，詩節則在同一首詩禮保持統一（如《白雪的讚歌》、《嚴厲的愛》為四行體，《一個和八個》為六行體，《深深的山谷》為八行體。此外，《將軍三部曲》大體為十二和十四行）。

儘管運動結束時郭小川夫妻都洗清了罪名，整風運動也以一個成績為主的「普遍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或「偉大思想解放運動」載入史冊，在郭小川心裏，還是留下了「政治鬥爭『太殘酷』，把一個好好的共產黨員搞成『特務』，真可怕」的心理陰影。在以後的長時期里，郭小川抱著一種「肅反」「搞錯了一些『好人』，心中同情」的態度，聽到別人談起延安審干而發牢騷的時候，「總是採取勸解和同情的態度」。

「八個」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憑空編造出來的概念化的人物。而「一個」王金完美得難以置信，不難看出已有英雄人物的模樣……

郭小川和其他許多革命者能夠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在尖銳而殘酷的敵我鬥爭中，好人受冤屈的情況是很難避免的，也許他會同意賀敬之多年後所說：「拿這種例子來攻擊革命是不人道的，拿抽象人道主義來攻擊革命是殘忍的、是不好的，那就不要革命了。」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受了冤屈應該如何對待？

在獄中和一同在押的罪犯們談到可能來臨的死刑時，王金用「柔婉的悄聲」「謙和」地「微笑著」說：「我是有些冤屈／……我是多麼應當活，／好在，就在臨死的前一秒鐘，／我也相信我以後還會活著。／／而我的心靈永遠也不會死，／我的眼睛永遠注視著這活躍的大地，／雖然，這以後的鬥爭的歡笑、／同志之間的愛、理解和友誼，／我永遠永遠也不能親眼看見，／但這一切還是屬於我自己的。／我活著的一生值得我死後歡愉，／因為我沒有辜負作為戰士的聲譽……」

所以說，郭小川對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不僅是「屢有所聞」，而且是屢有親歷，這種隱痛又被歷次政治運動反覆觸及，始終沒有完全消失，成為一股潛在的創作衝動。

這個題材是如此大胆，如此犯忌，寫作這樣的題材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郭小川落筆之時卻毫無預見，這是為什麼呢？首先，這要感謝當時出現了較為鬆動的一段時間。從1956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周恩來總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主席「百花齊放、百鳥爭鳴」方針的提出，文學界就創作公式化、概念化現象對「教條主義」的抨擊，以及蘇聯「解凍」文學潮流傳來的信息，構成一股「開放性」的思維和環境潛流，給文藝創作帶來了新的氣象。儘管許多知識分子表現出顧慮與謹慎，但郭小川的反應是興奮而熱烈的。他是根正苗紅的革命作家，他要表現的是真正共產黨員的革命氣概，這與「資產階級作家」「反動作家」毫無共通之處，他有什麼可顧忌呢？

與此同時，與郭小川熱戀一年半、新婚僅僅一個月的妻子杜惠，被懷疑為「特務」而https://read.99csw.com遭拘押，被監禁在中央社會部的監獄里，長達兩年零四個月之久。在此過程中郭小川經受的心靈的磨難，僅在一段日記里留下了痕迹：「我每夜都夢見你……夢見你成了鬼，真可怕，你的臉是白的，而雕浮著可怕的沉默……每天都想到你，想到你也許因病死去，想到你因為『破壞』黨而(被)處死，想到我們將不可能再見面……你不像是特務——人類中最陰毒的，動物中最污濁的——假如，你真是，那對於我，就猶如丟掉一個黑色繭子一樣丟掉你。可是，你不會是的，你受了別人的牽連的可能居多，正確些，你可能是受了冤枉，然而，不能把這看作是冤枉，那是不對的，因為確有無數的敵人……」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在革命和愛情的夾縫之間苦苦掙扎的年輕人，一方面他信任革命的一切理念，也自願做革命倫理道德的實踐者，同時，他又有著一般年輕人具有的天真和激|情。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更可怕的是，一旦出現這種懷疑，就意味著一種「失貞」，所以他又連忙糾正自己說「那是不對的，因為確有無數的敵人」，革命倫理與人陸的衝突本身又給他增添了巨大的痛苦，或許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痛苦比失去愛人的痛苦更加深刻，而且難以找到出路。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原因，就是郭小川夫妻在延安審干中遭受冤屈的親身經歷。在延安搶救運動中，郭小川聽人坦白說北平的「文藝青年聯合會」是一個「紅旗團體」——自己參軍前曾參加過這個組織，便以為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托派」，所以「馬上就急哭了」，到坦白大會上進行了坦白交代。過了近一年、寫了十多次檢查以後，這個問題才被澄清，得到一個「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的結論。

發表時間：1979年

作者：郭小川

郭小川（1919—1976），詩人。原名郭恩大，又名郭偉倜、郭健風，筆名郭蘇、偉倜、健風、湘雲、登雲、丁雲、曉船、袖春等。河北豐寧人。先後擔任《天津日報》社編委兼編輯部副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宣傳處長兼文藝處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文藝處副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秘書長，《詩刊》編委，《人民日報》特約記者等職務。出版作品17種。其中有詩集8種：《平原老人》（新華書店中南總分點1951年出版）、《投入火熱的鬥爭》（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致青年公民》（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血與山谷》（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年、1980年出版）、《鵬程萬里》（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梁都頌》（春風文藝出版社1961年、遼寧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甘蔗林—青紗帳》（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崑崙行》（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長詩單行本《痛悼敬愛的周總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長篇敘事詩《將軍三部曲》（作家出版社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出版）；詩選集8種：《月下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郭小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出版）、《郭小川詩選續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文集4種：《中共需場地委的宣傳工作》（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針鋒集》（北京出版社1958年出版）、《談詩》（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1984年出版）、《思想雜談》（與陳笑雨、張鐵夫合著，中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1951年、1952年出版）。郭小川的當代抒情詩創作有著由暫時的激動到長久的深思的發展軌跡：五十年代的《致青年公民》氣勢豪放，reａｄ.９９ｃｓｗ•coｍ鼓動性強；六十年代前期以《甘蔗林—青紗帳》、《東北林區三唱》、《鄉村大道》為代表，多以感物詠志的方式表述革命哲理，詩意含蓄高遠，他還深入基層，體驗生活，並寫下《平爐王出鋼記》、《鞍鋼一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三門峽》等許多優秀詩歌，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面貌；七十年代前期的《團泊窪的秋天》、《秋歌》則顯露出鋒銳之氣。他在當代的敘事詩創作集中在五十年代後期，主要作品是《將軍三部曲》、《白雪的讚歌》、《深深的山谷》、《嚴厲的愛》、《一個和八個》，題材是革命軍人的戰鬥生活或愛情生活，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剖析，感情細膩，抒情性強。詩人的當代詩作充滿著對革命、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戰鬥激|情，展現了革命戰士的戰鬥風貌。詩人還特別注意學習中國民歌和古典詩詞曲賦的表現手法，倡導和實踐新格律體詩歌的創作，在詩歌形式的探索方面作出了貢獻。

王金對待冤屈的態度，既大度又合作，他得知叛徒的指控時有點兒「惶亂」和「驚恐」，聽到鋤奸科長的憤怒聲討「像刀子般割著……心」，但他立即以「嚴肅的負責的態度，陳述了這個事件的全部內因」，然後就耐心地等待著組織上的處置。

長篇敘事詩《一個和八個》寫於1957年，在郭小川的所有詩作當中，這首詩儘管在形式上可能不如他的後期詩作新穎、高超，但卻最具有內在的張力和人性的魅力。

另一個原因，這時的郭小川已經不滿足於過去的成就，他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成為一個「大作家」。他說自己前期的作品包括《致青年公民》等成名作「都是『急就章』，說不上有什麼可取之處」，是「浮光掠影」「淡而無味」的「粗製濫造」；他說「我越來越有一個頑固的觀念：一個詩作者，一定要有獨特的風格」，「在形式上，甚至在體裁上都可以有和應該有獨創性」，要「發掘我們的偉大的人民的心靈之美」，尤其要有「新穎而獨特的」「作者的創見」；他說，在「發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讚歌》以後，我在創作上的信心大為增長，我覺得我找到一條獨特的創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只要按照這條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有成為大作家的希望了」；他還說：「作家要想奔向峰頂，就得敢於冒險，獨創風格，突破常規，寫人家不敢寫的主題和題材，說人家不敢說的話。」那麼，革命者受冤屈「這個題材新鮮、強烈」，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寫入之所不敢寫」，一下子就激發起作者「詩的衝動」。

就在馬上要作為叛徒被處死的關頭，王金「從容地」走到科長面前說：「我完全想通了，我接受黨和軍隊的任何宣判。」這時，科長又進行了長時間的解釋，說「我們當然要防止壞人漏網，但也要避免好人受到冤屈」，說曾經「極力尋找反面的證據」，「多次地討論了你的申訴」，但還是未能證偽他的罪行。聽到科長怒斥他這個「無恥的叛徒」，王金的「嘴唇顫抖」了，「每條神經都感到疼痛」。我們看到，他的痛苦，主要是因為他的革命者身份受到指責，而不是因為他的無辜的生命就要被毀滅。

因此，他想倡導一種「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這正是他在長詩中賦予男主人公王金的品格。

作者在此塑造了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一個共產主義信徒，一個懷著宗教式迷信的視死如歸者。當個人的生命面臨危機的時刻，他想到的是黨的事業、集體的榮譽，不但在理智上接受自己被冤屈的合理性，甘願自己的生命被無價值地犧牲掉，而且在感情上也沒有表現出痛苦、眼淚、甚至足夠的遺憾。他那「柔婉」「謙和」「微笑」的神態，刻畫出一個毫無一己之念的聖徒形象。由此，矛盾和痛苦都被悄然抹殺了，個人read.99csw.com與事業完成了絕妙的融合。

⑶ 60年代前期是郭小川詩歌創作的第三個階段，是郭小川在詩歌藝術上的探索時期，他開創了與時代精神相協調的兩種抒情體式「新辭賦體」和「新散曲體」，代表性作品有《廈門風姿》、《鄉村大道》、《甘蔗林—青紗帳》、《青紗帳—甘蔗林》、《祝酒歌》、《崑崙行》等。此時的抒情詩，似乎又恢復到統一于「時代大我」的情感模式當中，不過由於藝術上的成熟，時代的豪情通過較為個人化的有節制的表達，顯得蘊藉深厚。

在王金心裏「也有另一種戰爭，在他的靈魂中打得正火熱」，不過這絲毫不是為自己的處境擔憂和難過，而是「按捺不住心中」對「這群舊世界的渣滓」的「敵意」，卻又必須「隱藏」住心中的「憎惡」，克制自己「把他們痛罵一頓」的衝動，這樣做，是「為了達到一個崇高的目的」，就是為了事業啟發、改變這些罪犯，讓他們如果活下去，「就該用行動贖回你們的罪惡」，「結束這一生的時候，真正了解做一個人的意義」。因為，王金「是一個為黨工作慣了的人，／沒有工作做，比死還難受！／當我還能夠有所貢獻的時候，／一切痛苦都不會在我心中停留！」這是郭小川自己的心聲，正是他處理一切個人委屈的態度，在他心裏事業成敗重於個人生死。

他曾多次要求離開機關到下面去了解情況、深入生活，但一直未獲批准。有人說，如果郭小川看到了底下的情況，很可能會上書，會划為右派，就不僅僅是一個「右傾」問題了。對於基層的情況，他只能通過間接的渠道得知，「海默對農村充滿憂慮，主觀主義作風似乎在農村十分風行，而農民生活又極其艱苦」，他們「看到的黑暗面如此之多」，使郭小川覺得「在前進的主流中，陰暗的東西很多」。而周圍，有些人「很討厭」，「這批人勾心鬥角，追名逐利，有時又兇惡得很，殘酷得很，簡直沒有什麼好人……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窩裡一般。我想，在這樣一種環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種堅貞的出於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從自己做起」——這段話寫于「文革」檢討之中，對「十七年」的「舊作協」用詞誇張，不過這種心理郭小川多次提到，而且是他後來離開作協的主要原因，所以基本可信。

體裁：詩歌

⑴1955年到1956年，是郭小川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階段。他寫了包括《投入火熱的鬥爭》、《向困難進軍》等詩在內的《致青年公民》組詩。這些詩感情熱烈豪邁，以「階梯式」的形式表現鬥爭、建設、進軍的主題，傾吐著澎湃的激|情，以政論家的頭腦和戰土的姿態鼓舞人民投入火熱的鬥爭。但在藝術方面卻不夠成熟，政治性的議論往往代替了藝術形象的創作。

為了使王金受屈顯得理由充分，作者在詩中是這樣寫的，一開始，王金因為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雖受嚴刑拷打而寧死不當姦細，在敵人要把他們扔進海里淹死之前，一個難友咬斷他身上的繩索，使他得以逃生，回到根據地。黨組織雖然對他有懷疑，但是「沒有輕下結論」，還委託他以「重要的責任」。這時，敵人玩弄陰謀，一個叛徒指控他在獄中也有叛變行為，而他作為唯一的倖存者又找不到證人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時才把他關押起來進行審查。作者在詩里反覆描寫戰事的緊迫環境，即使是在敵人掃蕩的情況下，組織上也在盡量地「進行周密的調查」，同時讓鋤奸科長與王金談話，告知情況、講解政策。這說明：第一，組織上懷疑他是有根有據的；第二，組織上絲毫沒有把黨員幹部的生命視為兒戲。

在郭小川的筆下，組織控制和個人自由並不構成絕對的矛盾。經過王金的教育和感召，大鬍子的態度從「粗野」的挑戰和搗蛋變成了衷心的佩服，他「嘯聚成伙、騷擾民間」的「殘暴」行為變成了「一九-九-藏-書不跟老百姓作對，二不搗亂咱們的八路軍，三不饒過該死的日本鬼」的誓言，這時，他就可以遊離於八路軍的緊密紀律約束之外，當一個勇敢不怕死、有正義感的散兵游勇了。顯然，在作者的心目中，組織嚴密的部隊和鬆散的民間武裝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可以作為抗日的積極力量。

這部詩作的主題在中國革命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它講的是，在抗日戰爭中，我軍政治教導員、共產黨員王金蒙冤受審，被投入戰時監獄，和一個姦細、三個慣匪、四個逃兵這八個「人渣」關在一起。一邊是匪兵們對他的漫罵侮辱，一邊是來自革命同志的懷疑與仇視，面對這雙重的折磨，王金忍辱負重，寧願犧牲自己也要顧全大局。「真理的巨大力量」，「能給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彷彿有一隻神秘的溫柔的手，撫慰著他們那殘破的心胸」，王金以自己聖徒般的言行感動了匪兵，喚醒了沉潛在他們心中的人性，啟發了他們的民族覺悟。最後，在寡不敵眾、我軍傷亡慘重的危急關頭，王金帶領匪兵奮勇殺敵，終於用事實證明了自己的無辜，大部分匪兵也用行動甚至生命贖回了自己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