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華：《爬滿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

就世俗的知名度和持久的影響力而言，「新時期文學」中的長篇小說很少有能超過《芙蓉鎮》的，這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電台的廣播和電影的改編，然而最主要的，還是作品本身的力量。評論家雷達當年說過這樣一番話：「有一些作品，由於觸動了當前現實最敏感的神經末梢，它們剛一出世，便能夠贏得掌聲、轟動，這自然是十分幸運的事，然而也有另一些作品，它們的效力是慢性的，具有浸潤和熏染的特點，就像微風在樹葉間傳遞消息，漣漪逐漸擴展為波瀾，漸漸把人們引向嚴峻的沉思。這樣的作品同樣不可忽視。長篇小說《芙蓉鎮》的命運，似乎屬於后一種類型。它發表並以單行本行世接近兩年的時間里，評論文字不能算多，讀者的興趣卻在上升，閱讀者的圈子日益擴大。」（《再論〈芙蓉鎮〉》，《芙蓉》1982年第6期）二十多年後重讀《芙蓉鎮》，儘管歲月無情地顯影出它的急就、粗糙甚至膚淺，人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生機，——那種從靈魂深處發出的聲音。它並沒有過時。

必須指出的是，在《芙蓉鎮》廣受好評的時候，另有一股否定的暗流，正如《芙蓉鎮》的責編龍世輝回憶的那樣：「對《芙蓉鎮》的看法，並不是沒有爭議的。公開的、見諸文字的不多。但在讀者中，在編輯部內部，在文藝界，甚至一些老作家在談論它時候，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意見還頗尖銳。譬如對它的結構，對秦書田、谷燕山等人的形象，對有關愛情的描寫等等，都聽到了不少意見。」（《關於古華和他的〈芙蓉鎮〉》，《當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6期）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是小說的那種嚴酷的真實性，給現實生活造成了震撼，給現行體制帶來某種顛覆性的效應，引起爭議是必然的。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和業內人員，筆者對此亦有充分的領教，在聽到的各種否定的聲音中，認為《芙蓉鎮》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小說的也不乏其人。這種看法之所以沒成氣候，是因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中國，整個社會氛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當時評論界流傳這樣一句話：「《芙蓉鎮》好看不好評。」

《芙蓉鎮》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價值，可由兩個維度看出：其一是共時性的「反思文學」，其二是歷時性的中國當代農村題材小說，尤其是長篇九-九-藏-書小說寫作。就前者來說，由於受到一種不證自明的絕對真理（比如黨性）的制約，許多「反思文學」作品（如王蒙的《布禮》、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李國文的《月食》、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等）放不開手腳，反思的深度不得不打折扣，藝術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相比之下，《芙蓉鎮》思想更加解放，突破了「黨性」的框框，對極左錯誤的根源——「階級鬥爭」神話，作了徹底的顛覆，寫出了「文革」的來龍去脈。就後者而言，《芙蓉鎮》不僅是中國當代農村題材小說中第一部清算「文革」的長篇小說，而且在藝術上有重大的突破。農村題材長篇小說創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頭。在此之前，已經有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表的《創業史》，還有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前三部作品出自藝術功力濃厚的老作家之手，其中不乏閃光的片段，文字功底精到，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局限，時代精神的誤導，殫精竭慮的努力終究未能修得藝術正果。后兩部作品出自學養匱乏的農村文學新秀之手，主題先行，背離生活，一味地演繹階級鬥爭思想，尤其後一部，根據政治的需要、政策的訂單向壁虛構，閉門造車，成為路線鬥爭的工具，至此文學已經墮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正是在這種「物極必反」的背景下，《芙蓉鎮》應運而生，其藝術起點之高，格調與此前的長篇小說判然不同。難怪《芙蓉鎮》的責編龍世輝第一次閱讀尚未完成的手稿時，一下子就看楞了：「我讀過大大小小的農村生活題材的作品，也發過長長短短農村生活題材的稿件，它們曾經給過我很多生活的教益和藝術的享受，它們中有許多至今仍然是有生命、有價值的作品。但也不必諱言，它們也很難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帶有時代的歷史的局限，給後輩作家留下可以吸收總結的教訓。像古華這樣，從一個新的角度反映農村生活的真實面貌，提示左傾錯誤在農村造成的危害，在中長篇中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關於古華和他的〈芙蓉鎮〉》）無獨有偶，蘇聯漢學家謝曼諾夫也認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文學的復興幾乎是從零開始的，《芙蓉鎮》極其深刻地描述了二十多年來的中國農村生活，是一部極為生動而又十分尖銳的作品，是那時期出現的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芙蓉鎮〉九_九_藏_書俄文版序》，《芙蓉》1986年第1期）

發表時間：1981年第1期

（李兆忠 撰）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二部上下兩卷，分別於1977年、1979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版

文壇前輩沙汀對《芙蓉鎮》的看法，頗能說明問題。《芙蓉鎮》發表兩個月後，1981年5月的某一天，沙汀就《芙蓉鎮》的問題，與古華作了一次長談。儘管沙汀肯定《芙蓉鎮》的基本面，承認它是「創作界一個新的成就，從內容到形式都將引起廣泛注意」，同時有很大的保留，沙汀的不滿，主要集中在谷燕山這一人物形象上，認為作者寫谷燕山的性機能缺陷，寫他的自卑心理，把這個正面人物形象破壞了；沙汀進而強調：即使是在十年動亂期間，黨還是存在著的，還是在發揮它的作用，不能低估黨在人民中的長期影響；文革中的問題可以寫，但要劃清界限，要寫出黨的影響和人民的力量，《芙蓉鎮》里有人民的力量，但只是一點苗頭，沒有充分展開，沒有具體內容。對小說的結尾，沙汀也提了意見：王秋赦發瘋后在街上大喊大叫，雖然生動，但把居民寫得心驚肉跳，就太過分，最好改成由鎮委書記谷燕山把他喝斥一頓，趕回吊腳樓，或者在居民的諷刺嘲笑聲中消失。沙汀認為作者寫了粉碎「四人幫」后的新氣象，但是沒有化作具體的形象，給人感染力不強。（《談〈芙蓉鎮〉——和古華同志的一次談話》，《文藝報》1983年第2期）

原發刊物：《當代》

體裁：長篇小說

《芙蓉鎮》的問世，不僅是古華創作道路上的一次飛躍，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突破。

趙樹理：《三里灣》，通俗文藝出版社1955年5月版

周立波：《山鄉巨變》，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版

古華：《閑話〈芙蓉鎮〉——兼答讀者問》，《作品與爭鳴》1982年第3期

1981年2月長篇小說《芙蓉鎮》在《當代》第一期發表，經作者修改，同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發表出版后的一兩年時間里，作者收到八百多封讀者來信，《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作品與爭鳴》、《小說選刊》、《文匯報》、《文藝報》和《當代》等報刊發表了相關的評論或報道，后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雷達率先撰文，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部作品寫得真、寫得九九藏書美、寫得奇。它真，它流貫著一種強大的客觀生活實感，小說的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聞，小說的故事像生活中發生的事一樣真實可信，彷彿作者只是把它們照生活本身的模樣移到了紙上，很難看到斧鑿的痕迹。它非但不像過去某些寫農村生活的作品，用左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現成結論，去過濾、宰割、砍削生活的真實，相反，它的作者有如一個勇敢的逆水行船的舟子，在歷史的河道上，撥開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所布下的重重迷霧，尋蹤辨跡，力求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還人物以本來面目。」（《一卷當代農村的社會風俗畫——略論〈芙蓉鎮〉》，《當代》1981年第3期）蔡葵在與古華的通信中，稱《芙蓉鎮》「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品」，因為它「忠實地藝術地複製了現實生活」，「把生活中醜惡的東西和莊嚴的東西一起挖掘出來，赤|裸裸地奉獻在讀者面前。作品的描寫是那樣樸實無華，它不藉助於人工雕琢而美的自然顯現，很容易讓人想起李白的詩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關於〈芙蓉鎮〉的通信》，《星火》1982年第8期）而據作者自述：《芙蓉鎮》問世后，不少讀者來信說，小說中的芙蓉鎮就像是他們家鄉的小鎮，裏面的主要人物他們都很熟悉，都像做過鄰居當過街坊；有一天，一位遠在內蒙古草原上當中學教師的中年漢子突然闖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客房，自報家門，對正在修訂《芙蓉鎮》的作者說：「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寫的那個秦書田，我因一本歷史小說稿，文革中被揪斗個沒完沒了，坐過班房，還被罰掃了整整六年街……」說著，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作者也深受感動，為這位內蒙草原上的「秦書田」感慨不已。（《閑話〈芙蓉鎮〉——兼答讀者問》《作品與爭鳴》1982年第3期）此外，據作者披露：《芙蓉鎮》問世后，受到文壇前輩們的關注，沈從文將他請到家裡長談，給以藝術上的指導；丁玲赴美國講學，在著名的《五代同堂，振興中華》的講演里提到這部習作；周揚找他談了話，關心他的工作、學習、生活情況；張光年住院期間批閱了他的習作，將一本批點過的《芙蓉鎮》送給了他；沙汀將一本親筆批點的《當代》第一期送給他；韋君宜對他很鼓勵，稱讚《芙蓉鎮》寫得厚實，鄉土味重，有生活實感，語言剛健清新，畫家黃永玉兩次催促翻譯家楊憲益九九藏書將《芙蓉鎮》譯成英文……

沙汀對《芙蓉鎮》的這些看法，反映了老一輩經過革命思想洗禮的作家，對文學新秀離經叛道傾向的不安，對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拳拳忠心。必須承認，沙汀的觀點帶有明顯的「庸俗社會學」色彩，其理論根據，是文學的黨性原則；其理論前提，是一種不言自明的絕對真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按照這種理論，階級鬥爭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推動社會由低級向高級不斷地發展，永無止境。這種激進的理論在動蕩變幻的現代中國歷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後來獨佔鰲頭，負面效應愈演愈烈，直至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文化大革命。《芙蓉鎮》的立意，是要否定文革，否定階級鬥爭，而沙汀關心的，首先是維護黨性，兩者難免產生錯位。從此後不久發表的《閑話〈芙蓉鎮〉》一文看，古華並沒有接受這位文壇前輩的批評，關於谷燕山這個人物形象，作者這樣寫道：「谷燕山首先是個普通人，是山鎮上的百姓中間的一員，跟山鎮上的百姓們共著命運安危，也有著個人的喜好悲歡。然而他主要的是一個關心人、體貼人、樂於助人的正直忠誠的共產黨員。他的存在，無形中產生了一種使小山鎮的生活保持平衡、穩定的力量。在山民們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會、共產黨的化身，是群眾公認的『領袖人物』。當然，這樣寫黨的基層領導者形象，特別是毫無隱諱地寫了他個人生活的種種情狀，喜怒哀樂，或許容易產生一種疑問：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間人物』、『轉變人物』等有限的幾個文藝人物品種裡頭，他到底應該歸到哪一類、入到哪一冊去呢？要是歸不到哪一類、入不了到哪一冊又怎麼辦？由此，使我聯想到我們的文學究竟應當寫生活里的活人還是寫某種類別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覺得，谷燕山這個人物儘管有種種不足，但作為我們黨的基層幹部的形象，並無不妥。」

作者：古華

光陰如梭，「文革」結束一晃三十年，反思「文革」的力作依然鮮見。從這個意義上講，《芙蓉鎮》依然是一個超越的目標。《芙蓉鎮》以生動的藝術形象演繹了這樣一個主題：在一個封建專制文化傳統根深蒂固，貧困落後的國度，一種偏俠的、激進的階級鬥爭理論與人性之惡相結合，將會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性能量，它不僅催生王秋赦那樣的好吃懶做、不勞而獲的「運動根子」，李國香那樣read.99csw.com的攀附權貴、心術不正的弄潮兒，也扭曲正常的人性，扼殺美好的人情，敗壞良好的民俗，將一個民族捲入萬劫不復的災難中。更為難得的是，《芙蓉鎮》「寓政治風雲于風俗民情圖畫，借人物命運演鄉鎮生活變遷」，產生極強的藝術張力，讓人看到那個時代「階級性」、「黨性」對「人性」「人情」 的瘋狂吞噬，將社會推向虛無的深淵，這種背天逆理的行為最終受到歷史規律了懲罰，留下的教訓卻是極其深刻的。作者以飽滿的激|情、樸素的文字將這一切描寫得歷歷在目，迴腸盪氣，小小的芙蓉鎮於是有了宏闊的象徵意味，成為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縮影。潘旭瀾這樣評價《芙蓉鎮》：「將一個小山鎮的風俗民情寫得如此生動真切，同時與政治風雲融合得如此渾然一體，濃厚的鄉土氣息與曲折的歷史軌跡統一得如此巧妙和諧，這是我們三十多年來的長篇小說中還不多見的。」（《蕭蕭數葉，滿堂風雨》，《復旦學報》1984年第6期。）

周克匠：《許茂和他的女兒們》，1980年5月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版

《芙蓉鎮》誕生於1980年並不偶然的。古華是一位多思善感，有正義感、有藝術抱負的作家，自幼生長在湖南農村，稔熟那裡的民情風俗。據古華自述：早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他就曾深深陷於苦悶之中，為自己所能表現的生活是經過粉飾的，蒼白無力的，跟平時耳濡目染的真實的社會生活相去甚遠；看厭了同齡人、同事、朋友在運動中的忘我表演、升遷沉浮之後，山區小鎮古老的青石板，新造的紅磚青瓦房，枝葉四張的老樟樹，歪歪斜斜的吊腳樓，對他有了一種古樸的吸引力，一種親切感；他還發現：山鎮上的物質生產進展十分緩慢，而人和人的關係則發生著各種急驟的變幻，人為的變幻。這些都表明：早在那個精神黑暗的時代，古華已在不自覺地積蓄創作勢能，惟其如此，「文革」一結束，思想解放運動一拉開序幕，他就心有靈犀，較早地從「三突出」的寫作套路中掙脫出來，佔據藝術的制高點。正如他說的那樣：「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使我茅塞大開，給了我一個認識論的高度，給了我重新認識、剖析自己熟悉的湘南鄉鎮生活的勇氣和膽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處山坡上，朝下俯視清楚了湘南鄉鎮上二、三十年來的風雲際會，山川流走，民情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