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尋根文學」作家中，阿城是比較特殊的一位。論文學創作上的起步，他最晚；論藝術起點，他最高，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說來有點意思，阿城是在給別人的小說畫插圖時覺得不過癮，才寫開小說的。據仲呈祥敘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夜晚，在北太平庄22路汽車終點站，阿城對他說：「說實話，替別人的小說插圖，倒勾起自己寫小說之念。譬如說反映知識青年生活的小說吧，我就總覺得還不夠味兒，至少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生活，還沒有在小說中得到充分表現。」（《阿城之謎》，《現代作家》1985年第6期）此時他已過而立之年。阿城文學上創作的這種「大器晚成」，當然是有原因的。受乃父的影響（鍾惦棐早年在延安魯藝學的就是美術），阿城從小酷愛繪畫，一心想當一名大畫家，在京城非主流的美術圈中小有名氣，轟動一時的「星星畫展」中就有他，還弄攝影，水平也很了不得。阿城能從雲南農場調回北京，到《世界圖書》編輯部「以工代干」，靠的就是畫筆上的功夫。不過據美術界行家的評價，阿城在繪畫上雖有相當造詣，但不算傑出，與他的文學才能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阿城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不可能在一棵樹上弔死，當他發現自己的文學創作上才能更大，前程也更大時，改弦更張是很自然的事。公平地看，小說寫作上的晚出手對阿城絕對是件好事，使他出手不凡，一鳴驚人，如文曲星下凡。否則，阿城與他同齡的知青作家就沒有什麼不同了。汪曾祺老到地指出，阿城在下放勞動時期沒有寫出小說來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今天，現在，阿城才能更清晰地回顧那一段極不正常的時期生活，那個時期的人，寫下來。因為他有了成熟的、冷靜的、理直氣壯的、不必左顧右盼的思想。一下筆，就都對了。」

時過境遷，二十多年後重讀《棋王》，依然令人呯然心動，可見當年的這種一炮走紅，有相當的藝術真實性，與若干年前《班主任》發表時的轟動不可同日而語。根據文學經典的最樸素的定義——經得起重讀，《棋王》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是當之無愧的。文壇中堅王蒙對《棋王》稱讚有加，視為奇文，寫下這樣的評語：「口語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過『土』，嘎嘣利落但仍然細密有致，刻畫入微卻又惜墨如金。它很難歸類，異於現時流行的各家筆墨，但又不生僻。」（《且說〈棋王〉》，《文藝報》1984年10月號）老作家汪曾祺高度評價阿城小說藝術上的獨特性，坦言自己「寫不出來」那樣的小說，而且相信「很多人都寫不出來」，寄以厚望：「阿城業已成為有自己獨特風格的青年作家，循此而進，精益求精，如王一生之於棋藝，必將成為中國小說的大家。」https://read.99csw.com（《人之所以為人——讀〈棋王〉筆記》，《光明日報》1985年3月21日）甚至連曾鎮南這位思想比較正統的評論家，也被《棋王》感動得忘乎所以，在文章中開宗明義寫下：「我讀《棋王》，一下子就被攫住了。這是一篇奇異獨特的文字，那味兒似乎還不曾在別的任何名家或新秀筆端流出過。屏住氣讀下去，酸甜苦辣，真人生在眼前逼現，真世味在心裏滾動，有幾處我的眼睛濡濕了。」（《異彩與深味——讀阿城的中篇小說〈棋王〉》，《上海文學》1984年第10期）

在《文化制約著人類》一文里，阿城通篇談「文化」，隻字不提「尋根」，這與韓少功、鄭萬隆、李杭育的尋根文章形成耐人尋味的對比。在阿城看來，中國文學尚沒有建立在一個廣泛深厚的文化開掘之中，而沒有一個強大的、獨特的文化限制，是達不到文學先進水平這種自由的；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有不容否定的進步意義，但它對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加上中國社會一直動蕩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斷裂，延續至今，文革時更加徹底，把民族文化判給階級文化，橫掃一遍，差點連遮羞布也沒有了。這是對近代以降中國文化、文學極其悲觀的估計。在這樣的語境下，阿城開出的藥方——「中國文化」（確切地說應當是老莊禪宗的道家文化），似乎只能是張空頭支票，唯其如此，它顯得格外的悲壯。阿城作為「中國文化」的傳人和「最後一個文化貴族」的形象，無形中得到樹立。事隔二十年之後，阿城在與查建英談「尋根文學」時這樣說道：「我的文化構成讓我知道根是什麼，我不要尋。韓少功有點像突然發現一個新東西。原來整個在共和國的單一構成里，突然發現其實是熟視無睹的東西。包括譚盾，美術、詩歌，都有類似的現象。我知道這個根已經斷了，在我看來，中國文化已經消失了半個世紀了，原因是產生並且保持中國文化的土壤已經被剷除了。」——好一副「眾人皆斷我獨續」的姿態，阿城儼然成了中國文化碩果僅存的「獨苗」。不過公平地說，阿城的自負並非沒有一點根據。

發表時間：1984年第7期

客觀地看，《棋王》當時的轟動，不僅僅是因為藝術上的出類拔萃，可以說它具備了包括天時、地利、人和在內的一切成功的要素。對於中國文學而言，1984年是一個重要的年頭，在經歷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階段之後，在經歷過有關「朦朧詩」、「現代派」、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之後，一個文學創作「個人化」的時代，已是呼之欲出。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事情。近代以降，由於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啟蒙救亡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https://read.99csw.com，文學義不容辭地成為救國救民的武器，成為時代精神的號筒、政治鬥爭的工具，個性的喪失和文學本性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文革」結束，否極泰來，社會進入較正常的軌道，文學逐步擺脫政治的控制，回歸自己的世界。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文學獨立、個人化的運動，是在「文化尋根」的背景下發生的。事實上，早在此前，與這種「尋根」意向呼應的作品已出現，如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受戒》，賈平凹的《商州初錄》，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等等。與此同時，拉美作家借重本土文化資源，在20世紀後半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創作成就，尤其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八十年代初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作家，使他們相信：如果將自己的創作植根于悠久而豐富的民族文化傳統之中，以中國人的感受性來吸收消化改造西方的觀念和形式，必能取得獨創性的成就。李慶西在《尋根：回到事物本身》一文中這樣疏理「文學尋根」的來龍去脈——

二、「尋找」意識的產生，與通常所謂「價值危機」有關，也與文壇的「現實主義」的危機相聯繫。因而，許多作家從藝術思維方法和感覺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

《棋王》從內到外散發著地道的中國味，沒有刻意「尋」根，而「根」自在。這是敘事方式與題材高度契合的結果，用王蒙的話說，就是「本體論與方法論完全融合」。這是極高的藝術境界，無怪有人將《棋王》與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比較，認為《棋王》不落下風，「通篇散發中國文學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質，只能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熏陶。（略）和主人公王一生的棋品一樣，阿城的小說也是『有根的』，正所謂『氣貫陰陽』、『匯道禪於一爐』。每個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層。」（莊周《齊人物論》，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確實，不像有的尋根小說，西方式的結構，夾雜著洋腔洋調，敘事方式與題材乖離，「尋」與「根」脫節，顯得不倫不類，像是西服革履上頂著瓜皮帽。不過仔細想想，這又很正常，這批尋根作家都是知青，共和國同齡人，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操現代漢語——那種由西語語法、日本返銷的現代詞彙和本土白話混合而成的語言，文學教養主要來自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和以現代漢語翻譯的外國進步文學，傳統的中國文化對於他們已是恍如隔世。這樣的知識背景和「失根」的狀態，決定了他們「尋根」的熱情，正如鄭義在《跨越文化斷裂帶》一文中講到的那樣，在一段時間里，他們「聚一起，言必稱諸子百家儒釋道」，「感到自己沒有文化，只是想多讀一點書，使自己不致淺薄」；也決定了「尋根」本質上的虛幻。確實，那read.99csw.com些憑惡補速成的「尋根文學」作品，總讓人感到不夠自然，有些裝模作樣。原因很簡單：文化這種東西，本來是自然形成的，無法人為地製造。傳統的中國文化歷經歷史風暴的滌盪，早已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地保留在老一輩文化人身上，而他們早被認定是歷史淘汰的對象，在歷史的角落苟延殘喘，自然消亡。

（李兆忠 撰）

阿城：《孩子王》，《人民文學》1985年第2期

一、新時期文學走向風格化之初，作家們首先獲得了一種「尋找」意識。尋找新的藝術形式，也尋找自我。

然而，這又是一棵難以茁壯成長的獨苗。套用一句熟悉的成語：土之不存，苗將焉附。甚至連阿城自己都不得不承認，他造不成新文體，他的形成不具有普遍性，偶然性很大，是自修的結果，他的東西沒有普遍意義，只是一個個案。（《八十年代訪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遙想《棋王》名噪一時之際，阿城曾放出話，要寫「八王」，乃父鍾惦棐甚至連書名都替他想好：《八王集》。遺憾的是阿城只寫出「三王」，就歇手了。這是阿城的高明，見好就收，否則煞風景的事情不免發生。評論家于晴當時就老到地指出：阿城的語言文質而意深，「然而卻未必宜於一切生活領域和思想層次；因而就不宜拘於一格，而要力圖有所貫通，有所開拓。」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文壇上全能冠軍是沒有的，阿城得了道家文化的好處，自然也受道家文化的限制。更何況，適合阿城寫小說的資源本來就稀缺，得益於十年邊地知青生活的經驗，他寫出了「三王」。時過境遷，王一生那樣的「棋獃子」再不可覓，阿城的絕技無從發揮，如同莊子筆下那位運斤成風，能將人鼻尖上的白堊斫掉的匠人因為對手去世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利斧。還有，我以為最重要的是，阿城並非一個視文學為身家性命的人，骨子裡仍是一個玩家，正如王曉明指出的那樣：阿城並不本色，太做作，好比一個手端水煮青菜的粗服漢子，真正醉心的，卻是粗服上的寶石，菜葉下的熊掌。阿城雖然是那個時代的文化「漏網之魚」，卻不是「中國文化」的殉道者，否則，就不會離開自己的文學土壤，趕時髦跑去美國，弄起別的營生。

阿城：《文化制約人類》，《文藝報》1985年7月6日

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版

阿城：《樹王》，《中國作家》1985年第1期

韓少功：《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5期

誠如阿城所言：文化制約著人類；然而，另一個更為嚴酷的歷史真相是：生存高於文化；為生存所累，一種高級的文化與時俱退，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從這個角度看，《棋王》的問九九藏書世，不過是中國古典藝術精神的一次迴光返照。

原發刊物：《上海文學》

正是在這一點上，阿城與他的同輩位開了距離。阿城出生文化名人家庭，父親鍾惦棐來自延安魯藝，卻是一位有紳士風度、才華橫溢的藝術理論家。八歲之前，阿城住宿育英小說，過著優越的生活。1957年，鍾惦棐因一篇《電影的鑼鼓》被打成右派，家道從此中落。作為大右派的兒子，阿城自然被打入另冊，早早就體驗到世態炎涼。然而邊緣化的結果，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另一個世界，它隱藏在琉璃廠的舊書肆、古玩店裡，少年的阿城在那裡流連忘返，觸摸被遺忘的前朝歷史，不經意間接受了中國古代士紳文化的洗禮。這段陰差陽錯的經歷，竟使他成為一條漏網之魚，在知識結構上發生代際錯位。確實，讀阿城的文章，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時代顛倒的錯覺，那種文風與其說屬於知青一代，不如說與民國那一輩的作家更加接近。這種獨特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在「尋根文學」運動中扮演一個特殊角色。

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阿城

三、西方現代主義給中國作家開拓了藝術眼界，卻沒有給他們帶來真實的自我感覺，更無法解決中國人的靈魂問題。也就是說，藝術思維的自由不等於存在的自由，正如有人認為的那樣，離開了本位文化，人無法獲得精神自救。於是，尋找自我與尋找民族文化精神并行不悖地聯繫到一起了。

著眼于這個大背景，《棋王》的意義就比較清楚了，說它直接引爆了那場「文學尋根」運動，也未嘗不可。總之《棋王》發表五個月後，《上海文學》雜誌與浙江文藝出版社聯手，在風景如畫的西湖邊召開了文學座談會，回顧過去，預測未來，探討新時期文學如何突破既有藝術成規，更上一層樓。阿城是這次會理所當然的受邀者。據與會者季紅真的描述：會議期間，阿城「時而莊重，時而詼諧。莊重時如一個受苦受難的耶穌，詼諧時則如一個大頑童。」在一次發言中，他大談中國文化，情緒激動，結尾一句是：「一個民族是不會忘記自己的文化的」，眾人一時被震懾，會場上鴉雀無聲。（阿城《俯仰天地的魂魄》，《芒種》1995年第1期）這次座談會的效應幾個月後就顯示出來：韓少功在1985年第5期《作家》上發表了《文學的「根」》，鄭萬隆在1985年第5期《上海文學》發表了《我的根》，李杭育在1985年第6期《作家》發表了《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在1985年7月6日《文藝報》上發表了《文化制約人類》，鄭義在1985年7月13日《文藝報》發表了《跨越文化斷裂帶》，與之同時，一批「尋根」小說相繼問世：韓少功《爸爸爸》、《女女女》，鄭義的《老井》、《遠村》，鄭萬隆的《異鄉異聞》，賈平凹的《商州又錄》、《商州世事》九*九*藏*書，阿城的《樹王》、《孩子王》、《遍地風流》，王安憶的《小鮑庄》……，一時間，南北呼應，熱鬧非凡，一場「尋根文學」運動，就這樣在中國文壇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棋王》是阿城的處|女作，1984年夏在《上海文學》發表時，名噪一時，洛陽紙貴，竟至於有「京城傾巢說《棋王》」的誇語。小說發表之前，就在圈內不脛而走，先聲奪人，兩家名刊的編輯爭奪稿子。據說，一向老成持重的陳建功，眼光十分老辣的李陀，都被這篇小說給「鎮」住了。阿城自己這樣回憶：「我寫好《棋王》后，一位朋友拿去看，他的一個在《上海文學》當編輯的朋友在他家裡看到了手稿，就拿去發表了。我都沒來得及表態，手稿的標點符號還沒寫清楚就給人發了。發了以後就熱鬧起來，我也被人吊起來了。」（仲呈祥《阿城形象記略》，《人物》1989年第3期）其時阿城已36歲。

《棋王》主要寫兩件事：「吃」和「弈」，通過「我」與平民象棋高手王一生的邂逅、交往和最後共同經歷的一對九車輪大戰的描寫，揭示這樣一個主題：「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不太像人。」這個主題看上去平平常常，卻包含著迴腸盪氣的衝擊力。分析起來，《棋王》的魔力既來自於對中國古典小說精華的繼承，也來自於對西方現代小說技巧不動聲色的借鑒，兩者水乳|交融，天衣無縫。這具體表現在：作者不編織複雜巧妙的故事情節，也不對人物內心世界作精雕細刻，但憑一筆出神入化的白描一決勝負，平鋪直敘，從容道來，顯示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風範。小說一上來就這樣寫道：「車站是亂得不能再亂，成千上萬的人都在說話。誰也不去注意那條臨時掛起來的大紅標語。這標語大約掛了不少次，字紙都折得有些壞。喇叭里放著一首又一首的語錄歌兒，唱得大家心更慌。」這是何等的老辣的筆墨！令人想起《水滸》、《儒林外史》的千錘百鍊、寸刀殺人的文字。然而《棋王》不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翻版，而是一篇現代中國小說，中國古典小說創作中沒有「敘事人」這種來自西方的技法，一切仰仗全知全能的作者，視角大而化之，結構固定單一，《棋王》打破了這種模式，充分發揮敘事人「我」的功能，它是作者的化身，作為小說中的重要人物與主人公王一生保持著的互動，單聲部於是變成了復調，小說因此而獲得鮮明的現代感。關於這一點，季紅真說得很到位：「他以『我』的存在為起點，深入自我以外的現象世界，通過對一個個具體人生故事或片斷的敘述，又返回到一個新的更為豐富的自我之中。他筆下的全部故事，都在『我』一次一次的認知感悟過程中，完成著感情與思想的升華。」（《宇宙·自然·生命·人》，《讀書》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