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不理朝政，若僅僅說成是懶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確切的。他是個商人氣很重的皇帝，講究盈虧補缺。過去沒得到的，現在要加倍補償；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開它個口子。那骨子裡，還是一股隱隱的報復情緒。向這個屬於自己的天下，向這個天下的臣民報復，那時，不要說國家興衰，民眾生計，就是閣臣的選任、機關缺補、官員晉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極少過問，這有點像商販心理，於我又沒什麼實際利益，管它幹什麼呢？萬曆十一年後，中央和地方機構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個規矩，官員年老了便可辭官，年輕的遇著點原因也可隨時辭官，辭官時，只要按規定寫一份報告，不管准與不準，均可自行離去。這樣一來，官員任缺不僅數量大，而且無法控制。

那時候，稅使到處都是，遍及160多個州縣。他們多設關卡，巧立名目，稅收的數額自然就大。據說，最初他們倒是有過設想，徵稅主要在商人、土地所有者中進行。但後來覺得太累太麻煩，乾脆「稅不必商」，連官吏、農工等也都成了徵稅的對象，凡是涉及房屋、車船、米、麥、雞、豬、牛、馬等等，沒有一樣不納稅。這160多個州縣，每年徵稅銀數以千萬計。有人形容那情景真似蝗災，稅使過處，「百用乏絕」、「十室九空」。

醉夢一覺數十年。使這夢變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萬曆十一年晉居首輔的申時行。雖然在他離京后，終萬曆之朝的閣臣還有十五六人，但他卻是繼張居正之後，對神宗產生極大影響的最後一人。

自那以後神宗將注意力移向現實的享受。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中國，在封建個體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城市更加繁華，市鎮迅速興起，物產日益豐富，貿易往來也急劇增加。這就給貪財好貨、縱情酒色的萬曆，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廣闊天地，一切均極盡鋪張浪費之能事。皇長子及其他皇子辦冠、婚禮，他從國庫支走白銀934萬兩，外加袍服費用270多萬兩，揮霍一空。平時，他也很會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門勒索錢財。生一個女兒，要戶部、光祿寺各進奉白銀10萬兩；公主出嫁，也要討取數十萬兩銀子作嫁妝費。萬曆中期，為了買到稱心的珠寶，一次就花掉白銀2400萬兩。在神宗的帶動下，宮廷費用日益增大，每年僅脂粉費便高達白銀40萬兩，織造龍袍的布料達15萬匹。漸漸地，國庫讓神宗給掏空了。這時神宗記起了當年張居正開源節流的做法，「節流」當然沒有必要，而「開源」則是個好辦法。於是，他以空前的熱情，開始了斂聚錢財的活動。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飭軍備，加強邊防。在薊州一帶，張居正繼續重用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鎮守。使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的邊防異常整肅，後人稱戚繼光鎮守薊州16年，「邊備修飭，薊州宴然」。在遼東，重用能征善戰的大將李成梁任總兵官。萬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舉擊潰為害邊境的建州衛部落，斬女真都指揮王杲以下1100餘人，取得了有名的「遼東大捷」。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綏、寧夏一帶，任用王崇古為總督，對蒙古採取安撫睦鄰政策。對軍事上的這些改革、特別是選用將領，確保了明王朝邊防的鞏固。對此神宗也十分滿意，他曾為此褒揚張居正說：「先生公忠為國，所用的人沒有不當的。」

萬曆朝中後期，政治極端腐敗，神宗的揮霍無度、橫徵暴斂，加上水、旱、蝗之災連年不斷，百姓窮困，搞得國家財政枯竭，民怨沸騰，尤其是礦監稅使肆無忌憚地壓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緒如乾柴烈火，反抗鬥爭遍及全國。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四月，山東臨清最先爆發了反對橫徵暴斂的鬥爭，矛頭指向稅使馬堂。馬堂是天津的稅監，兼管臨清稅務。他不僅苛征重斂，而且公開搶劫財物，搞得遠近沒有集市，激起眾怒。數千人齊聚稅署說理，馬堂卻下令鎮壓。憤怒的人群衝進衙門，焚毀稅署，殺傷馬堂爪牙多人，並將其本人趕跑。第二年，稅使陳奉到湖廣徵稅，敲詐恐嚇，破門搶劫，無惡不做，導致民變。數萬群眾將陳奉衙署團團圍住，嚇得陳奉躲到楚王府，憤怒的民眾火燒官署，將為虎作倀的爪牙陳文登等16人投進滔滔長江。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江南爆發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聲勢、組織最嚴密的反礦監稅使鬥爭。著名絲織業城市蘇州的數以千計手工業絲織工人，被稅使孫隆壓榨勒索得紛紛失業，加上當地又發生水災，生計十分困難。六月初三日，織工葛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帶頭暴動，高喊：「寧可拚死，不殺惡棍，不逐孫隆，誓不罷休！」市民們聞風響應，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然後分成六隊，每隊一人帶領，以搖芭蕉扇為號，一路浩浩蕩蕩向稅署衝擊，中途參加的群眾不計其數。暴動的民眾群情激憤，他們包圍了孫隆衙署后，用亂石打死他的隨從黃建節，將抓住的其他五六個爪牙，捆綁手足，投進河裡，並將惡棍湯莘的家放火燒毀。孫隆嚇得喪魂落魄，改易便服，爬牆逃脫。萬曆三十年後，城鄉人民和前線軍兵的反抗鬥爭日益增多。那時候，江西上饒、景德鎮，雲南騰越，福建漳州等地民眾暴動的奏表，每次都急如星火地送到神宗手裡，而幾乎每次，又都被他留中。因神宗知道兵部自會依律派兵鎮壓，他也比別人更清楚，造成這種局面的罪魁，其實是他自己。那惡名遠播的「采榷」，那不理朝政的做法，都無一例外地自蹈死地，將大明王朝推入風雨飄搖之中。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今湖北）人。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張居正被遴選入閣。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九*九*藏*書一封《陳六事疏》，主張實行改革，提出「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覆名實」、「固邦本」、「飭武務」六大急務，深得穆宗嘉許。但可惜穆宗早逝，張居正當時又不是首輔，所以這些頗具見識而又切中時弊的主張暫時還得不到實行。直到萬曆初年，他以帝師和內閣首輔的地位，大權在握，才雷厲風行地付諸實施。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成為皇長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會太穩的。但是最初幾年，卻沒有多大問題，因為按慣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當然繼承人。但如果皇后沒有生養，則「無嫡立長」，由長子來繼承皇位。朱常洛恰好處於「無嫡」的情況下，所以，從皇太後到諸臣，都認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繼承人。這其後，雖然又有一個皇次子，不過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包括神宗在內，沒有人對朱常洛的名分、地位提出什麼異議。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載垕突然中風，翌日駕崩。六月初十，10歲的太子朱翊鈞登極即皇帝位，定年號為萬曆。朱翊鈞是明代二十一位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他貪財好貨，懶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驅使權力的巨輦奔忙了48年。從而使早已衰敗的大明江山，徹底陷入末路。

這場改革最先從政治上開始。張居正認為嘉靖、隆慶政局的混亂，癥結在於吏治腐敗。官員「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農民不斷起義。所以，他力主整頓吏治。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張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標準是「惟以安靜宜民者為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考」。為了增強政權機構的辦事效率，還建立了辦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門都立文冊二本，一本送各科備註，凡執行的公事，一律記載立案，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另一本則送內閣稽考，同時，各科、部、院之間也相互制約和監督，使各級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責。這項改革在當時可謂轟轟烈烈、朝野震動。吏治與辦事效率有了明顯改觀，使中央政令「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礎。

萬曆六年八月，神宗的第一個兒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當時為慶賀皇長子的出生，還特意頒詔全國，減免刑罰，並且讓外交官通報有邦交關係的外國使臣。然而神宗心中並不高興，因為他與王恭妃並沒有什麼感情。

神宗最初想到的「開源」的點子，後來連他自己也覺得可笑，但當時卻做得一本正經。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進奉」，把進奉財物的多少，作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標準。官員們迫於無奈，只好紛紛進奉。此外，他還想出一種更令人稱奇的辦法，平白無故地把太監拖來拷問，兜一陣圈子后，就要他們獻金銀珠寶。頭腦靈活立即獻上的，當即釋放；執迷不悟的，加倍用勁杖打。像這樣以武力和恫嚇強行索取錢財的做法，以後也時有發生，但已不再是「開源」的主要手段了。神宗以後發現這樣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也很難發什麼大財。於是，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借口乾清、坤寧兩宮被燒需要大筆款子修繕，抽調大批太監，充當「礦監」、「稅使」，分派到全國各地，搜刮民脂民膏。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禍」。采榷用太監，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費了神宗一番苦心的。太監大多不知法紀，又有些心理變態，可以盡搜刮之能事。為了這個特殊目的，神宗還特別授予礦監、稅使們節制有司、專折密奏的權力。讓他們充當耳目，監督地方，聽其誣陷告密，甚至勾結當地流氓惡棍、土豪劣紳，大肆做惡。對於他們的劾奏，神宗十分重視和輕信，朝入夕傳，不問青紅皂白，就立即派人將被劾者逮捕下獄，嚴刑拷打，或削籍貶官，或乾脆折磨處死。當時，各地都懾于礦監稅使的淫|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將「神」送走。誰知神宗卻突然下令，在各地為他們設立了過去從未有過的「中使衙門」，讓他們長住下去。這類衙門全國共有20處，專門奉行神宗的旨意，為他斂財。無怪有人驚嘆，萬曆皇帝對錢財的奇貪，前無古人。

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底，明軍終於調集到遼東前線，然後兵分四路合圍努爾哈赤主力。努爾哈赤採用誘敵深入，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只幾個回合下來，打得明軍損兵4.6萬餘人，折將300餘員，被迫撤出遼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薩爾滸戰役后，后金與明王朝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后金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當年，后金兵又攻取開原、鐵嶺等地。10萬鐵蹄踏過遼東大地，直逼大明王朝的莽莽邊牆。

這其中首先就包括經濟方面的改革。萬曆初年，國家財政已露崩潰之象，無論朝野都十分憂慮。張居正從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開始，一面主持裁減冗官冗費，另一面也開始控制皇室費用，減少開支。萬曆五年，張居正提議清查丈量全國各類土地，實現「開源」，增加生產。到萬曆九年，土地丈量完畢，共查實田地700多萬頃，比弘治時多出300萬頃。在此基礎上，張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間就在一些地區施行的「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這個制度後來被稱為我國賦稅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內容有四點：（1）統一役法，並部分地「攤丁入地」，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征銀。（2）田賦及其他土貢方物一律征銀。（3）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4）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這次改革，對生產和貨幣經濟的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神宗被深深地震動了。薩爾滸的失利，將亡國的威脅ｒeａｄ•9９ｃｓｗ.ｃom明白無誤地推到了神宗面前，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困頓和凄涼。不久，就染上病症。拖了一年多，到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神宗的病情突然加重，半個多月不思飲食。他深知將一病不起，便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和各部尚書等人到弘德殿，託付他們勤于職守，輔佐常洛。二十一日，神宗以58歲未老之身，一命歸天。此後不久，被召諸臣出示萬曆遺詔，大意是說：「因為有病。朕多年來只顧靜養，很少赴郊廟早朝，奏疏多為留中，官員缺了不補，加上礦稅繁興，徵調四齣，搞得民生艱難、內外交困，日思夜想，不勝追悔，剛想改革，卻一病不起，只好有賴後人了，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然而，這一切無論是死後釣譽，還是真心感悟，都為時太晚了。明王朝已經衰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萬曆身後僅第7年（熹宗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陝西災民暴動，揭開了明末全國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事情起因於太監馮保被逐。早些年，馮保曾將極受萬曆寵信的太監張誠趕出宮去。萬曆對此十分難過，所以就恨造成這一事端的馮保和張居正。張誠拜辭時，萬曆暗中交待他離宮后要留意探明馮、張二人的劣跡。馮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張居正，人雖能幹，政務上也很有建樹，但卻遠未做到廉潔自好，他招權樹黨、收受賄賂，甚至侵吞國庫資產等，也是有的。這一切，都被張誠探了個清清楚楚。張居正死後，張誠重新進宮，便盡其所知一一陳奏，同時，建議萬曆先由馮保開刀，將其逐出宮去。查沒其財物。這次對馮保的查抄，萬曆得金銀100餘萬、珠寶無數，結結實實地嘗了次查抄的甜頭。

上學不久，每當李貴妃帶兒子給皇后請安時，皇后經常取經書來，將學過的內容逐段逐句考問。翊鈞無不對答如流。這使嚴厲的皇后也欣悅異常。張居正是翊鈞的師保，對翊鈞的成長、尤其是讀書問題，可謂傾盡了心力。神宗剛即位，他便提出要開「日講」。隆慶六年八月，日講就開始了。神宗元年二月後，又舉行了經筵。「經筵」和「日講」，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舉行，勛臣、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等都要到齊，由翰林院及國子監官員進講經史，典禮很隆重。「日講」則只是講官和內閣學士的日常講學。那時，神宗所讀的主要是《大學》、《尚書》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視朝外，一概由張居正盯緊在東宮苦讀。隆慶六年十二月，張居正取堯、舜以來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應警戒的惡事36件，匯成類似於連環畫的故事書《帝鑒圖說》，以便形象地使神宗對為君之道能有個初步的理解。其後，他又命翰林院從歷代諸帝的實錄和明太祖的《寶訓》中，選擇材料，分門別類，編成《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等40本書讓神宗閱讀。每有機會，他自己也總向神宗講一些如何為君的正論，嚴厲精敏，使少年皇帝極其敬畏。對此，李太后極為讚賞，每當神宗不用功，她便把張居正搬出來，說：「告訴張先生吧，怎麼樣？」或者「這叫張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神宗在害怕之餘，也隱隱地滋生了不滿情緒。這給以後神宗殘酷地報復張居正埋下了禍根。

但是人們發現還是高興得太早了。早朝剛開始不久，就又有中使氣喘吁吁地趕來，說是奉命要收回前邊的詔旨。沈一貫和其他大臣們都很詫異，細一打聽，才知是天傍亮時，神宗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神宗頭腦清爽了之後，他記起剛剛頒過的詔旨，後悔不迭。原來是感到必死無疑，才想死後撈個好名聲，現在又死不成了，再停了礦稅，斷了財路，那不是用刀剜肉嗎？於是就不顧金口玉牙說過的話，一遍一遍地派中使前往內閣索取前詔。當時，司禮太監王義正在萬曆身邊，就勸諫道：「皇上說過的話豈可反悔！」勸他不要那麼做。結果惹得萬曆大怒，口裡嚷嚷著，一定要用刀砍死王義。同時派中使一撥接一撥，急如星火地來了20多撥，反覆傳達神宗的口諭，說是礦稅萬不能停，別的你們看著辦吧！中使們還威脅說，惹火了皇帝要砍沈一貫的頭。沈一貫被逼無奈，只好交出前詔。後來，王義見到沈一貫，第一句話就是埋怨說：「你要是再堅持一下，那礦稅就撤了，你怕什麼呢！」沈一貫萬萬沒有料到，就因他這一下沒有頂住，采榷之禍終萬曆一朝都沒能廢去。

這一年的春天與以往沒什麼兩樣，御花園裡照舊桃紅柳綠。庸懶倦怠的神宗，仍然不覺大禍將至，對邊將和兵部、吏部的告急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一日，撫順被努爾哈赤攻克，守城將士戰死上萬人，告急的羽書，一天數十次地傳來，神宗這才著了慌，並下決心要與努爾哈赤決一死戰。第二年二月，神宗命兵部調集了近9萬人的兵力，連同1萬多朝鮮兵，約計10餘萬人，號稱47萬大軍，由遼東經略楊鎬指揮，企圖將后金一舉殲滅。然而戶部卻疏告兵餉缺300萬兩銀子，請求從大內存銀中調撥。當時的大內銀庫，每年增加金花銀120萬兩，所以內幣十分充足。但是，神宗向來都是視內庫為私庫的，自己掏錢用來給國家去打仗，這在一個小商人看來實在是太划不來了，所以他堅決不同意。無奈，戶部只好自己去東拼西湊。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雖然請求撥款百呼不應，但建議加派卻朝奏夕可。萬曆四十六年八月，戶部尚書李汝華疏請增加賦稅，九月，神宗就下令追加天下田賦，每畝加征銀3.5厘。第二年十二月，以大軍反擊，急需軍餉為由，又決定每畝再增征3.5厘。到了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竟決定再次追加，每畝增征銀2厘。這樣，三年三增，因此成為歲額，累計每畝凈增已達9厘，年田賦增征總額為520萬余兩。許多農民因此被奪去土地，流離失所，怨聲載道，終於九_九_藏_書導致後院起火，山東、河南等地農民暴動接連不斷。

問題出在萬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后。常洵的生母，是最受神宗寵愛的鄭氏。鄭氏原為淑嬪，容貌艷麗在神宗所有的嬪妃之上，並且機智聰敏，愛讀書、有志氣、有謀略，入宮后很快得寵，萬曆十一年晉為貴妃。鄭氏給了神宗無微不至的關懷，還鼓勵神宗親政，被神宗視為相見恨晚的知音，苦悶的心境獲得極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神宗馬上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皇貴妃是僅次於皇后的封號，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兩級。鄭貴妃的晉封，引得輿論大嘩。人們紛紛猜測，認為皇上把鄭貴妃封為皇貴妃，其實是為「廢長立愛」作鋪墊。根據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取決於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則是次要的。萬曆這一冊封，使鄭貴妃的地位與皇后相去不遠，卻比王恭妃高出許多，按照「子以母貴」的說法，常洵將來被立為太子就有了依據。這麼一猜測，朝臣們立刻感到，現實的危險在於那被鄭貴妃迷昏了頭的皇上，極有可能不顧祖宗禮法，立皇三子為太子！事關社稷，就是罷官掉腦袋，也要堅決頂住！於是，就有了長達15年的建儲之爭。

然而，更為直接的威脅，卻來自神宗最初一無所知、直到萬曆四十四年始覺駭然的北都邊陲。這一年，早就窺視大明江山的努爾哈赤，在統一了大部分女真族部落之後，于赫圖阿拉稱汗，國號大金，年號天命，歷史上稱為後金。他本人被貝勒、大臣們尊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從此，脫離過去與明朝的隸屬關係，公開與其為敵。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努爾哈赤以殺祖殺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

萬曆朝因為建儲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黨派，並在十幾年的建儲之爭中逐步公開化、尖銳化。那時，官僚集團內部至少有三股勢力。一股是人數多，聲勢大的維護禮法、主張立皇長子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萬曆與鄭貴妃一邊，主張「廢長立愛」的反對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邊，而又經常搖擺不定的握有權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勢力中，有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顧憲成在朝期間，先是力主冊立皇長子，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又極力推舉因擁立皇長子而被解職的原首輔王家屏出任閣臣，連連忤逆萬曆旨意，因此被貶回原籍無錫。無錫城東有座後來聞名天下的「東林書院」，是宋代楊時講學的地方，當時已經荒蕪。顧憲成歸家后，倡議出資修復，此後，便與同胞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錢一本等一些意氣相投的人在此講學。每月一小會，每年一大會，逐漸吸引了許多官場失意、不滿現狀、看不慣世道、與當權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時，書院都容納不下。他們不僅講學，而且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諷議時政，評論人物，深得社會上一些持相同政見的地主、商人和知識分子的支持，甚至連朝中的許多官僚士大夫，也因為贊同他們的主張，而參加他們的黨派活動。久而久之，東林書院成了當時社會輿論的一個中心，顧憲成一班人也成為和當權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被稱為「東林黨」。與東林黨公開作對的是萬曆二十二年入閣的首輔沈一貫。沈一貫是浙江寧波人，平素為人圓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於逢迎神宗旨意，拚命維護朝廷。他聯合了出任京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應，攻擊東林黨人，被稱為「浙黨」。「浙黨」與「東林黨」，是萬曆年間兩個最大的黨派。此外，還有依附於「浙黨」的「楚黨」、「齊黨」，以及「昆（江蘇崑山）黨」、「宣（安徽宣城）黨」等等以同鄉關係結成的黨幫。這些黨派互相傾軋、互相爭奪。其中，以「浙黨」為首的、由許多黨派結成的「邪黨」，依附朝廷，攻擊東林黨，使這場鬥爭的雙方成了當時最大的兩股政治勢力。這兩股勢力的矛盾和鬥爭，隨著政治危機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勢如水火。

到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員短缺現象已令人震驚。兩京尚書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撫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監、司機構缺66人，全國有25個府缺知府。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大學士沈鯉、朱賡上疏萬曆，請求遞補六部大員，說：「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華門候駕，見二品官里，只有戶部尚書趙世卿一人，其餘的尚書、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無官，必然生亂，這不是小事情，懇請皇上從報批的人中點用，以慰中外之望。」對這份奏疏，神宗卻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這一年，中央九卿要員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無一人。連參与上疏的大學士朱賡，任職3年，還未見皇帝一面，而且以後有近一年時間，內閣中只有他一人。萬曆四十年時，內閣僅葉向高一人，六卿僅趙煥一人，都察院連續8年無正官，全國半數以上的府沒有知府，而新科文武進士及教職數千人，卻待命在京無人管。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萬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員們入朝，見有100多人聚在長安門外，圍成圈跪著嚎哭。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等上前詢問，回答說是鎮撫司所管犯人的家屬，問哭的原因，都說「衙門裡沒有主事的官，好長時間犯人不得判決，只在那裡耗著，人都快死光了！」

神宗洋洋自得地親政了。照理，他應當珍惜自己以宮女之子而為帝王的機會，應當牢記自己兒時在母親嚴教下的寒窗苦讀，建功立業。然而他那種自小養成的懶散習性、從商人外祖父那裡繼承來的貪婪秉賦、以及狹隘的市井眼光，牢牢地束縛了他。他親掌權柄后心裏充滿了狂喜，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財富，這麼馴順的臣民，都屬於我了！作為真正的人主，該有一種與那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於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後，他便著手恢復了被張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費，一切對皇上、https://read.99csw.com對政體有制約的戒律，統統廢掉，他還親自謀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養帝王之尊。

明神宗就是這樣，把個大明江山當作一片無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窺視他的那個努爾哈赤驚訝不已，他佩服神宗拿國事當兒戲的勇氣和本領。

由於迷上了這些玩物，神宗漸漸覺得，光是章奏少了還不夠，日講、經筵和早朝這些追命的玩藝兒也該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試試探探地逃一天學，晚一點赴早朝，見也並沒人敢把他怎樣，逐漸乾脆就常以「聖體違和」為由，輟日講，免早朝。閣臣們有事，長時間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臨朝三四次也行。神宗聽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著治理，你們卻急個什麼？一切還是照舊。當時，有個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職一年多了，只見過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於是上疏《酒色財氣四箴》，力數神宗日夜飲酒、耽於女色、貪財好貨、亂伐無辜等劣跡，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見到此疏，氣惱得恨不能立斃雒于仁。他將此事告知申時行，一面為自己辯解，一面主張判雒于仁死罪。申時行以恐招致物議，勸說神宗令其歸家為好。神宗怒氣難消，立即將其削職為民。從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臨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諭旨，全靠內監傳達。甚至連郊祀等禮儀，也不親自參加，而讓別人恭代。直到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發生了「梃擊案」，他才召見過一次群臣，滿朝文武經過20餘年，才極其幸運地得瞻天顏。而自那以後他直到死再也沒上過朝。

神宗到了20歲親政時，後宮已有美女數以千計，他日夜縱酒作樂，動輒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則要胡亂打人，宮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責，重的常被打死。他還逐漸學會了抽大煙，玩花鳥。

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們更加緊了活動。他們千方百計突出皇長子，稱其為「元子」、「元嗣」，想將其在事實上與其他皇子區別開來。萬曆二十年，諸臣又一起上疏，請教皇長子常洛為君之道。疏到神宗手中，氣得他兩眼發黑。太子還沒立呢，教什麼為君之道。於是，借口疏中有錯字，將領頭的官員貶官奪俸。經過這件事，神宗覺得如其這麼被動地拖著，倒不如乾脆找一個眾人無奈的辦法。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他親筆寫詔書給首輔的王錫爵，說他「想待嫡子」。神宗的意思是皇后還年輕，還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則不必為立儲費心，假如數年後還不見皇後生育，那時再議也不遲，至於皇長子，還很年幼，可與其兩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為王。王錫爵立即尊詔擬旨，誰知諭旨頒下后，舉朝嘩然，守正的廷臣們紛紛上疏反對，並且連王錫爵也不放過，指責他參与了策劃，將他包圍在朝房裡爭論不休。王錫爵自知名聲大損，於是上疏自劾，請求辭官。這一下，可真把神宗弄了個焦頭爛額，站在他與鄭貴妃一邊的廷臣們也束手無策。迫於各方面的壓力，神宗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並封」的諭旨。萬曆二十二年，為皇長子舉行了預教之典。至此，萬曆已料到事情不會有什麼令他滿意的結果。

定陵的建造，前後用了大約6年的時間，建陵標準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雲、貴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數千里，光運費就相當可觀；所用大磚，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東臨清專門燒造；所用的巨大漢白玉石料，則是從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窩開採而來。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動用工匠、民伕多達3萬餘人，不分酷暑嚴寒，日夜緊張施工。定陵竣工，神宗站在這耗費白銀800多萬兩的豪華建築上心滿意足。但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它的花費相當於當時約兩年的全國田賦收入總和，約摺合當時1000萬貧苦農民一年的口糧！

但是，若同礦監比起來，稅使還顯得有點心慈手軟。礦監們最要命的是兇橫。他們名為開礦增加稅收，其實並不打算這麼做。因為他們根本不搞什麼勘探，也不組織力量開採，而是像指鹿為馬那樣，不論田園房屋，只要看好了可以敲榨一筆，就隨心所欲地指地為礦。被指中的人家，於是災禍臨頭，有金銀珠玉獻上的還罷，若是沒有，礦監便指使卒役們強行拆房毀屋，掘地翻圃，搶掠家產，甚至藉機侮辱婦女，胡亂殺人。有的借口找礦，到處挖掘墳墓，搜取金銀陪葬品。這種明火執仗掠奪來的財寶，上繳充公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是肥了神宗和礦監們，所以神宗十分喜愛並偏袒他們。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二月。皇太子大婚典禮剛結束不久，神宗于勞頓之後，忽然感到滿身不舒服，隨即病狀越來越重。荒淫無度的神宗感到自己有可能一病不起，突然想到應彌補前愆。慌忙召各府、部、院大臣和大學士沈一貫到啟祥宮西暖閣。在安排了託孤之事後，又說：「礦稅的事，是朕因為宮殿建築遲遲未了，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從現在起，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一起，都停了它，所派下去的內監都令其回京。關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職的官員也都官複原職，給事中、各衙門缺官的，一律補齊。」說完，就疲乏地躺下了。這個好消息來得太快、太出人意外了，當夜，閣臣和九卿都興奮地留宿朝房，準備早朝一見聖旨立即執行。這喜訊也早早地就在朝廷內外傳揚了開來。凌晨早朝時中使捧神宗手諭來到大臣們中間，果然如此，於是更是皆大歡喜。

然而這種情況在萬曆十年後發生了變化。這一年六月，張居正去世。神宗得到消息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詔罷朝數日致哀，贈張居正上柱國的榮銜，賜謚文忠公，並命四品京卿、錦衣衛堂官、司禮太監等人護送歸葬江陵。htｔps://ｒeaｄ•９9cｓw.ｃｏm身後的恩禮如此隆重，在明朝歷代的臣僚中，都是極罕見的。但是不久，萬曆的態度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造成了說不盡的是非恩怨。

馮保被抄后，神宗受更大貪慾的驅使，決心通過清算張居正，一方面樹立自己的權威，達到總攬朝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斂聚些錢財。這時，恰有陝西道御史楊四知上疏參奏張居正14條罪狀，神宗立即批示說，朕這麼信任、尊寵張居正，他卻不思盡忠報國，藉機謀私，有負朕的寵信，著令查處。萬曆十一年三月，神宗下令追奪張居正上柱國、太師榮銜，接著，又下令追奪文忠公謚，並革去其兩子的官職。查抄欽差到達之前，先派人告知了荊州知府、江陵知縣，將張家人口趕到空房子里看守。等到欽差到時，張家被鎖的人餓死的已有10多口。查抄的結果，卻只得黃金1萬余兩、白銀十幾萬兩，算不上什麼巨富。欽差感到不好向交待，十分惱怒，便把張居正的長子、禮部主事張敬修抓來拷問，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財產。張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苦，信口說還有30多萬兩銀子，分藏在別人家裡，結果那些人家也受牽連被查抄。在這場查抄鬧劇中，張敬修投繯自盡，張懋修兩次自殺未遂，慘狀令朝野驚悸。申時行、潘季馴等內閣和六部大臣上疏請求從寬處理，神宗才下詔留空宅1所、田10頃，贍養張居正的母親。

朝臣們屢屢上疏，要求早日確立朱常洛為太子，但神宗實在不願意，就採用各種借口一拖再拖。

那時的黨爭，在「京察」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激烈。「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舉行一次。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和品行，分別給予升降、罷官等獎懲，凡因此被罷官的，終身不再起用。所以，各黨都充分利用京察作為排擠打擊對立黨派的手段。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藉機將浙黨官員錢夢庚、鍾兆斗等貶謫。沈一貫得知十分惱怒，一面將京察的奏疏扣住不發，一面上疏神宗，彈劾溫、楊及其同黨。到了萬曆三十九年，齊、楚、浙黨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東林黨人。對於這一切，神宗幾乎都不大過問，有關的奏疏，也大半「留中」，甚至聽憑有關機構自行處置。

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皇宮朱紅的大門裡，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員、術士、欽天監各色人等組成的不倫不類的隊伍。隊伍簇擁著一頂八人抬黃蓋大轎直奔京郊天壽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隊伍停住。21歲的神宗皇帝，氣宇軒昂地從轎中鑽了出來，然後即率領眾人尋找「吉壤」，開始籌劃營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後來稱之為「定陵」的基地。

申時行對神宗的最大影響，是教會了他如何偷懶。申時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狀元出身，為人為政十分聰明乖巧，又有侍歷三朝的經驗，很會揣摸神宗的心理。神宗親政之初，言官因其奢侈鋪張，抗勸之聲滿天下，擾得神宗非常頭疼。他就常向申時行抱怨。申時行就趁機教他，說皇上就不會交奏疏「留中」嗎？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許多麻煩，不如扣下，上疏的人還以為您在考慮呢，自然也不會馬上再鬧事，豈不兩全其美？神宗聽后十分高興，試了幾次，果然沒出什麼亂子，又落得清凈。此後奏疏多起來時，君臣二人又將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進，規定御史、給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職事務，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許多，再加上「留中」，神宗所要處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時間多了，更可以縱情酒色。

朱翊鈞是穆宗的第三子，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其母為宮女李氏。李氏為商人之女，性柔媚、甚有謀略，而翊鈞前邊有兩個哥哥均早死，因此翊鈞成為了獨子，所以母子都受到穆宗寵愛。翊鈞5歲時，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讀書，這在大明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個特例了。大臣們於是都認定翊鈞是位早慧的皇子。而事實上翊鈞也的確聰明慧敏。隆慶二年，內閣大學士合疏請立其為太子，三月間，便正式冊立。

真正使他在這件事上徹底絕望的是萬曆二十九年。這一年，首輔沈一貫按照廷臣的意見，再次提出立儲之事。這時，皇長子已年滿20，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僅神宗被持續15年的立儲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確實不能再拖了。於是，神宗只好同意諸臣的請求，於十月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日，冊封其他諸子為王。

至此，在經歷了近兩年的清算報復之後，神宗終於徹底拂去了張居正、馮保政治威勢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宮女，在慈寧宮服侍皇太后。有一次，神宗到慈寧宮向生母請安，兩人邂逅，萬曆就臨幸了她，並且無意中使她懷上了孩子。此後，神宗便把與王恭妃發|生|關|系這件事，忘了個一乾二淨。誰知皇太后在起居注中把這事給記了個清清楚楚。當這個還沒有任何名號的宮女逐漸顯出身孕時，她就把神宗叫來，要他承認此事。最初神宗矢口否認，太后無奈，只好命人從敬事房取出起居注來，把上面的記載指給他看。神宗驚詫萬分地看著那個詳細的記載，只好承認確曾有過此事，但反應冷淡。太後於是勸道：「這是件好事。我老了，還未有孫子。這次如果能生個皇子，是社稷的福分。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為她是個宮女，不夠體面，其實母以子貴，你可以加封她嘛！」神宗無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將那個宮女封為才人，萬曆十年四月，又封為恭妃。

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公元1573年～1582年），是萬曆朝最為靖昌的時期，當時「海內肅清，邊境安全」，太倉的積粟可支用10年，國庫的錢財多時達400餘萬。當然，這主要不能算是神宗的「治績」，而是張居正勵精圖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