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亂頻仍、開支激增，李唐中央入不敷出，只好在各級政府中拚命增設財稅部門，以致各部門職能重疊，許可權交叉，到最後誰也管不著誰，財政狀況一片混亂。此外，各地的軍政長官又巧立名目，任意攤派，不斷增設法令，對百姓橫徵暴斂，於是舊法未除、新令已行，社會矛盾日益加劇。

職是之故，整個社會就陷入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況之中。在戰亂和苛政的雙重迫害下，貧苦的老百姓沒有活路，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逃——從戶籍所在地逃到沒人認識你的地方，讓天天逼你交稅的官府見鬼去吧！

楊炎上台時，擺在他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腐爛的局面。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楊炎又提出了一項重大的財政改革措施，徹底廢除了已經在唐朝實施了一百多年的「租庸調法」，代之以一項全新的賦稅制度。

「兩稅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籠的。

當然是皇帝的。

兩稅法的成功實施讓楊炎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也使得德宗李適對他更為倚重。恰好在這個時候，首席宰相崔祐甫患病，多數時候都在家裡休養，而當初與楊炎一同提拔的另一個宰相喬琳則因為碌碌無為被德宗罷免，所以從建中元年春天開始，楊炎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獨任大政」的首席宰相。

到了安史之亂后，各地官府統計了一下，結果令人觸目驚心：對照從前的戶籍檔案，仍然留在本鄉本土的原住民還不到過去的15％（根據《通典》卷七「歷代戶口盛衰」記載，唐朝天寶年間的戶數將近九百萬，至代宗大曆中期僅餘一百三十萬），其他的85％以上，要麼死於戰亂和飢荒，要麼就是逃往異地他鄉了。

形勢發展到這一步，如果還按照原來的「租庸調法」派發徭役和徵收賦稅，read.99csw.com那各級官府的大爺們就只能自己去修水渠、建大壩了，而朝廷和天子到頭來恐怕也得去喝西北風。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庫，主要用以宮廷和皇室的一些額外花銷。一般情況下，小金庫的錢是有限的，皇帝大人也得掰著指頭過日子，稍不留神，大手大腳一下，皇帝也不免變成「月光族」。所以，大多數皇帝都會想方設法擴大小金庫的收入。如果皇帝賢明的話，這方面往往還比較節制，要是碰上昏庸奢侈的敗家皇帝，那朝廷的國庫就遭殃了——小金庫花光就從國庫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朕愛怎麼掏就怎麼掏，想掏多少掏多少，誰也管不著！

舊有的租庸調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是指田賦，「庸」是指勞役，「調」是指捐稅，正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自唐朝開國以迄高宗時期，這項賦稅制度一直運行得還算正常，但是從武周時代起，地主豪強兼并之風大起，失去土地的農民開始大量逃亡，到開元年間，逃戶現象日趨嚴重，至玄宗末年，均田制實際上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在此情況下，各級政府的戶籍、田畝檔案就變得混亂不堪，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符了。安史之亂爆發后，根據戶籍、田畝檔案進行賦稅徵收更是變成一句空話。各級官員為了交差，往往採用非常手段，在短時間內強制徵收、加重攤派，令轄境內登記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

具體的實施細則是：

算什麼賬？

面對這些肆無忌憚的軍閥，管理國庫的官吏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當時的全國財政總監（度支使）第五琦就為此大傷腦筋，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把左藏庫里的金帛全都搬進了宮中的大盈庫，交九*九*藏*書給宦官去管理。如此一來，軍閥的魔爪固然是鞭長莫及了，但不幸的是，國家財富轉眼又落進了宦官的腰包。在肅、代兩朝的二十余年間，有權力染指大盈庫的宦官前後多達三百餘人。不管是庫藏部還是審計署，沒有人知道這三百多個宦官究竟從國庫搬走了多少金帛，也不知道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到底是多少。

三、唐朝中央對各州府作出規定，以大曆十四年的賦稅收入為準，確定需要收繳的固定總額，再參照上面兩條，將應繳的土地稅額平均分攤到每畝，將財產稅額按貧富等級分攤到每戶。可事實上在執行過程中，各州府均以大曆年間當地賦稅收入最高的那一年為準，因此各地額度參差不齊，全國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稅額。

德宗欣然採納了楊炎的建議，當天便頒布詔書，宣布從今往後，所有財政收入全部劃歸左藏庫，每年只需精選三五千匹上好綢緞，作為宮廷用度送交大盈庫。

那是誰的手？

事業，名望，地位，權力，該有的都有了。接下來，楊炎終於可以做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了——算賬。

作為中國土地制度史和賦稅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兩稅法統一了此前混亂不堪的稅制，把過去「以人丁為準」的徵收原則進一步合理化，改變為「以貧富為準」，從而減輕了貧困階層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德宗朝廷通過兩稅法的實施，把安史之亂以來被地方軍政長官把持的財政大權重新收回到了中央手中，「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舊唐書·楊炎傳》）

有恩的報恩，有仇的報仇。

四、另有一條特別規定：凡異地經商者都要和當地居民一樣承擔納稅義務，按其利潤的三十分之一（不久就改為十分之一）繳納九九藏書稅收。

五、規定交稅的時間為每年夏（六月之前）、秋（十一月之前）兩季，所以此項賦稅制度就定名為「兩稅法」（一說是根據「地、戶兩稅」而得名）。

在這樣的混亂局面中，富裕階層和貧困群體的命運卻大不相同。因為富人有很多逃避勞役和賦稅的手段，比如入仕為官和削髮為僧，就是當時普遍採用的逃稅辦法。而對於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來講，當官一途基本上是難於上青天的，甚至連和尚也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因為當時出家必須有主管部門頒發的資格證書（度牒），富人只要找找關係塞塞紅包就到手了，可窮人就算把自己賣了，也不見得能換來那份度牒。所以，窮人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能乖乖讓各級衙門和貪官污吏把他們身上的血汗榨乾。

據說楊炎這個人有三大優點：一，長得帥；二，文章寫得漂亮；三，擅長理財。所以史書毫不吝惜對他的讚美之辭：「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舊唐書·楊炎傳》）

大曆十四年年底，楊炎向德宗李適鄭重提出：「財賦者，國家之大本，民生之命脈。社稷興亡、朝廷安危的關鍵之一，就在於如何管理國家的財政收入，所以歷朝歷代，都委派重臣進行掌管，但儘管如此，仍然無法徹底避免物資損耗和賬目不清的情況。如今，國庫被宦官把持，每年的收入多少，開支多少，盈餘或虧空的情況如何，朝中大臣全都一無所知，政治上的弊端，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臣建議，自即日起，將國庫的管理和監管之權交回相關部門。至於宮中所需，每年可列出預算，由國庫如數劃撥，保證宮中用度不致匱乏。只有這麼做，才談得上財政的治理。」

代宗ｈｔｔps://ｒｅaｄ.９9cｓw.coｍ時代，楊炎憑藉前兩個優點贏得了當權宰相元載的賞識，頗受重用，可惜元載垮台後，楊炎就被貶到了山高皇帝遠的道州（今湖南道縣）。直到德宗即位，他的人生才突然躍上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時，他的第三個優點也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這就是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兩稅法」。

有唐一朝，朝廷的國庫名為「左藏」，宮內的小金庫名為「大盈」。開國伊始，李唐朝廷就訂立了一套制度，對國庫實行非常嚴格的監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負責管理左藏的庫藏部（太府寺）都會對各地上繳的金帛分批點驗，然後悉數登記入庫，同時還要由審計署（比部）負責監督，實地查對，以防出現貪污現象。因此，在安史之亂前的一百多年裡，左藏庫和大盈庫涇渭分明，一般不會出現皇帝亂掏亂摸的現象。

建中元年正月，德宗李適下詔，正式頒行兩稅法。

毫無疑問，這個新稅制拯救了危機重重的帝國財政。

除了窮凶極惡的軍閥和監守自盜的宦官外，還有一支無形的手也時常在內庫中進進出出，而且比前二者更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以前內外兩庫涇渭分明的時候，皇帝大人也時不時會落入囊中羞澀的窘境。現在好了，沒錢花的時候也不用跟度支使開口了，只要往大盈庫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時省力，真是不亦快哉！

這項賦稅改革的重點，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意思是不管原住民還是外來戶，只要在當地擁有土地和資產，一律要登記入籍，依法納稅；同時，不再以「丁身為本」征斂租庸調，而是根據擁有的土地面積和資產額度劃分貧富等級，再按照不同等級繳納相應的土地稅和財產稅。

問題九九藏書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驕橫跋扈的武將身上。這些人自恃對國家有功，加之手中握有重兵，於是就把左藏庫當成了他們家的提款機，隔三差五就來提上一筆，連收條都不帶打。

楊炎一入相，首先解決的是皇帝的「小金庫」問題。

一、將建中以前各種名目的正稅、雜稅及雜徭全部取消，只徵收兩稅：以穀物方式徵收地稅（土地稅），以現金方式徵收戶稅（財產稅）。

所以，廢除舊法，出台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當務之急和勢在必行之舉。

他知道，如果不從國庫的整頓和監管入手，治理國家財政根本無從談起。

然而，在後來實行的過程中，這項新稅法並沒有從實際上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並且還產生了許多流弊：一，長期沒有調整貧富等級，致使「以貧富為準」的徵收原則得不到貫徹；二，由於兩稅中的戶稅（財產稅）部分是以貨幣形式徵收的，而中唐以後，民間貨幣的流通量嚴重不足，於是產生了「錢重物輕」的通貨緊縮現象，老百姓不得不賤賣絹帛、穀物或其他產品，換取錢幣繳納賦稅，無形中增加了經濟負擔；三，在兩稅制下，土地的自由買賣被政府允許，所以土地兼并之風更加盛行，富人迫使窮人賣地，而土地依舊在窮人名下，其結果就是土地的實際擁有者不用繳稅，而無地的窮人仍然要承擔納稅義務，最後只能逃亡。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性循環再度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儘管如此，李唐朝廷和以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取代它，所以，兩稅法還是成了此後一千多年曆代王朝的基本稅制。

二、重新進行人口普查、戶籍登記和土地、資產評估，根據貧富程度劃分繳稅等級，富者多交，貧者少交。

然而，到了肅、代之際，一切就全都亂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