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9日晚，林紹榮對陳濟棠說：「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環坐小船赴大澳，總較渡九龍被日人槍殺為佳。」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的時候，陳濟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腎病複發，向國民政府請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5年4月，陳濟棠以總司令身份向廣東省政治研究會提議禁止婦女奇裝異服，並列出衣著標準如下：

穿旗袍出戶外時，不得赤足穿鞋。

舉兵之初，陳濟棠下令布置幾處神壇，規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壇前一排長桌，焚香燃燭，桌上放著許多裝了半杯雞血的小酒杯，神壇左側是象徵蔣介石的一個草人。參加盟誓的官兵須在晚間趕到神壇前，侍衛先將每人用黑紗布遮住雙眼，引至神壇前，行三鞠躬禮，然後揭開紗布。監誓員給每人發一張印好的誓詞，各人在紙上簽名后，由監誓員帶頭宣讀誓詞，然後各飲雞血酒，依次走到神壇前，拿起木劍向「草人」連劈三劍，表示反蔣決心。宣誓者離開前還要高呼「擁護陳總司令」等口號。

這樣的事由一個艦隊司令提出，豈不可怪!原來陳濟棠是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而張是其老部下，自然心領神會，積極配合了。

從名不見經傳的小兵,到粵軍總司令,陳濟棠只用了短短的十幾年。當他掌控廣東軍政大權,成為雄霸一方的「南天王」時,還未到40歲。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在陳濟棠時代,廣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在文化上,陳濟棠主張復古讀經。他下台後避居香港,當日本入侵香港時,他堅決不當漢奸,化裝成廚子逃回重慶,在國家危亡之際,表現了中國人的氣節。

到了1934年，蔣介石在全國推行「新生活運動」，以使國民行為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現代國民。

而就在陳濟棠做出逃準備時，其妻莫秀英和長女陳佩馨、幼子陳得寧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幾乎全葬烈焰中」，令陳濟棠「驚慰交感」。

胡適與陳達材進了在省政府隔壁的總司令部，在會客室坐了一會兒，陳濟棠出來了。他操著廣東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氣地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滔滔不絕地解說他的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他說：「『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里去尋求。這就是我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他演說了足足半個多鐘頭。

陳濟棠聽罷愕然，答稱：「余素主張抗日，君等如非健忘，當可復案。今日人招招進攻，豈有主和之理？」並告知這位記者，「明日余當至余所創辦之德明中學發表演說，闡明主張徹底抗日立場。」

1941年7月19日，陳濟棠又接到有關莫秀英病重的香港來電，為此，他再度請假從重慶到港為妻治病。

陳濟棠表面很響應，但實際上另搞一套，他要求全省推行讀經，講三綱五常，推行祭祀孔子、關羽、岳飛活動，目的是要百姓老實聽話，文武官吏要像關、岳那樣講忠義，實即忠於自己。這樣子，奇事便陸續出來了。

1935年元旦，胡適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這是胡適接受的第一個名譽博士頭銜，其意義在於其影響從學院延及社會之事實，得到了追加的象徵性認可。以後，胡適按預定計劃遊歷了粵、桂兩地。適之博士游目游心之餘，一逮到機會就要「賣膏藥」，這是他「歷史癖」、「考據癖」之外的第三種癖好，即「演說癖」。

談到讀經的問題，胡適說他並不反對古經典的研究，但不贊成一班不懂得古書的人假借經典來做復古運動。所以他打算在中九_九_藏_書山大學講講「怎樣讀經」，和年輕人談談研究古經典的方法。這時，陳濟棠回過頭去望著陳達材，臉上做出一種很難看的獰笑。

當時的南京汪偽政府在香港淪陷后，又派遣陳璧君、褚民誼、林柏生、陳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龍地區「撫慰」滯留在那裡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和已被日軍扣押的重慶要員。陳濟棠也被汪偽政府列為能夠「匯合」于日汪「和平運動」的「軍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單中。

可是，胡適不願意就這樣離開。恰好陳達材先生問他要不要看看廣州當局，他表示：「林雲陔主席是舊交，我應該去看看他。」於是，陳達材陪同他去省政府拜會了當時的省政府主席林雲陔。林雲陔見面後向胡適大談廣東省政府的三年建設計劃，又問胡適要不要見陳總司令。胡適說：「很好！」陳達材去打電話，一會兒回來說，陳司令本來今早要給出發剿匪的軍隊做訓話，為了與胡適談話特意推遲出發。

旗袍最長不得拖至腳踝，最短必須過膝。衣領最高不得超過二寸，最低不得低於五分。袖子最長不得超過手指，最短也要過了肘關節。旗袍開衩不得過高，最高只可過膝蓋以上三寸。

省會公安局長何犖是陳的心腹，執行起來自然特別起勁。他宣布由8月1日至10日為宣傳期，除在電台播放規定外，又派女宣傳隊員到戲院、劇場演講。並以白布上書「取締奇裝異服，9月1日強制執行」的標語，分懸于馬路及公共汽車上。

因了這種種強硬的舉措，1935年的廣州城裡到處瀰漫著尊孔復古的氣息。這一切，都讓胡適這位一直高舉民主科學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領袖深為憂慮。他決心要把一劑「新膏藥」送給陳濟棠這位頭腦發熱的舊軍閥。

再搜林紹榮身時，拿走他20元港幣后，也放行了。如此順利過關，陳、林二人同樣出乎所料。

被蔣介石踢出國民黨實力圈的陳濟棠，已成為一個政治玩物或擺設。但是，在蔣氏圈內已無所作為的陳濟棠，在全國抗戰的新形勢下，他不為敵方的利祿所動，堅持抗日立場，表現出難能可貴的民族氣節。

1931年，陳濟棠在廣東站穩腳跟后，不斷擴充實力，最終獨攬廣東軍政大權，成為「南天王」。

褲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過膝蓋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過膝蓋以下四寸。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軍侵佔了香港。這時，香港再次盛傳有關陳濟棠「變節」的謠言，有的說陳濟棠已經在廣州發表對日媾和演講，甚至有言陳濟棠已經投奔南京汪偽政權。

胡適在新亞酒店住下后，翻了翻廣州報紙，才知道8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開會，聲討他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的「罪行」。這時候，吳康也派人送了一信來，信上說：適晤鄒海濱（鄒魯）先生雲，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陳濟棠的迷信荒誕有家學淵源。他發跡前就受母親、兩個哥哥以及妻子的影響，已很迷信。長兄陳濟華，有殘疾，從術士法師學醫卜星相之學，頗有心得。陳濟棠曾在他開設的私塾中讀書，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五哥陳濟湘（又名陳維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鄉防城縣有名的術士，陳濟棠對他言聽計從。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臍上的「砂痣」，與陳濟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當時只是一個連長的陳濟棠。

由於陳濟棠「深知如在港為日軍所獲，必將被迫與汪偽政權合流，而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電請蔣介石並獲允准派遣飛機前來九龍，接他全家回重慶。不料所派飛機在粵北南雄失事，且九龍的rｅａｄ•９9csw.cｏm啟德機場也為日軍侵佔，使「乘機赴渝之舉，乃告絕望」。

是年8月，廣東政治研究會除通過此提案外，又通過一項荒唐的男女界限議案，規定如下：

穿短衣者，衣長要蓋過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繃緊貼體，須稍寬鬆。

12月27日，香港完全淪陷后的第三天，陳濟棠為安全而遷居鄧瑞人之侄開設於中環的興發祥號。由於興發祥號條件簡陋，床鋪無墊褥，陳濟棠腰部受寒劇痛，連飲食也不能起來。陳濟棠雖然認識許多在港名醫，但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醫。后林紹榮也得此病，經治痊癒，陳濟棠也用此方治療，疼痛終於停止。

陳濟棠因行蹤已經暴露，被迫再次轉移於一賣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暫避。身居港島的陳濟棠，急著過九龍入粵，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槍擊渡海出逃的人，使陳濟棠終於打消經九龍回內地的念頭。

1月9日早晨，胡適踏上廣州碼頭。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吳康、教授朱謙之，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等老朋友和一些聞訊而來的記者前往迎接。正在寒暄之時，一位老朋友託人送來一封信，要胡適立即拆看，上面寫道：兄此次來粵，諸須謹慎。

從當天報紙對兩宗違例事件的報道，可以略窺一二。上午11時，19歲少女林玉卿身穿黑紗，罩以內袍，隱露肌肉。腳穿白皮鞋，未著襪。眼戴黑眼鏡，佩心口針。與未婚夫劉某拍拖，行至高第街口時，被段警干涉。玉卿不服，反謂警察理人閑事，干涉自由。最後被帶返分局處理。

本來，胡適在廣州的活動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各演講兩次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中山大學鄒魯校長早已發出布告，停課兩天，讓學生聽胡適的演講。青年會頭天下午開始賣聽講券，一個下午就賣出了2000多張。

這時另一位看風水的術士溫香遠，在廣西花縣芙蓉嶂查訪洪秀全的祖墳，遍找不著，只有溫姓墓地。問到一位老人，老人說溫姓墓地即為洪家祖墳。當年洪秀全兵敗，洪族擔心「滅九族，掘祖墳」，特將洪姓改為「溫」，隱名改姓居於此。溫香遠看了風水，認為洪姓祖墳葬高了，故在洪氏祖墳周圍另選一穴，雇石匠把岩石削平，鋪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個墓穴十分美觀，好似在「活龍口」上。他又把當地古老相傳的風水歌謠廣為宣傳。此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趕來花縣，並慫恿陳濟棠買下這塊寶地。陳信以為真，花了3萬元向溫香遠買下，又撥巨款營造陰宅。

此外，陳濟棠也做好「捨生存義」的思想準備，請林紹榮取來鴉片「錢余」，準備在必要時服食，以「成仁取義」；同時找來算命書和卜卦龜殼，假裝星相算命術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這個時候，又有舊友二人來訪，相勸隱匿香港，必要時可出面維持香港大局。來意明確，企圖借陳濟棠的名聲為日本維持對港統治，以與南京偽政權相呼應。陳濟棠對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確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線，不能走曲線。言畢，便向他們出示所藏鴉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奪的決心，使他們掃興而去。

既然不能演講，胡適只好遊覽了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炮台、六榕寺、鎮海樓、中山紀念堂和紀念碑，還遊覽了已作為第一中學的廣雅書院舊址。胡適盛讚康奈爾大學校友呂彥直設計的中山紀念堂，認為「圖案簡單而雄渾，為彥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築，遠勝於中山陵的圖案」。

在路上，胡適對友人說：「廣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廣州演講，大家也許來看熱鬧，也許來看看胡適是個什麼樣子；我說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見了，話聽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https://read.99csw.com。演講的影響不過如此。可我不演講，影響反大得多了。因為廣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為什麼胡適之在廣州不講演。我的最大辯才至多能使他們想想一兩個問題，我不演講卻可以讓他們想到無數的問題，陳伯南不是替胡適之宣傳他的『不言之教』了？」

跟著，省河督配局局長鄭日東，也向政府建議禁止男女挽臂同行，還寫了一篇妙文細說理由，文中說：既禁男女同泳，則亦應禁同行，不應嚴於水而寬於陸。又說女子袒胸露臂，實為「肉誘」。凡此惡習，有害黨國前途，故應禁止云云。

胡適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說來，他們在許多方面實在夠不上做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個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足，裹到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殘酷風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都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雖然陳濟棠的抗日態度表述得十分清楚，並且果真到德明中學發表抗日演說。但是在此演說之後，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依然數次造訪陳濟棠，希望陳濟棠和她一同站在對日媾和的陣線上。只因陳濟棠知其來意非善，把陳璧君屢屢拒於門外。

胡適在廣州玩了兩天半，1月11日下午，乘坐西南航空公司「長庚」機離開廣州，飛往廣西梧州。

1938年12月，力主對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衛從重慶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傳所謂陳濟棠的「主張」與汪精衛相同的種種謠言。

病妻之囑，使陳濟棠在感激之餘，堅定了出逃的決心，隨即把莫秀英和子女託付親信江茂森。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聯合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發動以抗日反蔣為由的「兩廣事變」，其個人動機竟與相面不無關係。蔣介石在1934年3月，對江西蘇區第四次「圍剿」失敗。回到南京后，他決定抽調陳濟棠的粵軍從南路圍攻紅軍，電令陳濟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談。陳濟棠派了他的五哥陳維周，想藉機看一看蔣介石的「相」。陳維周相了蔣的「面」，隨後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蔣家祖墳的風水。回到廣州后，他對陳濟棠說，老蔣斷難過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這一關，他非死即傷，如我們積聚力量，整軍經武，舉兵北上，可獲全功，到時就能統一天下。陳濟棠居然深信不疑，決定舉兵反蔣。

這些做法，明顯是針對女性的。擾攘了幾天後，有記者前往十八甫、高第路、永漢路一帶熱鬧地方觀察，發現過往行人，男性佔十分之七八，女性只佔十分之二，且均是年過三十的人，年輕女性，都不願上街了。擾民行為，可見一斑。

很快，陳濟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來告：「汪已派偽廣東民政廳長某（在香港）到處尋訪，謂汪渴欲公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從日軍槍口下逃生的陳濟棠，急急與林紹榮走下小船離港。陳濟棠後來得知，他們走後的第二天，日軍即為搜捕他們所要捕獲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員從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

由住處至西環的15里步行中，陳濟棠見到沿途都是持證購米者（當時日本人規定每日每人配給六兩四錢大米），接踵延綿達數里，不時可見體弱者暈倒在路側，陳濟棠對此感嘆不已。

這一消息，使陳濟棠決心逃出香港，奔赴國民政府統治區。

陳濟棠既好風水，一時間廣東形成「看風水熱」。著名術士翁半玄，到廣東防城縣八寶頂（陳濟棠故鄉）看風水后說：「陳家這口風水在葬后100年，發出廣東第一人，陳老總有今日地位，正是這風水的緣故。」這話傳到陳濟棠那裡，他重賞翁半玄，並聘翁為「大術士」。翁半玄為陳九九藏書濟棠看相，說他是「九五之尊」的面相，行動甚似「獅毑形」。又說，八寶頂的陳家祖墳，只能發出廣東第一人，如要大發，必須另找福地。於是陳濟棠命翁半玄，遍訪廣東名山大川，尋找「福地」。

取締「奇裝異服」運動虎頭蛇尾，笑話不斷。到1936年7月，陳濟棠反蔣失敗，被迫下野，這場鬧劇終於結束。

為鞏固自己的統治，陳濟棠在廣東大力推行尊孔讀經。他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尊孔的議案：孔子為百世之師，關岳為忠義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義率民者，宜禮關岳。提議恢復祭拜孔子、關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並且由廣東省的民政廳和教育廳會同訂立祭儀細目，呈准實行。陳濟棠還在中小學推行讀經教育。他指示廣東省教育廳頒布《廣東省中小學經訓實施辦法》，要求全省小學一年級起要粗明經義，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讀完《四書》，高中以上讀《五經》，而讀《孝經》則從小學至高中一以貫之。凡已採用《國文》課本的學校，一律加插「活頁文選」的古文，作為補充教材。他親編《新公民課本》，課本的第一課赫然印著「陳總司令愛我，我愛陳總司令」12個大字。

陳濟棠也說：「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於敵人勢力範圍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機四伏，隨時有被捕之虞。」

到晚上11點左右，少婦黃周氏，29歲，台山人。身穿絲質白綢蝴蝶裝，配以腰帶，腳穿黃皮通花鞋，不|穿襪。兩手指甲染紅。帶同女僕到新華戲院看完電影，行到中山五路與中華北路口時，被警察干涉帶返分局處理。

12月18日，日軍由九龍往港島渡海，戰火延及港島的銅鑼灣，陳濟棠判斷「香港決難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說：「日寇欲得子以為傀儡者必甚於他人，子晚節將何以自全？」勸他迅速化裝逃難。

上午7時，陳濟棠抵達西環的碼頭，但出乎意料地見到兩名日本憲兵持槍在岸邊對上船的人搜身。於是，林紹榮在前，陳濟棠隨後，均未化裝，儼如主僕。日本憲兵先搜陳濟棠身，只見興發祥名片一張和鴉片一盒，別無他物，以為是黑社會中人物，揮手而去。

陳濟棠宣稱「我粵以孝治天下」，還組織成立提倡傳統道德、闡揚國學精華的「明德社」，由其兄陳維周和社會黨黨魁張君勱、張東蓀主持，邀請謝幼偉、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擔任導師，申明要重建「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編寫歷代賢臣、名宦行狀的《官人模範錄》，在政府官員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終日惕厲，不忘官箴；又開辦學海書院，完全照搬當年張之洞辦學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禮制、道德經、孔子、孟子、宋明理學、曾國藩文集為課程。

穿旗袍時，要穿過膝長的內褲。

陳濟棠一生篤信陰陽命相、堪輿卜算之術，並以之為行為準繩，因此產生許多荒唐滑稽的笑話。

不過輿論並沒有放過他們，不斷有反對意見和嘲諷，有一報紙說：真正的艷裝妖婦，是坐在小汽車裡的，她旁邊是貴人，還有衛士，那又從何勸諭、誰去制止呢？

先是第一集團軍艦隊司令張之英提議禁止夏日男女同場游泳，並轉令廣東省會公安局實施。泳場因此用木板隔成兩半，以實現分泳。

一到廣州，胡適就感覺到在廣州「賣膏藥」不是那麼容易的。

到了9月1日，正式執行，公安局派出男女檢查隊，以太平、靖海、陳塘、永漢、寶華等分局管轄的地段為重點，多派人手，檢查公共汽車及戲院劇場。其中以洪德分局查得最嚴，在大基頭一帶不論客車、行人，均予檢查不漏。

禁止男女同車；禁止男女同食（無論官署、reａd.99cｓｗ•cｏｍ家庭、茶樓、酒館，一律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須待男人食畢，方可進食；禁止男女同住（旅館一律禁止男女同住一室）；禁止軍人、人民同行；電影院禁止開映男女共演之影片。

到了1936年，何犖還不死心，鑒於去年鬧了不少笑話，今年他做了兩項改進：一是培訓了一批專職的女性勸導員，上街勸諭；二是成立專門的所謂風紀警察巡邏隊，加強巡查。遇有違例者，即在其身上蓋上違反服裝規定的印記。這一來又惹出麻煩了。某日，一位公務員的妻子在路上被風紀警察逮著，隨即將違紀的藍印蓋於該婦旗袍的乳|房部位，這一舉動太過荒唐，一時輿論大嘩，廣州婦女協會亦斥此舉侮辱婦女過甚，要求改用女警檢查。當局自知犯了眾怒，悄悄撤銷了風紀警察的巡邏，對禁令也不敢再堅持了。

1936年7月，反蔣失敗后的陳濟棠從廣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歐洲考察了一年。回國后，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等職。

又召集縫衣店及洋服店店主到公安局簽署保證書，保證不為顧客製作違反標準的服裝。

陳濟棠還安慰莫秀英：「余昔日曆險已多，均能履險如夷，此行決無危險，汝可安心。」並告訴她，為安全起見，這次出行暫改乳名「何養」，並決定先至雲咸街華僑中學暫住數日，等待「停戰三天」時再行外逃。

經與朋友沈以甘、鄧瑞人等相商，決定由鄧瑞人所屬鹽業公司職員林紹榮負責帶領陳濟棠出逃。19日化裝下山時，陳濟棠對子女說：「有人問我行蹤，可言我於12日（即日軍佔領啟德機場的前一天）乘飛機到重慶去矣。」

急於離港的陳濟棠，完全同意林紹榮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線。10日，林紹榮親往西環偵察情況，果然不見有日軍守備，陳濟棠獲悉，高興萬分。次日凌晨四點半，即在林紹榮的陪同與保護下，踏上離港之路。

陳濟棠似乎很生氣，但也不能反駁胡適。他只能罵現存中國的教育，說「都是亡國的教育」；他又說，現在中國人學的科學，都是皮毛，都沒有「本」，所以都學不到人家的科學精神，所以都不能創造。胡適聽后，忍不住告訴他：他實在不知道中國這20年中的科學工作。現在中國的科學家也有能做有價值的貢獻的了，並且這些第一流的科學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

部隊行將北上，陳濟棠讓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機不可失」四字，陳濟棠信心大增，舉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舉兵不久，陳濟棠耗費巨資、苦心經營的空軍大隊40架飛機在蔣介石的收買下一起飛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這時陳濟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還是「機不可失」，原來卦中的「機」字，不是時機成熟的「機」，而是飛機的「機」。不久后，陳濟棠倚之為心腹股肱的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經蔣介石收買，第一個通電擁蔣。師長李漢魂、鄧龍光、繆培南、張達等有的通電辭職，有的不辭而別。蔣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個半月時間就平息了「兩廣事變」，陳濟棠就此下野。

為此，路透社記者採訪陳濟棠說：「本社得到消息，汪（精衛）與陳將軍均主張與日媾和。如果僅汪一人主張，影響不大，倘將軍亦主和，則情勢當不同矣，究竟將軍之主張為何？請有以見告。」

陳濟棠很嚴厲地睜著兩眼，大聲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胡適靜聽他說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