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時我很平靜。我從來不讚美也不認同這種行為，但也沒有急不可耐或先入為主地對它進行審判。因為一個作者一旦將自己設置為正義的化身，他的立場便可能偏頗，思想便可能空洞，說教便可能膚淺，所揭示的也可能為人們所麻木。在這方面，我遵循加繆的原則，像冰塊一樣，忠實、誠懇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無論光芒來自上帝還是魔鬼。

在原初的動機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著「如何充實」，殺人只是這一動機的外延。我著重探究的是這一動機。從動機上看他和過去的我並無區別，很多年我都渾渾噩噩，無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戰。只是我止於語言，而這個主人公卻付諸行動。他設想過頻繁地做好事，好讓受恩人去搜尋他，但他想這樣的搜尋註定鬆弛、鬆散，從技術上並不能使他充實。因此他去當了惡棍。在殺那個漂亮、善良、充滿才藝的女孩時，他考慮的也是技術，因為殺掉一個完美的人，會激怒整個社會，進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但最終我還是害怕，因為書寫這種罕reａd•９９ｃsｗ.cｏｍ見的罪惡，就像揭開一個魔盒的蓋子。我在小說中讓檢察官說，這種僅僅因為無聊而殺人的行為，它不可預測，使人膽寒，性質早已超越殺人放火、強|奸拐賣，攻擊的是我們整個制度、傳統，以及賴以活下去的信念。

最終因為我的專橫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上班，晚上八點多回家，我總是試圖在網站工作中保護住精力，但每次回來都氣息奄奄，一個字也寫不動。然後我等周末。在周六，我會因為要找到續寫感覺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終只剩下周日能暢快地寫幾千字。在這過程中，平均每三天，父親都打電話來，以商量的口吻問：「找女朋友沒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說：「正因為你想讓我結婚，我有了一間房子；正因為要還月供，我不敢輕易辭職、跳槽；正因為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〇一〇年，在倒騰櫥櫃時看見材料，才想起還有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儘力搜集資料，如何九-九-藏-書曠日持久地推算，如何試圖去法庭旁聽，如何鑽研加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這些狂熱的準備，以及它的草草收場，便被一種恥辱感緊緊包圍，就像一個窮人生不起孩子。

殺死他！殺死他！

也許能寬慰我的是電影《桂河大橋》。在曼谷西邊的鐵路上，善惡分明，日軍要修橋，而盟軍要炸它。在糾纏中，來自英國的戰俘尼科森僅僅為著自身的榮譽感，以極高的效率將桂河大橋修起來，並讓它有了雄偉的姿態。那是藝術的姿態，預示著他既不為日軍服務，也不為盟軍服務。他超越正義，為橋本身而戰鬥。

我將他設置為一個純粹的人，就像電影《計程車司機》里的特拉維夫，他的子彈註定要射出，至於射死的是總統候選人還是黑社會，他並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彈射出。他並沒有先天的善惡動機，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殺死總統候選人而可以擊斃黑社會成員，因此被捧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為為世人不齒，他們集體呼喊：殺死他！

hｔtpｓ://rｅａｄ•９９csw•ｃoｍ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篇薄薄的小說終於修改完畢。當時是下午，窗外鋪陳死氣沉沉的建築物、冰塊、樹和時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傷應該從哪裡來。我有一個朋友在寫完長篇后號啕大哭，我覺得我也應該這樣，但一直沒等來。我對自己很失望。當夜我失眠，恐懼像大風不停地刮進空洞。我害怕這一切都是在做無用功。

現在回想這篇小說的寫作歷程，有如夢魘。它作為慾望的斑點，誕生於二〇〇六年夏。那時，我看到一則簡短報道：一個年輕人殺死同學，沒人能找到他的殺人動機。當時我和文學的關係很簡單，只是一個普通讀者。

這篇小說標題（原名）為「貓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動關係中的位置與使命，一個窮凶極惡地追，一個沒日沒夜地逃。小說的主人公在被無聊完全侵蝕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殺人，試圖贏得被追捕所帶來的充實。想一想這場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間夾一根燃燒的香煙，好在煙頭燒到皮膚時醒來，繼續逃命。

我想從頭來九-九-藏-書過，而生活中別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軌道運行過來，擠成一團。在祖母下葬的同時，我按照父親的要求，購買新房，準備結婚。而因為寫作所帶來的對生活的敵意，我與女友的關係其實已走到盡頭。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著世界盃報道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覺就像游泳好手要將自己溺斃，「好，我陪你們去生活，陪你們買房、結婚、加班」。我像困獸憤怒行走，最終作出的卻是相反的選擇。今天看來，這個選擇沒有辜負我，但相比《月亮與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蘭德，以及不少狂熱的朋友，我還是缺少出格的勇氣。他們都曾為創造的理想辭職，而我只是命令自己無論如何也要開始。我容易在妥協狀態里生存。我在開始時打上這天的記號，後來才知在四年前，同樣是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驅使，舉起屠刀。這是一種可怕的巧合。

因為這種創造的害怕——我創造了一個純粹的惡棍——最終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說有主人公卻沒有名字，因此討論起來就不方便。我既想你們看見作品，又想ｒｅａｄ.９９ｃsw•ｃｏm你們忘記它。

阿乙

有一天接過父親電話后，我翻開電話簿，找到一個自認妥當的人，發簡訊：我喜歡你。她和我進行了接觸，但是猶疑。對女人來說，這種緊迫的求愛不但值得懷疑，還值得鄙視。在見到她后我笨手笨腳地抱她，被掙脫開，這事情就完了。後來父親問我如何，我說高攀不起，聽得出來他很悲哀。

2011年10月23日

一個作者，還是一個正義的作者

殺死他！殺死他！殺死他！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過，料想這報道也如此。但在幾個月之後，我發現它自行變大，成了一個恐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裝載著對它的廣泛理解和無窮編造，就像背負重物。二〇〇七年春節，我沒有回鄉過年，試圖將它產下來，但只寫出十五節。當年五一，續寫兩節，國慶時又加了一節，但被迫停手。因為寫作間隔時間太長，文本前後掣肘，互相矛盾，詞句也因時間將盡而顯得倉促凌亂。當時它叫「殺人的人」，有八萬字左右，計劃總長度為二十四萬字。因為這個，後來我只敢寫短篇。一些人還以為這是一種文學上的自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