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武昌事變，黃忠浩也許會就在長沙一直講新政，辦教育，興實業。即使大清覆滅，他也許會當遺老，也許不會，但多半不會被當做湖南的頭號反革命寫進史冊。

第二天醒來，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只是家裡人的臉色都白白的。一數，家中似乎少了人，幾個叔叔全不見了。只有父親一個人坐在太師椅上。沈岳煥上前問：

這樣的畫面每天都在上演，每天大約殺掉一百個。延續了一個月，方才漸漸減少。天氣寒冷，不怕屍首腐爛生疫，再說也來不及埋，又或許可以用以示眾，河灘上總是躺著四五百的屍首。

余誠格讓黃忠浩統軍，並非只是看中他諳熟軍事，更重要的原因，是黃忠浩為長沙知名的紳衿。湖南紳權之重，天下知名，宣統二年的搶米風潮，便是由於紳衿集體囤糧禁運起端。起用黃忠浩，便於與長沙士紳溝通，只要這些紳衿們不插手革命，單憑新軍和會黨，余誠格有信心彈壓得住。

黃忠浩是湖南黔陽人，出身是「優貢生」，秀才里的尖子，後來捐了個內閣中書的小官，便「主沅州講席」，說明學問不壞。他以書生起家，卻轉而帶兵，因此自許為曾國藩第二。歷任湘撫如趙爾巽、陳寶箴，都很賞識他。甲午中日戰爭前，黃忠浩調入湖北，張之洞對他也相當讚許，雖然沒有打過洋人，但掃蕩各地亂民，屢建功勞，治軍講究「不擾民，不怕死，勤操練，戒輕浮」，人稱其軍為「忠字旗」，確實有幾分曾國藩時代湘軍的風采。

湖南軍政府當天的布告里，有「兵不血刃，商民交歡」之語。這可以算是事實，光復當日，整個長沙才死了四個人，都是清廷不肯投降的官吏。黃忠浩是其中位置最高者，其實他與余誠格一樣，本可以不死而走。造化如此，從可能的湖南都督到懸于城樓的頭顱，黃忠浩證明了湖南人的倔強。

但也有人說，黃忠浩從來沒有動搖過，連譚延闓親自去暗示他，他的回答也是「軍事無可為，固早知之，業受任矣，固不能惜死，以負夙心」。後來有人作傳，說黃「服膺舊說，甘效愚忠」，就是指的這一點。

然後武昌事變四天過去了，黃忠浩得到漢口電報，稱清軍大舉南下，武勝關安然無恙。於是他改變了曖昧的姿態，忽然以「曾文正公」自居，他的幕僚也自稱「左文襄公」，這是要替大清守住湖南這片要衝，預備當中興名將了，即使不成功，也要為清廷盡忠。

不過單就辛亥年說，湖南的紳權大有衰落之勢。地方上還算好，如沈從文的父親沈宗嗣，當過軍官，在鳳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復，他是主事者之一，聯合鎮台周瑞龍，發動苗漢民眾起事，自己在鳳凰城裡做內應。湘西光復后，「地方一切皆由紳士出面來維持，我爸爸便即刻成為當地要人了」。

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紳權特重的湖南，辛亥舉事的主力卻是會黨與新軍，諮議局在其間的作用，甚至遠遠比不上武漢與成都，而光復后選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與士紳界毫無關連——當然，這種狀況並沒有維持多久，紳九_九_藏_書權的力量並未消失。

到得第二年年初，鳳凰終於光復。雖然省城長沙早已宣布獨立，卻要等到鳳凰光複電報來到，「大街小巷鳴鑼宣傳，人心大定」。

這篇文章發表時，民國已經開張了十四年。黃興、蔡鍔，都變了偉人銅像，楊度搞了籌安會，學禪學佛了一大圈，此時已加入中國國民黨，尚未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有黃忠浩這個辛亥年就被殺了頭的「反革命者」，居然還能被湖南人記得，倒也算一個異數。

在九歲的小學生沈岳煥眼中，這些天明顯跟往日不同：叔父紅著臉在燈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這孩子一時走過倉庫邊看叔父磨刀，一時又走到書房去看爸爸擦槍。他不明白將發生什麼事情，但卻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快要發生。

黃忠浩本來已經計劃當年去日本遊歷，如今被余誠格強留下來統領巡防隊。他確實很能幫余誠格的忙，打算把新軍打散，分配到湘西等地，讓地方武裝牽制他們，再調精悍著稱的「鎮筸兵」來過長沙。長沙紳衿也很買黃忠浩的帳。湖南也有保路運動，紳衿們也想改變官民對立的現狀，不過他們期待的自然是和平的改良式革命。湖南諮議局議長、與譚嗣同、陳三立並稱「湖湘三公子」的譚延闓公開發表談話稱：「文明革命與草竊互異，當與巨家世族，軍政長官同心協力而後可！」巨家世族，他自己就是，軍政長官是誰？黃忠浩也。紳衿們請黃「宣布革命，自任都督，以維桑梓」。新軍中也有勸進者，聲稱可以推舉黃為援鄂總司令。

接著黃翼球與常治力勸余誠格出來主持大局，還以黎元洪為例說服他。余誠格總是推三阻四，末了說：「此事太重大了，各位請坐，休息休息，等我到裏面和家父商量商量。」兩位紳士及隨同新軍居然也就放余巡撫進去內堂。當然，余誠格立即從撫台衙門左側的一個缺口逃了出去，逃到了湘江中的日本軍艦上。（《湖南反正追記》）

被黃忠浩指著的這名隨從，就是巡防軍代表徐鴻斌。

在綁縛推搡的過程中，就有人用拳擊黃，有人打黃的耳光，還有人用刺刀在黃身上亂刺。這些根本不認識黃忠浩的士兵，何來那麼大的仇恨？是公仇還是私怨？不得而知。黃忠浩被綁送到城樓上，已經只剩了半條命，再被砍下頭顱，懸在城門上示眾。

巡撫余誠格一收到武昌的消息，立即謀划如何防範新軍。然而湖南新軍鎮統蕭良臣是北方人，部下不太服從他。既然余巡撫的幾位前任都相信黃忠浩，那麼，讓他來當巡防隊統領吧！

街頭的風評也很不利於士紳。一首竹枝詞責罵他們：「事變發生，議員滿堂，噤若寒蟬，無一仗義執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搶米風潮中，民眾不僅焚燒了衙署、教堂，還焚燒了不少學堂。這反映了民風保守的湖南對「新政」的不滿。連駐長沙的日本領事都觀察到了這一點。他向本國政府報告說：「焚燒學堂的意義在於：近年來，為了解決教育經費的巨量開支，地方百姓的負擔大為加重。新政引起通九*九*藏*書貨膨脹，使米價激劇升騰，但是，窮人子弟並未在新學堂里得到任何好處。」

當同盟會的焦達峰等人進入撫台衙門時，巡防隊的士兵不僅不阻攔，反而舉槍行禮。他們走到後門，發現有人穿著補服，騎馬倉皇而出，這時有巡防隊士兵故意高喊：「我們統領來了！」頓時一群新軍、會黨一擁而上，將之刺于馬下。那人大叫：「我不是黃忠浩！我不是黃忠浩！」哪裡有人聽他，一徑推到天心閣的城樓上斬首。

好在沈岳煥自小就看衙門殺人，不怕死人，於是由一位長身四叔帶他去看人頭，於是一幅顏色鮮明的圖畫展現在九歲小孩眼前：

這些畫面就這樣留在沈岳煥腦海里。他對革命的印象，就是殺人，殺戮那幾千個無辜的農民。

湖南官員的報告里要求，將長沙士紳王先謙、葉德輝、楊鞏、孔憲，即行革職，「從重治罪」。摺子還說「現值朝野籌備憲政之際，正官紳協合進行之時，如任聽此等劣紳，把持阻撓，則地方自治，恐無實行之望」。

省城的景況卻不大妙。試想諮議局內部推舉的都督（一說統制）黃忠浩，居然會被會黨或巡防隊的代表輕易否決，還直接送上了斷頭台，則士紳的勢力對長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然而沈岳煥的心中卻死死地記住了那幾幅顏色鮮明的畫面，血淋淋，紅艷艷。後來他說，這是「辛亥革命的一課」。1923年8月，沈岳煥來到北京，他向一位親戚解釋他為何要遠離故鄉：

10月22日，長沙新軍攻破撫台衙門，發現余誠格換了便服，正準備逃跑。諮議局推舉出的兩位紳士黃翼球、常治當即上前勸說：「今日之事，憲台還不知道嗎？我們特來恭請憲台到軍政府去辦事。」余誠格驚問：「軍政府在哪裡？」黃翼球說：「在諮議局。」余誠格很猶疑，道：「這又怎麼對得皇上起呢？」常治冷笑一聲：「什麼皇上！是一個這樣長的小孩子，他曉得什麼！」說著用手比了比一尺左右的長度。

造反已經失敗了，而殺戮剛剛開始。城防軍將城內布置妥當之後，就派兵分頭下鄉捉人，捉來的人只問一兩句話，就牽出城外去砍掉。捉來的人太多，有的既沒剝衣服，也沒用繩子綁上，趕到城外，居然就混進看熱鬧的人群中走掉了。但大多數人從鄉下被捉來，胡裡胡塗還不知道究竟，直到了河灘，被人吼著跪下，方覺得不妙，大聲哭喊驚惶亂跑，劊子手趕上去一陣亂刀砍翻。

湖南紳權特重，這是清末的常識。這種士紳的特權，跟湘軍因洪楊之亂崛起有關。敉平洪楊之後，朝廷擔心湘軍尾大不掉，動手遣送。那些起於行伍的湘軍官兵，帶著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從各地搜羅的珍寶金銀，回到湖南，變成碩大無朋的士紳集團，外有奧援，內結同黨，有幾個地方官敢拿頂子去跟他們拼？

國民黨大佬吳稚暉1920年在長沙做「市民演講」時，這樣歸納湖南的特產：「你們湖南，只有兩大出產，第一，是兵；第二，是革命黨。」不管是兵，還是革命黨，都需要https://read.99csw.com一往無前的精神，用梁啟超的話說，則是「湖南人的特色，遂是在這個『蠻』字頭上」，「為主義所在，什麼都可以犧牲的特點」，這種性格在中國傳統文化性格背景之中，顯得格外突出：「中國人素來以中庸調和為美德，而湖南蠻子卻不然。」（《奮鬥的湖南人》，1922）

黃忠浩一直做到廣西右江鎮總兵，又署四川提督。告老還鄉后，以紳士身份，辦湖南省教育會，有聽過他演說的人稱，黃忠浩主張「圖富強以抗敵，興教育以新民」，以及修治洞庭、振興農業，在湖南講新學的人群中，頗有名望。

譚延闓相信這個說法。他後來回憶說，黃忠浩治軍甚嚴，而且非常自信。有一次譚延闓到黃府拜訪，黃忠浩大談治軍嚴整，士卒絕不敢有二心。說著話，指著階下一名隨從：「這個人的哥哥就是被我殺的，大人看他還不老老實實跟著我嗎？」譚延闓勸他多加小心，黃忠浩反而笑譚「書生哉」。

「爸爸，爸爸，你究竟殺過仗了沒有？」

這一層，可以歸結為1910年搶米風潮的餘波。

後來為黃忠浩作過傳的湘潭人羅飛鈞，聽說黃被殺的消息，特意趕到城牆下去看。不想碰見了一個老頭子，在那裡望著城樓上的首級哭哩。問他是誰，答說是黃忠浩當年在廣西帶兵的部下。羅飛鈞聽老頭子講，黃總兵在廣西，從不貪一文軍餉，不收一文賄賂，打仗衝鋒在前，萬死不辭，可以說軍人中的典範。

這種要求被朝廷採納了，湖南紳權遭到了空前的打擊。餘波所及，即使開明士紳一派，也不免於難。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帶頭上奏，認為「湘亂由官釀成，久在洞鑒，事前湘紳屢請阻禁、備賑，有案可查」。但上諭批複是「諮議局職司立法，不宜干預地方政事」，等於是駁回了。

「六年中我眼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對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麼都學不到。……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像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

據說黃忠浩對於眾紳衿革命的提議，也並非全不動心。他派出一名親信往漢口前線打聽戰事消息，有人說，如果民軍能佔領武勝關，扼住南北交會要道，說明清廷大勢已去，那他也不妨採納「眾紳推挽之意」，實行革命。

沈岳煥當然不知道，沒有談妥的條件，主要為「是否保護商人」，光復軍不敢保證紀律，城裡的官兵不敢放他們進來，再加上光復軍分為三支，相互之間聯reａｄ.９9cｓw•ｃｏm繫失靈，終於潰敗。史載此戰光復軍折損一百七十餘人，那麼其他的人頭，顯然是殺民充匪請賞的慣伎。

這個從小慣看殺人、從軍六年的年輕人，帶著腦海中無數顆人頭的記憶，離開了人命如草芥的邊城故鄉。他改了名字，叫做從文，打算用手裡的筆，為那上萬具被殺的肉體，存留他們的靈魂，抗擊這世間枉殺的愚蠢與殘忍。

革命引發了如許的殺戮，但革命本身卻算平和。鎮守使、道尹、知縣，只要肯離境就可保無事。除了沈岳煥的一個表哥，從苗鄉回來，在全城開會時，打了縣知事一個嘴巴，引得全場笑鬧，弄得大會幾乎開不下去，鳳凰這座兵多於民的小城幾乎沒什麼變化，「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點，綠營制度沒有改變多少，屯田制度也沒有改變多少。地方有軍役的，依然各因等級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營上去領取食糧與碎銀，守兵當值的，到時照常上衙門聽候差遣。衙門槍鐘鼓樓每到晚上仍有三五個吹鼓手奏樂。但防軍組織分配稍微不同了，軍隊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長不同了。縣知事換了本地人，鎮守使也換了本地人。當兵的每個家中大門邊釘了一小牌，載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種類也完全不同」。

而且，黃忠浩還是湖南礦業界的領袖，他在沅州開金礦，「是為湘有礦務之始」，辦教育的同時，又兼任湖南礦務總局中路總辦。保路運動興起，他也是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的一員。學術、軍事、教育、實業，晚清諸重要領域，黃忠浩樣樣皆能，這樣的人，放眼湖南，大概也沒有幾個吧。

武昌之亂，起於新軍。以兩湖地理之近，唇齒相依，當然唇亡齒寒。而且大把的湖南人在武漢鬧著革命，不用腦子都知道他們一定會派人潛回湖南，鼓噪新軍，製造第二個武昌，再反過來支援湖北。

具體到清末民初這一段，則1925年長沙《大公報》一篇文章說得最透實：「猛進是其長，而躁進則其短；倔強是其長，而偏激則其短。敢為天下先而自己復立腳不定。譬如清末迄今，倡革命者湖南人最猛（黃興），而反革命者湖南人亦不弱（黃忠浩以身殉）；倡帝制者湖南人為首（楊度），而推翻帝制者亦湖南人為首（蔡鍔）。」

至於黃忠浩為什麼被殺，又有另外一種說法。據稱諮議局已經內定推舉黃忠浩為湖南光復后的新都督。可是，當諮議局、巡防軍、新軍、會黨幾方代表開會時，巡防軍一名代表徐鴻斌突然提出「殺統領黃忠浩為交換條件，否則巡防隊即不加入」，諮議局方面只好勉強答應。

1911年10月22日，長沙新軍發動起義，迎來了長沙的光復日。革命在長沙取得成功之後，湖南境內各地相繼宣告獨立，只有湘西辰沅永靖等地，由於地處一隅，頑抗到12月底到次年1月初才宣告革命成功。從1911年10月27日起，湘西鳳凰廳的城防軍與光復軍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攻防戰。光復軍由會黨、新軍、苗人組成，號稱有一萬多人。城防軍主要是「道標」，即道台朱益濬率領的軍隊read.99csw.com，額定是一千零六名，武裝精銳。而近四千人的「鎮標」，即鎮台周瑞龍所轄軍隊，本來是由紳士（其中即有沈岳煥的父親沈宗嗣）出面，與光復軍聯絡共同起義。但隊中有一千六百余名精兵被湖南巡撫余誠格抽調去長沙與革命黨作戰，其餘兵士也被扣留了武器。

聽說人頭共有四百一十個。沈岳煥聽大人們低聲閑談，也不太懂，大約是城中紳士與城外攻城部隊早就約好了，主要攻打道台、鎮台兩個衙門，當時卻因城裡軍隊方面談的條件不妥，沒有接應，誤了大事。

「小東西，莫亂說，夜來我們殺敗了！全軍人馬覆滅，死了幾千人！」

沈岳煥日日上城頭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看誰能數清河灘上死屍的數目。後來又增添了一種新花樣，就是去天王廟看犯人擲筊。因為抓來的人太多，殺得本城紳士都開始心寒，不得不創了一種搖號制度，將犯人牽到天王廟神像前，擲竹筊，只有全陰雙覆，才殺，一陰一陽或全陽，都開釋。沈岳煥混在小孩中，「看那些鄉下人，如何閉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拋去，有些人到已應當開釋時還不敢睜開眼睛。又看著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份頹喪那分對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遠也忘不了」。

鳳凰廳苗變頻仍，有清以來即為軍事重鎮，防禦極嚴。光復軍人數雖多，以弱攻強，自然討不了好。尤其當他們被打敗后，各鄉苗土備，即苗人中的土官，又從後面襲擊，拿下人頭解城請賞，故而景況十分慘烈。

然而事後湖廣總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撫楊文鼎會奏的摺子，對巡撫岑春蓂、藩台庄賡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維護，對當地士紳則大加打壓。他們向朝廷表示：湖南米價調漲，正是由於王先謙、葉德輝等士紳壟斷糧市，囤積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運糧食出省后，還聯合洋人大量運糧出省，導致湖南遭遇空前糧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兩月之食。米價往日不過二三千文，1906年水災時，也不過四千余文，此時卻高達七千文以上。長沙餓殍遍地，饑民盈巷，風吹雨淋凍餓以死每日數十人，「婦女無處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將三五歲小孩忍心拋棄，幼孩餓極，便取街道糞渣食之」（《彙報·湖南荒象志》）官方調查認為，正是士紳的囤積，加上長沙市民與洋人的日常衝突，才導致搶米風潮演變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動。

搶米風潮，表面上看是官民衝突。湖南大荒，米價騰貴，官吏又無所作為，導致長沙市民黃貴蓀一家四口跳老龍潭自盡，引發市民騷動，而巡警道賴承裕面對民眾時說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貴」，成為長沙搶米風潮的直接導火索。

賴承裕後來說，這句話不是他說的，而是湖南巡撫岑春蓂在德律風（電話）里對他的訓話，賴不過轉述而已。無論如何，官吏處理不當，激成民變，是可以肯定的。民間竹枝詞對此諷刺道：「遇糴頻遭大吏嗔，一腔官話說交鄰，湖湘自是膏腴壤，升米何妨八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