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國后，劉秀的折騰很多，對內折騰政治制度，對下折騰地方行政制度，全國上下折騰儒學，這麼做的所有目的，是為了能夠穩定發展內政。在此期間，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解決自王莽篡漢以來，中原王朝肆虐已久的邊患，邊患的主角，就是漢帝國的老朋友匈奴。

劉秀「柔道」的另一個內容，就是強化皇權，特別是將皇權神話。劉秀一輩子崇尚節儉，做什麼事情都捨不得花錢，甚至和匈奴打仗也不捨得花錢，只有一件事情，他非常捨得花錢，那就是大搞各種祭祀，並且頒布神化的圖讖做為標誌，來表達君權神授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許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樣，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鄭興進言，要劉秀不要迷信這些圖讖，厚道的劉秀當場大怒，說「你連這個都不研究，還怎麼做大夫」。嚇得鄭興當場認錯，差點被劉秀拉出去砍了。而另一個當時著名的儒家哲學家恆譚主張唯物主義，他一生都在堅持儒家無神論，認為劉秀大搞祭祀，與孔子的思想相悖，應該立刻停止。結果，本來深受劉秀信任的恆譚，一下子被貶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說是「驚懼而死」，也有人說是死於暗害。

在中國歷史的演進中，有一個很出名的詞叫「中興」。所謂中興，就是在一個王朝處於衰落甚至到了滅亡邊緣的時候，卻突然出現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通過內外政策的調整，使這個王朝挽救危機的局勢，重現繁榮的勝景，這樣的時期，就是為無數封建士大夫以及百姓神往的「中興」。

後人說光武中興的成就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劉秀登基即位的時候，面臨的是一個非常殘破的爛攤子，甚至比起西漢開國皇帝劉邦來，他面臨的困難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漢光武時代開國的地方官員們，身份和西漢初期開國也有很大不同。西漢初期開國，在地方官員的任用上，都是老成持重的當地名流，成分比較單純。到了劉秀時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複雜，既有王莽時期的舊官員，也有皇室宗親，功臣宿將之後，因為人員比較雜，所以隱含的麻煩也比較多。王莽時期的這些舊官員們，和前朝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人固然有非常豐富的治理地方的經驗，但是前朝的陋習也非常嚴重，尤其是在掠奪百姓和貪贓枉法上，許多人都是「老手」，這些人既要用，更要監督。而皇室宗親與功臣宿將，他們的問題卻是「馬上得天下，馬上難治天下」，這些人大多數是軍人出身，最大的優點是打仗，治理地方本身就不是他們的長處，有時候一些簡單粗暴的辦法，反而會好心辦壞事，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設立刺史制度，對地方官員進行監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員權力，不給他們專權的機會，也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劉秀的儒家治國思想，對於整個東漢的朝局，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一點在官員的任用上，劉秀首先重視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書台建立之後，真正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的，都是頗有盛名的儒生們，而不再是功臣貴族；在地方的行政權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過孝廉制度，選拔在地方上頗有聲望的儒家學者擔任，而儒家的倫理綱常，更被劉秀作為考核官員的重要方式，憑著儒家官員的搶班奪權，原先在劉秀打天下時候立下戰功的功臣們，也變得非常識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時候，作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職，劉秀隨即給了李通厚賜，並下詔表彰其功勛，這個政治信號一放，各路功臣們紛紛響應，大將軍鄧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權，隨後朝廷取消了將軍職位，將原來作為獨立指揮的兵權，劃歸到「三公」治下。如此一來，東漢的政權，也就真正消除了對皇權的最大威脅。

在西漢昭宣中興時期，匈奴基本上消停下來了，特別是在陳湯滅掉北匈奴之後，南匈奴對待漢朝，基本就像對待爹一樣。但是到了王莽時期，事情卻發生了變化。事情是王莽挑起來的，王莽稱帝后，為了強化威權，去匈奴收回了當年漢帝國授予的冊封印，改成他自己重新頒發的冊封印，但是在內容上，他把原來級別是「王爵」的匈奴貴族們，降低成了「侯爵」。一字之變，引起了整個匈奴階層的憤怒，從此之後，中原與匈奴戰火重燃，兵連禍結，而且原本已經是漢朝國土的西域大地，也因為王莽政策的失當，從此宣布叛漢，玉門關以西的領土，暫時不再為中國所有。更嚴重的後果是，趁著中原大地內戰之際，匈奴也頻繁出兵，騷擾中國邊境，而且還和中國境內的各種割據勢力相互勾結，威脅中央政府的統治。劉秀在位時期，匈奴先是在中國北方，扶持ｒｅaｄ•9９ｃｓw.ｃｏm了彭寵和盧芳兩大漢奸割據政權，在這些「偽軍」的引領下頻繁進犯，北方邊境遭荼毒無數。特別是五原、朔方、定襄、雲中、雁門五個郡，在西漢的時候，是中原王朝抵擋匈奴入侵的屏障，而在當時，卻全落入了盧芳等漢奸政權手裡。這時候劉秀的處境，像極了1000多年後建立初期的趙宋王朝，同樣是失去了幾乎包括後來幽雲十六州範圍的北方要地，也面臨著游牧民族持續的侵擾。劉秀即位早期，曾經組織過多次大規模的反擊戰，在漢軍的持續打壓下，諸路「漢奸政權」或死或降，隨著最大一股反漢勢力——盧芳的最終歸降，東漢王朝最終收回了抵抗匈奴的戰略要地。但是局勢並沒有因此而好轉，在劉秀登基的前20年裡，匈奴有歷史記錄的大規模侵擾，萬人以上規模的竟然達到了37次，如此頻繁的進犯，是對北方邊境的巨大威脅，而原本被西漢霍去病所降服的東部烏桓等部落，也趁機和匈奴相互勾結，北方的千裡邊境上，自漢武帝以來再次戰火漫天。

東漢時期在經濟上的另一個創舉，是經濟帶的擴展。東漢時期，中國最富庶的經濟區，主要是今天的關中、河南、山東三個地區。劉秀時期，曾經在荊州、襄樊等地區設立農區，招撫流民前來耕種，荊襄地區也就因此而發展起來，成為重要的產糧區之一。後來三國時期，荊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戰略位置，和劉秀時期開始的開發華中的政策很有關係，與此同時，劉秀還重新修繕了秦國時期的鄭國渠，使其恢復了水利灌溉作用，關中地區的經濟得到了恢復，但從此之後，已經不是中國經濟的中心了。

而劉秀在中央政權上的新發明，就是著名的「尚書台」。尚書在西漢的時候就有，但那時候的尚書，只不過是少府的一個辦事機構，甚至沒有單獨的名分，到了劉秀時期，尚書的權利迅速擴大，尚書台設主官一人，稱尚書令，下面有副主管——尚書僕射，外加左右二承。下面的曹史等各級官員，共有62人。在東漢時期，尚書台才是國家權利的最高核心，他們位高權重，朝廷決策，機密謀划，賞罰官員，都是由尚書台來運作，三公的職權大部分都被他們取而代之。而對比鮮明的是，尚書台的官員品級並不高，這樣一來，三公有高位而無實權，尚書台有實權而無高位，兩家互相牽制，劉秀的皇權，也就可以從中掌控，高枕無憂。為了統一中央威權，劉秀可謂煞費苦心。

首先一條，就是加強中央對方的行政控制。

而在光武中興的國家建制中，有另一條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國。

但是好景不長，公元33年，被劉秀授予「建懷功德王」的莎車國國王王康病逝，其弟王賢來到漢朝，請求繼承哥哥的王爵，這本來是漢朝重新恢復對西域統治的好機會，然而敦煌太守裴遵卻上奏，認為授予「蠻夷」大權是不妥當的。劉秀也就順手推舟，收回了對莎車國王的冊封，劉秀之所以這麼做，顯然不止因為裴遵的上奏。這次王賢的請求，是通過大司徒竇融來轉呈的，作為掌握河西走廊兵權的竇融，一直是被劉秀所忌憚的，而竇融和莎車國的關係也一向非常密切，出於「御人之術」的考慮，劉秀做出了這個決定。但這個決定卻是錯誤的，惱火的王賢回到西域后，自立為單于，開始四處擴張領土，不再聽從漢帝國的統治，西域南路雖然在莎車國的庇佑下，沒有落入匈奴的手中，但也同樣不再為東漢所有。

以儒治國的另一個舉措，就是全國的大裁軍。東漢開國戰爭時期，劉秀的軍隊數量，最多時曾到達100多萬人，到了開國之後，裁軍也就提上了日程。當時的東漢，除了在邊境上保持一定數量的常備軍之外，大部分的軍隊都重新解甲歸田。特別是在河南、山東等內陸地區，劉秀曾經出台政策，凡是轉兵為農的軍隊，國家賜予優厚的土地和賞賜，併發放農具恢復生產。劉秀在位時期，整個漢帝國的軍隊，縮減到了大約30萬左右，但東漢帝國軍隊的戰鬥力並沒有因此降低，在後來對匈奴以及羌族的戰爭里，東漢軍隊一直保持著高水準的戰鬥素質，劉秀的精兵簡政政策，一直貫穿到整個漢帝國時代。

在地方職權進行調整的時候，東漢帝國的中央機構也在進行改革，東漢的官制，主要沿用了西漢的三公九卿制度，即司徒、司空、太尉三者稱三公，但是在具體的職權上，東漢卻進行了大力的削減。和西漢時期三公往往有「太師」「太保」「太傅」等名譽爵位不同的是，東漢僅僅保留了「太傅」。東漢的九卿，和西漢不同，完全被https://read.99csw.com划入了三公的附屬之中，從表面看，這樣是加強了三公的權利，但事實上劉秀卻是「陰壞」。一是劉秀一反西漢時期讓周勃、陳平等開國元勛擔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里，開國元勛一律不能擔任三公。而在權利上，三公其實也大為縮水，劉秀的各項統治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尚書台來實行，三公其實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名譽性的職位。

劉秀時期之所以採取以儒治國的政策，因為此時東漢帝國的國家特徵，和西漢時期大不相同。西漢建國早期，還處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後遺症的發作期，國家人才凋零，特別是儒家集團遭到了殘酷地打壓，而法家因為秦末的暴政，也成為了當時漢帝國的公敵，在這種情況下，秦末因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國打壓的道家黃老學派，也就因此成為國家思想的主流。東漢的情況卻不相同，當時的中國，經過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團的發展卻極其迅速，到了西漢末年戰亂的時候，已經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個學派，實現了「規模經營」，當時的國家知識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繼續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就成了當時整個知識分子界的呼聲。而且東漢建國的政局，和西漢也大不相同，西漢在建國后，通過對韓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經基本掃除了對中央威脅最大的功臣勢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時，為了穩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無為而治」。但是東漢的局面卻不同，劉秀不像劉邦一樣搞大清洗，他對功臣，主要就是給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權利，來削減他們的政治權利，這樣做雖然厚道，但是作為一個志在建立大一統王朝的帝王，對功臣勛貴不忌憚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進一步神話皇權，確立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劉秀的必然選擇。

雖然有失策，但是從「GDP」成就說，光武中興還是實至名歸的。

為了抵抗匈奴，劉秀想了各種辦法，比如遷移北方邊民入境居住，增加兵力分兵把守，但是效果都不明顯，這時候，一個天賜的機會出現了。公元46年，匈奴草原發生了特大暴風雪災害，匈奴部落死亡大半，這時候匈奴內部也分成兩派，一派主張遷居到塔里木盆地地區，控制西域；一派主張南下投降漢朝。兩派爭論不下，最後兵戎相見，結果，匈奴再次分裂成了南北兩大部，其中南匈奴到五原郡向漢朝投降，表示願意成為漢朝藩屬，幫助漢朝抵抗北匈奴的進犯。南匈奴的內附，在當時引起了漢朝朝廷的爭論，朝中的軍將一派主張趁機出兵，徹底消滅南匈奴，名將藏宮自請5000精兵，發誓要徹底消滅匈奴。劉秀卻做出了理智的判斷，這個時候選擇戰爭，是一種不明智的行為。因此，在經過反覆商議后，次年劉秀正式接受了匈奴人的投降，雙方訂立盟約，南匈奴恢復了自漢宣帝時代后對東漢的歸屬關係，而後南匈奴八部，被漢帝國安置在五原地區，建立了南匈奴的王庭。為了表示忠心，南匈奴還派王子到漢朝來做人質。就在這一年的冬天，北匈奴大舉進犯漢朝邊境，急於表現的南匈奴八部火速出擊，在付出慘重傷亡后打退了北匈奴的進犯。而後為了方便統治，劉秀將南匈奴單于遷移到山西西河，在北方各個邊郡，分散安插南匈奴的部落，在漢朝對北方的防禦中，他們其實擔當著偵查騎兵的作用。

對待匈奴，劉秀採取了或打或拉的政策，但對當時是匈奴「狗腿子」的烏桓，劉秀的原則就是打！從公元44年開始，劉秀以馬援統軍，多次發動對烏桓的戰爭，在數次重創烏桓之後，劉秀又「打個巴掌揉三揉」，主動派人招撫。到了公元49年，烏桓終於投降了漢朝，並且在漢朝的要求下遷移塞內，作為漢朝鞏固北方邊防的生力軍。劉秀用拉攏南匈奴的辦法對付北匈奴，再用拉攏烏桓的辦法，對付騷擾遼東日烈的鮮卑，連橫合縱的政策，在當時運用得爐火純青。

劉秀在登基初期對外戚們的打壓，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劉秀乃至其身後幾代帝王時期，外戚們都相當的低調，幾乎夾著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漢朝名將馬援的女兒，後來成了漢明帝的皇后，漢明帝樹「雲台二十八將」的時候，本想把馬援也樹進去，可因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為了避免旁人說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罷。由此可見，在東漢開國早期，外戚是一個非常尷尬的群體。

這時期的劉秀，同樣也出現了一個失策：西域問題。

劉秀當時對政治制度的整治，如果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強化皇權，限制外戚。即用行政改革的方式，讓他的個人意志迅速成為國家的主體思想，並且滲透到國民經濟的各個角落之中。

在農業大力恢復的同時，東漢時代的手工業也重新發展起來。東漢時期的手工業，最大的特點就是「國有企業化」，即由官府設立手工業作坊，包括冶鍊、紡織、製鹽、土建等產業，都以官府的「國營企業」為主。但比起漢武帝時代鹽鐵官營的高度壟斷，西漢並沒有禁止私人手工業的發展，相反是允許其發展，但保證官營手工業佔有主導地位。

劉秀建國，表面上看，和西漢一樣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但這兩種休養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樣的。劉秀時期的休養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統治全國的基礎上的，這一點，既是國家大政方針的考慮，也是劉秀的個人愛好。

有關「光武中興」的歷史評價，歷代的史家讚美甚多。比如東漢時期的學者張純就曾說「（光武）興于匹庶，盪跌天下，誅除暴亂，興繼祖宗」。後世的讚美也很多，比如南宋時期的陳良更說「古今中興，無過於此」，顯然是至高無上的評價。之所以評價很高，還是因為光武中興的成就，不但結束了西漢以來戰亂的局面，重建了一個漢朝盛世，且這場中興的沿革，並沒有因為劉秀的過世戛然而止，相反繼續發展，持續之後的幾代人。無論從持久程度還是「GDP成就」上，光武中興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當之無愧的。

且來看看，真實的光武中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

公元45年，長期遭受莎車國和匈奴欺凌的西域國家，聯合組成了「請願團」，車師、上善等18個國家聯合來到洛陽請願，向劉秀哭訴匈奴和莎車在西域的暴行，請求漢帝國出兵西域，但劉秀卻除了厚待各位使臣外，並沒有順從他們的決定，反而告訴他們，願意留在漢朝的我們歡迎，願意脫離漢朝的我們也尊重。這麼做的後果，就是這些請願的國家，不但沒有請來救兵，反而遭到了莎車國和匈奴的報復屠殺。此後西域各國或歸匈奴，或歸莎車，都脫離了漢朝的統治。絲綢之路因此中斷，漢帝國重新恢復對西域的主權，是後來班超通西域的事情了。

雖然因為強化神權，劉秀辦過幾件冤案，讓一些官員受了委屈，但是從私德上說，他確實是一個很「柔道」的人。比如他崇尚節儉，吃住都很簡單，而且不喜歡酒和音樂，為了推廣勤儉生活，他曾下令不許太官（管理宮廷伙食的）接受各郡國饋贈的珍饈美味，外國來東漢進貢的使臣，送來的所有珍奇珠寶，他都用來賞賜功臣貴族。而且他個人的「氣度」，也是被人稱道的地方。劉秀為帝時，可以說是比較寬厚的，即使對於那些對他不敬的人，他大多也不予計較。比如太原名士周黨，是春秋時期晉國王室的後代，在當時頗有盛名，劉秀一直想召他做官，但是周黨拒絕接受，後來實在推脫不掉，接受了劉秀的召見，在覲見的時候，周黨態度傲慢，甚至對劉秀「拜而不跪」，這在當時是非常「大不敬」的行為。劉秀並不計較，反而封周黨為官。周黨卻不識趣，堅持說自己不願意做官，即使這樣，劉秀也沒有難為他，在厚賜了一些金錢后，派人把他禮送回家。劉秀的老友嚴子陵，和劉秀是兒時的朋友，交情深厚，劉秀稱帝后，嚴子陵拒絕為劉秀效力，相反躲在了山東一個湖邊釣魚隱居。劉秀把他的畫像繪製了傳遍各地，最後總算在山東找到了他，嚴子陵還是拒絕為官，劉秀戀戀不捨，在洛陽留嚴子陵住了好久，暢談治國心得，最後還是沒有挽留住嚴子陵。嚴子陵釣魚的典故，至今也為人津津樂道。

劉秀初即位的時候，當時與劉秀同時代的馮衍就曾有言「禍害未解，兵連禍結，刑法彌深，賦斂越重，夫婦離散，廬落丘墟」。因為從王莽末年開始的連年內外戰爭，漢帝國的經濟破壞極其嚴重，根據人口學家的統計，在從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的戰亂中，大約有一半以上的中國人死於戰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青壯年勞動力。西漢帝國的舊都長安周圍甚至堆滿了屍體，長年散發著腐臭的味道。而比西漢開國更嚴重的，就是東漢這時期的連年大規模瘟疫，與匈奴戰爭以後，從草原上傳來的各種瘟疫，開始在中國大範圍地蔓延，當時的中醫對這些新出現的「超級病菌」，幾乎沒有任何好的辦法。尤其是鼠疫，在當時中國，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與之相對應的，就是比時知名的士大夫階層，對於新建立的東漢政權，還普遍採取觀望不合作的態度，特別是富有聲望的名門們，都多次拒絕過東漢政府的召見。而且邊境的問題也越演越烈，匈奴趁機侵擾邊關，漢帝國的邊防幾乎是烽火連年，內外交困的局面，就擺在了劉秀的面前。

崇尚儒家治國的劉秀，其本人也經常給人以「陰柔」read.99csw.com的感覺。這裏的「陰柔」，說的是他為人寬厚平和。比如劉秀稱帝之後，有一次回鄉，召見自己鄉下的叔叔嬸嬸，這些老鄉們喝多了酒，說話就隨便起來了，他們樂呵呵地對劉秀說：「你從小什麼都好，就是不計較小事，太厚道了。」劉秀聽了果然不計較，反而承認說「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說，儒家的「仁」道，就是劉秀的治國方略。劉秀得天下后種種恢復生產，休養生息的舉措，其施政根源，就是來自於「柔道」。

沒有了外戚的掣肘，劉秀是非常自在的，東漢早期大批草根官員得以晉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與外戚們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關係。至於外戚主動勾結官員的事情，在當時更是官場的高壓線，一旦犯上這條，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劉秀的各種政策，在他在世的時候就獲得了回報，經過東漢建國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重新出現了起飛狀態。從發展速度上來對比，東漢建國的早期，經過光武、明帝、章帝，到和帝的四代皇帝，僅用了40多年時間，就恢復到了西漢文景之治的最高經濟水準。中國的人口，到了東漢和帝的時候，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準——53296219人。在劉秀統治的後期，東漢經濟已經初現繁榮，史載當時「五穀登衍，蠶麥善收」「吏稱其官，民安其業」，以至於「天下安平」。有此局面的劉秀時代，說是「光武中興」，可謂當之無愧。

這種強化個人威權的做法，在東漢開國的時期，不但沒有引起下面的抵觸，反而引起了舉國的擁護，因為尚書台的官員，雖然品級低微，但大多數都是來自於和功臣宿將關係密切的官員，上上下下早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所以位高無權的三公和位低權重的尚書台之間，開始也就能形成「和諧」局面。但是從當時恢復國民經濟的角度說，尚書台的建立，確實起到加快國家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起三公掌權時期的機構林立，人員臃腫，行政效率低下，對新政策的抵觸重重，尚書台對於皇帝，卻只有無條件的尊奉實行，帝王的威權在這個過程里，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西域在西漢宣帝時期設立西域都護開始，就是西漢帝國的領土，後來雖然因為王莽政策失當，導致西域諸國叛變，但大多數的西域國家對於漢朝，依然懷著很深厚的感情。到了東漢初期，西域已經有了55個國家，要求重新歸附漢朝的呼聲也日益高漲，特別是在公元44年暴風雪災之後，北匈奴移居到了今天的塔里木盆地，開始了他們對於西域大地的殘暴統治。天山北路的西域國家在匈奴的脅迫下，不得不歸順了匈奴，但是他們對於漢朝的懷念依然是很強的。

西域國家中，對漢朝感情最深的就是莎車國。莎車國的國王延在漢元帝的時候，就曾經以人質的身份在漢朝常住，對於漢朝高度繁榮的文化非常羡慕，他臨終的時候曾有遺言「世代不可負漢家」。所以在北匈奴肆虐西域時期，莎車國是抵抗最為激烈的國家，當時漢朝設立在西域的西域都護府淪陷之後，莎車國主動收留了當地漢朝的駐軍，總數多達近萬人。東漢建國之後，莎車國通過河西大將軍竇融，向劉秀表達了歸附之意，劉秀當時很是讚賞，派使者冊封莎車國王為「建懷功德王」，從此以後，莎車國以中國的臣子自居，率領天山以南的西域國家共同抗擊匈奴，當年在這裏戍邊的漢人家屬們，也正因此才得以保全。

東漢在建國的時候，大體的國土面積與西漢差不多，國家以郡縣作為地方政權，全國一共有118個州郡，從地方區劃的數目上看，東漢的地方郡縣數量遠遠大於西漢，這正是為了分散地方的權利，保證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權。與此同時，漢武帝時期曾經臨時設置的十三道刺史，被劉秀改革為常設機構。刺史負責治理其境內的管理，並且有領兵、發兵的權力，傳統的地方州郡官員，其權力已經被大大地削弱。同時，劉秀因為人口減少，在全國開始了「縣城合併」運動，在全國裁撤了大批地方縣城，將縣城合併，以集合人口，全面進行恢復經濟的工作。

與行政機構改革同時進行的，是劉秀對於外戚集團的遏制。當時的劉秀，對外戚集團是極其提防的，因為當年西漢帝國，就是滅亡于外戚的王莽集團，所以劉秀在開國后，對外戚進行了種種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錢換權力，即給予外戚充分的經濟特權，用來換取外戚們的行政權力。在這一點上，劉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開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尋、焚宏相繼封侯，在封侯的同時，其手中的兵權也被劉秀收回，劉秀還煞費苦心，給予三位舅舅名馬高車，讓他們在家鄉招搖，以示榮寵。劉秀的三個舅舅們也很知趣。比如劉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誡家人要謙虛，並且把「富貴盈滿自溢」作為九-九-藏-書祖訓，要求家人來起尾巴做人。舅舅們起帶頭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說。劉秀在封郭聖通做皇后時，順便封了皇后的幾個兄弟為侯爵，後來郭聖通被廢除，但是她的幾個兄弟並未被追究責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職，反而加賜俸祿。郭聖通之後被封為皇后的陰麗華，她的哥哥陰識長年跟隨劉秀征戰，立有大功勞，但是，當劉秀表態要封陰識侯爵時，陰麗華卻私下告訴兄長，不要輕易接受，結果，陰識在受封的時候幾番退讓，甚至淚流滿面，在劉秀幾次表彰之後，才勉強以感激涕零狀接受了冊封。如此表演，也只是為了給天下人一個姿態。在劉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夾著尾巴做人的。後來陰識的弟弟陰興也多次推辭加官進爵，最後乾脆歸隱山林。這種模範帶頭作用，也給了所有人政治信號。劉秀的姐夫鄧晨、妹夫李通，在建國之後都主動交出了官職，僅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榮華富貴。除了懷柔手段以外，劉秀有時候也殺雞給猴看，東漢初期的著名學問家馮衍，是一個享有盛名的賢才，劉秀一開始很想重用，但這個馮先生學問雖好，政治智商卻幾乎為零，他因為得到了陰麗華弟弟陰興的舉薦，和陰家交遊甚秘，多次參加陰家的宴會，之間還詩文唱和好不親密。這本是一件小事，劉秀知道后卻大為惱火，當場把馮衍下牢獄，之後又在陰皇后的求情下，勉強赦免他的罪過，將他發回原籍安住，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戒那些外戚們：都給我老實點，我劉秀眼裡可不容沙子。

但寬厚的劉秀，有時候也有殘暴的一面，特別是在整頓官員方面，他對於貪污腐敗極其痛恨，在他登基初期就定下規矩，京城官員有犯法的，要一律在他的面前用鞭子抽，俸祿兩千石以上的官員，在查出貪污腐敗行為後，首先要接受杖責。雖然此舉在當時引起了諸多非議，但是西漢末期開始的官場腐化局面，不用重典有時候也是不行的。

在中國歷史上，「中興」的時候不少。漢唐宋明清五大封建王朝，都有過讓封建歷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中興」時代，但是大多數的中興，往往都有兩個毛病：一是這些中興的持續時間比較短，大多都是某一個君王在任時期，而且會隨著這個君王的過世，就戛然而止；二是這些中興，大多數都是通過對體制內政策的重新調整實現的，中興的過程，也多是表面的繁榮，內在的矛盾隱藏得很深，在這樣的狀況下，中興的「含金量」，其實就打了折扣。如果真的要說哪一個中興是名副其實的話，那麼東漢開國的「光武中興」，是其中無可爭議的「第一中興」。

對於光武中興採取的各種措施，各類歷史學家都給予很高的評價，主要的焦點，都集中在劉秀髮展生產，與民休息的各種政策上。事實上，劉秀之所以能夠迅速的讓國家從戰亂的破壞中走出來，穩定國家政局並且恢復經濟，有一個和劉邦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在全面恢復國民經濟之前，首先集中中央的威權。這就是東漢與西漢最大的不同，西漢採取的是道家黃老學說，主張無為而治，即鼓勵民間自然經濟自由發展，國家並不做太多的干涉。東漢卻不一樣，東漢崇尚的是儒家大一統的學說，講究的是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用國家的力量整合資源，使得經濟高速騰飛，所以要做到這一點，劉秀在整治國家之前，首先整治的，是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

而且劉秀本人，也是一個對儒學非常熱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於地主之家，從小受儒生的教育長大，即使是後來做了皇帝，對儒學的熱愛也是有增無減。他經常在每天工作結束之後，和儒生們一起探討儒家的治國之道，有時候到了深夜還不休息，太子劉庄因此擔心他的身體，勸說他要早休息，他卻回答說「我喜歡，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語「樂此不疲」就是這麼來的。不但熱愛儒學，劉秀更熱衷於做一個文化大師，當時的儒家學派林立，各種學派爭論不斷，劉秀經常在皇宮裡舉行「論壇」，親自聽取各家學派的辯論，然後仲裁其中的勝敗，確立主體的儒家思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雖然劉秀以馬上開國，但是他從來沒有做過軍事上的探討活動，其中東漢名將馮異曾勸說他抽空給軍隊「做報告」，講述自己征戰的經過，劉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講之何益」。

劉秀時期的休養生息政策，和劉邦時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劉邦「無為」，劉秀「有為」。劉邦的「無為而治」，其實就是政府對經濟不干預，聽任經濟自由緩慢發展。劉秀則不然，他採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動投資恢複發展經濟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興修水利。東漢初期的水利工程數量，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多的時期，比如在河西走廊地區，劉秀就曾設立水官，負責開鑿溝渠，灌溉農田，河西走廊的農業，因此蓬勃發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