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之間，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關爭天下的「九不惡」，還做了另外幾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比如「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輕視文人，但是自招納了李善長后，開始著力籠絡知識分子。其軍隊每攻下一城，必設「禮賢館」，用以招納知識分子。對當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軟硬兼施，試圖收為己用，劉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朱元璋身邊的。「攻伐無度，形同流寇」這條也極力避免，從白手起家至佔據南京，可謂步步為營，層層推進，且採用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策，耐心壯大自己的實力。「糧餉不能自足，臨陣不知兵法」這條，朱元璋也是另類，從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晉陞為吳國公開始，他就在所轄的淮西地區推行屯田之策，佔領南京后，又將此政策推廣至南京地區。其部將徐達、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為不世出的名將，所謂「為士者缺乏訓練，作戰形同群毆」，雖有存在，卻不嚴重。在當時的「眾豪傑」里，論「九不惡」，朱元璋無疑是做得最好的。

有了軍隊，當然要有國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與大都督府同時建起，邀各地士紳出仕為官，安撫地方。李善長為「大都事」，也就是未來的大明帝國「宰相」。「糧餉自足」「養於民」兩條，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軍隊征戰過處，即在當地計丁給田，招募流民墾荒，進而編訂戶籍，保甲連環。賦稅方面則輕徭薄賦，在至正二十四年決戰陳友諒，至正二十五年平滅張士誠的兩次關鍵時刻，連續兩次下令減免稅賦，招募墾荒，元朝派往朱元璋處的使節楊思義，是當時出名的「農業專家」，朱元璋聞知后將其硬留下來，成為後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戶部尚書。

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滄桑，自然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得天下開始。

所幸彼時元朝氣數已盡，雖有王保保等名臣輔佐，但朝政腐敗，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間相互傾軋，內戰不休，比南方的「義軍」好不到哪裡去。於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時的情形，元朝滅不得南方諸「豪傑」，可諸「豪傑」也成不了大事。長江為界，南北分裂割據，互相對峙，最終問鼎天下的會是誰？

從大澤鄉起義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複相同的失敗，根由恰是「九惡」難改。之所以難改，應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一句話：「農民起義之所以重複相同的失敗，只因為他們是農民起義。」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魚化蒼龍的傳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開創享國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為中華五千年出身最貧寒的開國皇帝。成功之神奇，為歷代所稱頌。而數個世紀以來，一個問題卻始終爭論不休read.99csw.com：他是怎樣做到的？

劉基之所以選擇了朱元璋，就是因為「九惡」，朱元璋之前已經避免了一些。

對「攻伐無度，形同流寇」「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掠人|妻女財產，只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這幾條則是從根子上根治。還是至正二十一年，設大都督府，統轄各兵將，設軍政獎懲制度，定各級軍官俸祿，立軍規83條，嚴肅軍紀。恰如海外學者黃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勝利，在於其軍隊相比于諸路『義軍』，最具國家軍隊的形態。」可這更難辦，嚴令初下時，不少軍將置若罔聞，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設刑台，公斬32名違紀軍將，其中大部是跟隨他從鳳陽出來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後，朱元璋著孝服，親往弔祭，聲淚俱下一番，恩威並施煞費苦心，從此「綱紀一新」。

劉基能夠總結出「九惡」，實非偶然。面見朱元璋時的「九惡」論，其實早在4年前，就寫在他致元順帝的《平賊十策》中，那時他還是一個「深受國恩」的大元進士，並曾在浙東自募兵勇，盡心竭力圍剿方國珍等「義軍」，直到眼見元朝廷已腐敗至不可救藥，方才憤然離去。所謂「九惡」，是因他常年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銘心的悟語，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朱元璋怎樣開始做「九不惡」？他又怎樣做到？朗聲一笑容易，條條付諸實施可就難了。在這之前，他本是草頭百姓，家中鬧飢荒，父兄橫死，無奈之下出來闖世界。先做僧人，後來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興的紅巾軍，得到賞識成為愛將，卻屢次捲入當地紅巾軍的權力鬥爭中，終於下定決心提兵另闖天地。之後步步為營建立「根據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盤，等來了元末第一謀士劉基。

有幾惡，各路豪傑很有「共同語言」。如「掠人|妻女財產，只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以劉福通的紅巾軍及方國珍為最。劉福通的紅巾軍三路北伐，導致主戰場山東「赤地千里，鄉民紛紛結團練以自保」。方國珍居浙東，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於「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更是通病。紅巾軍以「白蓮教」為思想支柱，所過之處，甚至發生過焚燒學堂，拆毀宗廟等事。對所掠的讀書人，也無不「極盡羞辱斯文之能事」。這裏面例外的是張士誠，在佔領蘇州后「修儒尊孔，禮敬文士」不假，卻很快沉溺於和文人們的飲宴詩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於「為士者缺乏訓練，作戰形同群毆」，元末農民軍，多未受過正規訓練，起事時遇到腐敗元軍，尚能戰而勝之，後來元廷啟用察罕帖木兒、王保保等名將，整頓了「正規軍」的戰鬥力，便使多路義軍連連敗績。最要命的恰是「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諸路「九-九-藏-書反元豪傑」，幾年征戰下來，相互之間的征伐次數，遠甚於和元政府軍的作戰次數。

建「政府」，定「兵制」，肅「軍紀」，興「儒學」，敬「大戶」，點點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讓一個脫胎於農民起義的朱元璋的「吳」政權，破繭化蝶，漸具「封建國家」雛形。劉伯溫的斷言，實則該補充一句：九惡者，若盡數做成「九不惡」，所謂義軍，實則「封建國家」。

劉基沒有罵錯，朱元璋更沒笑錯，所謂「九惡」論，雖條條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卻是他從此打開帝王之門的鑰匙。

這番宏論實在是大胆，彼時的朱元璋雖已是割據一方的吳王，卻依然奉紅巾軍頭領「小明王」為正主，所謂「九惡」論其實是當面罵了朱元璋。劉基話音剛落，朱元璋「憤然而起，擲杯怒目」，眼看著，劉基彷彿要人頭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間，朱元璋朗聲大笑，滿面怒氣化作烏有，一句讚歎脫口而出：「千古名罵，萬載相傳！」

對話的內容很複雜，後世多注意了劉伯溫進獻的堪比「隆中對」的《時務十八策》，卻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個問題以及劉基的回答——義軍「九惡」論。

歷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實錄》的明初大儒董倫感嘆：「蓋因天命所屬，時運眷顧也。」一句「天命」，頗有「君權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張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說「不拘成法」，贊朱元璋，順便也給自己的改革「貼金」。清朝史學家趙翼評：「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複合型人才」。近現代台灣史學家李光濤則歸結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訣：用賢，善學，敢戰。時代更迭，後世旁觀者清的見解，各有千秋。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擺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實是：一統天下的最大障礙，並非苟延殘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邊同為「義軍」的陳友諒、張士誠兩大強敵，兩強中陳友諒兵最強，張士誠財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滅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擁戴下稱帝，建國號為大明，年號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軍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北逃大漠，元朝滅亡。

還是回到「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設禮賢館，招納賢才，遠遠不夠。他還要在轄區內遍開學館，修繕宗廟，尊孔敬儒。所謂「賢才」，不是「招」出來的，而是養出來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設「國學館」，以大文士宋濂為「經師」，這就是大明開國后「國子監」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設學館九-九-藏-書，此為明建國后地方「府學」「縣學」的前身。當然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自開館以來，連下嚴令，敢有騷擾學館者，無論何人，嚴懲不貸。次年，發生了傅友德部亂兵勒索亳州學館，毆打教習的事，朱元璋懲一儆百，參与滋擾的亂兵各領軍棍五十，主將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頻施，才算讓眾將領教了「聖人之道」的分量。

其他諸路豪傑犯「九惡」更甚。郭子興與孫德崖聯合佔領鳳陽，接著「時降時反，相互猜疑」，幾個主要領袖明爭暗鬥。郭子興本人也「為將者心胸狹隘」，甚至幾度聽信讒言，欲治死彼時身為他部將的朱元璋。徐壽輝的「天完」政權更甚，建國后「攻伐無度」，很快因戰線太長，遭元朝反撲。做「皇帝」的徐壽輝，被部將倪文俊篡權，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權另一悍將陳友諒幹掉，連國號也改成了「漢」，這何止是「相互猜疑」，簡直是「窩裡反」。南方的張士誠以及方國珍，則是「時降時反」，割據了一塊土地就不思進取。所謂「各路豪傑」，終不是成大事之人。

於是，朱元璋脫穎而出了。

做到「九不惡」的朱元璋，至此將這個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話，演繹完成。

且讓我們以「九惡」為線索，串一下元末農民大起義的風雲景色。

既是「國家」當然就要與「紅巾軍」決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滅陳友諒的朱元璋命部將廖永忠將依附於他的紅巾軍「名義領袖」小明王從滁州接至南京，途經江蘇六合時，鑿船將其溺死。這場謀殺不僅意味著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徹底終結，更意味著，一個叫朱元璋的「農民起義領袖」，從今天起成功「洗底」。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雖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可歷代爭天下，最終得勢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謂農民起義，雖喧囂一時，卻免不了給別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滅的厄運。

朱元璋的問題是：天下「義軍」（紅巾軍等反元農民軍）之所以屢起屢滅，難以成事，其根由在何處？劉基答：所謂「義軍」，雖一時兵勢浩大，卻多難長久，其原因正在於「九惡」。九惡者，一惡「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二惡「攻伐無度，形同流寇」；三惡「時降時反，相互猜疑」；四惡「糧餉不能自足，臨陣不知兵法」；五惡「掠人|妻女財產，只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六惡「為將者心胸狹隘」；七惡「為士者缺乏訓練，作戰形同群毆」；八惡「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九惡「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載朱元璋邊聽邊「聞之勃然色變」。而劉基卻毫無懼色，繼而總結髮言：「九惡不除，雖稱義軍，實則草寇流賊。」

「九惡」中有幾條是朱元璋註定無法避免的！

所以封建社會歷代「反封建」的農民起義領袖，面前只有兩個選擇：一，覆滅；二，決裂「反封建」的身份，成為「封建主」。兩九_九_藏_書個選擇間命運拐點的信號燈，就是這來自農民起義自身的弱點，無法避免的「九惡」。

這以後就是群雄並起，風雲際會。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佔領徐州。徐壽輝、鄒普勝在湖北蘄州起事，十月稱帝，國號「天完」。郭子興、孫德崖等人在安徽鳳陽起事，這些都屬「紅巾軍」派系，作為「紅巾軍」核心的劉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後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韓林為帝，國號「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復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國珍和江南張士誠，雖不是「紅巾軍」一脈，卻也割據一方。大江南北，可謂沸反盈天。

從農民起義領袖到封建國家的開國帝王，評價他的成功，或許《亞洲史》主編、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的話最為客觀恰當：

但是，要得天下，這些還遠遠不夠。作為一個「農民起義領袖」，戰勝「九惡」，化「九惡」為「九不惡」，是需要有與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決裂的勇氣，戰勝自己的勇氣。

「九惡」論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惡」點出了朱元璋軍隊自身的弱點，可謂振聾發聵；二者，「九惡」點出了與朱元璋同時代的諸多「豪傑」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預言了他們最終失敗的命運；最後，「九惡」點出了兩千年曆次農民起義雖轟轟烈烈，卻大多隻能走向滅亡，徒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後的明末農民起義，乃至清末太平天國運動，其結局也終不幸被「九惡」所言中。提出「九惡」的劉基，果不負他「渡江文士無雙」的評語。

但「正常」的後果很嚴重，濫殺的結果是民心喪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褻瀆聖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會，朝廷是上層建築，「讀書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業？

不可避免，就要繼續講策略，絕不可「攻伐無度」，先打陳友諒，這之間拚命結好張士誠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張士誠在陳朱交兵時，屢屢發動侵擾，也極力隱忍，按兵不動。直到鄱陽湖一戰殲滅陳友諒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張士誠下手，卻不急於一口吃個胖子，先奪張士誠江北領土，繼而迂迴湖州、杭州，吞併張士誠南方領土，對坐鎮蘇州的張士誠形成包圍之勢，最終發起總攻。從公元1365年十月舉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滅張士誠，拿下北伐中原一統天下的最大本錢，可謂步步為營。之後的北伐滅元之戰，方略更是穩妥。先取山東河南，最後匯攻元大都，水陸並進穩打穩紮，兵不血刃收復中原，再集中力量，徹底摧毀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終於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戰火中屹立而起。

這個盲點，是一次普通的問答，主人公是朱元璋與劉基。背景簡單：一個是已佔有南京，基業初立，卻身處元朝廷、張士誠、陳友諒三強夾縫中，爭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紅巾義軍將領」朱元璋，一個是聲名在外的江東大儒，亂世中九九藏書久歷沉浮，經多次邀請方投奔而至，初來乍到的大謀士劉基。

「一個平民出身的起義者，用戰勝自己的方式，戰勝天下，開創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個關於勇敢者探險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卻是一個更接近於普通人奮鬥脈絡的奇迹。」

各有千秋的見解，串聯起朱元璋的成功史。無數的歷史畫卷中，被遺忘的卻是發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個「盲點」，恰是這個盲點，藏著朱元璋問鼎江山的答案。

如此「九惡」泛濫，又何談「一統天下」。

既是「農民起義」，招兵買馬，自然脫不了古代各類怪力亂神，所謂「明教」「白蓮教」甚囂塵上，自然為「讀書人」所不齒，也自然多瞧不起「讀書人」，於是「褻瀆聖人之道」也就正常。起義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貧民，既敢起義，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則仇富，仇富則免不了濫殺濫搶。起義領導者也多為「草寇」，有長遠眼光的不多，於是更「殺伐無度」。莊稼漢出身的農民，從將領到士兵，皆沒受過正規軍事訓練，除卻少數無師自通的軍事天才，大多數是烏合之眾。起義多是自發，沒有明確的綱領與目標，一旦遇挫，自然內部渙散，分崩離析，各支起義隊伍所屬不同，既無眼光，自然計較眼前利益，自相殘殺也就不奇怪……所謂「九惡」，換位思考，發生在農民起義身上，卻是正常。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內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萬民夫治黃河，因官吏暴虐導致民怨沸騰，終在「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蓮教首領劉福通、韓山童率領，在河南黃陵崗起事，推倒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多米諾骨牌。

可「起」得快，「滅」得更快。身為「核心」的劉福通起勢猛，一度攻克宋朝舊都汴梁，接著揮師三路北伐，氣焰滔天，卻犯了「九惡」中「攻伐無度，形同流寇」一條。三路北伐只知流竄攻城略地，毫無戰略目的。接著又不幸「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西路軍攻陝西鳳翔失利，一路潰散。東路軍受挫後起內訌，兩位主將趙均用和毛貴窩裡斗，先是趙均用殺了毛貴，接著趙均用又被毛貴手下殺掉。赫赫大軍，群龍無首，頓成流寇。雖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佔領高麗，卻終在元朝鎮壓下全軍覆沒。元氣大傷的劉福通連連敗陣，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擊破后，攜「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復宋」，曇花一現。

恰如海外明史學家黎東方先生所說：「元末各類割據政權，多徒有『國家』之表，卻無『國家』之實，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實，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

在這場天下紛爭中，最終的勝利者，必然是一個「九惡」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惡」變成「九不惡」，這個人，終將成為這個時代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