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其演講的內容看，這句話所指的對象，是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國，但明王朝，恐怕對這句話也會體會至深。從建國開始，明王朝的主要戰略防禦重點，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從朱元璋起就修築長城，北方設「九邊」，囤積雄兵百萬，到朱棣時更遷都北京，加強北部防禦。來自於海上的威脅，從元末明初開始，先是倭寇的持續騷擾，屢剿屢不絕。不過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鬧。從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開始，倭寇卻成為困擾整個明帝國的大患，從山東到浙江再到廣東福建，倭寇肆虐中國東南沿海長達20年，這期間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繼來犯，東南沿海百姓慘遭屠戮無數。海上的敵人，漸成中國邊防大患。

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結林縣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後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連番打擊損失慘重，幾次被追得走投無路，最後決定賭一把，夥同徐唯學、葉宗滿等同夥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竄到廣東，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過了明朝戰艦的巡邏，此後就「放開金鎖走蛟龍」。他們先加入了海商許棟的走私團伙，許棟被明軍在雙嶼島擊斃后，部下差點鳥獸散，關鍵時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領殘部衝出明軍重圍。此後幾年，王直盤踞于東南沿海的海島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擊戰，對外貿易也做得有聲有色，憑著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斂了巨額財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勢力，也被他一一平滅。不但能打，王直還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軍頭目，有多人曾收過他的好處，與他相互勾結。經數年苦心經營，王直成了東南沿海中國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隻，必須要掛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當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個響亮的名號：老船主。

戰國時期開始，中國東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貿易謀生的商人群體，到唐宋元時期，中國沿海的海商已然漸成規模，甚至一度達到極盛之景。比如中國東南沿海邊民大規模地移居東南亞，就是從唐朝中後期開始的。到宋元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曾達到頂峰，東部的泉州、寧波、廣州等港口，皆為國際化貿易港口。元朝末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中，東南沿海起事的張士誠、方國珍等人，皆與東南沿海業已壯大的海商勢力有密切聯繫。比如張士誠麾下的諸多將領，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國珍雖是販鹽出身，卻是以聯合海商，「嘯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說東南元末農民大起義時，說「東南海寇四起，交相為亂」，誠為實情。

持續數世紀的倭寇之亂落幕了，但海禁問題，並沒有結束。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從爭天下開始，至最後一統河山，對海商採取的是嚴厲打擊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嚴厲打壓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戶們，不但課以重稅，更逼迫許多家族舉家北遷，至北方邊境地區屯墾。這裏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萬三。世人皆傳說他有「聚寶盆」，事實上他的發家方式很簡單，就是坐鎮周庄，利用運河便利收購內地貨物，再高價轉賣外國商人，方國珍、張士誠等人皆是他的「貿易夥伴」。《吳縣縣誌》說他的發跡「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萬三主動「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獻財物，為朱元璋修繕南京城牆，更出資犒賞軍隊。不過，他的這些行為卻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萬三，將其流放雲南，家產充公，7年後沈萬三死於雲南（又說貴州）。事情還沒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萬三二子沈至、沈庄又獲罪入獄，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臨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藍玉案由頭，朱元璋再次將沈萬三家人下獄，沈萬三曾孫遭凌遲處死。幾度整治，終讓這個元朝末年富可敵國的家族凋零敗落。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動心的徐海為試探明朝態度，發動了對浙江沿海的試探性進攻，徐海軍連掠瓜州、慈溪，明朝潰不成軍。胡宗憲果斷判斷出徐海的意圖，一面調集重兵與徐海對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責徐海。徐海試探著提出，要胡宗憲給他的部下「犒賞」，胡宗憲大手一揮送來5萬兩白銀，外帶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試探性進攻，在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奮戰，殺退徐海。恩威並施下，徐海終於服軟，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給徐海放風，說徐海的同夥陳東、麻葉二人也準備投降。幾番權衡下，徐海降心漸定，主動從浙江沿海撤退，並放還先前抓獲的200多明朝俘虜。就在徐海鬆懈間，九*九*藏*書胡宗憲突然發動進攻，派俞大猷奇襲徐海的老窩乍浦島，一舉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積累的財物被洗劫一空，眾多部下的親眷也落入了明軍之手。如此一來，先前被胡宗憲「求著投降」的徐海，如今卻不得不投降了。

在明王朝立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海商」，其實是一個非法的詞。

今人說到抗倭，波瀾壯闊的戰鬥說了很多，不過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卻會讓後人驚訝：與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結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當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紛紛參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橫嶼島之戰」，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頭等人聯合佔據浙江橫嶼島，將當地建成了一個「國際貿易港口」。日本歷史學家藤田豐八曾贊此地為「十六世紀的上海」。島上貿易繁榮，商旅雲集，不但各國商人紛至沓來，就連當地周邊的商戶也紛紛參与。島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頭的「衙門」，葡萄牙人的教堂和醫院，儼然一個國中之國。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閩浙總督朱紈調集大軍，發動強攻，一舉攻破雙嶼島。上島后他驚奇地發現，島上40里長的主幹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紈不禁感嘆道：「商旅往來之多，由此可見。」雙嶼島之戰後，大批的「海賊」們逃至福建地帶。朱紈趁熱打鐵，火速追擊，相繼在福建吳語和走馬溪重創「海賊」，且嚴厲打擊走私，將有「通番」行為的90多名罪犯當眾正法，重手打擊下，福建「倭患」稍息。

許多歷史書里，這三位「海賊」，毫無例外地都被稱為「漢奸」，因為他們與此時肆虐中國沿海的倭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三個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標不同，下場卻殊途同歸——被明王朝鎮壓。

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變日本歷史，而是改變中國歷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時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當老大；當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賭的性格，他都實現了，而在他心裏，卻還有一個終極的理想：廢除海禁，讓海外貿易合法化。

比起有理想的王直來，同樣被看做「漢奸」的徐海，是一個有點理想的人。

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調整，規定凡外國來華貿易的貨物，但凡「私貨」，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稅。從此開始，原本負責監管私貨貿易的市舶司，職責更多轉向了稅收。原本由市舶司監管的「私貨互市」，改由市舶司在當地組織「牙行」來完成。所謂「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當地人組織市場，管理「私貨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當地「有抵業人戶」，其實就是與市舶司關係密切的當地商人。此時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時期，先是劉瑾亂政，繼而劉六劉七起義，隨後明武宗又北伐蒙古，遊獵四方，上上下下花錢的地方很多。經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廣東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銀就達30萬兩，給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從此時起，市舶司的職權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勢力藉助「牙行」掩護，走私活動日益猖獗。

如果說對王直，胡宗憲尚存招安之心的話，那麼對徐海，胡宗憲從一開始就下定了決心：除惡務盡。可徐海太惡，明軍的實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與王直接洽的同時，胡宗憲假意拉攏徐海，連番派使者接洽，並向徐海出示王直與胡宗憲往來的書信。得悉王直也欲歸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帶他十分寵愛的美妾王翠巧早不願過這種顛沛流離的日子，天天給徐海吹枕邊風。徐海也深知，竄犯海上，並非是長久之計，總要給以後謀個出路，因此也與胡宗憲頻繁使者來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親信王傲在幾次出使后，被胡宗憲策反，成了明朝的內應。滅頂之災，逐漸降臨。

上了船的徐海，經過無數次戰鬥才發現，吃齋念佛半輩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戰。

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萬三，有說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財富，也有說是因為沈萬三犒賞軍隊，犯了朱元璋的忌諱。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明朝一統天下后，先前張士誠、方國珍等部的殘餘勢力皆盤踞沿海諸島，時常伺機騷擾內地，他們勾結倭寇以及沿海海商，連年作亂。對此朱元璋採取了最簡單粗暴的辦法，一面在東南沿海屯兵50萬，設立衛所上千，加強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國內與「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們。沈萬三，就成了朱元璋「殺雞儆猴」的道具。同時朱元璋厲行閉關鎖國，就在沈萬三獲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https://read.99csw.com開始設立的泉州、明州、廣州三處市舶司。大明律更規定：凡擅自造船且與外國人交易的，一律處斬，家人流放戍邊。「嚴打」之下，自唐宋起日趨繁榮的中國東南海外貿易，幾乎禁絕30年。

胡宗憲到任不久，王直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他從四月起，先打下太倉，又打下蘇州，接著攻克青浦、嘉定、閘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區，輕輕鬆鬆來了場自駕游，所過之處殺戮無數，財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軍隊根本無法抵擋。兵威之下，胡宗憲很識趣，開始謀求「和平解決」，他先派使者蔣州出使日本，與長崎諸侯源義朝達成協議，以給予朝貢貿易特權為條件，令這路日本諸侯放棄侵擾，這等於給了王直一個和平信號。王直隨即向胡宗憲表示，希望雙方進行和談。雙方往來使者數次以後，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開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會停止侵擾，更會幫助明朝剿滅其他肇事的海盜勢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憲能做主，但開放互市卻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隊人馬開至浙江，在得到胡宗憲有關人身安全的保證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與胡宗憲面談，並再次托胡宗憲轉奏明王朝，請求開放互市。

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盜的，徐海是「被海盜」的，相比之下，吳平的資格卻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盜的。

在明朝海禁開放前，稱雄東南沿海的海商們，耳熟能詳的是三個人：王直、徐海、吳平。

胡宗憲的幾招徹底制服了徐海，隨後徐海俯首帖耳，表示願意誠心歸降。胡宗憲趁熱打鐵，讓徐海率兵消滅自己的老搭檔陳東、麻葉，作為歸降的「投名狀」。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頭，隨後徐海再次發揮「水戰天才」，連續消滅陳東、麻葉兩個同夥，將兩人綁了送給胡宗憲。如此一來，橫行東南一世的徐海，終在海盜里眾叛親離。得此結果胡宗憲立刻傳話徐海，允許他歸順。徐海立刻帶上萬部下來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軍威浩大，明朝官員無不心驚。胡宗憲不懼，擺出總督派頭鎮住了徐海。接著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裝，安置在杭州城邊的沈庄，此時徐海正在憧憬著「太平日子」的美夢，面見胡宗憲的時候就表示：「此次歸順，不求大富貴，但願得一閑職，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場災難馬上要降臨了。

觀明朝立國之後的海禁政策，至16世紀初葉，可謂演變甚多，海禁的嚴厲程度，可以說是時緊時松，但總的趨勢，卻是越來越松。此時明朝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初興，東南沿海海商勢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許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許可權，也在一步步縮小，原先的包辦一切，變成越來越多的放權。但與此同時，從永樂至正德年間，明朝市舶司的關稅收入卻在直線上升，早年的「花錢買面子」，變成此時稅額日益增加。海商許可權的擴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實亡，已是大勢所趨。此時，一個外來因素的加入，給這個大趨勢加了催化劑——葡萄牙人。

次年，始終耿耿於懷的明王朝決定「跨國追捕」，由湯克寬與戚繼光聯合率軍，進入越南繼續追殺吳平。明軍從越南金蘭灣登岸，分路搜捕吳平下落，終於在萬橋山包圍吳平，經一場激戰，全殲吳平部390人，吳平死於明軍炮火下。這場小規模的戰鬥，在明王朝歷史上有重要意義：他是最後一夥被明軍殲滅的倭寇，此戰之後，中國東南沿海，再無大規模倭寇侵擾。

「海禁」口子的鬆動，是在明朝「靖難之役」結束，永樂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開始的。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永樂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廣州三地重開市舶司，尤其是廣州市舶司，不久之後由宦官監管。朱棣有此舉，一面是為即將開始的「鄭和下西洋」做準備，另一面也是為加強對官方「朝貢貿易」的管理。明朝海禁與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並非「閉關鎖國」，而是將海外貿易權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進行官方貿易。但這種官方貿易基本是「花錢買面子」，往往都是花買人蔘的錢換外國人的蘿蔔，以體現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兩個縫隙，也在此時產生——私貨與互市。

主動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然而比起這兩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時的明朝東南，還有第三股海商勢力，這個沒理想的人雖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卻也是彼時明王朝頭疼的角色——吳平。

比起王九-九-藏-書直主動賭一把，傾家蕩產做海盜。同是梟雄的徐海乾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賊船的。

說三個海商有什麼區別，或許可以這麼說：一個很有理想的，一個有點理想的，一個根本沒理想混吃等死的。

這時正是16世紀初葉，西方「新航路開闢時期」，葡萄牙船隊一路拓展，先擊敗壟斷印度洋貿易的印度艦隊，又佔據馬六甲，下一個目標就到了中國。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訪中國，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隊抵達珠江口，他們要求與明朝政府貿易，因為拿不出明朝朝貢貿易的「勘合」（貿易許可證），遭到明朝政府拒絕。不過，葡萄牙人發現了另一群人——廣東當地的走私商人們，他們主動與葡萄牙進行交易，且給葡萄牙人做嚮導。通過在廣東「牙行」供職的商人牽線，葡萄牙成功向廣東鎮守太監行賄，獲得了入京覲見朱厚照的機會。孰料好景不長，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對葡萄牙採取了強硬態度，不但驅逐了廣東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調動水師，在廣東屯門、西草灣兩次痛擊葡萄牙艦隊。眼見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沒戲，葡萄牙開始和沿海的海商們勾搭連環。這些常年在東南沿海搞走私貿易的海商，在當地熟門熟路，且飽受明朝政府打壓，自然樂意與葡萄牙合作發橫財。從此，葡萄牙人、倭寇、東南海商聯合作亂，反覆騷擾東南沿海，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時期開始的「倭患」。

他本是杭州寺廟的一個和尚，法號叫普靜，每日吃齋念佛，日子也算無憂無慮。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門來，哄騙他一起出海做生意發財，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來是做海盜。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當年一起隨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學，徐海就這樣，成了王直手下的一個馬仔。徐乾學想擺脫王直自立，踢開王直單獨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戰鬥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親人的徐海，就這樣加入到了倭寇的隊伍里。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經過精心準備，明王朝發重兵圍剿吳平，這支大軍由名將汪道昆為總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軍，戚繼光的戚家軍，還有四川劉顯的川軍。三支明朝最精銳的王牌軍皆拿出來對付吳平，可謂動了血本。五月中旬戰鬥打響，吳平收縮防禦，將戰船集中在梅嶺，阻遏明朝水師突進，另在南澳山頭上挖掘戰壕，儲備了3年的口糧，意圖長期堅守。孰料戚繼光出奇兵，親率千人敢死隊，從山路小路殺入，一下子抄了吳平的後路。明軍隨即發動總攻，俞大猷的水師奮力突擊，在梅嶺全殲吳平水師。全軍覆沒的吳平不愧「鬧海長鯨」，硬是在明朝水師炮火下駕船沖開缺口逃生。可嘆的是，因此事，在此戰中立下頭功的俞大猷遭總督汪道昆彈劾，竟遭撤職查辦。

所謂「私貨」，就是外國來朝貢的使團，除了攜帶進行朝貢貿易的貨物外，往往還夾帶許多私人貨物，用以進行私下貿易。而貿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監管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互市」。這種情況在永樂元年就曾發生，渤泥國使者在南京與當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請示朱棣是否徵稅，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稅。這以後很長時間，對「互市」少徵稅甚至不徵稅，就成了慣例。如此一來，大批外國使團「朝貢」時，都爭相夾帶私貨，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貢貿易還要熱鬧。歷經朱元璋時代打壓的中國海商，就這樣緩慢地復甦起來。

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講的時候，曾有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來，我們總以為敵人來自於草原，直到吃了虧挨了打才明白，我們真正的敵人來自於海上。

今人說起王直的發跡史，無不說他勾結倭寇，作亂東南。事實上，王直雖然一直往來於中日之間，但一直到他當海盜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帶了3個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買賣」，基本都是他的團隊單幹。當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擊，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長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盤，起名號叫「宋國」，在當地自立為王，招兵買馬，成為各路「海賊」中實力最強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諸多日本倭寇為由，稱其為「漢奸」，其實所謂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順便說一句，盤踞長崎的王直，將與自己一直有貿易往來的葡萄牙人介紹給長崎當地諸侯源義長，葡萄牙人從此獲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傳教的權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軍事科技開始大量傳入日本。後來的織田信長，正是積極向葡萄牙學習火槍技術，最終統一日本。說此舉改變了日本歷史，毫不過分。

明王朝不知道的是九*九*藏*書，朱棣重開市舶司后至15世紀末的這近一百年，中亞國家戰亂，陸上絲綢之路今不如昔，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在歐洲國家價格暴漲，而轉運東方貨物的「馬六甲航線」，這一時期正控制在西亞和東南亞國家手中，他們通過「朝貢貿易」得到的中國貨物，向西方國家高價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貢貿易」的負擔。一面是市舶司管理鬆弛，外國朝貢使團往往違反規定，帶來超過限額的貨物進行交易，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單全收。「朝貢」的越多，明王朝賠本也就越多。同時明王朝土地兼并嚴重，自明英宗朱祁鎮在位開始，國家田賦收入連年銳減，朝貢貿易也就越發力不從心。

嘉靖皇帝去世后，隆慶皇帝朱載垕即位。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開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時隆慶皇帝，接過的是嘉靖皇帝留給他的「爛攤子」，國庫的存糧，只能支持一個月。財用匱乏下，開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選擇。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載垕正式下詔，解除自朱元璋時代起已實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許沿海商民與外國商人進行貿易。這一事件，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隆慶開關」。此後至明朝滅亡的70多年裡，據西方經濟學家統計，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銀都輸入了中國，中國東南沿海經濟從此蓬勃發展。原本是「非法武裝」的海商，終於獲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時代已然進行了近100年後，古老的明王朝，終於敞開大門，迎接世界。

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統年間，情況繼續起變化，彼時明王朝承平日久，東南沿海經濟發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壟斷的商業走私活動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擊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嚴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頓，嚴禁沿海邊民私下與海外商人貿易。但新海商勢力還是發展起來，比如在福建，就出現了專門交易走私貨物的「鄉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網路，並在正統年間演變成轟轟烈烈的鄧茂七大起義。起義雖然被明王朝鎮壓，但彼時明王朝剛剛經受「土木堡之變」，國家元氣大傷，因而對參与叛亂的眾多走私勢力「脅從不問」。顧炎武的《日知錄》上說此後「私通番者益多也」。

朱紈之冤，後人大多歸結為「奸臣陷害」，「奸商誣陷」，但一個實際情況是，不止福建當地與「海賊」有勾結的勢豪大戶們，就連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狀告朱紈。當地沿海百姓，多年以來都參与走私貿易，許多人以此為生。朱紈秉承嘉靖帝聖旨，到任后厲行海禁，打擊走私，自認為「為民做主」，卻無意斷了大多數人的活路。彼時福建，走私猖獗已經多年，當地士紳權貴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參与其中，就連京城的福建籍官員，也多有人從中漁利。海商猖獗，作亂沿海，其實是明王朝一百多年來海禁自釀的苦果。

翻檢明朝中期有關「海患」的各種史料時，我們卻驚訝地發現了如下的幾個新名詞。一是「奸民」，多出現在有關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類記錄中，稱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嚮導，繼而侵擾中國東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數人，後來卻有「人心思亂，百姓紛紛為奸民」的記錄。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來自日本的海盜倭寇，假倭卻魚龍混雜，有「海匪」、「海寇」、「海賊」，都是沿海當地華人。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假倭」騷擾的次數和規模，要遠遠大於「真倭」。如此奇景，確為先前歷史所罕見。不管「奸民」還是「假倭」，卻都折射出了另一個新名詞：明朝中期，中國東南沿海的華人海商。

要說吳平的發家全靠撿了王直、徐海的「洋撈」，卻也不盡然，和徐海一樣，吳平也是個擅打海戰的高手，連船堅炮利的葡萄牙艦隊都被他打劫過，人送綽號「鬧海長鯨」。比敢賭的王直，他膽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國際主義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廣東，也時常竄犯朝鮮、越南、爪哇等周邊國家，他的部下也是華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稱「國際海盜團伙」。他的據點，是今天廣東福建交界的南澳島，此地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且打劫方便，明軍曾數次強攻，皆無功而返。此時嘉靖帝急欲解決倭寇問題，連下詔書申斥當地地方官。為求政績，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戲」（這次是真心想招安），吳平狡猾，先答應了招安，卻死守著南澳不挪窩，中間不斷向明朝獅子大開口要軍餉，且抽個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吳平「降而復叛」，大肆掠奪福建、廣東地區，一度兵逼福州，九*九*藏*書被耍得團團轉的明王朝才知道上當了，而彼時吳平，已擁兵數萬，且有巨型戰艦百艘。無論當年的王直還是徐海，論實力都難與他同日而語。

吳平，福建邵安梅嶺人，從明朝正統年間開始，這裏就是走私的重災區，吳平的祖父、父親，皆上過明朝當地政府的通緝令，到吳平這一代更闖出了名堂。橫嶼島之戰時，他只是一個跟著李光頭衝鋒的小頭目，一場橫嶼島之戰，閩浙地區有影響力的海盜頭目，大部分都被明軍捕殺了，小頭目的吳平從此脫穎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盜林國顯的侄女婿，在林國顯的幫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團伙。而後就隨幫附伙竄犯東南，王直囂張的時候，他跟著，徐海囂張的時候，他也跟過，等著王直和徐海相繼伏誅后，吳平收羅了兩人的不少部下，實力一下子膨脹，一躍成為了東南沿海勢力最強大的華商，並接下了王直死後與日本方面的「合作關係」。從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開始，吳平大肆竄犯福建一帶，相繼攻克興化、走馬溪、吾嶼等沿海重鎮，殺掠平民無數。明朝倭患的重災區，也從浙江轉到了福建廣東。

其實一個多世紀以來，明朝質疑海禁的聲音始終未停息過，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歐陽德就曾進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還是「嚴」的問題上始終搖擺不定。朱紈的憤然自盡，王直的壯志未酬，悲劇根源皆於此。隨著明王朝政局的變動，越來越多的「陽明心學」學派的大臣執掌國家大政，這些「新思想」洗禮下的官員，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對海外貿易持開明態度。嘉靖晚年，徐階為內閣首輔，曾奏請開放海禁，遭到諸多「清流」們的反對，此事最終不了了之。但海禁之開，已為時不遠。

是夜，胡宗憲調集了最精銳的俞大猷部，對徐海的降兵發起突襲。明軍忽然殺到，毫無防備的徐海部登時大潰敗，經一夜殺戮，徐海部上萬人被殲滅，全軍覆沒的徐海，走投無路下憤然投水自盡。這支僅次於王直的東南第二大「海寇」勢力，在胡宗憲一步一步的算計中，就此覆滅。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憲就任浙直總督，讓王直看到了賭一把的曙光。

然而事情在這時候起了變化，開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態度曖昧，但聞聽王直已經登岸至胡宗憲營中，朝中的「反對派」們登時底氣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確拒絕了「互市」的要求，接著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設計誘捕了王直。胡宗憲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對付倭寇，沒想到事與願違，可還沒等他發火，王本固理直氣壯的彈劾就來了，言之鑿鑿地懷疑胡宗憲「通倭」。朝廷里的「憤青」們也口誅筆伐，連番斥責，重壓之下，為保全自己，胡宗憲只能緘口，不再為王直辯白。即使是在獄中，王直依然不放棄自己的初衷，連番向朝廷上奏摺，先是保證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禦倭寇，更坦言如果開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過外貿獲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終充耳不聞。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處斬，臨終有遺言：「死我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此話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誅后，其部下在養子毛海峰的帶領下盤踞浙江岑港，與明軍對抗，明王朝調集了戚繼光、俞大猷兩位抗倭名將，苦戰8個月方攻克。更讓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劇，群龍無首的海盜們，對明朝東南沿海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時，海盜入寇，不過幾千人，王直死後，幾乎每次入寇，都是上萬人的大規模入侵，慘烈程度，遠超先前。

但讓人扼腕的事情發生了，立下戰功的朱紈，旋即遭到彈劾，眾多御史紛紛指責朱紈「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眾議洶洶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罷掉朱紈官職。朱紈受不了這個氣，憤然感嘆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慨然服毒自盡。

徐海擅長打海戰，幾乎是無師自通，不但獨創了海戰陣法，還精指揮。彼時明朝水師的主力戰艦是「大福船」，噸位和火炮都優於倭寇海盜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艦隊，倭寇大多都是「好漢不吃眼前虧」，開幾炮立刻開溜。徐海卻不溜，他獨創了「近戰法」，利用倭船速度快靈活的優點，發揮鐵炮小炮的優勢轟擊明軍，多次成功「以小搏大」，憑節節勝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裝。他的角色類似於抗戰電影里那些領著鬼子掃蕩的漢奸們，即給日本海盜做嚮導，在中國沿海侵擾，事後坐地分賬。因他的部隊戰鬥力強悍，明軍多不敢戰，許多沒種的明朝水師見了「徐」字戰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時明朝水師中，能與徐海對戰的水軍將領，僅俞大猷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