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聲名鵲起，但在明英宗、明憲宗兩朝的30多年裡，頗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縱論時事，比如朱見深發動的數次「搜套」戰爭，丘浚與兵部官員看法一樣，反對草率動兵，他一句「難事不在戰與否，卻在戰而勝之」，可謂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問題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書白昂的「賠錢論」，認為開發河套固然費錢，但「河套農桑之利，足輸九邊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費之憂，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兩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韃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時間」上書，建議朝廷「速屯邊兵，遷移流民，充實河套邊防」。對於眾多朝臣一籌莫展的「經費問題」，丘浚創造性建議出台「優惠政策」，鼓勵北方商人特別是山西鹽商在河套興置產業，開墾農田。此項奏議引起罵聲一片，戶部尚書殷謙指責丘浚「身擔禮部要職，不思本務，卻妄議戶部事，此瀆職之行也」。刑科給事中毛弘更給丘浚扣了個「擅變成法，妄論祖制」的帽子，戶科給事中丘弘更過分，甚至懷疑丘浚「私通商賈，暗收賄賂，不可不查也」。對這一切，朱見深倒是「不查」，卻也「不納」，反多次勸丘浚「汝憂心國事雖可嘉，然理財用兵皆非汝之責，朕用汝，乃用汝之長野」，還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當然這期間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頒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國各縣縣令，每年需選拔3名本地家境困難卻好學上進的14歲以下少年才俊，上報中央由國家資助完成學業。這可稱是世界上最早的「義務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國子監祭酒（中央大學校長），多年來悉心教育，為國家培養諸多人才，弘治、正德兩朝諸多英傑皆出自他門下。在編修《英宗實錄》的同時，他也編寫了另一部史料經典——《宋元綱目》，這部詳細記錄宋元時代蒙古人歷史的著作，不但成為之後明王朝制定對蒙古政策的重要參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國蒙古史學者的重點研究對象。雖在朱見深時代被認定「治世之才稍遜」，丘浚禮部侍郎的位置卻穩如泰山，在錯綜複雜的官場爭鬥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禍得福。但「坐山觀虎鬥」的丘浚也不閑著，兵部尚書項忠罵過丘浚「紙上談兵，神似趙括」。後來汪直陷害項忠，丘浚也讓自己的門生御史楊禮「跟風」彈劾，落井下石一把。戶部尚書楊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結下樑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費」的黑材料，黯然罷官回鄉，至於兩位曾給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著」，時常趁給朱見深講課的機會「說壞話」，終令二人先後被撤職丟官。其睚眥必報的行為，也為他最後的悲劇埋下伏筆。

丘浚出生於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運非常坎坷，生下沒多久父親即病死，與母親相依為命。雖家境貧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導丘浚學業，丘浚也從小就體現出無與倫比的天賦，3歲即能識千字，更「過目成誦，出口成章」。不僅天賦驚人，治學也同樣刻苦，自小就酷愛讀書，家裡沒錢，就想盡辦法借別人家書讀，史載「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縣裡一家老學究借書，老學究不借，丘浚在老學究家「軟磨硬破」半個月，嚇得老學究竟然跑到縣衙報官，當地縣令知道后勸解道：「既有好學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許丘浚借住在老學究家中翻閱。少年丘浚博覽群書，不僅經史子集爛熟於心，天文地理，釋道農桑，算學醫學，皆有所涉獵，ｒeaｄ•９9ｃsw.ｃｏｍ明史上說他「以博綜聞」，恰是這段時間打的底子。

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帶著「以濟天下」的夢想，丘浚參加廣東鄉試，一舉拔得頭籌。3年後丘浚拜別母親，赴北京參加會試，這次卻「摔了跟斗」，不但沒考中，甚至連歸家的路費都沒有。幸好國子監祭酒蕭滋賞識丘浚才華，舉薦他入國子監繼續學習，之後不但悉心輔導丘浚學業，更在生活上時常接濟。7年之後，丘浚終於金榜題名，以一甲身份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講。翰林院被後世戲稱為「宰相培訓班」，可謂前途大好。3年之後，丘浚的「恩人」蕭茲橫遭劫難，此時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復辟后，本屬景泰帝一派的蕭茲被清算，免去內閣大學士之職，罷官回鄉「永不敘用」。眾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獨丘浚「仗義」，竟親自在郊外相送。接著有人給朱祁鎮打了「小報告」，朱祁鎮聞聽后卻讚歎說「於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沒有難為丘浚，反而將丘浚提拔為「翰林院侍讀」。天順朝的八年間，丘浚的主要工作是為朱祁鎮講學，每次「侍講」時，丘浚「洪亮流利，旁徵博引，滔滔不絕，切中要務」，朱祁鎮「大喜之」。天順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開始，朱祁鎮身體每況愈下，諸多政務皆交給時任太子的朱見深處理，朱祁鎮對朱見深談起丘浚時說，丘浚「博通古今典章，雖善雄辯然治世之才稍遜，卻可多聽之」。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峽之亂，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時，也讓丘浚的「治世之才」嶄露頭角。叛亂伊始，諸內閣大臣皆反對朝廷派兵，建議由兩廣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獨丘浚上書反對，言侯大苟不可輕視。之後叛亂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韓雍為將，調重兵鎮壓。此時的兵部尚書王復定下了「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丘浚上書反對，提出「直搗大藤峽」的建議，並詳細分述步驟，第一步先佔領廣西荔浦，切斷叛軍退路，繼而16萬大軍分三路，一路主攻，兩路佯動牽制叛軍，最終三路會攻大藤峽，徹底剿滅叛軍。奏報送上后，兵部官員皆以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變后帶頭毆死馬順的那位）嘲笑說「豎子不知兵，實乃胡言」。但內閣首輔李賢和前線「總指揮」韓雍卻大為讚賞，最終依計行事，一舉剿滅大藤峽叛軍。韓雍「直搗黃龍」的妙手，實為丘浚「運籌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聲名鵲起，原本以為丘浚「治世之才稍遜」的朱見深也對他刮目相看，之後節節高陞，先提升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又以禮部侍郎身份兼任「國子監祭酒」，坐上了當年「恩人」蕭滋的職務。其間丘浚還受命編纂《英宗實錄》，為掩蓋明英宗朱祁鎮的過失，曾有同僚欲在編纂實錄時給於謙妄加罪名，丘浚卻堅決反對，堅持秉筆直書。因他的剛直，我們今日才看到「奪門之變」的真相。

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裡偷閒，默默地做著一件事，正是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鳴驚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

丘浚也未讓朱祐樘失望，除高瞻遠矚外，具體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謀划詳盡。弘治三年，朱祐樘著手整治江南稅賦，清理歷年積欠，丘浚認為「百姓苦於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賦稅，方可兩難自解」，繼而詳細謀划，重施周忱時代的平米法。在具體稅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問責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報計劃」，具體稅額，以朝廷下發的「憑票」九-九-藏-書為據，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動，就堵住了官員「貪墨」的口子。在稅糧運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補制」，每年負責押送運河稅糧的「運軍」，由兵部統一補貼，減輕運軍負擔，運軍所過之府縣，由當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聯合監督稅糧押運盤點，實行「集體負責」他還創立「扣分」制，凡稅糧有減損，各級負「連帶責任」的官員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動「下崗」。苦心謀劃下，成化朝時期連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終重現生機，數百年後，清末政治家曾國藩也曾感嘆：「前明弘治時，民不加賦卻國用足，誠為我朝之鑒也。」

但相比于「弘治中興」18年的諸多英傑人物，無論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內閣首輔徐浦，還是被贊為「弘治三君子」的馬文升、劉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讚譽為「公謀斷內閣」的謝遷、李東陽、劉健三位閣老，甚至比起地位遠不如他的楊守隨、王瓊、姜宛等地方官，身為大明朝「副總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記錄多被一筆帶過，且在清代更遭諸多「大儒」的口誅筆伐，生前身後的評價相去甚遠。有關他的記錄，很少見於專門的傳記，只能從明朝中期的歷次「大事件」中摘錄整理。聲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

雖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時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兩京之獄」時，更救下多名得罪權臣劉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給事中眼裡的「大恩公」，趕走王恕，丘浚可謂得罪天下言官。此後幾年，任丘浚鞠躬盡瘁，各路言官口誅筆伐，彈劾丘浚的奏章絡繹不絕，從而徹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積勞成疾的丘浚與世長辭，享年73歲，朱祐樘大為悲痛，追贈太傅，謚號文庄，並撥大內專銀在丘浚家鄉修建陵寢，其墓高6米，分16級台階，上有朱祐樘親筆提寫的「理學名臣」四字，足見悼念隆重。但朝臣們反應冷漠，喪禮的時候弔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劉文泰前來弔唁，一進門就被邱家家丁亂棍轟出來，丘浚夫人當場哭罵：「汝損吾夫清譽甚矣！」

丘浚，字仲深，號玉峰，瓊山，別號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瓊山縣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經濟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稱為「海南雙壁」。與他並稱為「雙壁」的，是後來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對國庫儲備空虛殆盡，財政收入銳減，大江南北自然災害四起，北部邊關戰火連連，大明王朝內外交困舉步維艱的局面，身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兩個關鍵點——效率、稅收。經嘔心瀝血苦心謀划，終幫助明王朝擺脫困境，重新迎來複興的局面。其卓越貢獻，不但匹配得「雙壁」的名號，更堪稱弘治中興的「總設計師」。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僅數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來的一份石破天驚的禮物——丘浚嘔心瀝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學衍義補》。

雖是「損清譽甚矣」，但彌留之際，丘浚依舊「一心撲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後時刻，丘浚雙目近盲，難以寫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議朱祐樘「可招募邊地良民為壯勇，以補軍戶之兵不足」。依此議，丘浚去世數月後，朱祐樘正式頒布了《民壯法》，即從農村鄉民中選拔精壯民兵，農閑時訓練，戰時編入軍隊，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義務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會典》的修訂綱要，依丘浚的「提綱」，兩年後朱祐樘正式下詔修改《大明會典》，刪去九九藏書朱元璋時代諸多苛刻刑法條文，可謂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邊的這位「記錄員」，是丘浚弘治元年編纂《明憲宗實錄》時的助手，丘浚當時就贊他「宰輔之才，他日成就遠勝於我」。這個人，就是彼時翰林院修撰，後來大明正德朝內閣首輔，被明史讚頌為「鎮靜持重」「補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楊廷和。

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書一經問世，自然引起軒然大|波，時任內閣輔臣的徐浦認為丘浚之說「妖言禍國」，但年輕的朱祐樘卻深感興趣，數夜「挑燈研讀，時擊掌嗟嘆，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數日後對丘浚表達了「讀後感」：「此書既為救時之良策，更為治萬世之遠謀。」當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負責刊印，全國發行。

在成為「閣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鹽政改革，影響更是深遠。改革的對象，正是朱元璋時代楊思義首創的「開中法」。「開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國家壟斷鹽業貿易的前提下，用授權鹽業貿易的方式，鼓勵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但在明朝中期，這一政策已很難實行：一者是官員貪墨，利用鹽業貿易漁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虛作假，利用明王朝發放的「鹽引」擴大食鹽貿易，甚至造假「鹽引」漁利。但最重要的一條是：「開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糧食換鹽，但是在明中期，鹽價和糧食價格的比例早發生了變化，單純的「以糧易鹽」早已無利潤。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雖屢次清查，查辦大批貪墨官員，但諸多鹽商對此應者寥寥。

這個問題，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也有論述：「開中法之弊，貪墨為其表，無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戶部尚書葉淇陳奏，朱祐樘正式改革「開中法」，由原來的「以糧換鹽」，變為「以銀換鹽」，一字之變，即引得商人紛紛響應，國家得到大筆收入充實國庫，北方鹽業貿易也因此繁榮。此奏議雖由葉淇提出，但身為閣老的丘浚是堅決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極力贊同，更與反對改革的徐浦等人據理力爭，他更看到了葉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請朱祐樘「調太倉之糧輸九邊，以太倉糧易九邊銀」，即用政府行為「宏觀調控」，防止銀多糧少造成物價飛漲。可年輕急於求成的朱祐樘這次並未採納，事實果如丘浚所料，數年以後，北方邊境糧食價格暴漲，差價竟與中原相差3倍。從此時起，原本壟斷食鹽業的明王朝變成了「批發商」，鹽業貿易的繁榮，帶動了兩淮和山西兩大商人集團的崛起。國家不但通過開中法獲得了大量收入，更從鹽業貿易中抽取了大量鹽稅，明末史學家談遷曾讚歎道：「國朝鹽業之利，自此數倍於前。弘治中興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這「中興之局」中，嘔心瀝血的丘浚實現了祖父「以濟天下」的厚望，明史稱他「一代賢輔」「中興賢儒」，至為公允。

正是以這部《大學衍義補》為參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闊斧，開始了對於大明王朝政治經濟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書中「官職不在多，卻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卻在督考」，朱祐樘啟用王恕為吏部尚書，設立「京察」「栓選」「評考」制，即後來張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稅收上，如丘浚書中所言「國家財稅之銳減，一在土地兼并，黃冊萎縮，二在米糧通運，耗費巨大，三在機構重疊，關節橫生」，朱祐樘簡化了稅收體系，裁減稅收機關，在全國範圍內遏制兼并，並繼續開放遼東和湖廣的「無人區」，招募農民屯墾，緩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納銀錢」制，即農民可將半數稅糧以白銀方式繳納，這一條，即是後來「一條鞭法」的前身。弘ｈｔｔps://rｅaｄ.９９ｃsw.coｍ治五年，原內閣首輔劉吉被撤職，丘浚以禮部尚書身份入閣，首開明王朝「尚書閣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還是他這份「治世之才」。

王恕，字宗貫，時任明朝吏部尚書，在當時，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見深時代，他曾在雲南抵制明朝太監的「採辦」，且救下了因彈劾妖僧繼曉被下獄的言官林俊，一時聲名大振，民間有言「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將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書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腐敗，建樹頗多。同為清官能臣的他，本與丘浚是一類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樣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執掌「人事權」的吏部尚書，在六部中號稱「天官」，對待其他五部尚書時常趾高氣揚，對時任禮部尚書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閣后，王恕依然對丘浚指手畫腳，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無禮，且工作中時常抵觸。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員名單，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準備啟用治理經濟的「能臣」，二人為此大吵，王恕竟當著朱祐樘的面，數落丘浚成化朝時期陷害言官打擊項忠的「爛賬」，令丘浚大傷自尊。此後兩人「不交一言」，怨仇從此結下，偏巧此時，太醫院一個叫劉文泰的醫生也因「機關精簡」問題同王恕結怨，便藉機對丘浚大加奉承，兩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經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終於抓到了王恕的一條「小辮子」——成化年間王恕罷官歸鄉后，曾找當地秀才撰寫自己與奸臣作鬥爭的「光榮事迹」，其中對「先帝」朱見深的行為多有嘲諷。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雞蛋裡挑骨頭」，授意劉文泰上奏，指責王恕「誹謗先帝」，一時間朝野震動，大臣們紛紛藉此相互攻擊。朱祐樘命錦衣衛夜審劉文泰，稍一動刑，軟骨頭的劉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謀和盤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樣厭煩王恕「飛揚跋扈」的朱祐樘乘機命王恕「退休回鄉」，這位聲名顯赫的老政治家從此徹底告別了政壇。對於「打擊陷害」的丘浚，朱祐樘僅「申斥」之，並無任何加罪，一時間「朝議嘩然」。

事實正如徐浦所言，丘浚為人胸襟狹隘。成化朝時，僅因政見不和，便趁項忠、楊鼎等人遭陷害時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級，身兼大明朝「經濟建設」的重任，雖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撐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見，皆遭他「打擊報復」，甚至於同內閣同僚也時常爭吵。史載一次在內閣與同僚劉健爭吵，面紅耳赤時，丘浚竟「擲冠于地」，差點就動手開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彈劾丘浚，丘浚立刻當場對罵，徐浦說他「污言穢語盡出，全無宰輔之風」。此外，身負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極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讚譽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過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點——弘治六年的「王恕案」。

這段「中興」歲月，同樣是傑出人物風雲際會的時代，文臣有「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書王恕，兩任同樣擁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號稱「大明最強內閣」的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閣老，史稱「大明理財能臣」的李敏、葉淇兩位戶部尚書；中國傑出水利專家白昂、徐貫；邊將里九_九_藏_書也有鎮守邊關，數次擊敗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陳壽、王軾等能將。文化人物同樣英傑薈萃，開明王朝「前七子」詩文先河的李夢陽，中國美術史不世出的天才畫家唐伯虎，王恕為代表的儒家理學「三原學派」，中國儒家傑出思想家陳白沙，均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諸多英傑里，後來蘇聯革命導師列寧只給予一個人最崇高評價——「中國十五世紀最傑出人物」及「人類中世紀最偉大經濟思想家」。近現代國學大師錢穆也讚歎他「乃中國第一流人物」。這個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禮部尚書身份入閣的內閣大學士——邱浚。

《大學衍義》是南宋理學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繼承發展朱熹理學思想的儒家經典，其內容包括儒家理學「修身」「齊家」兩大內容，被此後歷代學者奉為經典。身為後人的丘浚，仿照此書的體式，完成了獨創性的著作——《大學衍義補》，中心思想只有一個：治天下。

論學識，丘浚自幼即被稱為神童，在弘治朝當時更可稱學問第一，是當時官場上難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論政績，丘浚為官數十年，任禮部堂官時大行「義務教育」，參与編纂《明英宗實錄》《憲宗實錄》《宋元綱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請整理天下典籍，搶救珍貴資料無數。著作《大學衍義補》更是眼光超然，領百年風氣之先，「入閣為相」后，又苦心籌謀，興利除弊，堪稱弘治中興的「總設計師」。論名聲，丘浚為官清廉，身為閣臣，家境卻貧寒至極，其所住房屋，還是初入京城為官時購置，40年來無錢修繕，早已破敗不堪。他一生酷愛讀書，逢好書必買，囊中羞澀時，寧可跑到當鋪當傢具，至他去世時，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對於學富五車、嘔心瀝血、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級」，時任內閣首輔的徐浦在其文集《謙齋文錄》中卻有不同評價：「丘公固有經天緯地之才，然為官一生，素來胸襟狹隘，睚眥必報，因小隙構陷同僚，黨同伐異，終令聲名受損，也誠為天下為官者諫。」

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個世紀歷史上又一段「黃金時代」，對內罷黜奸佞小人，整理內政，修治黃河，改革稅製鹽政，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修正司法條例，廢除苛刑嚴政，整理天下典籍，減輕百姓負擔，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對外整頓防線，收復哈密，阻遏韃靼進攻。18年間文治武功良可稱道，史稱「弘治中興」。

為何有此評價，還是讓我們從丘浚的人生談起。

這部30萬字的著作，全面論述了此時明王朝面臨的種種問題——官風糜爛，財用枯竭，墾田銳減，天災橫行，並一針見血指出了解決問題的兩大關鍵——效率、稅制。而其中具有顛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話：食貨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農抑商政策實行上千年的中國，第一次鮮明提出了商品經濟是國民經濟根本的主張。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講經濟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為核心思想，全面闡述大明朝農業、稅收、軍屯、外貿、關稅、鹽政等改革措施。書中的思想，是對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經濟思想的全面顛覆。直到幾個世紀后，清朝大儒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時，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謂荒謬」。清末維新領袖梁啟超卻對其頗為推崇，一日梁啟超與某西方富商交談，對方大談西方近代重商主義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學衍義補》道：「汝之說，此書早盡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