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惡政，源淵流長，早在努爾哈赤佔領遼東后，就規定其佔領區的漢人必須在髮飾和衣服上和滿人看齊，男子剃去頭頂四周的頭髮，梳起金錢鼠尾的髮式；脫掉寬袍大袖的漢服，改穿對襟窄袖的滿裝，女子也做了類似的規定。並把此規定上升到漢人是否真心歸順后金政權的政冶高度，違反者將被處以極刑。

二是各旗官兵們不但圈了地，而且連耕地附近居民宅基地、房屋也統統圈了去，立刻讓這些人變成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

我們的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種「輕生死重大義」的氣節，在五千年的民族史中，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基因已深深沉澱於民族的血脈深處。

多爾袞在這方面主要作了四件事。

文官們為了能抱團取暖，就陸續成立了東林黨、楚黨、浙黨等與太監集團對抗，以求自保。而太監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就聯絡文官集團中的「失意之士」，組成了閹黨與文官成立的各黨派分庭抗禮，明末的黨爭由此拉開大幕。

而他面臨的現實是——一手要靠減稅來換取「本地人」對自已這個「外來戶」的支持；一手還要滿足軍事行動、政權建設、社會救濟各方面「用錢」的需要。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你們這些漢官，就知道對逃人一事各執偏見，全然不知國家的大政方針，漢人奴隸為旗人幹活受累，流的不過是汗，而旗人為國打仗犧牲，那流的是血，拼的是命！」

逃人第一次逃被抓，第二次逃被抓，都是被暴打一頓鞭子后發還原主，繼續接受勞改，直到第三次逃被抓，才是被處以絞刑；而窩主則是一旦牽連被抓，廢話不說，直接砍頭，並且不但窩主本人被殺，窩主的一家及左鄰右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隨著滅順亡明一系列勝利的到來，多爾袞那顆不安分的心又復活了。

另外，還實行減稅，大幅減免本年度「清統區」的正賦，徵收辦法是清軍所過之處免征糧一半，未過之處只要真心歸順，可免征糧的三分之一。

以前在明朝中後期，每逢大朝，太監們是可以穿著朝服與文武百官一齊朝賀的，但多爾袞規定，以後太監再也不允許「混入」大清公務員的隊列中去參加朝賀了。

在「緝捕逃人法」中，逃人是作為旗人的「特殊財產」出現在法律的客體中的，旗人們當然不會讓自己的財產蒙受重大損失。所以，「緝捕逃人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在案件判決量刑時，薄懲逃人、重治窩主。

這下該輪到多爾袞傻眼了，於是他緊急在「投充」令下達后的第三個月，發布了「反投充令」，宣布「投充」一事，永行停止。

三是減少花錢的渠道，據估計，明末至少有40％的財政收入用來養活老朱家的皇子皇孫了。而清朝，雖然也象徵性地養了一些朱姓藩王，但其花出去的錢，連原來的千分之一都不到。

在他最初入關進京后，就曾迫不及待地下過剃髮令。但鑒於京城99.9％漢族居民的通力反對，立足未穩的多爾袞只得暫時收回了這道不得人心的成令。

在這次波瀾不驚的「土改」運動中，清政府真是撿了個大便宜，既沒有擔上迫害地主縉紳的壞名聲，又讓實際得到耕地的貧困佃農心存感激，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消解。

多爾袞領著滿蒙漢八旗大軍從白雪皚皚的東北大地來到了人地生疏的華北平原，在為人民「剿賊滅寇、討伐不義」的同時，自然要解決八旗大軍，行政幹部、後勤人員、隨行家屬共二十多萬的生活、居住、生計等一系列的問題，以使跟著他跑出來干「革命」的一干人能夠消除後顧之憂，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住房問題上，入京后的八旗軍士、家屬開始是與當地居民雜居的，但是，大順軍留下的「特殊禮物」——鼠疫嚇壞了這些來自嚴寒地帶的人們。出於防疫的目的，新政府想出了分城居住的辦法。下令把北京內城的原住民一律逐出，逐空后把八旗軍士、家屬安頓進去。鼠疫過去后，多爾袞發現這個分城居住的辦法挺好。不但能防病，而且還能防敵——一一旦漢人襲擊，扎推在一塊的旗人九*九*藏*書們馬上就能拉出去打群架。

一是先大赦后嚴管，規定以1644年五月一日為界線。告知各級公務員，以前你們貪污明朝的錢，新政府可以既往不咎，但五月一日以後，換招牌了，我們是要建設一個「廉潔型、嚴管型」的新政府的，打工的各位大爺們要敢於貪污大清的錢，死了死了的。

收拾人心，先收拾黔民之首——知識分子的心。

三是官員大換血。

中層方面：雖然大量任用了明朝歸順的官員，但對這些特殊公務員，多爾袞也是區別對待的。德才雙佳者，提拔使用；有才無德者，酌情使用；有德無才者，限制使用；德才兩差者，只養不用。

前面說的這四條惡政雖然可惡，但就其危害程度而言，僅涉及遼東、山東、河北等北方地區，而下面的這一條惡政，卻危害到整個的漢族地區。在這條惡政下，數千萬人不屈抗爭，數百萬人人頭落地；在這條惡政下，多爾袞及順治帝，都終其一生，也未完成對中國的統一。

但即使這樣，逃人的數量還是有增無減，因此，新政府就把緝拿逃人作為本屆政府施政的第一要務。不但在中央專門設立兵部督捕侍郎負責逃人的追捕審理，而且在地方也把緝捕逃人作為地方官政績考核的重要標準。

話說得冠冕堂皇、天衣無縫，但這裏不是在人少地多滿洲，；而是在人口稠密華北平原，耕地在明朝中期就已被開發殆盡，所以在政策的落實中，各地官員只能從各縣邊遠地區的荒山灘涂中劃出一些「薄地」來，象徵性地對失地居民進行補償。

需注意的是，滿城並非都住著滿人，還有漢人、蒙人這些入了旗的「旗人」。

明末，全國10％的耕地掌握在朱氏皇族的手裡，另外還有80％的耕地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手裡。農民兄弟絕大部分靠佃地為生（專業名詞：佃農），過高的地租讓大夥生活朝不保夕、生不如死。

如果你也是這樣想，說明我們還是不了解自已的民族。

一是令戶部傳諭各州縣有關部門，凡民間房產因為被滿洲圈佔，可視其被佔耕地的多少、肥瘠程度，在他處速行補給，並保證公平公正，不讓百姓吃虧。

明朝的太監不但可以外出監軍，過一把沙場點兵、金戈鐵馬的癮，而且還能掌握特務機構，派出秘密警察監視文官集團。更讓文官集團抓狂的是，司禮監的太監還可以對他們給皇帝上的奏章，先予審閱，然後再票擬、批紅、蓋章後下發執行，這難道不是「披著太監外衣的皇帝」嗎？文官們這究竟是在給皇帝打工還是給太監打工？

對此，作為地主階級總頭子的崇禎帝心知肚明，但他卻不可能出手相幫、把耕地從地主手中奪過來分給農民，甚至也沒有出台過一些限制高額地租的法令。

一是運銀運糧，把當年皇太極五次南掠明朝，搶到瀋陽的銀子都運到北京來使用。這些銀子當年取之於漢地，現在用之於漢地，也算清初版的「轉移支付」吧！新政府前後運到北京的銀子不下二百萬兩，另外還從滿洲運來了大量的糧食，有效地解決了面臨的銀荒糧荒。

三是擴大公務員隊伍錄用的範圍，讓各地舉薦山林隱逸、懷才抱德的「文士」及武略出眾、膽力過人的「武士」，這些被舉薦的特殊人才可以不必參加科舉，由吏部複核后直接錄用為國家公務員。

另外，凡是在明朝因為「建言獻策」或「誣告陷害」而被罷官的「另類知識分子」，只要沒有犯過貪污罪的，新政府將全部為其平冤昭雪，有做官願望的，一律起用，並參照原來的官位予以重新安排新職位。

但這傢伙風向標轉換特快，在多爾袞剛進京后就首先搖尾乞降，以此原因順利當上了新政府的禮部侍郎。

第四個解決的難題是收拾人心。

一、「我愛我族」的情節。作為滿族的領袖，皇太極內心深處，自然有著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認為漢族雖然在文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是先進的，但在服裝髮飾方面，滿族則是更「先進」的。它簡潔、明快、實用、精幹，讓滿族的男兒們能在北方的山林原野中盤馬彎刀、挽弓騎射，盡顯英雄豪姿。皇太極希望隨著征服九*九*藏*書戰爭的進行，這種引以為豪的民族情感會隨之「發揚光大」，在其它民族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沉默的漢族終於不再沉默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頓時燃起了反抗清朝新政府的衝天怒火！

新政府的建設需要補充大量基層公務員，於是就通過科舉、舉薦德才之士等，吸納民間的新生力量加了進來，使新政府的基層崗位逐漸恢復了正常的運作。而在實踐中，這些尚不沾染官場惡習的後進之才也的確也給新政府帶來一股「清新氣息」。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賦稅外，還規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禎朝的賦稅，統統不再交納。

在第一手上，多爾袞除免除「三餉」外，還根據範文程的建議，賦稅徵收不按崇禎朝的高標準徵收，而按崇禎節爺萬曆時期的較低標淮徵收。

新政府的高層方面：對於歸降區內巡撫、總督這類高級公務員，則大部分選用關外老班底中的漢人擔任。這些漢人早已全部加入「漢軍八旗」，有房有地有奴隸，還有組織紀律管著，貪污的慾望在現階段並不是很強，相反還都有一番做出成就來洗清「漢奸」罵名政治理想。

多爾袞這個「外來戶」從1644年四月入關，到1645年六月，既幹掉了李自成，又消滅了弘光帝，取得了當年他老爹（努爾哈赤）、老哥（皇太極）做夢都未曾夢到的輝煌成就。

正賦之外，對明朝一些不合理的附加稅，如焦炭銀、麻鐵銀、河夫銀、匠班銀等一律取消。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數萬逃人的背後必然會牽扯出數十萬的窩主。數十萬漢人血淚交加的痛苦，與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得意，形成了清初一道「沉重」的風景線。

說完了正面說反面，多爾袞新政府的反面形象是——一切以滿洲旗人利益為出發點，入關后陸續搞了五條「擾民害民」的惡政！

強佔各大城市內城老百姓的房屋這種作法，連多爾袞也知道不太地道。隨後於是以順治皇帝的名義出台了一項法令，規定凡是被佔了房的居民，新政府將根據所佔房屋的多少，減免其一到三年的田賦。

第一個難題能夠比較順利地解決，應該十分感謝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領袖領導的明末農民起義。

就在這時，有一個叫孫之獬的漢官跑來為多爾袞給力加油。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多爾袞能取得這樣的輝煌成就。是因為他解決了當年崇禎皇帝想解決卻解決不了的五大難題。

四是堵塞疏洞、整肅貪污，這個以後專門來談。

逃人，簡單來說，就是不願意在滿洲旗人莊園當奴隸，想方設法逃出來的人。

二是發布「投充」令，新政府為解決「漢族貧苦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鼓勵他們投入到各旗下，以奴僕身份來耕種自己曾灑過汗水和淚水的土地。

新政府規定：取消末成年人、殘疾人、老人的賦稅；老人如果年滿七十，可以留一丁在家中侍養，此丁應服的國家勞役全部取消，年滿八十，則新政府每年另給絹一疋、錦一斤、米一石、肉十斤的物質補助，九十歲還加倍補助；對窮民鰥寡孤獨殘疾之人，由新政府拔出專門的錢糧進行保障性救濟。

而「剃髮易服」卻是在亡漢族的天下了，顧炎武老夫子也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需要負責的，則是全體漢家兒郎。

為把這些地變為旗人們的固定資產，這年的十二月，多爾袞發布了圈地令，宣布自此令下達之日起，將把京郊四十一個縣的「無主荒地」分給東來的諸王、勛臣、八旗兵丁等。

也就從這一刻起，國內的主要矛盾，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

僅1644年一年，就有四到五萬名「漢人奴隸」成功從旗人的莊園中逃出。當逃人問題已嚴重威脅到滿洲旗內各級人等的「生產生活」時，嚴厲的「緝捕逃人法」就在新政府的手中應運而生。

在「投充」令下，大量的漢族農民倒是了有地耕，不流浪了。但第二天睜眼起來，卻發現自己的身份變了，以往好歹還是可以自由遷移的佃農，和田主是出租人與承租人的關係，合則留、不合則走。而現在乃至以後，自己及子孫後代都變成了旗人家的「奴僕」，不九*九*藏*書能遷移、不能改業、不能科舉、不能搞信仰自由。

發過脾氣后，「緝捕逃人法」依然「我行我素」，接下來，又有更多的逃人和窩主被抓被殺，但，漢人奴隸的逃亡仍然是有增無減。

為何要堅持這一形式上的底線，這是因為在皇太極的心中，有三個這樣的「特別情結」。

如此一來，高級公務員的口袋紮緊了，中低級公務員就只能銀跟在後面亦步亦趨、上行下效了。

嘗到甜頭的多爾袞決定把這項「好制度」推廣開來，以後，清軍每打下一座大城市並需要在當地駐軍時，都把內城的居民趕出來，建立「滿城」，讓八旗軍士、家屬集中居住。時至今日，太原、南京、杭州等駐過八旗軍的城市，都還留存有「滿城」遺址。

經濟上，他一進京便阻止太監去收取明代皇莊的地租，甚至不準太監離京到外地去採買物品，把太監同志們一個個「撈外快」的機會給剝奪得一乾二淨。

第三個要解決的難題是太監干政問題。

這五大難題是：耕地問題、財政收支平衡問題、太監干政問題、收拾人心問題、整肅貪污問題。

這條惡政就是——剃髮易服。

第五個解決的難題是整肅貪污。

這邊免稅，那邊花錢，清政府是如何「熬」過來的，這就該說多爾袞的第二手了。

但這項禁令只管住了普通旗人，旗人中的勛貴、王爺等特權階層，仍然繼續通過各種渠道吸納了大量的「投充」民戶，成立「個人農莊」，並委派漢人中的強悍奸滑之徒擔任「庄頭」，對投充戶進行集約化管理，集體化生產，反映清朝社會風貌的小說——《紅樓夢》第五十三回中，黑山村的烏庄頭，就是這樣一個厲害角色！

這個問題的根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丞相，由自己親自執行國家的行政權。但他的後代大部份比較懶。可懶人有懶辦法，於是就拉上家奴——太監，幫自已一塊幹活，結果導致了太監集團的崛起。

后金——大清的第三代領導核心多爾袞雖然在政治上背叛了這位四哥，但在心理上卻深深受這三個情節的影響，以至於對「剃髮易服」始終情有獨鍾。

但「剃髮易服」后的侍郎大人立刻發現自己變成了朝堂上的「蝙蝠」——滿族大臣不讓他站滿班，漢族大臣不讓他站漢班。

他接管北京的政權機構后，詔告天下，宣布大清將永遠取消了司禮監、御馬監、東廠等太監干政的機構，秉筆太監、掌印太監、東廠提督太監等和太監有關的職位，將永遠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一是各旗官兵在旗主的授意下，撒開馬兒去圈地。圈地時，不管耕地有主無主，一律圈佔，自耕農、中小地主家中還有的一些耕地也被圈去。

旗人們大部分還是種地為生的，但種的地在滿洲、松花江畔，並沒有隨著清軍的入關而入關，這些充當職業軍人的旗人們入關后。四齣打仗，家裡那點地自然無人打理，撂荒了。

為平息民怒，同時也為了解決各旗官兵有了地卻沒人耕種的煩惱，以「行仁義、救中國」為「己任」的新政府迅速出台了兩項「補救措施」。

深受鼓舞的多爾袞終於在1645年的六月底下達政府令，要求全國男性公民在法令下達十日之內一律剃髮，而後易服！

逃人與窩主的痛苦，也深深刺痛新政府中漢族官員的心。血濃於水的民族情給了這些漢官為民鼓與呼的勇氣。他們不斷長篇累牘地上書，向攝政王多爾袞傾訴漢族百姓的心聲，希望新政府能「以人為本」，適當減輕逃人法的懲罰標準。

太監們整體素質比較低，加上心理殘疾，導致行為變態，從而成功地搞垮了一個偉大的王朝。新生的大清王朝大權如果再掌握在這幫殘疾人手裡，那麼愛新覺羅家族用鮮血打下來的江山也會像明朝一樣「變修改色」。

除了收拾「知識分子」的心，對「社會弱勢群體」和「道德建設模範」，多爾袞也給予了特殊的關注。

二是及時公布了各級公務員的工資標準，並保證按時按量發放，雖然工資和明朝相比差不多，但細水長流，這讓在戰亂中衣食不繼的公務員——那顆動蕩不安的心開始平靜下來，規規矩矩上班，兢兢業業做事，爭取在新老闆面前表https://read.99csw.com現表現，貪污這項特殊活動暫時先告停一下。

孫之獬，明朝天啟年間進士，多年儒家經典的教育並沒有給這位「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投靠魏忠賢、貪污索賄，讓這傢伙政治上沾滿污穢，經濟上充斥骯髒。

這些地主和旗人們達成「秘密協議」，帶著自己的地投向旗人的門下，雖然地還是自己的，但卻不用再向國家交稅了，另還能拉虎皮扯大旗，借旗人的名號橫行鄉里，何樂而不為？

先說一下以多爾袞為領導核心的新政府正面形象吧！

三、滿族統冶長久的情節。保留本民族的衣冠文化，對於滿人來說，可以時時牢記自己是一個「以小博大、以少勝多」的民族，促使全民族發奮努力、自強不息，永遠保持本民族「人上之人」的優越地位；對於漢人來說，也可以處處不忘本民族是一個被統治民族，應時刻謹言慎行、低眉順目，對滿人但存恭順之心、休生叛逆之意。

總的來說，多爾袞攝政時期，官員的貪污問題，和崇禎朝或是弘光朝相比，不算是一個大問題。

這樣兩手下來，清朝新政府的財政完全達到良性循環的地步，這是南明和大順朝都追之未及的。

在八旗軍四齣打仗后，大批旗人也隨軍出征，旗人莊園管理放鬆。有些忍受不了虐待和思鄉之苦的「奴隸」，紛紛找機會逃亡，逃人問題由此產生。

但李自成張獻忠這等農民軍領袖就不同了，在戰爭中，他們對各級皇族、官僚、地主分子採取了最為嚴厲的階級專政，依靠一趕二抓三殺的「革命暴力」，讓這些特權階級逃的逃、亡的亡，使他們掌握的耕地淪為「無主荒地」，並實際到了承租人——佃農的手中。

這「多（爾袞）五條」分別是：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頭改衣。

了解緝捕逃人法，先得明白一個名詞——逃人。

對於「公務員貪污」這個「前朝頑疾」，新政府採取的對策是：

如果說「投充」似乎還有一點點「喜劇色彩」的話，那麼，接下來的第四個惡政——緝捕逃人法，則完全滲透了漢族百姓的血和淚。

這些人，原來是明朝遼東、河北、山東的普通百姓，在後金侵佔遼東、五次進掠內地及征大順伐南明時，被俘獲並送到旗人的莊園中，作為奴隸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人數有40萬之多。

「沒有漢人奴隸為旗人幹活，那有旗人為你們玩命，當年老朱家的王爺們魚肉百姓時，何曾見你們打抱不平；當年李自成殺人放火時，何曾見你們出手相助。正是我們旗人來了，才改變了這一切，為你們廣大的漢族百姓帶來了生活安寧。人，貴在知足，貴在感恩！」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對「投充」令都罵娘的，一些腦瓜子轉得特別快的地主發現了「投充」一個特殊的好處——偷稅漏稅。

二、防止全部漢化，保持本民族純潔性的情節。在皇太極執政后，曾組織后金的「文化人」翻譯了漢族的二十二史，其中與滿族「惺惺相惜」的遼金蒙古史成為皇太極經常翻閱的「歷史教科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書中皇太極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契丹、女真、蒙古這三個強悍的馬背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因為不能很好地保持民族持色，結果在「全盤漢化」之日，也就是「整個民族消亡」之時，對此，被征服的漢人也曾說過這樣的「名族名言」——「胡虜無百年之運」。

太監干政，從這個時代起，就成為一個褪去「光亮彩色」的名詞，徹底消失到歷史的紅塵深處。

今後，新政府文武官員奏章的批紅、蓋章等權利一律由皇帝親自行使（因皇帝順治太小，現在當然由他——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閣下代為行使）。

一是尊孔，漢官李若琳上表，請多爾袞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多爾袞讓禮部審議后，乾脆直接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並按明朝的沿革，封孔子後人為衍聖公。

但所有的上書最終換來了多爾袞一通怒氣沖沖的斥責：

而「剃髮易服」，卻並非另一場「胡服騎射」的變革，它對於每個漢族人而言，不啻於是一種人格尊嚴的侮辱；對於整個漢族而言，不啻於一種精神力量的閹割。

憑著read.99csw.com這股氣節，我們的民族，薪火相傳、生生不息。闖過「五胡亂華」的動蕩，越過「遼金蒙元」的殺伐，幾度跌倒，又幾度爬起，終於迎來了隋唐的輝煌，宋明的繁華。

對道德建設模範，新政府規定：有德行著聞、為鄉里敬服者，給冠帶榮身；對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由地方各級政府建立牌坊予以表彰。

如果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多五條」惡政的危害程度，就會發現，前四條危害了公民的財產、自由及生命，是一種實質性的侵害：而第五條，僅侵犯了公民一部分表象權利。就其危害性而言，似乎應遠遠小於前四條。

二是支持很省錢的八旗軍制不變。

京郊州縣的「無主荒地」原本是有主的，主人就是明朝在京城內居住的皇族、勛貴、官僚、太監等權貴。但這些主大部分已死在了「大順朝革命的屠刀」下。目前，這些地實際掌握在承租的佃農手中，並且，佃農們在1644年已按所耕種的田畝數向新政府交納了「農業稅」。

在滿漢大臣鬨笑中出盡洋相的孫侍郎馬上寫了一道奏章，指出在全國實行「剃髮易服」的必要性。

第二個要解決難題就是財政收支平衡問題。明朝的崇禎、南明的弘光都因為財政的破產而導致政權的破產。財政收支問題，關係到新政權存亡興衰，多爾袞不可不慎。

但還想繼續進步的孫侍郎不甘心就此停步，在沒有能力為新政府治國平天下出謀劃策時，劍走偏鋒，率先領家人「剃髮易服」。

但不久，京城附近的老百姓發現：他們是舊怨未去，又添新恨。

同時，給新政府打仗既不發餉，還不讓隨便搶劫，這就使旗人們生計困難，生活水平極劇下降，後方民怨沸騰，前方軍心不穩。

這道法令如果放到現在，肯定會被人罵成是在搞「畫餅充饑」式的作秀！但在明末清初，城市居民在城外還是大大小小有些田產的，這讓那些被佔了房的內城居民心裏多多少少有了些「安慰」。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還是回家洗洗睡吧！

二是開科取士，1645年，多爾袞即在「清占區」舉行鄉試，並在以後攝政的七年裡，打破三年一考的慣例，加試三次，取士1100人，全部納入大清基層公務員的隊伍。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並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固執己見的習俗，這其中，包含著恭孝、仁愛以及尊嚴。

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在文官們喋喋不休的上書勸說下，多爾袞決心把太監集團踢出新政府政冶經濟的舞台。

因為新政府為了解決入關旗人的生計問題，又搞了一個「圈地」運動。

無家可歸、無地可耕的農民、中小地主聯合起來，採取和平的手段逐級把「上訪材料」呈送到多爾袞手裡。

清代替明，愛新覺羅氏代替朱氏，這僅僅是國家的興亡變遷。顧炎武老夫子說過——「國家興亡，匹夫無責」。需要負責的，只不過一小撮享盡榮華富貴的特權階層而已！

此令一下，在政策的執行中，立即產生了兩個嚴重的後果：

逃人們勝利脫離魔窟后，必然是只能靠投親靠友才能活下去，這樣，「緝捕逃人法」就涉及到兩個犯罪主體——逃人及收留逃人的窩主。

這種習俗，可以隨著時代的變遷主動地變革，但這種變革，應該不是暴力對文明、征服對奴役！漢族的歷史上，不是也曾發生過「胡服騎射」的故事嗎？

皇太極時代，后金雖然在文化典籍、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模式等諸多方面大力推行漢化，但仍堅持剃髮與滿服這兩項基本原則不變。

多爾袞新政府在徵稅工作中，按「誰耕種，誰納稅」的辦法收取賦稅，這等於承認了佃農兄弟對租種土地的所有權。

太監，從這一刻起，又回歸原來的本色——皇宮內從事體力勞動的「特殊殘疾服務員」。

四是在「知識分子」成為公務員后，皇帝將尊重各級公務員的人身權利，不搞派秘密警察監視人身自由那一套把戲，承諾以後大清公務員若觸犯法律，將由有關執法部門按法律程序加以審理，不能再由皇帝直接打屁股，也不能再由皇帝直接下詔獄。

這種情況下，多爾袞想到給廣大旗人們搞點產業，他盯上了京郊州縣的「無主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