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寧的永曆帝，已「寒酸」到了無兵無將無地盤的地步，萬般無奈之下，向孫可望發出了「封王」詔書。

小孩的家長自然不讓，於是立刻把狀告到這個士兵的長官——楊總兵那裡。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採用的，就是這種「簡單易行」的辦法。

至此，己真正成為「孤家寡人」的永曆帝，在封秦王的問題上，手中已無任何資本，與孫可望叫板。

新制定軍紀條例規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殺百姓一人，殺；士兵長官盡不到監管職責的，打八十軍棍；百姓財物被士兵搶奪或人被士兵殺死，不舉報者，按「包庇罪」處罰。

1648年的「演武場升旗事件」，成為他實施「突圍工程」的第一步。

而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為土地糧食總產量的50％。

以前曾說過，朱元璋老同志在解決土地問題及養兵方式時，曾推出一個「二合一」的方法——衛所制。

訓練上，新部隊實行一日一小訓，三日一大訓，日日必訓，常抓不懈。

孫可望雖然經過民主程序，被推為「一號」，但「此一號」卻非「彼一號」。

時間，多麼緊迫呀！

1649年2月，當「聯絡團團長」楊畏知來向他辭行，並請求面授談判要點時，他立刻提出了兩條自已與永曆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條件：

孫可望專門成立了「反貪委員會」，弓匠出身、現任新政府工部尚書的王應龍被任命為「委員長」，代表自已巡撫各地。

如果自己與永曆朝廷成功對接，煩利封王的計劃實現，那麼自己，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楊展這些大小軍閥，對自已這個貨真價實的「大明之王」，乖乖聽命。

1651年2月，清軍由柳州南下，永曆帝的「行在」南寧，已危在旦夕。

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發鞋襪一雙，大帽一頂，袍子一件；家屬，不分大小，每人每年發袍子一件。

巡撫中，王應龍「委員長」是發現廉潔者升遷，貪污者砍頭。砍頭后，還將貪污者的腦袋，製作成標本，在雲南各地進行「巡迴展出」。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后，當場跪倒，向孫大哥磕頭請罪。

隨後，他又將孫可望的「合作條件」，全盤托出。

面對孫可望踢來的「皮球」，永曆朝臣們卻「集體失語」，其表現猶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新政府的軍隊供應條例這樣規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屬，三歲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歲以下，減半支米。

被騙后的尷尬、難堪，讓孫可望羞愧難當。盛怒之下，他把楊畏知、胡執恭這兩個「造假嫌疑犯」，統統關進監獄。

接著，劉文秀、王自奇率領一支偏師，分兩路入川，打敗袁韜、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軍閥，收編其殘餘武裝，佔領川南川東地區。

管不管他大敵當前，贊成派與反對派，為了封王問題，在朝堂上是爭得是你來我往，好不熱鬧！

為此，他主動取消了大西國號，在沒有與南明永曆朝廷取得聯繫前，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板子打到一半時，孫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時，跑到了李定國身邊，抱著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百姓「上書言事」，有兩種操作途徑，識文斷字的，可以用「寫信」的方式；不會讀書寫字的，可以跑到衙門口擊鼓言事，口頭向衙門的官長彙報自己的想法。衙門的官長在得到「口頭彙報」后，不得隱瞞、不得截留，必須在第一時間，完整地整理成詳細的「書面材料」，直接上報給孫可望本人。

隨後，他給永曆朝送去啟本說：「我先於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號，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遼王封號，其真假難辯，不知所從？」，並把前後接到的敕書抄送附上！

對鹽課的改革，是從井鹽生產的「國有化」開始的。

他這樣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號，居諸王之首，傳世二百年，應予避諱。

但和內地一樣，衛所發展到後期，完全蛻化為「軍官地主」剝削「士兵農民」的隱蔽場所，當年的積極作用變為現在的消極作用。

由於不知朝堂內的紛爭，並對南明政壇上的假冒偽劣行為，缺乏防範意識的孫可望，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喜不自勝，毫無疑慮！

宗教政策上，入鄉隨俗的大西軍上下，進入雲南不久，就由「無神九*九*藏*書論者」，變為「有神論者」，對當地流行的佛教，頂禮膜拜。

孫可望曾明令保護宗教寺觀，還帶頭刻印佛教經典，鑄造供佛的香爐等器物。

藉助永曆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為王，從而使自已的官位，與李定國、劉文秀等人，拉開較大的距離，為自已實現一統滇黔、再復中原、建功立業，穿上「合法的外衣」。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這支軍隊，就活捉皮熊，擊敗王祥，佔領貴陽、遵義。

況且此時，永曆帝的日子，已是越來越不好過了！

因此，在雲南，他們就用「共扶明室、恢復江山」這個新的政治諾言，作為號召，成功地把絕大多數老百姓，團結在了自己的旗幟下。

外部的壓力，就是他己知道清軍在孔有德率領下，正大規模南下，對湖南、廣東、廣西，志在必得。

但政冶諾言這個東西，說白了就是政冶謊言。搞搞宣傳，欺騙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當真去落實的，少之又少。

為鼓勵舉子們安心學習，孫可望、李定國等人，多次接見舉子，給予物質獎勵，鼓勵他們為國家崛起而讀書！

堵胤錫聞訊，立刻給永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議依舊封王。

對質正偽的工作，隨之展開。

這一政策推出后，農民率先擁護。

要讓這些士兵恢復「人性」，對其生活的關心，是實在不能成為缺項的工程。

為使新政權，得到更多雲南百姓的認可和擁護，孫可望在苦苦思索后，終於從大明締造者朱元璋那裡，找到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允許百姓「上書言事」。

但後來這一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卻被共產黨政權活學活用，演變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抗戰土地政策。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孫可望要求封王的這一心愿，竟如巨石投水，讓死水一潭的永曆朝，剎那間分成反對派和贊成派，爾後兩派唇槍舌劍、口水飛濺！

就在永曆君臣三心二意時，有一個膽大包天的「投機分子」，卻捷足先登了。

鳥之將死，其鳴亦哀；人之將亡，其言亦善！

東路軍佔領貴州的鎮遠，中路軍攻克雪山關，西路軍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反對派之三是大學士嚴起恆，孫可望封不封王，對他並無實質上的侵害，他之所以反對，完全是在維護大明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性。因為大明祖制規定：「非同姓者，不得封王」。

客：即遠到而來的大西軍；土：即當地的滇軍，這滇軍裏面，既有整編的土司軍隊，也有後來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別掌握在楊展、王祥、皮熊這些軍閥手中，他們打著「效忠南明」的旗號，死死卡住大西軍出入這兩省的通道。

二、管營將營庄的土地，承包給原來衛所士兵耕種，耕種的士兵，需交納土地糧食總產量的50％，作為「承包費用」。

對此，孫可望雖然心知肚明，但卻無可奈何！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統一鑄造的「興朝銅錢」，代替原來民間私造的貝幣。

孫可望對這個政冶諾言，本來是沒有打算去認真兌現的。

沉默了一個月後，永曆朝堂的「精英」們，採取了一個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貴州兩個臭名昭著的軍閥頭子皮熊和王祥，一個封為匡國公，一個封為忠國公，請他們守住貴州，以防孫可望「狗急跳牆」。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軍將士，歡呼萬歲，並接受了各級官員的慶賀。

他這一鬧騰，原來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擱淺，楊畏知只得繼續呆在肇慶的驛站里，於一絲寂寞、幾點閑愁中，打發著難熬的時光。

在雲南這個邊疆身份，衛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點點、分佈廣泛。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義，發號施令，已經多時，如斷然更改，必然在民眾中引發「信任危機」，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為由，予以駁回。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駐守外，其它的各營士兵，都到各州縣或各衛所，分營駐紮。

地主少收了租，雖也心中怏怏不樂，但因為畢竟能多少有點收入，所以拿生命為代價，來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聞此消息，怒火中燒的孫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義，發兵貴州。休養生息了三年的大西軍，一出手，果然是氣勢如虹，銳不可擋！

執法不嚴的楊總兵，杖罰一百。

見演武場的帥旗早已迎風飄揚，隨後一步趕到的孫可望勃然大怒。

身肩重九-九-藏-書任的楊畏知，自2月間從昆明出發，4月6日即趕到廣東肇慶，以大明舊臣及孫可望代理人的雙重身份，拜見永曆帝，獻上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良馬四匹，表示敬意。

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進措施，就是後來的清政府，也沒做到。以至後來，清朝土地兼并加劇，地租負擔加重，農民起義再次爆發。

而現今的「此一號」孫可望同志，一言九「頂」，不但「二號」李定國，「三號」劉文秀，就連排在後面的「四號」白文選、「五號」馮雙禮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參政議政」的熱情，時不時地針對他，來發達一下自已不同的異議。

因此，對幣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而在他眼裡，這個可以藉助的外力，無疑就是肇慶的永曆帝。

勃然大怒的「劉三號」，當時即將此案改判如下：

二、孫可望攜雲南全省土地及軍民，奉明正朔，並出兵抗清。

多少農民起義，就在這種結果中，最終功虧一簣。

這個「投機分子」就是陳邦傅，他利用永曆帝曾經給他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封王詔書。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的金印，派自已的親信胡執恭，冒充永曆朝的使臣，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

最終，也能讓他這位名符其實的「秦王」，更好地領導滇川黔軍民，為國效力。

但隨著入黔進滇以來，通過對民眾人心向背的觀察和思考，他們開始領會到張獻忠的「高明和遠見」。

傻了眼的孫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這樣的一句話：「我已封秦王矣」！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經濟改革中，還有對金融和鹽課的改革。

后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穩定，科舉考試的範圍，擴大到了雲南大部及貴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數民族儒生在內的舉子，脫穎而出，成為新政府「各級幹部」中的一員。

眼見永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為清軍的「高級俘虜」，不敢再繼續玩酷的孫可望，連忙派出賀九儀、張明法，率領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應部隊，跨過千山萬水，跑到南寧護駕。

對永曆帝這個「冀王」方案，孫可望嗤之以鼻，馬上回奏。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帶口來的，因此，新政府在解決士兵供應，體現溫暖關懷的同時，也把對其家屬的生活保障，納入新政府必須落實的實事之一。

但這種辦法，卻是經濟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在他看來，永曆朝現在早已是「東風無力百花殘」，金聲桓、李成棟、何騰蛟相繼敗亡，鄭成功若隱若現。只有一枝獨秀的雲南，才是南明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孫可望封王這一「合作條件」，對窮途未路的永曆朝廷而言，並不為過！

另一人就是慶國公陳邦傅，但他贊成封王的原因，卻比較複雜。

為能恢復中原，以及獲得當地土司、少數民族的支持，新政府在吸納雲南各地土司，到軍中任職的同時，還大範圍鼓勵少數民族的「適齡青年」為國參軍，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數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補充為大西軍的「新鮮血液」。

實際上，他還在摳氣地堅持著「恩自上出」的底牌。

就在歡慶的氣氛還末消散，喜悅的心情還末褪去之時，孫可望的「正牌」使者楊畏知，從廣東返回來了。

因為懼怕，所以做事會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當了三年不明不白的「興朝」臣民，終於再次回到「大明故國」的雲南百姓，也很興奮，整整一個月內，雲南各族各界人民的慶祝活動，此伏彼起！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認了孫可望的秦王封號。

具體操作程序上，孫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曆帝想好了。

下一步推出的經濟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在我國歷代的農民起義中，對待土地問題，一般只有一種方法，先暴力殺死或趕跑地主，讓「有主土地」變為「無主土地」，爾後使「無主土地」，自然地回到農民手中。

楊總兵對案件調查后，做出如下判決：

如果按這種程序操作，對永曆帝而言，倒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在南寧，賀張兩人在完成「護駕」工作的同時，還超額完成了另一項工作，把阻撓封秦王的大學士嚴起恆，逼進了閻王殿去做客。

見孫可望同志的封王問題，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心中焦灼的楊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請封孫可望為公爵，李定國、劉文秀為侯爵，以便讓他能快點回滇復命。

這樣做，不但加速了新舊軍隊的融合，而且使混編后九-九-藏-書的部隊，既適應平原作戰（漢族士兵的長項），又適應山地作戰（少數民族士兵的特長）。

一位失手殺人的士兵，馬上為這個新軍紀條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費的「廣而告之」。

因為懼怕，所以做事會多一份謹慎，少一份浮躁。

因為懼怕失去雲南這個最後的家園，所以從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軍上下，都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力爭使自己，能得到雲南各界的承認和擁護。

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認地主土地所有權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礎上，將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糧食總產量的10％。

生而封王者，尚無前例。

一人是「統戰高手」堵胤錫，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順軍余部，改造為忠貞營；現在，他依然贊成用王位為誘餌，把「勢力更大、能力更強」的大西軍余部，統戰成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所以，這次考察錄用官員的標準，主要就是貪廉二字。

對張獻忠這沒頭沒尾的話，孫可望等人當時是似懂非懂，將信將疑。

臨事而懼，對於事業的發展來說，不是壞事，而是好事。

在軍隊建設上，新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的作法——「客土混編，多族合一」。

一、永曆朝廷封孫可望為秦王；

因為他駐守的潯州，和忠貞營駐守的賓州、橫州相鄰，隨時存在被忠貞營動掉「乳酪」的可能。

在內部官職上，孫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稱王，但在楊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錯就改」地改稱「將軍」，向外界擺出了一副「虛位以侍」的高姿態。

因為這樣做，原來敕書中「監國」「總理朝鋼」「節制天下文武兵馬」「加賜九錫」「父師事王」這些過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換之以比較溫和的詞彙。

當然，贊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在國家暴力機器的維持下，銅錢得以順利發行並進入流通領域，雲南終於告別了貝幣時代，由此活躍了當地的經濟，並加強了其與內地的聯繫。

這種殺一儆百的辦法，迅速在軍中產生了「轟動」效應。原來把殺人作為「娛樂項目」的士兵，再也無人，去敢玩這以自己生命為代價的「特種遊戲」了！

在敕文中，為討好孫可望，陳邦傅專門進行了諸多「特殊」詞彙的疊加，把「監國」「總理朝鋼」「節制天下文武兵馬」「加賜九錫」「父師事王」，這些描寫權傾天下的詞彙，一起打包，轉贈給孫可望。

「上書言事」的內容，主要是對新政權的「建言獻策」，如內容可行，即可成為新政權的行政依據。如內容不可行或妄誕不經，甚至出現偏激的「反革命言論」，也不追究上書者的法律責任。

為爭取雲南官紳、土司、普通群眾的支持，孫可望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復江山」的政治承諾。

兩廣土崩瓦解，官員如鳥獸散，清兵南進的腳步，越來越近。

在達種情況下，交好孫可望，以「寇」制「寇」，這一別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讓這個老小子興奮不已，他馬上義無反顧地，往贊成封王的陣營中擠。

這種「無意插柳」的行為，恰恰起到了尊重當地信仰，加強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為保證新幣銅錢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嚴厲的法令，規定今後凡在雲南境內使用貝幣者，一律處之斷足或割鼻之刑。

但對井鹽的銷售，卻向民間開放，規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納相關費用，即可拿著「收費憑證」，到國家控制的鹽場支鹽，進行銷售。

因此，嚴起恆的反對意見，理亦直，氣亦壯！

部隊編製上，新政府將這些「新土軍」與「舊大西軍」進行了混合編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當年的「彼一號」張獻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確與否，無人敢說一個「No」。

從四川失敗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經驗教訓后，新政府開創性地推出了一項足以影響後世的土地政策。

楊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孫可望呈上了永曆帝的封王敕書和金印。

但隨著1649年的到來，孫可望對兌現這個政冶諾言，變得忽然熱情起來。

此舉，當年即為新政府的財政，增收了白銀十萬多兩，從而也減輕了其對田賦的單一依靠。在軍事方面，新政權在收取全滇之後，分東中西三路向川黔進發。

品嘗不到「一把手」快樂，卻被「一把手」苦惱，層層環繞的孫可望，開始想方設法地實施自己的「權力突圍」工程。

大門關起來后，把士兵由「獸」恢復成「人」的工作，也隨之展開。

而在經濟ｈｔtps://ｒｅaｄ.9９cｓw.coｍ改革中，土地問題，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不過，他拿回來的，僅是二字王——「平遼王」，比胡執恭拿來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個檔次。

該土兵因屬過失殺人，故予以從輕處罰，責打四十軍棍，並賠小孩家長「喪葬費」白銀十兩。

貝幣的發行，不掌握在國家手裡，自然也就談不上對經濟的調控和掌握。

但在啟本的後面，孫可望又留出了迴旋的餘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舉行過隆重的受封典禮，雲南軍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現實，請朝廷能順應民意，妥善處理。

接受慶賀時，他莊嚴宣告，大西軍，以後將正式改稱為「明軍」，治下的雲南，以後將正式成為永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個省。

至此，經過兩年多的溝溝坎坎、曲曲折折，孫可望實封秦王的問題，最終在強敵迫進之際，塵埃落定！

在人的改造還原上，新政權是這樣做的。

但由於井鹽的生產，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強霸佔著，結果，國家的財政，並末從中沾光獲利。

新政府除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頗有建樹外，在文教、宗教事務方面，也可圈可點。

具體的做法是：

新政府派總兵史文為鹽稅司，用軍隊直接進駐鹽池，把井鹽的生產，直接控制在「國家」的手裡。

新政府對衛所的改革，簡單明了——「承包」。

因有高一功、李過的先例，這一封公封侯的建議，在朝堂上並沒費多少周折，便獲大臣們的一致通過。

姚安知府謝儀的腦袋，就「非常有幸」地成為這樣一個「反腐標本」。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衛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昨天走過的歷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師，此話誠然！

要把這些變態的行為，從軍中徹底根除，就得先讓這些士兵，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制定周到細緻供應條例，並大力執行的同時，嚴厲的軍紀條例，也被制定出來被嚴格執行了。因為，作為一個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溫飽的生活保障，還應有守法的觀念保證。

但該判決，不久就被新政府的「三號首長」劉文秀稽查到了。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熱情。孫可望這種忽然迸發的熱情，來源內外兩方面。

依靠這些少數民族士兵，並利用當地的「大象資源」，善長軍事的李定國，組建了一支新的軍種——象軍。

貪污問題，是明朝中後期官場的通病。

對生活困難的舉子，新政府專門派人登記造冊，定期發放糧食補助。

「務虛」工作進行完畢后，「務實」工作即告開始。

「演武場升旗事件」后，孫可望的威信，雖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與他最終的期望，仍還存在不小的距離。

整個雲南社會，就在這種溫和的土地政策中，波瀾不驚，達到了相對地和諧。

從四川大屠殺中走出來的士兵，殘忍、嗜血、暴戾，成了這個集體共同的特徵，殺戰俘、殺平民、殺家屬，在士兵中屢見不鮮。

雖然對衛所士兵的剝削，相對比較重，但比起原來含混不清的無償佔有，還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種糧的積極性，有所提高。

他組建了以楊畏知為首的聯絡團隊，積極向「永曆王朝」這個「空架子組織」靠攏。

反對派之二是鎮守貴陽、遵義地區的南明軍閥皮熊、王祥等人，他們懼怕孫可望封王成功后，將名正言順地打著抗清的旗號，出兵黔川，並不動聲色地「吃掉」他們。

想改變這種窘境，就必須先下手為強，把川黔搶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昆明受封典禮結束后，孫可望又把敕書譽黃，布告雲南各地，並舉省歡慶三天，把他被封「秦王」這項慶祝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深入人心。

一、新政府改衛所為營庄，每營庄設管營一人，由原大西軍隊中的偏裨管理。

被拉到對質現場的胡執恭，見事情穿幫，倒也不慌，乾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楊畏知帶來的「平遼王」金印，也是假的，永曆朝廷真正封的，不過是景國公而已！

幾乎每個大西人，都對官場的貪污腐敗，有過刻骨銘心的記憶！因此，創建「廉潔型政府」，便成為他們首要完成的奮鬥目標。

永曆帝便封孫可望為景國公，並「畫蛇添足」地賜名朝宗。

佔領全滇后，孫可望除黔國公沐天波的舊印仍可照舊使用外，將雲南府州縣官員的舊印，一概收繳，並隨之對各級官員，開展重新「考察錄用」。

兩邊都不討好，就是這種土地政策的結果。

不過，死到臨頭、窮到褲頭九*九*藏*書的永曆帝，嘴巴還挺硬，堅持封孫可望為「冀王」，而非「秦王」。

然後，這三路軍，把凡是能進入雲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擺出一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姿態。

內部的壓力來源於李定國、劉文秀這幫異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說來也怪，雲南雖然盛產銅，還曾為明朝製造了大量的銅錢，但這些銅錢卻大量輸往內地使用去了。在雲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門的貝幣。

先從政治方面說起吧！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狀的受害者一起處理，這是新政府曠古未有的首創，也是新政府以法冶暴的決心！

見「大哥」如此有仁有義，心中沒有多少花花腸子的李定國，馬上被孫可望的表演，感動得一塌糊塗。

他開門見山地對永曆君臣說：「可望兵強，可籍為用，不可因惜一封號而丟掉人心，反而樹敵」？

如果湖廣一失，那麼必然會對滇黔，形成個半圓形包圍圈。屆時，兩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因為他的權力，是靠內部民主程序獲得的。現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繼續讓大家發揚一下民主，讓自已的權力，再上一個台階！讓別人的頭上，再戴一個箍子！

他馬上自導自演了規模宏大的「受封典禮」，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五拜叩頭，跪受王號，一切搞得象模象樣，有板有眼。

殺人士兵，不管故意還是過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門斬首，斬首后的首級，送至被殺小孩的家鄉，進行「展覽」。

此項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來「參政議政」，成為可能，並最終推動了其他政策的創建和實行。

接著，孫可望又令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事的嚴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規模的科舉考試，從中選拔了33名進士，到新政府中任職，新政府與「知識分子」的合作，由此開始。

雲南盛產井鹽，這是當時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在一次軍事訓練中，一士兵失手，殺死一兩歲小孩。

知道無法藉助「內力」抬升權力后，藉助「外力」來提高權力——這個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孫可望的內心，不斷升騰！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曆朝政的嚴起恆，卻仍對孫可望「殷勤的建議」，置之不理！

「失敗乃成功之母」，從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間，吸取治蜀失敗教訓的孫可望等人，抓住這難得的發展機遇，埋頭苦幹，終於創造出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各族團結、社會安定、文教鼎盛、軍隊發展」的顯著成就，從而為以後出兵北伐，挫敗清軍，成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後來，新政府陸續出兵收復兩廣、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這些地方任職的，就是這些來自雲貴的舉子們。

剛入滇時，孫可望就帶著政府及軍隊的「高級幹部」，親自跑到文廟，祭祀孔子，並表示要發揚漢族「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大力發展雲南的文教事業，發出了新政府與「知識分子」和解的信號……

不明就裡的李定國，當場被拉到一邊，當著三軍將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來。

因為這種辦法，對地主來說，集體武力反抗是除被殺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選擇；對農民來說，「無主土地」在剎那時便會成為「弱肉強食」的目標，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強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在一次例行的閱兵中，先行趕到演武場的李定國，命令升起帥旗。

這樣做，有解決地方冶安和軍糧運輸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士兵們，能與地方群眾融為一體，逐漸習慣正常人的生活。

他以「主帥未至、擅升帥旗」為理由，當場下令責打李定國一百軍棍。

佔領這些地區后，孫可望一面整頓地方、發展生產，複製雲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鳴豐拜見永曆帝，請求實封秦王。

那就是在他實封秦王時，仍可使用原來陳邦傅送來的那塊「金印」，只是要求皇帝專門送來敕書一道，以便使「偽秦王印」，變為「真秦王印」。

反對派之一是依附於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們怕孫可望一旦封王，將會使李元胤勢力「彼長此消」，徹底喪失在永曆朝堂上立足的資本。

偉大的一代梟雄張獻忠逝世前，曾對孫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驚」的臨終遺言：「大明國運未銷，吾死之後，你等可速歸大明，以圖久存！」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棟，就被封為寧夏王，不過，那是在他光榮犧牲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