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中沒有對立的觀點，只會一團和氣、隨大流，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真正的幸福與自由。我們講左右之間「同社會共濟」，並非一廂情願或不切實際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堅守這個社會追求自由與幸福的底線，通過左右之間的充分爭論與積極思想，從而超越於左右紛爭之上，以達到這個國家向上與向前的目的。

由此不難發現，影響一個人思想自由的東西主要表現為兩個蓋子。一是實體之蓋，這是外部環境，包括制度設計、文化傳統、當下有著怎樣的風俗或者偏見等等，這一切都會影響到一個人對思想自由的發揮；另一個則是虛擬之蓋，它像一張無形之網，通過自我設限或「體制化」（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縛每一個人，讓這些人成為自律與「絕望」的犧牲品。這也是為什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思維定式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人一方面自己趕不上時代潮流，客觀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虛擬之蓋」役使的人們追趕時代潮流。

毛澤東曾經說：「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當「百家爭鳴」淪落為「兩家爭鳴」（勝負已成定局），這種主義上的「兩極分化」，本質上說是將人類已經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識一分為二，使之裂變為兩個截然對立的主義直至「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完全勝出。主義代替知識的結果必然是主義君臨一切，並且直接導致「知識被主義所奴役」，導致整個社會知識體系的崩潰與喪失，從而進入一種「無知無識的狀態」。或者說，進入一種國家有行動力，而社會無判斷力和約束力的危險之境。

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改革，左右之間雖然時有爭論，但是，時至今日，無論是右派的「反左」，還是左派的「反右」，人們漸漸達成一個共同的底線，即知識必須為社會享有。思想者雖為世所用，然而他們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從這方面說，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出現的左右之爭，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表徵，它表明中國社會漸漸具有了西方開放的市場政治中的輿情雛形，在經濟市場之後也有了九-九-藏-書意見市場。

然而，就在許多國家開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時候，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這裏的「右」指的究竟是什麼？它是否意味著當時的中國進入「左手的統治」？

其二則表現為對制度環境的改善，解決「表達自由」的問題。正如嬰兒生來會啼哭，盡情表達是符合人類的本性的。而且從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角度來說，來自民間的草根思想、觀念不僅不需要「解放」，反而會對來自公權部門的具有強制性的「解放」抱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思想是一種自發秩序，在社會領域，權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為此，政府倡導思想解放，其意義更多在於從行政層面凝聚「改革共識」，以利於進一步深化改革；而對於社會而言，其所希冀在於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不設禁區。

相同的邏輯，當所有人向左走時，向右走的你會被洶湧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捲入人群者同樣可能因為身不由己而成為沒有惡意的踩踏者，並且最終迷失自己的方向。極左與極右所導致的悲劇，就是無數人「同去同去」，他們無不朝著一個方向走，最後都在一個方向中失去了方向。個體的命運，在萬眾一心（方向）的洪流中從此湮沒無聞。

人，這充滿悖論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與行走，見證了許多看似對立的關係。比如早期的人類，站起來行走，頭頂星空、腳踩大地，這裏便有了「上下」這組關係。在具體的行走過程中，會有前進和後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轉彎，不知道退步，一個人即使體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達自己的目的地。同樣，說到轉彎，便有向左轉，還是向右轉的問題，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關係。

無論是突破自由底線的極左，還是突破平等底線的極右，都可能導致「堪薩斯暴亂」。「堪薩斯暴亂」出於影片《幸運數字》里的一句經典台詞——「所謂『堪薩斯暴亂』就是當所有人向右走時，你向左走。」

換言之，「左右之爭」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會需要它們互相救濟與協調。在民主國家，左右兩派無論怎樣互挖九*九*藏*書牆腳，誰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為議會不是戰場，議員並不殺戮，理論上，每一個派別都有捲土重來、引領社會的機會。

正是因為右手對左手的壓迫，自十七世紀以來歐美一直有著「左手解放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結束「右手的統治」，同樣意味著人類在政治觀念上有一個質的飛躍，意味著人類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亞里士多德所預言：「右手的優勢是因為我們習慣於使用右手。一旦我們習慣於使用兩隻手，我們就有了兩隻右手。」

如果我們稍有一點頭腦，能夠抱持一點美好的願望，都不難發現，這裏的上與下，前與后，左與右，並非水火不容。顯然，對於一個人來說，無論他向前向後、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躍起，無論方向如何改變，怎樣位移，所有「對立」都會回到「統一」的層面，統一到行動者——人這一層面。無論朝著哪個方向前進，人始終如一是出發點。

建國之初的中央集權與公有制道路，實際上暗含了國家對社會的兩次「沒收」或「充公」。其一是經濟上的沒收，比如「割資本主義尾巴」；其二是知識上的沒收，這就是緊隨其後的「反右鬥爭」。當公有制異化為對民眾精神與肉體雙雙充公的一種國家體制，社會主義同樣表現為「有主義無社會」，或者「主義壓倒社會」。

在漢高祖劉邦死後，呂后當權，培植了不少呂姓勢力。呂后死了以後，太尉周勃奪取了呂氏的兵權，就在軍中對眾人說：「擁護呂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擁護劉氏的左袒。」結果大家都「左袒」。從此，「左袒」便成了見風使舵、偏護一方的代名詞。

同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社會將「左」視為一種反常行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災難）」一詞即是來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與此相反，人們無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禮、宣誓；英文里的「right」與法語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正確」「合法」「權利」等意義的多位一體。左手是罪惡之手，而右手不僅靈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貴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繪畫中，刺殺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穌的姿態表明了最後審判青hｔｔpｓ://ｒead•9９csw.ｃom睞右手——他的右手高舉，表明自己的選民將進天堂，左手下垂，意味著罪人將被趕到地獄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將人類推入善惡的兩極。

如上所述，在英語與法語中，「右」還具有「權利」之含義。應該說，一個公民無論是信奉左派還是右派，抑或中間派，這都是個體可以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此意義上，「反右鬥爭」所反對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權利。或者說，反右（Right）的本質就是反權利（Right）。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政府不可與民爭利，同樣不可與民爭思想，使民眾變得無知無為。

心理學家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將跳蚤隨意向地上一拋，跳蚤能從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個蓋子，讓跳蚤跳起來會撞到蓋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蓋子。過一段時間后，拿掉蓋子就會發現，儘管跳蚤還在繼續跳，卻再也跳不到一米高了，直至結束生命都是如此。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跳蚤們已經調節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漸漸適應了這種情況，願與蓋子「白頭偕老」，不再改變。類似的實驗還有很多，心理學家將這種「跳蚤效應」解釋為「習得性無助」。簡而言之，長期積累的負性生活經驗，會使人喪失信心，繼而喪失創造力。韋爾奇說，世界是弱者的，因為弱者學會了適應。這話並非全無道理。但是，這種適應絕不應該是上述跳蚤式的適應。

有時候，政府會站出來鼓勵思想解放。當說，世間萬物，論及本性，都是傾向於「解放」或者自由的。比如，嬰兒的第一聲啼哭，便是發乎自然而且美好的自由之聲。又比如，有科學家曾經做過實驗，把一顆種子埋在瓦礫之下的土裡，每天澆水，種子便會從瓦礫之下鑽了出來。同樣，如果把種子裝進堅硬的頭蓋骨里澆上水，種子會有驚人的力量將頭蓋骨分開。種子的信念，讓我們看到自由生長的力量，也讓我們看到自然自發的秩序怎樣豐富我們周遭的世界。

顯然，共產主義思潮流播到柬埔寨，並且導致「南橘北枳」「西風東瘋」的危局，完全是因為在柬埔寨本土並沒有與之平衡的主義與力量。從這方面說，從制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思想與自由表達，能夠自由組織，https://read.99csw.com是避免一個主義踐踏整個社會的唯一可靠手段。

鑒於虛擬之蓋與實體之蓋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草色遙看近卻無。歷史的波瀾壯闊，無不源於日常的積累與生長。當我們回顧自小崗村農民按下血手印以來中國流行與風尚之變遷，亦不難發現，這個社會早已通過其潤物無聲的點滴之功走到了官方號召的「思想解放」這一宏大歷史敘事的前面。

其一是個體層面，解決「思想自由」的問題。這主要表現為對人的精神與心靈層面的呵護與建設。帕斯卡說：「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自由思想同樣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樣意味著人性的復甦。儘管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但在任何時候、任何不自由的環境下，每個人都應該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積極地維持心中的光和熱，使自己處於一種「思想解放」的狀態。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環境保持一個良性的互動，不至於在環境有積極變化時，失去了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成為新時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覺中拖時代進步的後腿。

進一步說，思想解放的獲得，有賴於人心與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設。最好的結果莫過於，讓自由思想成為一種價值觀，讓自由表達成為一種可選擇的生活方式。

在歷史上，「左」似乎一直是個壞東西。比如在中文里，「旁門左道」「左遷」「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們對「左」有著某種程度的惡感。

有人說，「反右鬥爭」就是依靠知識分子中間的左派力量，起來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識分子的命，最後的結果是「沒有一個勝利者」。應該說，從表面上看，「反右鬥爭」的發起的確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誰都知道如果只是一個社會內部的觀點紛爭，絕不可能在中國思想史與社會史上釀成這樣一場反智的災難。正是因為看到國家力量的介入，筆者認為「反右鬥爭」不是「左右之爭」，而是「上下之爭」，它突破了左右共謀社會福利與自由的底線，「反右鬥爭」的結果是主義對知識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國家對生機勃勃的社會的清算，是政府在沒收資本之後繼續沒收知識。其結果是，社會陸續喪失了產生「資本家」與「知本家」的土壤九*九*藏*書，甚至連最日常的思維體操都開始銷聲匿跡。政治話語佔領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們不僅失去說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說的自由。當社會被國家機器化，人們變成了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螺絲釘。螺絲釘雖然也有大頭兒子一樣的腦袋，但它並不用來思考。

思想也是如此。從本質上說，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不幸的是，在其成長過程中，一個人隨時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動力和活力。為什麼有人會失去其自然的稟性？顯然，這和人的另一個天性有關，即人都有自私或者趨利避害的傾向。如果一個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處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會放棄這種稟賦的發揮，寧願讓自己的大腦處於一種「被奴役」或者「拋荒」的狀態，讓私田長草。

顯然，興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反右鬥爭」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左右之爭」，而是發生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上下之爭」。不可否認，1949年中國的國家解放並沒有必然導致中國社會的解放。全能國家體制的過於強大，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都被政治組織所吞噬。政治本為「眾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應有之義。

幸運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迷途知返，逐漸迎來了自己的解放。在經濟改革的直接影響下，社會力量一點點復甦。

2006年，筆者在柬埔寨旅行，親眼見證了這個國家至今未愈的破敗以及極端年代留下來的創傷。在首都金邊，由於電壓不穩，上網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時常有人說，自啟蒙運動以來，法國人向這個世界輸出的多是包含著危險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時代深受法共《人道報》熏陶的波爾布特，最終在柬埔寨製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間地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道報》及其宣揚的共產主義必須對此負責。法國生產思想，但不只是生產一種思想，它生產矛也生產盾。法國有羅伯斯庇爾，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薩特，也有阿隆。法國從來並不缺乏極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極右翼勢力獲得超過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誰會相信今日法國人真會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國民陣線？真正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各種觀點可以充分表達。所以，法國的自由制度從來沒有因為豢養「一個主義」而遭受滅頂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