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改革已是船到江心，體現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博弈日益激烈。過去那個曾經由政府主導一切、國家吞沒社會的時代正在成為歷史。細心對比前後兩個時代，不乏有趣的細節：在過去是集全社會之力幫助國家（或者政府）懲治社會、防範社會，務求「大公無私」「顆粒歸公」。所以，當社員們「薅社會主義的羊毛」時難免為千夫所指，公民的經濟訴求會落在道德與政治層面被壓制。而現在，漸漸覺醒與成長起來的中國社會因為「小私」而走向「大公」與團結。許多人，無論是否有機會在公共領域里發出自己的聲音，卻都在心底里達成了一個共識，即不僅要不遺餘力地規範政府行為，而且不忘關注每個弱者的命運，不忘在權力面前每個人都是弱者。當政府官員想方設法、似無還有地「薅社會的羊毛」時，社會能夠異口同聲、正大光明地反對。

相信許多人都聽過一則比較中美兩國市長的故事：中國市長敢請美國市長來中國，為其報銷來去一切費用；而美國市長說他沒有錢請中國市長去美國，因為他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同樣是嫖娼，有些中國官員會「開發票」，而在2007年底陷入嫖娼醜聞的德國市長安德里亞·蘭格卻因為嫖娼入不敷出不得不在妓|女那裡抵押自己的電腦。

1776年，也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部有力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經濟學著作在中國被譯為《國富論》。然而，結合斯密提倡的經濟精神，不難發現，書之關鍵仍在於「民富論」與「均富論」。斯密說：「哪裡有巨大的財富，哪裡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無疑是政府的首要職責。儘管「三防」被列為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點，但任何政策的出台必須遵循社會公正的原則，而不能為了一個所謂整體利益而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則，就難怪有人表揚現在的官員太「油菜花」了——為了刺|激消費，政府就給公務員漲工資；為了抑制通脹，政府就「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

談到國企為什麼向政府（社會）分紅，世行報告認為至少可以解決兩個問題。一方面，國有企業向政府（社會）分紅有利於改善教育和醫療等關鍵性資源的配置。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如果將中國國有企業50％的利潤納入財政預算並分配給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政府對教育和醫療衛生的支出將增加85％。另一方面，對發展中的中國經濟而言，過度利用留存利潤進行產業擴張構成了不利因素。企業內部的資本配置無法像從金融部門獲得融資那樣受到嚴格的審核監督，很可能影響投資效率。而缺乏審核可能導致順周期投資，使經濟更易出現大起大落。這方面給人們留下最深印象的莫過於三九集團。由於醫藥、汽車、食品等八大產業盲目擴張，該集團銀行欠款已經從2003年底的98億元增至2005年的約107億元。

上世紀八十年代，崔健的《一無所有》唱出了一個read.９９csｗ•cｏｍ時代的心聲。如今的中國人已經從整體上告別了貧窮，而社會也在不斷地分化與裂變中重組意義。繼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目標后，十七大報告將「民生」具體概括為讓全體國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和住有所居」。而這五個「有所」亦被概括為「五有之鄉」而為人們寄予厚望。

著名學者陳志武在《政府有多大？》中這樣寫道：2007年，中國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萬億元，佔GDP的21％，相當於同年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億農民的純收入。也就是說，政府一年花的錢等於億個城鎮居民、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

在2008年3月22日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8年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談到兩個涉農觀點：一是要調整理順務工和務農收入的比價關係，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降低勞動力成本所推動的通脹壓力；二是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的進口，嚴格控制農產品出口，降低農產品流通成本，增加農產品的供給。

此前一年，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建議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向政府支付紅利的報告。該報告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的利潤和改制收入屬於公共收入，應當向國家分紅，上繳財政部，有關紅利支出的決定應該納入統一預算，由全國人大批准。

從理論上說，降低勞動力成本對降低通脹壓力會有一定作用。問題關鍵在於，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不能重蹈覆轍，像過去一樣隨心所欲地將國家建設與社會改革的成本轉嫁給那些最沒有話語權的個人和群體。眾所周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以斯大林模式為樣板建立經濟體制，按照蘇聯經濟學家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盡一切可能壓低農民的生產、生活需要，讓農民幾乎無條件地為國家工業化擔負巨額成本。這也是建國以來中國城鄉「二元分治」的肇始。所以，無論是從歷史角度還是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說，近年來務工收入的增長充其量只是一種「恢復性上漲」，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快速上漲」。

相關統計數字亦表明，近年來城鄉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擴大。2005年一個被反覆引用的數據是，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薪十二年只「提高」了68元。如有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通貨膨脹的出現，主要與近年來信貸過多、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等國內外因素有關，而這一切皆非控制務工收入所能解決，而以控制底層社會的務工收入來抑制通貨膨脹，難免像有的政協委員指責「釘子戶推高房價」一樣避重就輕，錯瞄方向。事實上，貧富分化既會導致消費領域的馬太效應，也會間接推動物價上漲。聰明如王石者不也說過，中國之所以房價高企，癥結不在於有人買不起房，而在於有人買得起房。簡單說，中國貧富分化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民生物資的定價。

倘若能意識到這些潛在的危機，就不難發現，藏富於民或還富於民的意義並不僅僅體現於經濟層面，更體現於政治層面，即財富的分散效應將大大降低政府在財富與權力高位中的運行風險。事實上，「小政府、大社會」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追逐的目read.99csw.com標。遺憾的是，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政府規模再度急劇膨脹，並在2007年登峰造極。

眾所周知，自1994年以來，中國數目龐大的國有工業企業，包括一些處於壟斷行業擁有高額利潤的企業，從未向財政部、國資委還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門分過紅。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過去若干年裡，國家不僅承擔了一些企業重組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已經接手了諸如學校和醫院等原屬國企的社會職能，而且國家在職工失業和提前退休等相關的成本方面還擔負了主要的責任。與過去窮困潦倒、無紅可分的光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據財政部數據，2007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超過萬億元。

儘管提案看似異想天開，但不得不承認，無論其結果如何，「給每個人發放1000元」的提出便已經是一次觀念的勝出。而寫在這個建議背後的更是沉重的時代之問，即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可以實現社會分紅的政府，以及需要一場怎樣的國家倫理的革新。

沒有面向社會的分紅，不把國民視為股東，國企只能說是浪得虛名。任何一個標榜執政為民的政府，更不能以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錢越多越光榮。

從世界銀行關於國企盲目擴張的風險評估出發，值得追問的是，那些體現在國企方面的種種盲目擴張與剛愎自用是否同樣適用於政府？當政府通過各種渠道聚斂超量的社會財富，它是否會累積同樣深不可測的風險，甚至使國家「三九化」？

政府為什麼「越做越大」？政府權力未受到有效約束無疑是主因。除此之外，至少還有兩個觀念上的誤區。其一是「國富先於民強」。由於事事「以國家為重」，而政府又是國家的「代理人」，所以政府與民爭利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具有某種正當性。顯然，這一傾向不僅體現在國家對某些領域的壟斷，同樣體現在一些具體的公共政策上。近年來，政府出台了不少調控政策，不樂見的是，許多政策收效甚微之餘，卻讓政府盡得好處。比如2006年名義上為了控制房價而對五年內二手房收取的5％的營業稅，不但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房價突飛猛進地上升，反而因為這一進一出的稅收使房價變相上漲一成。同樣，「為股市降溫」而上調印花稅使2007年印花稅超過2000億元，較前一年增長了10倍。從成交額和稅率算更超過了過去十六年的總和。「管理就是收費」如今變成了「調控就是增加社會成本」。這種既能「偷懶」又能盡得好處的調控，其所損害的必然是社會財富的增長和正在形成中的資本市場。

然而今日世界昌明，「找政府分紅」與其說是天方夜譚，不如說是國際慣例。此前不久，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餘全民分享計劃」，仿照企業將盈餘回饋給股東的方法，給國民發了一個相當於43億人民幣的大「紅包」。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緊隨其後，因巨額財政盈餘而準備退稅400億港元，退稅率高達75％。為了刺|激美國經濟，布希政府提出了1450億美元的減稅計劃。

應該看到，儘管在談到民生問題時人們多寄望于政府有所擔當，但這並不意味著解決民生問題事事都要仰仗政府的親力親為，因為社會更應有大作為，更應成為九*九*藏*書推動時代變遷的主角。現代政治理論認為，一個有希望的社會政府當追求「責大權小」。所謂「責大」，從本質上說，就是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政府必須擔起更多的民生責任，讓那些生活于底層者不因時代遷延而被拋棄，即使是最窮的人也能夠享受醫療、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權利；所謂「權小」，就是政府應該謙卑地使用手中的權力，不僅要受到社會監督，而且要充分放權，使社會有儘可能多的自由去創造財富和享受生活，讓個人和家庭有機會通過獨立或者合群的奮鬥直接改善自己的生活，並間接地從整體上促進全社會民生的改善。

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中國重建國家倫理的三十年。走過風雨征程，人們漸漸達成的共識是，為建立一個公正、開放、文明、富庶的社會，必須在政治建設方面還權於民，使一切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經濟建設方面還利於民，政府不再身兼運動員和裁判員、與民爭利；在社會建設方面允許社會成員充分自治和自組織，視社會組織為政府組織之必要救濟；在文化建設方面賦予社會充分的創造自由。惟其如此，今世紀樸素無華的「五有之鄉」的理想才不至於再次淪落為「烏有之鄉」。

筆者此前曾在《南方都市報》的專欄文章中公開反對政協委員「釘子戶推高房價」一說。值得深思的現象是，為什麼今日中國社會對官員、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們提出的一些觀點，會在一夜之間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反對聲浪。從表面上看，這與近年來的「評論中興」或者公共空間的異軍突起有關，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卻是中國社會權利觀念的成長。

2007年5月3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工作，會議決定從2007年開始在中央本級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即政府作為股東，對國有企業的利潤提取分紅和進行再分配，這意味著長達十三年之久的國企只上繳稅收不上繳紅利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

當然，政府分紅的最後歸宿是社會分紅，因為國企的出資人以及改革成本的真正擔負者既不是通過觀念締結的國家，也不是納稅人供養的政府，而是每一位具體的國民、勞動者。如果政府追逐分紅而不將這些紅利以各種形式歸還給社會，那麼這種分紅便可能失去意義。

如今，社會分紅理論在中國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除了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等學者在學理層面倡導組建「中國人民永久信託基金」外，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亦有政協委員提出相關提案，建議劃撥部分國有企業利潤組建相關永久基金，使人人都可以分享「社會分紅」，擁有美國阿拉斯加人一般的光榮與夢想。

2008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如既往地強調民生政治：這一年中央對教育投入將由前一年的1076億元增至1562億元、財政對合作醫療補助每人從40元提高到80元、中央財政新增167億元用於衛生事業、中央新增17億元用於廉租房建設等等。就在此前一天，《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公布。民生政治與現代行政之所以相繼被著重提出，並且一起指向2020年，正是因為九九藏書民生與現代行政密不可分。

這方面，最有典型性和啟發性的個案莫過於來自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實踐。1968年普拉德霍灣發現了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由於普拉德霍灣的土地屬於阿拉斯加州州政府所有，次年9月州政府通過油田的租賃獲得9億美元的收入。為了避免這筆巨大的公共財富被花光，阿拉斯加州州長哈蒙德提出用這筆錢建立永久基金以造福阿拉斯加的後人。這就是後來由阿拉斯加州議會通過的「哈蒙德方案」的緣起。由於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的設立，1982年秋冬兩季阿拉斯加州四十多萬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張價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會分紅。在道瓊斯指數最高的2000年，每個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近2000美元的分紅。

社會上流行著一句順口溜：「工資漲（長）得像眉毛一樣慢，物價漲（長）得像鬍子一樣快。」在2007年，這鬍子恐怕是拉登的鬍子。其實，和鬍子漲（長）得一樣快的還有國家財政收入。如前所述，2007年中國財政稅收增加了31％，佔到了GDP的21％。顯然，無論是與GDP的增長速度、物價的上漲速度比，還是與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務工收入過快上漲」只是子虛烏有，由此「防止務工收入過快上漲」註定也是個假命題。

這種曖昧同樣體現於「監護人政府」這一角色上。和「守夜人政府」不同的是，「監護人政府」認為自己較「未成年社會」更會花錢，更目光遠大。在這樣的「大政府，小社會」時代，社會就像是財務不能自理的孩子，必須將自己儘可能多的勞動所得或者財富壓歲錢般通過各種渠道上交給國家（政府），由國家（政府）統一保管和支配。顯然，在這裏，政府多多益善地掌管錢財並非只是因為「貪婪」，同樣源於某種「監護邏輯」，即政府自信能夠代替民眾花錢，而且花得更好。然而，人性的常識卻告訴我們，每個人只有在花自己的錢的時候才更注重收益，更精打細算。當然，這裏所謂的「錢」，實際上並不只是貨幣，同樣包括土地、審美以及公民應有的其他權益。

這位耶魯大學教授對中美兩國財富在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分享結構進行了對比：在美國資產基本都在民間個人和家庭手中，美國政府基本沒有生產性資產，即使土地也只是少量。與此相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由政府擁有，民間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資產。「正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

上海市政協委員邢普在2008年兩會上正式提出：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的高增長。在這個更多是強調納稅義務而非納稅權利的時代，人們似乎習慣於政府「取之於民」，邢普委員建議政府「還錢」，難免給人一種「不嚴肅」的印象。

「社會分紅」是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於1938年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中正式提出。早在1936年，米德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https://read.99csw.com一書中已提出「社會分紅」的構想。在米德看來：「國家將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它可以將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將另一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兩年後，米德在《消費者信貸和失業》一書中進一步明確將直接分給每個公民的「社會分紅」作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還能使它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的擴大消費的作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滿懷憂患，許多人甚至擔心黃色文明的中國可能在全球「蔚藍化」的進程中失去「球籍」；二十年後，有關「大國崛起」的種種討論則從另一個側面見證了中國人正在重拾自信。顯然，這一心理變化主要有賴於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注意到，國家崛起並不必然導致國民崛起，國家有錢並不必然意味著國民有錢。

許多人會為政府官員以降低通脹壓力為名抑制「農民工收入過快上漲」感到驚訝。事實上，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過去一年中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尚未得到扭轉。從整體上看，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是，職工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和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均出現下降。一方面，職工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從「九五」末期的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另一方面，資本利潤由原來的20％提高到2006年的，再加上近年來財政收入的爆炸式增長，第二三產業的僱用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報酬收入並沒有明顯增加。相較而言，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而企業經營利潤所佔比重則相當於美國的三倍。

從國家（政府）反對社會「薅社會主義的羊毛」，到社會努力反對國家（政府）「薅社會的羊毛」，不只是在語義上少了「主義」二字，這個轉變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收穫的一個大進步，也是中國社會步步為營、節節勝利的條件。

「發放1000元錢」式的社會分紅究竟有著怎樣的時代內涵？不難發現，這裏的「發放」實為「返還」，因為相較於國家或者政府而言，每一個具體的、有血有肉有力氣的國民才是社會價值的真正創造者。回顧三十年的改革沉浮，中國改革的一個大脈絡就在於將原本屬於民眾的還給民眾。這是一個未竟的價值回歸之旅，是在政治上還權於民和經濟上還利於民的漸進之旅。而中國改革的成敗得失，最終仍決定於社會是否獲得這一關鍵性成長。

任何時代，只有貨真價實的「民富」才可能有真正的「國富」。同樣，一個社會致力於民主、民權等追求時，也不會割裂「民富」理想。事實上，「民富」不僅意味著個人生活與理想的實現，更蘊藏著一種社會抱負。用斯密的話說，雖然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如果政府掌握大量財富在自己手裡，國家將會失去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而如果是國民來支配這些財富，反而會在財富的自由流轉中增進社會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