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社會建設」的首次著重提出，或可視為中國政府職能回歸的標誌性|事件。這也是一場歷史性告別的開始，即中國政府將逐步告別過去國家至上的單向度思維，開始了以個人社會權利為中心的整體性建設與改造。在完成對改革前「革命第一」的政治主導型全能政府以及隨後「效率優先」的經濟主導型政府的超越后，中國將從此進入「共建共享」公民社會的寬闊之境。

2003年無以數計的網民為孫志剛之死拍案而起，一個被忽略或不願被重視的細節是孫志剛大學畢業。通常，人們會認為一個人可通過個體奮鬥改變命運，然而，孫志剛之死徹底否定了這一判斷。孫志剛可以通過高考將自己從封閉落後的農村帶到城市，但是，憑其一己之力，並不能抵擋公權力突如其來的襲擊，以及不法之徒在權力授意下打出的組合拳。

顯然，這種鄉鎮精神的背後所對應的正是公民自治與自組織的權利。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談到「為什麼需要有農民的組織」時，強調了建設公民社會的必要性：即使一個政府是民選政府，也不能取消工會、商會乃至類似民間組織。民間組織是對公權力組織的一個補充，簡而言之，有了民選政府，仍然應該有公民社會。

與此同時，人們同樣注意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及「發展是硬道理」等政治動員口號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與開放性使一些權力部門在追求效率最大化時完成了政府向經濟主導型的轉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潛台詞是：經濟發展是第一位的。至於公平，只能看是否顧得上，而「效率優先」就是顧不上的最好理由。

如前文所述，人類作為社會和政治的存在，必須要有功能正常的社會，正如人類作為生物的存在，必須要有空氣以供呼吸。沒有人可能脫離社會而生存（德魯克語）。君不見，即使是梭羅那樣的著名「隱士」，也承認當年在瓦爾登湖畔過一種實驗性的隱居生活時為自己備了三把椅子——「獨坐時用一把，交友時用兩把，社交時用三把。」

比利時的這場政治危機足足持續了半年時間。如一位布魯塞爾人所說：「也許我們締造了無政府最長紀錄，但生活並沒有因此變壞。如果政客不小心點，他們會知道我們比利時人不需要他們。」由此可見，比利時人並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他們有權選擇的更好的政府。

說到社會的自我組織，托克維爾很早就在美國發現了鄉鎮精神這一美國式民主的靈魂。新教倫理和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自由企業制度相結合，造就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體；而鄉鎮精神則與公民權利基礎上的民主制度相結合，創造了美國自由民主的神話。托克維爾注意到，「在歐洲大陸的所有國家中，可以說知道鄉鎮自由的國家連一個都沒有。」但在美國「鄉鎮卻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鄉鎮組織將自由帶給人民，教導人民安享自由和學會讓自由為他們服務。在沒有鄉鎮組織的條件下，一個國家雖然可以建立一個自由的政府，但它沒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暫時的利益或偶然的機會可以創造出獨立的外表，但潛伏于社會機體內部的專制遲早會重新冒出表面」。

「我是來打醬油的。」從一個極端的年代走到一個「打醬油」的時代，若問今日中國最流行什麼主義，答案一定是犬儒主義，「醬油主義」。沒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熱諷，對現實不滿卻又遠離政治與社會運動，帶著一種自命清醒的虛無主義，從不與強權對抗。這些都是犬儒主義的特徵。

社會民主無疑是民主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與政黨政治一起構成民主生活的兩翼。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談到，貴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從農民到國王，結成一條長長的鎖鏈，而民主制度則打斷了這條鎖鏈，使其環環脫落。當社會進入散兵游勇般的陌生人狀態，沒有人能夠單槍匹馬維護自己的自由。社會必須在獨立中合群，重新組織以求自治。正因為此，我們看到今日美國活躍著百萬余非營利性組織，它們的活動不僅為美國貢獻了十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而且成為美國最大的「就業機構」。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著作中對比了法國與美國社會結構的不同。中央集權國家，如法國，通過消滅中間團體和削弱地方自主權來擴展自身，這就阻礙了公共機構的政治參与，並意味著一旦發生對抗，情況必將異常激烈，甚至可能造成專制統治，而不期而至九-九-藏-書的革命也將變成「一種野蠻而可怕的自然力，一個舞著紅色爪牙的新奇怪物」。經過十幾年的恐怖與混亂，結果形成了一個比舊政權更絕對的專制統治。相比之下，在民間團體和地方自治力量較強而中央力量較弱的國家，如美國，政治參与經常而廣泛，這就使衝突分散，使民主繁榮。或者說，弱政府和社會團體的繁榮，使得美國民主可以避免在無政府主義平等論和國家主義專制論的兩極間找到平衡，而不會像法國那樣深受其害。（見西德尼·塔羅《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

對於國民來說，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國家同時陷入「無政府狀態」與「無社會狀態」。但是，如果比較兩種狀態，「無社會」之害恐怕遠甚於「無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能夠及時結束兩種「無政府狀態」。前一種，如法國「五月革命」的混亂就是在許多市民上街遊行，在「法國要工作」「把索邦打掃乾淨」等口號中結束的；后一種「無政府狀態」則是指政府空言政治，有權無責。這樣的時候，選民可以通過手中的選票改弦更張。

社會學將組織主要分為三大類，即政治組織、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百余年來的中國風雨沉浮、興衰榮辱，即是圍繞著三者之間的權界展開。

轉型，更意味著各種力量之間充分博弈，它決定了公民社會的來臨不可一蹴而就。有一點是清晰的，即通過一點點地釐清群己權界，使公民的權利得到保障，成為一個完整的權利主體，並在此基礎之上進行聯合，而這種聯合正是一個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脫胎換骨的動力。其結果是，以公民權利為結點的網狀體（公民社會）逐漸代替以權力為中心的星狀體（政治社會）。

顯而易見，自「治理」概念大行其道以來，以人類幸福自由為終極目標的世界政治出現了某種融合的趨勢。當中國人將目光投向歐洲改良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內涵時，世界同樣發現，這個為某些西方媒體所擔憂的、「滑向野蠻資本主義」的中國，已經開始新的旅程，在「社會主義」中重新尋找和發現「社會」的價值。

導演李楊藉助《盲井》和《盲山》向世界展示了「盲社會」的存在。在那些對罪惡和危險視而不見的世界里，人的眼睛不是簡單地瞎了，而是「死了」。正如李楊所說，所謂「盲」，就是「亡目」，而「亡目」的意思就是「眼睛死了」，死了和瞎了不一樣。顯然，這裏「眼睛死了」並非生理而是心理上的，就像人們時常談到的「哀莫大於心死」。儘管心臟還在跳動，但這個人的精氣神兒都死了。同樣，一個人如果「眼睛死了」，即使這雙眼睛還能完成光學投射的功能，他也會對眼裡的一切視而不見。

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國家正處於極大危機之中，加上國家的治理資源匱乏、社會治理手段過於單一化，發展成為一個「硬道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這個部分解決方案變成了一攬子解決方案，由此異化為包治中國百病的偏方。由於「GDP壓倒一切」「政績壓倒一切」，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喊出了「誰影響某地發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口號。

近兩百年前，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經這樣寫道：「使人們能夠用以確定什麼是跋扈與暴政的，正是權利觀念。權利觀念明確的人，可以獨立表現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從而不奴顏婢膝。」相較而言，今日中國四處飄蕩的恰恰是種種傲慢與諂媚的氣息。

商業改變中國，但在現有權利格局下，並不足以保障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重重危機，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后性，使人們將目光再次投向了社會，並對其寄予厚望。

相較之下，在擁有政治文明與社會文明的國家，短暫的「無政府狀態」尚不至於使社會陷入「痛打天下」的混戰，因為權力無主時，權利歸屬卻還在；因為在那兒社會已經訂立底線契約，既承認天下並非必將鹿死誰手的獵物，又圈定了政治與社會的界限。所以，無論政治出現了怎樣的危機，掌權者如何易位，社會仍不至於受滅頂之災。僕人走了，家還在。

不難理解，文革等時期之所以處處是「人對人的狼戰」（霍布斯語），就在於當時政治綁架生活、國家吞併社會，既無現代意義之政府，也無現代意義之社會。或者說，文革的大混亂不僅在於這個國家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更在於在那個政治挂帥的年代里它已深陷「無社會狀態」。

談到法國大革rｅad.９９ｃsｗ•com命，英國思想家愛德蒙·柏克曾經提到一個問題：一個帝國為什麼會在一夜之間坍塌？柏克的回答是：「為了壯大自己，君主制削弱了其他一切社會力量。為了統制國家，政權摧毀了其他所有的社會紐帶。一旦維繫人民的紐帶被割斷，整個國家就土崩瓦解了。這時，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支撐君主、貴族以及教會。」（見《柏克通信》，轉引自《中國之覺醒》，陳彥著，熊培雲譯）從今天理財的角度來說，帝國就像是一筐雞蛋，把一個國家裝在一個籃子里顯然是危險的。

單位辦社會，意味著單位是城市居民唯一經濟來源，包括住房、醫療費用、副食補貼、退休金等福利也來自單位。企業不僅是一個生產組織，而且還是政府的一個附屬機構。企業不僅要接受政府分配的計劃生產，還要協助政府對社會成員的行為進行管束。在人還不是完整的「權利單位」，而只是「單位人」時，政府正是通過單位實現對社會成員的管理。同苛嚴的戶籍制度一樣，檔案管理制度的存在不僅不會增加公民的任何權利，相反，共和國公民的合法權利往往只能通過單位證明才能獲得。

哈耶克曾將社會主義視為「高尚而致命的自負」。此論正確與否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公權力企圖壟斷一個國家所有的事務，則是一種「不高尚的致命的自負」。歷史證明，在全能政治下，為了永遠拿冠軍，政府不僅當裁判、下場踢球，而且還會絞盡腦汁包攬對方球隊的訓練與挑選。

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政治組織在1949年確立自己的權威。然而，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原因、國際環境以及觀念上的誤區，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同時被納入政治組織之中，並形成了改革開放以前掌管人民一切生活的全能型政府。在這種全能體制下，政府幾乎無一例外地包辦了經濟與社會的所有職能，使之成為權力的附庸與延伸。所謂「單位辦社會」便是這一體制的集中體現與概括。從社會學的角度講，此一階段「社會主義」所見證的正是「有主義、無社會」的悖論。

制度之病與人心之病彷彿是兩生花。然而，在社會馬鈴薯般不能自組織起來的時候，苛責人們過於隱忍苟安，則多少有些殘忍。如筆者在《一個人的憲政》一文中所寫，我們時常責怪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懦弱，然而懦弱又有什麼過錯呢？無論是在極權還是暴民政治時期，與其說它是人們的處世抉擇，弗如說是一項權利。它為生活于亂世之中的人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當一個國家的大憲法失靈時，老百姓心裏的小憲法就會立即生效，它們不會構成中國憲政共同體，卻可以解釋中國人為何一盤散沙、一塌糊塗、一地雞毛。當國家憲法失之空洞、沒有足夠的力量加以護衛，當人們不能藉著憲法上的白紙黑字保衛自己，便只好各顧各，充當犬儒或豬仙，熱衷於在一個「盲社會」里踐行「一個人的憲政」。

2007年10月，我在比利時參加中歐文化論壇。當時這個國家正深陷政治危機，已經幾個月沒有了政府。儘管議會選舉結束了一百多天，但由於北部荷蘭語區弗蘭德斯和南部法語區瓦隆尼亞的政治領導人遲遲未就權力分配達成一致，組閣談判陷入僵局。然而，幾個月來，比利時人無不按部就班地生活，一切和我幾年前路過時一樣。如有媒體報道，人們每天正常上班，照常納稅，地鐵準點來，不可不謂安居樂業。

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一個顯著進步在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公民社會治理成本最低，「小政府，大社會」與建設一個「權小責大」的政府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一個好的政府只是負責提供公共產品，擔任社會「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不能成為經濟活動中的普通競爭者，也不能隨意進入公民的私人領域。

今日中國正在走向開放時代。同單位一樣，在舊有的計劃體制下，經濟組織的各種經營活動與分配都受命于政府。經濟組織只與其上級主管部門發生垂直的單向關係，不同的經濟組織之間缺乏橫向聯繫，各個組織都是相對封閉的。換言之，這是一個以權力為中心向四周發散的星狀體社會，權力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基礎與紐帶。

阿爾文·托夫勒在《再造新文明》中這樣區別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中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最重要差異是，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動的，而在市場經濟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對角流動，買賣雙方在各個層次交換著信息。

就像「公平正義」的提出意味著政府職能的某種回歸，「社會建設」的提出，同樣是中國社會力量培育與再造九九藏書政府的重要契機。中國正在走向開放社會，當人們陸續告別舊有的「單位文化」，在更開放的經濟與社會維度中尋找自己的獨立性，同時為建立各種社會聯繫提供了可能，甚至包括結社的可能。托克維爾說：「人們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志同道合者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活動的自由，是僅次於自己活動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在性質上幾乎與個人自由一樣是不能轉讓的。」與此同時，托克維爾也認識到，在走出舊有儀式與習俗進入公民社會時，人們同時也是「孤獨」的，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同時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是軟弱無力的。顯然，公民的自我組織不只是對社會有用，更意味著對人生有益。社會自組織狀態，同樣是一種民生狀態。

關於這一點，法國思想家聖西門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聖西門曾經為法國大革命的不盡人意苦惱不已。那麼，怎樣才能讓社會成功轉型而不再發生流血呢？聖西門當時想到的辦法就是建立各種各樣的網路。當然，這是廣義的網路，它包括完備的銀行系統、公路系統、鐵路系統、NGO等等。換句話說，通過建立工業社會的各種網路，救贖政治全能主義，同時盡最大可能保障社會安全。

近幾年來，有識之士越來越意識到經濟主導型政府的不足。吳敬璉、陳清泰等經濟學家力主改變目前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眾所周知，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基本上是靠投資尤其是政府的投資拉動的。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裹挾其中、席捲天下的各種政績工程，因為不受市場規律制約，不考慮投入產出比，投資損耗極大。據世界銀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中國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損失大約在4000億到5000億元之間。面對中國新一輪的「圈地運動」，政府主導型經濟在某些地方已經演變成對人與自然的「雙重掠奪」：一方面是掠奪自然資源，大量圈地卻拋荒無數；另一方面是掠奪民眾，諸如野蠻征地與拆遷已成為中國基層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直到今日，一些行政執法部門在進行執法時，仍然習慣於將企事業單位視為政府的附屬機構，彷彿它們是維持公共秩序的派出所。諸如上海推廣的「闖紅燈職員照片送達單位」、南京「行人闖紅燈，單位扣獎金」以及鄭州「行人闖紅燈單位受罰」等規章的出台，本質上更是將「社會人」拉回單位再做「單位人」。

民主並不只是選舉，更不是幾年趕一次集匆匆投票了事，自由也不只是簡單的各行其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中國領導人開始意識到「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時，人們同樣看到，沒有對民主與自由價值的弘揚，就不可能有功能正常的社會，而沒有「社會」，「社會主義」就無從談起。

個體強，則社會強；社會強，則國強。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假如政府認為自己的利益在於禁止人們發表意見，那麼，政府將會無所作為，並且會因為喜歡酣睡而聽任自己遲鈍下去。因此，有理想的國家必須使社會的活動不由政府包辦，使經濟、社會與政府同得救濟。如果政府到處都代替社團，這個國家在道德和知識方面出現的危險將不會低於它在工商業方面發生的危險。

德魯克筆下的沉船與恐慌為世人展示了一幅「社會崩潰」的圖景。「人類作為社會和政治的存在，必須要有功能正常的社會，正如人類作為生物的存在，必須要有空氣以供呼吸……」正因為此，我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泰坦尼克號》最震撼中國人心的不僅是愛情，更有旅客與船員在大難臨頭時的有序逃離。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發生在新疆克拉瑪依的那場大火以及當時「讓領導先走」的壯語豪言。

中國人常常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按照管理學家德魯克的說法，有人的地方卻未必有社會。「沒有人會把船隻失事時一群無組織、驚恐奔跑的人叫做一個『社會』。那兒儘管有一群人，但並不存在社會。事實上，這種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於社會的崩潰；而克服這種恐慌的唯一途徑，是要用社會價值觀念、社會紀律、社會權利和社會組織來重建一個社會。」照此說法，你在公共場所看到「龍的傳人」竟然不會排隊，打成一團，甚至還有人提刀在春運窗口買卧鋪票，這些也都算是零星的「社會崩潰」了。

孫立平注意到，近些年來，社會潰敗的跡象已經明顯呈現。其中最核心的是權力的失控。在過去三十年改革的過程中，儘管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九-九-藏-書本框架，但權力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中樞。因此社會的潰敗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失控，腐敗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這種失控表現為，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一些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陞官不惜犧牲體制利益（更不要說社會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

能夠在激流中屹立的人，未必能挺立於人海。一個人的幸福僅靠個人奮鬥是不夠的。如果沒有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體性推進，一切個人幸福都是可疑的。自顧自地奮鬥，就像走鋼絲一樣，隨時可能墜入深淵。「權利短板」的存在意味著每個人都是弱者，每個人都是權利的孤兒。正因為此，當下人們對「福利工會轉向維權工會」「村委會外設立農會」等呼籲才顯得如此迫切和重要。

之所以想起比利時的這一「無政府狀態」，與我2008年暑假在老家縣誌上讀到的一則文革史料有關。據記載，1967年初，「停產鬧革命」使縣政府癱瘓。幾個月後，分化為兩派的造反派發生大規模衝突，「7月4日，『井岡山』聚集貯木場，『大聯合』調集民兵三面包圍。凌晨二時，雙方開槍射擊，互有傷亡。11時，『大聯合』用六○炮轟擊貯木場。武鬥中，雙方共死亡10人」。

有理由相信，如果政府不提供並鼓勵一個社會「結社自救」的可能，在客觀上也意味著那些從舊生活中得到脫身而出的民眾將從此陷入「雙重拋棄」的境地。針對全社會可能陷入一種無能為力的狀態，托克維爾指出：「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成員喪失了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大事業的能力，而且又沒有養成共同做大事業的習慣，那它不久就會回到野蠻狀態。」

按照歐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政治全能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人際疏離，沒有公共精神，即犬儒主義。當然，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應該加上一層，即在反抗未成功或者未能如願時變得心灰意冷。約翰·密爾曾經指出，在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社會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借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

轉型期中國人漸漸熱衷於討論政府如何對社會進行危機管理，事實上，同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種制度文化，使社會能夠充分自治，可以從容面對政府危機；能夠在此危機中繼續自由自我、自發自為地生活。在我看來，討論一個國家是否穩定，政治是否文明，社會是否功能正常，首先需要觀測的就是在政府出現危機時社會能否秩序如常。

令人遺憾的是，當經濟改革將資本從權力中部分救贖出來后，官商合謀很快便形成了特殊權力集團，可能拒絕市場的利益分化，又可能拒絕社會力量的利益博弈。

民主國家社會力量的強大是有目共睹的。以美國為例，除了由國家政黨、總統政治以及官僚機構等操持的「政治」外，還有一種廣泛存在於街坊鄰里之間的民主。如果說前者是吸引眼球的「華而不實的想象」，它使公民成為旁觀者而不是腳踏實地的參与者，那麼後者則更像是「後院里的革命」，雖然悄無聲息，卻在一點一滴地哺育這個國家，小河有水大河滿。

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不難獲得類似印象。中央政府在割斷民間的橫向聯繫后，實際上也會將社會的「救亡」機制一併剔除。同樣，在皇權時期，當外敵來犯，由於社會凡事都指望中央政府，社會自救很難展開，於是中央政府垮了，整個國家也便垮了。關於這一點，清軍入關，明朝速亡即是明證。當然，從理論上說，社會早在外敵入侵之前便已經瓦解了。只不過，這一時期，社會弱不禁風的實質在強大的權力面前被掩蓋了。

不得不承認的是，由於獨立於政府的權益組織的缺失，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個人甚至包括專業的維九*九*藏*書權者，實際上面臨一種「泥菩薩」的困境。當一個律師不能保障自己進入法庭的權利時，我們就不能說他及其他所維護的當事人的權益是完整的。

值得思考的是，同是「無政府狀態」，為什麼布魯塞爾街頭沒有發生類似當年中國之混戰？以及，兩個時代的差別，是否更在於後者處於「無社會狀態」之中？

面對政府反覆提到的「穩定壓倒一切」等「維穩」思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認為，儘管目前社會矛盾較多，甚至有激化的跡象，但中國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並不大。在他看來，現在人們都在關心社會矛盾、社會衝突、群體性|事件等問題。之所以有這樣的關心，是擔心發生大的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衝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說得形象一點，動蕩好比是健康的身體被別人打傷了，而潰敗則是自身的組織或細胞出了嚴重的毛病。社會動蕩的反面是社會穩定，社會潰敗的反面是社會健康。

一個國家的整體性繁榮，有賴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三維建設，任何一維的錯位與忽略都有可能禍及其他，而讓政府回歸「仲裁者」「服務者」與「監管者」的角色，無疑是防止公權力成為「特殊利益集團」代言人與保護傘的重要路徑。

如果一個國家是借暴力實現改朝換代，而且這種暴力邏輯還要繼續下去；如果掌權者只能通過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甚至剝奪他們的生命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我們就不能說這個國家及其政治是穩定的。自古以來，中國人稱以暴力奪取江山為「打天下」，然而得天下者無不「像野蠻人一樣」把本國當成新被征服的國家。所謂「逐鹿中原」，實則是將打天下當做打獵，將天下當做可被射殺或戲弄的獵物。及至打得天下，將天下收入囊中，盤剝民財亦如探囊取物。

與此相關的是，這種社會的潰敗蔓延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關於這一點，只需看看書店裡有多少書在教人做好狼和狐狸；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整個社會的信息系統已經高度失真。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在急劇流失。正月元宵節央視一場大火，損失達幾十個億。然而，網路上一片幸災樂禍之聲。沒有悲傷，沒有痛心，幸災樂禍中透露的是某種難以言表的快意。

一場新的改革已經開始。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將「社會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並且提出「共同建設、共同享有」，藉此強調全民參与社會建設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的一大貢獻，就在於承認人有一己之私，並在此基礎上承認社會有不同階層與利益，有隨時可能被激化的來自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社會矛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利益格局的分化與重組，產生了新的利益群體、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包括當下媒體熱議的「特殊利益集團」。當權力與既得利益捆綁成集團，一方面，權力不斷通過「看得見的腳」操控市場「看不見的手」；另一方面，即使面對民意壓力，仍會在具體調控與管理過程中表現得各懷鬼胎、離心離德，甚至對於社會力量的參与給予打壓。

正是這個原因，在人們慨嘆「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的時候，中國社會力量除了在網路、報章上發出些零星抗議外幾乎無所作為。諸如「自主建房」「不買房運動」無不終於曇花一現，在各方開始關注它時卻銷聲匿跡。在一些地方，資本與權力的聯盟雖說是唯利是圖的「露水婚姻」，但它足以使社會力量長期處於避孕狀態。如果現有體制不能給社會自我組織以更多機會，那麼社會力量必定因為有心無力而無所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成績從哪裡來？來自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做什麼？從本質上講，就是建立各種各樣的網路。所謂「與世界接軌」，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網路上的接駁。今日世界熱衷討論「風險社會」，也是要通過完備的網路體系以分散社會風險。

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隨著大批相對獨立的經濟組織的形成，資源配置良性發展，社會組織功能分化。與此同時，許多權力部門開始失去原有的利益，一些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甚至下海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