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社會不過是國家的附庸。用黑格爾的話說是社會「必須以國家為前提」。無疑，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一直奉行的便是國家高於社會、國家壓倒社會的體制，以至於國家與社會高度一體化，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觀念壓倒實體，政治放逐生活。

顯然，「蘇為中用」的這種模式也是中國城鄉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為儘快工業化，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還經常貶損服務業和白領工作，大力頌揚體力勞動，注重生產資料，而漠視消費品。論及蘇聯的垮掉時，吳建民先生曾與我談到自己當年兩次路過蘇聯時的印象：蘇聯雖然在很多方面有進步，但民用工業一塌糊塗。

沒有經濟自由，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財務自由與擇業自由讓中國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資本」，可以不必像過去那樣仰「單位體制」之鼻息了。

談到中國近三十年的成就，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關鍵在於改革開放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解開了命令經濟中行政命令的束縛，擴大了居民擇業和創業的自由權利，使得原來被壓抑的潛能得以發揮出來。但在市場制度發展起來以後，就必須對這類過渡性的制度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否則就會帶來種種消極的經濟和社會後果。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更認為「只有還產於民，才能還富於民」。從交易公平的角度出發，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面國有化之時，政府曾向國民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給國家，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後的工作、生活、醫療、養老、小孩教育都由國家包了。那是一種對稱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責任回歸了公民個人，國家基本不管了，而當年被國有化的私人財產和土地並沒有還給公民，如此交易顯然有失公平，更會留下禍患。

如上所述，中國照搬蘇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將蘇聯體制推到極端。隨之而來的是1960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和1966至1976年的文革，貧困與混亂使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直到無路可走的小崗村農民按上逆境求生的血手印，在客觀上完成了對舊制度的反戈一擊，中國改革才終於浮出水面。

回顧本國的歷史，許多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會對春秋戰國有著一種莫名的鄉愁。那時候雖逢亂世，但在思想上卻有著空前絕後的繁榮，以至於無所作為的後人抱怨這人世間的思想過早地被老祖宗們一鍋端了。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每個人都在霞光與電火之間各奔前程。只可惜對於這些「亂象」，即使像孔子這樣的「軸心時代環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時代在交媾，卻未看到時代在孕育。更不幸的是，自始皇帝一統江湖之後，言論上的鉗制使一代代才子佳人變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你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關心你。近年來，諸如黨內民主說、憲政民主說、合作主義國家模式說、諮詢型法治政體說、國家制度建設說、增量民主說、協商民主說等各種政改路徑設計陸續出台。然而無論哪種改革，最後給人的感覺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中央編譯局當代所所長何增科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代中國人「患上了民主恐懼症」。在何看來，回顧中國政治現代化歷史，漸進與激進、改革與革命曾經屢次交替出現，但是漸進改革曾多次因貽誤時機而被激進的革命所代替，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也因此命運多舛。而中國今天的漸進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遠主要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適時推進並取得突破；二是現有政治制度的容納量和領導集團的學習能力。如果領導集團缺乏改革意願，任由矛盾和危機積累並最終總爆發，改革的機會就會悄悄流走，革命則會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與時間賽跑。

如上所述，「以開放促改革」並不局限於經濟層面。加入世貿促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為中國贏得了更好的國際環境。與此同時，更應看到的是，這種「以開放促改革」更體現在政治層面。加入世貿之後，中國同樣經受著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法律體系的壓力，而這種壓力更是一種建設性的壓力，是一種為了美好前景以求自新的壓力。在這個「從適應到認同」的過程中，來自世界的外在壓力將轉化為推進改革的內在動力。

當然，中國歷史並非總是原地踏步，它寬宏大量，偶爾也會生產幾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後的中國導演們歌功頌德。對於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繁華，愛做夢的搖滾歌手們甚至還要「夢裡回到唐朝」。的確，中國歷史一直並非積貧積弱。落後於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幾百年的事情。事實上，在西方世界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唉聲嘆氣的時候，遠在東方的中華帝國早已是盛世繁華，像今天的美利堅一樣光芒四射。

今天中國的「大部門」改革，是圍繞著三權分立展開的。「『三權分立』成了官方用語，單就這一點說，『大部制』就已經邁了一大步。」學者吳稼祥在其博客中將「三權分立」分為大中小三種，「大部制」是小三權分立，即行政權內部的三權分立，它是一種行政體制安排，把行政權劃分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讓其各司其職；中三權分立是孟德斯鳩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它是一種政治體制安排，指的是立法權、九_九_藏_書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三種權力分開設立，相互制衡；大三權分立指的是黨、議、行三種權力分開。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蘇聯式全權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之一，是黨權代替行政權，行政權代替議會權。「這樣做的優越性是干好事效率高，弊端是幹壞事效率也高。」

然而，從更古遠的歷史來看，人是一種社會存在，而非國家存在。如果國家註定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會有朝一日消失，那麼國家就不過是人類發展歷程中的一段插曲或一個權宜之計。事實上，今天的歐盟建設已經開始了對國家的解構，同樣，諸如人類社會、國際社會等詞彙也表明社會與人類有著更加天然的親近性。

對此，經濟學家茅于軾不無感慨：相較改革開放以前的穿衣服沒有自由，找工作沒有自由，想掙錢沒有自由，想旅行沒有自由，想思考沒有自由等等，現在中國人的自由顯然明顯增加。「只要有錢，差不多什麼都可以買了，除了土地以外。」

不過，經濟繁榮的背後，不滿的情緒也在積聚。國民在精神層面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對一切舊規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長。而且，後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地區，恰恰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如果研究法蘭西島舊財政區留下的檔案，就不難發現，正是在鄰近巴黎的地區，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在那裡，農民的自由和財產，已比任何其他財政區受到更好的保護。相反，沒有什麼地方的舊制度像盧瓦河流域及河口處、普瓦圖沼澤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誰知卻是在那裡點燃並滋養了內戰戰火，那裡對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時間最長久。以至於有人會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雨果小說《九三年》里反抗革命的人，便是出自布列塔尼地區。

只可惜，儘管宋朝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等熱兵器，但終究沒有殖民國家的擴張性或游牧民族收割他人莊稼與人頭的嗜好，終於孤木難支，像希臘一樣為野蠻所吞噬。外族權力對宋朝社會的屠戮，使中國社會在連續幾個漲停板后終於由牛轉熊，盤整至今。不過，宋朝的開放也使尚處於野蠻中的民族看到了文明，並間接導致了西方社會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爆炸式成長。回想這個朝代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及其後中國歷史的衰敗，那一時代的中國人真可謂「只顧耕耘，不問收穫」了。

喬治·布希曾經在演講中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學理論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維坦」（Leviathan）一樣具有雙面性格：它由人組成，也由人來運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種半神半獸的品質，它在保護人的同時，又在吃人。

有理由相信，發生於大革命之後的中國轉型從本質上說是要完成一場關於國家權力的轉型。即完成權力（或者國家）之於社會領域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會動蕩，又要使權力能夠安全歸位。這是一場新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讓中國歷史真正「告別革命」。

歷史學家李約瑟曾經說過，羅馬的衰弱並沒有永久終止歐洲的進化過程，但亞洲的類似發展卻被強大的政府所阻止。中國文明和科技獲得大發展，恰恰是在政府控制暫時被削弱的時期。顯而易見，宋朝社會之所以獲得空前繁榮，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當時政府沒有抑制社會成長。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也沒有「文字獄」的王朝。相較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政治，朱元璋及其他朝代對建國功臣進行屠戮者，當無地自容。

談到中國社會的大發展，熟讀中國歷史的人可能更願「夢裡回到宋朝」。筆者以為，唐朝雖然也曾強大，卻也只是個用詩歌吹牛、一事無成的時代。相較而言，宋朝才真有萬千氣象。只不過，宋朝的社會成長在後世史學中多有淹沒，以至於許多人誤以為宋朝是個體弱多病卻愛吟風弄月的孤兒。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兩個凡是」，停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推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曰「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界定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1997年「十五大」明確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雖然在緩慢進行，但是「國退民進」的浪潮卻清晰可見。市場化讓中國人漸漸走出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獲得越來越多的個人自由。

在《致命的自負》里哈耶克談到，在古希臘，斯巴達人是最強烈反對商業革命的人，「他們不承認個人財產，反而允許甚至鼓勵偷竊」。而在深深捲入商業利益的元老院成員的統治下，羅馬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個人財產絕對觀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羅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創業自由之後，社會自我擴展的秩序才開始衰弱並最終導致崩潰。

托克維爾注意到，假如人們按照舊制度存在末年的樣子去描繪舊制度，那麼繪出的將是一幅比真容更美卻又不太像的肖像。路易十六時期的法國：人口在增加九_九_藏_書，財富增長得更快，北美戰爭並未減慢這一飛躍發展；國家因戰爭雖然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這一現象說明，如果政府不以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為自己的首要目標，甚至逆勢而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權利，則不太可能發展出先進的文明，因為在此條件下社會的發展註定會被「強大的」政府所中斷。今天我們知道，近現代歷史上「政治全盤設計社會」所導致的種種悲劇，不過是啟蒙運動后全能理性的幻滅。用哈耶克的話來說就是，一切打算對整個社會實行計劃的企圖，無論是出於怎樣一種高尚的動機，在它的背後都寫著一種「致命的自負」。

如果把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社會解放」稱為中國自1949年「國家解放」以來的第二次解放運動，那麼至今為止，這場「社會解放」同樣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改革開放」，第二階段則是中國努力謀求及加入世貿后促成的「開放改革」。前者是通過國家之力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後者則是通過國際之力與社會之力自外而內、自下而上推動的。此一上一下，一外一內，成為見證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解放」的一個坐標系。

高昂的政治成本主要表現於行政擴張。建國之初，大的縣機關也就百余名幹部，而現在一些鄉鎮機關幹部就多達四五百人。人大代表、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在2008年兩會上更透露中國有的縣政府配了17名副縣長。劉錫榮由此建議制定五部新法反腐敗，包括國民收入分配法、財政預演算法、懲處集體貪污法、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及行政機關編制法——因為我們不僅要廉潔的公務員，還要建設廉潔的政府。面對中國實際財政收入遠高於公布的數字，周天勇等學者亦認為，「要推進人民民主政治，關鍵就是要人民控制住預算」。

人類歷史也是一部財產觀念史，也是一部社會成長史。和貿易一樣，社會比國家古老。

此時的宋朝正在進行著一場中國式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所謂「四大發明」或者「四大發現」其中有三項便是在這一朝代出現或真正得到運用。宋朝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都登峰造極，GDP佔全球一半，是當時世界上當之無愧的超級大國。如今，許多西方人仍在為搶做石油和上帝的生意打得頭破血流，然而早在十二世紀，浦江一側已經有了十座油井在生產。

第三種辦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這裏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似乎並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四百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於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那樣，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難怪在《中國社會史》里法蘭西院士謝和耐會這樣寫道：「從十二世紀開始浸透了中國歷史之全部觀念的正統倫理，再加上其過去歷史，全部簡化為一些失去了任何時間維度事件的傳統史學範疇（它們只關心中央政權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們發自內心地相信，中華世界的社會和政治形態、基本制度、經濟、思想和技術都具有永恆性。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變化和最令人震驚的新生事物，中國人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在歐洲歷史上被認為是標志著一個新社會出現的事件，在中國歷史的傳統視野中，卻只不過是一種『改朝換代』而已。」

至於有人批評某些部門「以開放為名，謀壟斷之實」，比如說中國油價搞雙重標準的「與世界接軌」，國有壟斷企業紛紛改制併到境外上市強化了相關行業的壟斷等等，顯然，凡此種種皆是壟斷出了問題，而不是開放出了問題——就像我們檢討中國農村問題時發現農村問題的根子在於有人壟斷了城市不讓農民進來，而不在於農民挑著被褥走四方尋找出路。如果有人非要說這是開放的問題，那也是中國當下的權力開放得還不夠，壟斷部門的利益開放得還不夠。

今日中國仍沒有走出農業社會，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兼而有之，可謂「三代同堂」。然而早在北宋時期的工商稅一度佔到了70％（其中一半來自海上貿易），而農業稅只佔30％。這意味著宋朝一度走出農業文明邁向了工商業社會。

托克維爾說：「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讓人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讓人難以忍受。博馬舍的短期監https://read.99csw.com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

顯然，轉型國家政治改革的成敗得失取決於如何將「利維坦」關進籠子。縱觀人類歷史，其具體路徑不外乎權力主導、權力裂變、外部輸入及社會反叛（革命）等幾種。比較而言，權力主導無疑是社會總體代價最小的一種方式，如英國的光榮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等等也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至於這種漸進式變革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於權力對自己前途的認識，以及社會在贖買權力時究竟願意支付多少社會成本和時間成本。從這方面來看，中國當下的改革，無論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奮進，種種利益交換的背後，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錢買憲政」的救贖意味。

第二條路子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地衝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其結果是：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社會受到全面破壞，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這方面，中國曾經深受其害。

而眼下的中國，社會生機初現。一切正如羅曼·羅蘭眼裡當年的法國：「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們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蘭西的質地細緻的花崗石決不會因之剝落的。在洪水帶來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東一處西一處，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經露出水面了。」

所以，「對經濟史的了解越多，就越會發現，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的建立構成了早期文明發展的頂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由於我們對有組織的政府的所作所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於個人之間自發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歷史說明嚴重誇大了政府的作用……強大的政府對自發的改進一再造成破壞，使文化的進化過程半途夭折……」

丁學良認為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二十世紀至少提供了四種可能的方法。

相較經濟與社會變革而言，政治改革無疑更緩慢曲折。誰也不能否認，儘管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中國改革最艱苦或最關鍵的一段路程尚待開拓。早在1980年，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八一八講話」中談執政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重強調要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等弊病。如今，當中國改革船到江心，人們最為關切的仍然是，如何能夠切切實實地推進政改，闖過轉型時期「最後的大關」。

早在一百年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曾經如此對比東西文明：「西方國家都面臨未來的黎明，而中國卻時時處處面對著遙遠過去的黑夜。」在我看來，面向「遙遠過去的黑夜」，既是在知識上也是在心靈上對自己進行雙重自閉。如有西方人所說，不藉助外力，中國完成改革「一千年都太短」，明恩溥同樣認為，「若不『藉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國，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風和海水不會讓這事辦成」。因為「凡是始於並終於一部機器的力，不能帶動這部機器」。在此意義上，中國充分世界化、積極全球化，既是向世界開放，更意味著以世界之力救濟一個國家，意味著世界將成為推動中國變革的「新大陸」。

然而，「民進國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風順。眾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後，在一些領域出現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國有企業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權力與資本的結盟盡享改革的好處，同時也成了繼續改革的攔路虎，使社會再次陷入被拋棄與被背叛的境遇。

2008年，經濟學家茅于軾在《綠葉》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在財富、自由和對內、對外開放三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和政治方面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不自由大為相關。今天中國所謂的問題，從道德滑坡到發展道路其實都與政治相關，其求解在於能否還權於民，用法治保護每個中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經濟可以取得成就，卻存在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權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當這個少數人的利益跟多數國民利益不衝突的時候，那可以相安無事，而一旦發生了衝突，就只有執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軾看來，中國當下的許多問題，諸如道德滑坡、環境惡化等同樣與政治有關。總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學者張雪忠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沒有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就不會成功》，指出自1982年以來中國幾乎每五年都要進行一次聲勢浩大的政府機構改革，而每一次改革的目標都大致相同。每一次機構精簡，國家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向「被精簡者」進行現金或其他形式的補償，但這些人騰出的位置很快又被更多的新進人員填滿。1995年，中國行政事業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所佔比重是11％，到2006年卻達到19％～20％。另外，經過多次機構改革后，中國的政府系統似乎仍不以公正、透明、廉潔和高效而著稱。「如果政治學的一些重要原則在中國也能適用的話，那麼ｒｅad.9９ｃｓｗ•cｏｍ讓一個無須問責的政府自我革新，並不會比讓一個人抓住頭髮把自己拽離地面更為容易。」從政治理論上說，國家通常被分為契約型國家和掠奪型國家兩種。只有政治權力能夠在公民之間平等地分配，才會有契約型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政府及其組成人員只是民眾授權的社會管理者，管理者並不固定地來自某一集團，並須不斷面對民眾定期及不定期的問責。政治動力學上的分析表明，在契約型國家，政府系統將不斷趨於公正、高效、透明和廉潔。

與此同時，舊制度的弊端也顯露無遺。這就是財政上的捉襟見肘，1788年法國又一次面臨財政危機。和前兩次財政危機（1720年和1763年）很快化險為夷不同的是，在權利意識方面已經覺醒的法國人此時已經對王室徹底失去了耐心和信心。雖然路易十六也在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沒有跟上社會的節奏。托克維爾將這場浩劫發生的原因歸結為一個悖論：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毀滅。

梳理中國早期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社會繁華，或許更有助於我們理解國家與社會。如前文所述，中國改革實際上暗合了一個「重新發現社會」的過程。在此意義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其說是因為政府做了什麼，不如說是政府沒做什麼。

理想的國家結構是國家、社會與市場「三分天下」，國家不能越出權力領域進入市場―價格領域和公民―社會的自治領域。毫無疑問，在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市場與社會正在從國家或者政府那裡一點點「收復」自己的疆界。這不僅體現在市場經濟中，同樣體現在公民社會的建設中。細心者會發現，近年來中國媒體甚至已經開始部分地出現了有關「罷工」或者「遊行」的新聞。只不過，「遊行」在詞語上被改頭換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現。2008年「兩會」期間，經歷了「廈門PX」事件洗禮的廈門市政府發布公告，承諾「公眾參与和市民反映強烈的項目不批」。由此可見公民參与在塑造政府性格時究竟有著怎樣重要的影響。

一個共識是，中國當下的轉型最重要的是權力的轉型，即如何完成政府從政治統治型和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所謂「權利」，對於一個身處轉型期的社會而言，首先是「政治上還權」「經濟上還利」。

此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警惕部門利益膨脹》中寫道，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機構中的部門利益問題日益突出。在決策或履行職能過程中，有些部門過多從本部門利益出發，過於強調、維護與謀取本部門利益，影響了決策的戰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損害了社會公正與大眾利益，增添了國家經濟及政治風險。在他看來，儘管「大部制」為大勢所趨，可以精簡政府機構，減少部門之間的職能交叉和許可權衝突，簡化公務手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有利於建立統一、精簡、高效的符合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現代化政府體制。但是，「大部門體制」改革意味著部門的重組，必然涉及部門之間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大部門體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來被不斷強化了的部門利益。由於部門利益膨脹涉及的不只是一般政府部門，因為中國政治體制特殊，諸多政府職能延伸到執政黨以及人大系統。因此，成功的「大部門體制」改革，肯定會牽動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和涵蓋到黨政、人大等權力系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大部制」建起來也很可能貌合神離。

由於時代的原因或者局限，今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次次被「矮化」為行政體制改革。應該說，行政體制改革同樣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細節。人們關心的是，如何能夠避免「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的「政改怪圈」一再出現。

中國轉型幾時大功告成，經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作過這樣的表述：「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的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2008年初，政治學者周天勇等人主編的《攻堅：十七大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一書同樣將時間指向了這一年——中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從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轉向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從1979年開始，至少需要六十年左右的時間。

盤點入世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官方數據表明，從2001年到2005年，在物價基本維持穩定的前提下，中國人均GDP由1038美元增長到1700美元，貧困人口從2001年底的3209萬人減少到2005年底的2365萬人。然而，對於中國這個https://read.99csw.com轉型國家來說，入世的意義遠不止於經濟層面，其對中國政治與社會改造同樣意義深遠。

強國家―弱社會形態主宰了中國歷史，在中國傳統權力體系中，不存在社會獨立於國家之外，並獲得不受國家干預的自主權利的觀念和理論。一代君王君臨天下時，王權必定淹沒社會。與此同時，在國家控制一切的全能主義時期，國家與社會高度同構的本質是國家吞併社會，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民當家做主」被異化為「國家為人民當家做主」。

丁學良認為，如果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復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壯大，受不到有效約束的官僚特權越來越促使腐敗的精緻化、深度化和全面化。同時期里，中國民間以及體制內那些正義的、公正的反腐訴求，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起不了制衡作用。於是可悲的、文革式政治的情緒重新抬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上述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方法，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試過兩種半，即軍閥的、暴民的、半開明專制的，均無效，但又延滯了第四種。

中山大學教授任劍濤認為，當國家行政機關僭越為國家權力管理機關，試圖自發自為地處置自己的權力，既制定規矩，又行使規矩，還自我評價，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政府機構改革，從一開始就喪失了改革的合法性，註定難以成功。而且這樣的行政機構改革越多，社會資源的消耗愈多，最後政府還是走不出「全能政府」的怪圈。

一個國家的開放，正如一個人的呼吸與飲食，人必須通過與外界的交流獲得力量。系統論的一個常識就在於，任何一個生命系統若要得到維持，就必須有無數開放的途徑與外部世界相連，藉此完成能量輸送與新陳代謝。正因為此，「與世界接軌」成為推動中國轉型的一個重要力量。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以斯大林模式為樣板建立經濟體制。早在1917年蘇聯剛起步時，由於資金不足，對大規模工業化有心無力，於是採用了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讓農民無條件地為工業化支付巨額成本。輕農重工的結果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農業搞得一團糟」（阿爾文·托夫勒語）。

2006年12月11日，中國結束了加入世貿的五年「過渡期」。世貿總幹事拉米給五年來中國打的成績是「A+」。儘管入世同樣帶來了或這或那的問題，但有目共睹的是，中國積極融入世界、充分世界化，並沒有形成「引狼入室」或「以身飼狼」的亂局。

第一種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試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非洲、拉丁美洲都發生過多起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其結果只不過是用槍杆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杆子來推動經濟的長時期發展。巴基斯坦大部分時候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會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只能在極短時間里趕走一個腐敗文官體制，不可能使國家在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對付官僚腐敗和特權的四種辦法》一文中指出，檢視過去的二三十年，對於中國重大的社會現象，中國國內的「左派」與「自由派」之間可以說在一切問題上都針鋒相對，但在官僚的特權和腐敗問題上卻能達到驚人的共識。二者基本上都認定，改革以來官僚特權和腐敗愈演愈烈。

在《攻堅》一書中周天勇等學者提到：在二元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應該是採取普選制、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的模式，而是採取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經濟邁進的模式。因此，未來一段時間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應該是「那些阻礙經濟協調運行、市場有序發展、社會充分發育的政治體制部分」。至於行政體制改革要和其他的改革，要與人大、司法、公民社會配套。沒有人大制約，行政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亞。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度尼西亞經濟搞垮了。印度尼西亞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台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有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

就中國加入世貿而言，在入世之前，中國所進行的變革主要是「改革→開放」，而入世之後，則是「開放→改革」。前者是「以改革促開放」，後者是「以開放促改革」。從「改革開放」到「開放改革」，兩者並非涇渭分明，而是良性互動。具體表現在，一方面，開放是改革的結果；另一方面，開放也為改革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